論尹師魯墓誌
《志》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才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
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只著一句道了。
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
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為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
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為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其事不可遍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
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為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為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為前言其窮達禍福無愧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
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志》、李翱《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
《志》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喜，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
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志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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