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讀《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作者：恽代英
1925年8月8日

本作品收錄於《中国青年》

　载《中国青年》第87期，署名：代英。

参见：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此書系戴季陶先生所著，他自信這是相從孫先生十余年的成績，他以為在今日國民黨員中同時有老衰病和幼稚病兩種，“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和衷共濟之實不舉，革命勢力之統一無望。”所以他大發宏願，著了這本小書，想統一國民黨員的思想。

　　在這書中我相信戴先生註重建設人民的權力，尤其註重建設在政治上、經濟地位上立於被壓迫地位的農工階級的權力；說明不為三萬萬七千萬最困苦的人民的生活，便沒有救國的意義，便沒有革命的意義。有智識能力不為大多數受苦的人民效力，就完全與過去二千年一切墮落了的儒者絲毫沒有兩樣，這種側重農工階級利益與權力的態度，是很值得欽佩的。但談到中國固有文化問題與發展階級勢力問題，我卻疑惑戴先生引申孫先生的學說，未免有過當之處。

　　孫先生有時亦講到中國固有文化，這是不錯的；但若因此便說不相信中國固有文化的價值，便沒有民族的自信力，便不能創造文化，那便中國人只好束手待斃，沒有存在於世界的權利，甚至於說便在全世界社會革命成功之後，中國民族亦只有化為真正的弱小民族，以至於滅亡，這些話未免太過火而不近情理了。戴先生痛心於一般人認中國的文化都是反科學的而加以排斥，他說，象這樣下去，在思想上革命與反革命的區別，幾乎變成中國的與非中國的區別，如果中國的一切真是毫無價值，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無存在的意義，還要做甚麽革命呢？我覺得戴先生的思想很奇怪！為甚麽不象戴先生一樣贊美中國文化，便是認中國“一切”是毫無價值，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毫無”存在的意義呢？為什麽那樣便一定會沒有民族的自信力，不能創造文化呢？固然我們要排斥“反科學的”中國文化，這亦猶如要排斥“反科學的”別國文化一樣，我們認“中國的一切”亦不過與任何國的“一切”一樣的有價值，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亦猶如猶太文化、埃及文化一樣，當然有存在的意義，但這與民族革命的自信力沒有什麽必要的關系。

　　革命的能力，發源於主義的信仰與群眾的黨的組織，若說必須先承認自己文化的價值才配談革命，請問非洲裏孚人中間並不曾產生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聖人，亦有革命的可能否呢？我們不應拿一國的文化來決定他的命運，這樣才不至於因贊羨人家的文化而自甘屈服（如一般美國化的留學生），亦不至於因鄙夷人家的文化而公然自認有任意蹂躪宰割的權利（如一般人對蒙、藏、苗的觀念），更用不著因不願屈服於人家而虛驕恃氣將自己的文化高舉起來。而且戴先生所謂中國的文化，如知仁的知，博愛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擇善固執貫徹始終的誠，如戴先生所說，不過是中國少數聖哲的倫理思想，這種思想既不是全中國人所共有的，亦不是中國人所獨有的。我們決不說馬克思的學說是德國的文化，列寧的學說是俄國的文化，然而戴先生卻要咬定二千年來無人理會的所謂“正統”思想是中國的文化，我真不懂這有什麽意思。

　　戴先生以為階級鬥爭的思想有糾正的必要，以為我們要促起全國國民的覺悟，不是促起一個階級的覺悟，我頗覺他不能自圓其說。戴先生說，中國現在並不是對資本主義宣戰，只是把一個剛受孕的資本主義墮了胎罷了，墮胎何曾是容易的事呢？中國雖不能有很清楚的兩階級對立，然而一則外國資本家移殖資本於中國境內，財政資本有匯豐、花旗等銀行，工業資本有內外棉紗廠、英美煙公司等工廠，津、漢、青、滬的工錢奴隸已數十萬人，對此等資本主義不應宣戰嗎？再則中國資本家資力雖然薄弱，然心不在小，將來決不能很爽快的屈服於國民黨節制資本的政策之下，對這種人不應當“預備”宣戰嗎？戴先生以為資產階級反對三民主義，真正站在利害敵對地位的不過百分之一，最沒良心和知識的占百分之九十九，其實站在利害敵對地位和沒良心知識有何分別。即歐美資產階級之反動，其酷待勞工又何嘗不可說是沒良心？其違背進化潮流何嘗不可說是沒知識？不過他們站在與勞工利害敵對的地位，使他們不易有良心有知識耳。戴先生知道要解決民生問題必定要人民自身來解決，才是切實，才是正確。但戴先生卻又要阻止階級勢力的擴大，要各階級的人拋棄他的階級性，似乎無產階級的勢力與階級性的發展亦是不好的。戴先生要治者階級“為”被治者階級的利益來革命，要支配階級的人拋棄他自己特殊的階級地位，這若不是一個空想，自然是沒有人反對的事情；但戴先生亦承認要農工階級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那便可知無產階級不應拋棄他自己的階級性；而阻止無產階級勢力之擴大，絕對不是相信民生主義的人所應有的態度了。戴先生又以為只有生活優裕的人才能得著革命的智識與覺悟，去“為”不覺悟的人革命。其實，倘若靠生活優裕的人去“為”人家革命，十余年的經驗已證明是靠不住的了。孫先生說要多數不知不覺的人實行革命，其實這些人決不是完全不知不覺，乃因受了革命的宣傳從生活上得著覺悟；這種從生活上得著覺悟的人比那些從知識上得著覺悟的人要勇敢堅決得多。若真是愚民政策，想靠少數治者階級的“士大夫”，來包辦革命的事，而有意無意中似乎反對農工階級勢力的擴大與他們的階級性的發展，這與戴先生自己所說要靠人民自身來解決才是切實正確之說根本矛盾，亦決不是孫先生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