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而已集)
小峰兄：
收到了幾期《語絲》，看見有《魯迅在廣東》的一個廣告，說是我的言論之類，都收集在內。後來的另一廣告上，卻變成“魯迅著”了。我以為這不大好。
我到中山大學的本意，原不過是教書。然而有些青年大開其歡迎會。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說，就聲明我不是什麽“戰士”，“革命家”。倘若是的，就應該在北京，廈門奮鬥；但我躲到“革命後方”的廣州來了，這就是並非“戰士”的證據。
不料主席的某先生——他那時是委員——接著演說，說這是我太謙虛，就我過去的事實看來，確是一個戰鬥者，革命者。於是禮堂上劈劈拍拍一陣拍手，我的“戰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後，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誰去推辭？我只好咬著牙關，背了“戰士”的招牌走進房裏去，想到敝同鄉秋瑾姑娘，就是被這種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陣亡”不可麽？
沒有法子，姑且由它去罷。然而苦矣！訪問的，研究的，談文學的，偵探思想的，要做序，題簽的，請演說的，鬧得個不亦樂乎。我尤其怕的是演說，因為它有指定的時候，不聽拖延。臨時到來一班青年，連勸帶逼，將你綁了出去。而所說的話是大概有一定的題目的。命題作文，我最不擅長。否則，我在清朝不早進了秀才了麽？然而不得已，也只好起承轉合，上臺去說幾句。但我自有定例：至多以十分鐘為限。可是心裏還是不舒服，事前事後，我常常對熟人嘆息說：不料我竟到“革命的策源地”來做洋八股了。
還有一層，我凡有東西發表，無論講義，演說，是必須自己看過的。但那時太忙，有時不但稿子沒有看，連印出了之後也沒有看。這回變成書了，我也今天才知道，而終於不明白究竟是怎麽一回事，裏面是怎樣的東西。現在我也不想拿什麽費話來搗亂，但以我們多年的交情，希望你最好允許我實行下列三樣——
一，將書中的我的演說，文章等都刪去。
二，將廣告上的著者的署名改正。
三，將這信在《語絲》上發表。
這樣一來，就只剩了別人所編的別人的文章，我當然心安理得，無話可說了。但是，還有一層，看了《魯迅在廣東》，是不足以很知道魯迅之在廣東的。我想，要後面再加上幾十頁白紙，才可以稱為“魯迅在廣東”。
回想起我這一年的境遇來，有時實在覺得有味。在廈門，是到時靜悄悄，後來大熱鬧；在廣東，是到時大熱鬧，後來靜悄悄。肚大兩頭尖，像一個橄欖。我如有作品，題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但好在我也沒有作品。
至於那時關於我的文字，大概是多的罷。我還記得每有一篇登出，某教授便魂不附體似的對我說道：“又在恭維你了！
看見了麽？”我總點點頭，說，“看見了。”談下去，他照例說，“在西洋，文學是只有女人看的。”我也點點頭，說，“大概是的罷。”心裏卻想：戰士和革命者的虛銜，大約不久就要革掉了罷。
照那時的形勢看來，實在也足令認明了我的“紙糊的假冠”的才子們生氣。但那形勢是另有緣故的，以非急切，姑且不談。現在所要說的，只是報上所表見的，乃是一時的情形；此刻早沒有假冠了，可惜報上並不記載。但我在廣東的魯迅自己，是知道的，所以寫一點出來，給憎惡我的先生們平平心——
一，“戰鬥”和“革命”，先前幾乎有修改為“搗亂”的趨勢，現在大約可以免了。但舊銜似乎已經革去。
二，要我做序的書，已經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題簽，已經撤換。
三，報上說我已經逃走，或者說我到漢口去了。寫信去更正，就沒收。
四，有一種報上，竭力不使它有“魯迅”兩字出現，這是由比較兩種報上的同一記事而知道的。
五，一種報上，已給我另定了一種頭銜，曰：雜感家。
評論是“特長即在他的尖銳的筆調，此外別無可稱。”然而他希望我們和《現代評論》合作。為什麽呢？他說：“因為我們細考兩派文章思想，初無什麽大別。”（此刻我才知道，這篇文章是轉錄上海的《學燈》的。原來如此，無怪其然。寫完之後，追註。）
六，一個學者，已經說是我的文字損害了他，要將我送官了，先給我一個命令道：“暫勿離粵，以俟開審！”
阿呀，仁兄，你看這怎麽得了呀！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鉞風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縲紲之憂”了。
“孔子曰：‘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怕未必有這樣僥幸的事罷，唉唉，嗚呼！
但那是其實沒有什麽的，以上雲雲，真是“小病呻吟”。
我之所以要聲明，不過希望大家不要誤解，以為我是坐在高臺上指揮“思想革命”而已。尤其是有幾位青年，納罕我為什麽近來不開口。你看，再開口，豈不要永“勿離粵，以俟開審”了麽？語有之曰：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此之謂也。
我所遇見的那些事，全是社會上的常情，我倒並不覺得怎樣。我所感到悲哀的，是有幾個同我來的學生，至今還找不到學校進，還在顛沛流離。我還要補足一句，是：他們都不是共產黨，也不是親共派。其吃苦的原因，就在和我認得。
所以有一個，曾得到他的同鄉的忠告道：“你以後不要再說你是魯迅的學生了罷。”在某大學裏，聽說尤其嚴厲，看看《語絲》，就要被稱為“語絲派”；和我認識，就要被叫為“魯迅派”的。
這樣子，我想，已經夠了，大足以平平正人君子之流的心了。但還要聲明一句，這是一部分的人們對我的情形。此外，肯忘掉我，或者至今還和我來往，或要我寫字或講演的人，偶然也仍舊有的。
《語絲》我仍舊愛看，還是他能夠破破我的岑寂。但據我看來，其中有些關於南邊的議論，未免有一點隔膜。譬如，有一回，似乎頗以“正人君子”之南下為奇，殊不知《現代》在這裏，一向是銷行很廣的。相距太遠，也難怪。我在廈門，還只知道一個共產黨的總名，到此以後，才知道其中有CP和CY之分。一直到近來，才知道非共產黨而稱為什麽Y什麽Y的，還不止一種。我又仿佛感到有一個團體，是自以為正統，而喜歡監督思想的。我似乎也就在被監督之列，有時遇見盤問式的訪問者，我往往疑心就是他們。但是否的確如此，也到底摸不清，即使真的，我也說不出名目，因為那些名目，多是我所沒有聽到過的。
以上算是牢騷。但我覺得正人君子這回是可以審問我了：
“你知道苦了罷？你改悔不改悔？”大約也不但正人君子，凡對我有些好意的人，也要問的。我的仁兄，你也許即是其一。
我可以即刻答復：“一點不苦，一點不悔。而且倒很有趣的。”
土耳其雞的雞冠似的彩色的變換，在“以俟開審”之暇，隨便看看，實在是有趣的。你知道沒有？一群正人君子，連拜服“孤桐先生”的陳源教授即西瀅，都舍棄了公理正義的棧房的東吉祥胡同，到青天白日旗下來“服務”了。《民報》的廣告在我的名字上用了“權威”兩個字，當時陳源教授多麽挖苦呀。這回我看見《閑話》出版的廣告，道：
“想認識這位文藝批評界的權威的，——尤其不可不讀《閑話》！”這真使我覺得飄飄然，原來你不必“請君入甕”，自己也會爬進來！
但那廣告上又舉出一個曾經被稱為“學棍”的魯迅來，而這回偏尊之曰“先生”，居然和這“文藝批評界的權威”並列，卻確乎給了我一個不小的打擊。我立刻自覺：阿呀，痛哉，又被釘在木板上替“文藝批評界的權威”做廣告了。兩個“權威”，一個假的和一個真的，一個被“權威”挖苦的“權威”和一個挖苦“權威”的“權威”。呵呵！
祝你安好。我是好的。
魯迅。九，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