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序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序
作者：胡适

　　郭紹虞先生編著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其上卷起自古代，下至北宋，已近三十萬字。此書有幾種長處：第一，作者搜集材料最辛勤；這一千多年中，關於文學批評的議論，都保存在這書裡，可省去後來治此學者無窮的精力。讀者的見解也許不一定和郭君完全一致，但無論何人都不能不寶貴這一巨冊的文學批評史料。第二，郭君的論斷未必處處都使讀者滿意，但他確能抓住幾個大潮流的意義，使人明瞭這一千多年的中國文學理論演變的痕跡。他把中國文學批評史分作三個大時期：隋以前為文學觀念演變期，隋唐至北宋為文學觀念復古期，南宋以至現代為文學批評完成期。這三個階段的名稱，我個人感覺的不很滿意，因為從歷史家的眼光看來，從古至今，都只是一個不斷的文學觀念演變時期；所謂“復古”期，不過是演變的一種；至於“完成”，更無此日；南宋至今，何嘗有個完成的文學觀念？然而我們若撇開了這三個分期的名稱，平心細讀郭君的敘述，還可以承認他的錯誤不過是名詞上的錯誤，他確已看出了中國文學觀念到隋唐以後經過一個激烈的大變化，這個大變化在形式上是復古，在意義上其實是革新。從隋唐到北宋的文學運動是一種“文藝復興”，是一個“再生”時代，是一個托古而革命的階段。這時期的文學批評只是那個文學運動的自覺的理論，所以也不免顯出一點復古的色彩。用這種眼光來看此書，我們還可以承認郭君的判斷在實質上是有見地的。我們讀此書的第五第六兩篇，可以明白那個時代的“古文運動”不是偶然的，不是韓愈、柳宗元等兩三個人偶然倡出來的，乃是一個經過長期醞釀，並且有許多才智之士努力參加的大運動；不是盲目的；乃是有許多自覺的理論作基本的革新運動。所以此書的最大功用在於輔助文學史，在於使人格外明瞭文學變遷的理論的背景。

　　此書也有一些可議之處。如本書第二篇論古代文學觀念，即使我們感覺不少的失望。最不能使人滿意的是把“神”“氣”等等後起的觀念牽入古代文學見解裡去。如《孟子》說“浩然之氣”一章與文學有何關係？如《繫辭傳》說“知幾其神乎”，與文章又有何關係？如《莊子》說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這與文章又有何關係？千百年後儘管有人濫用“神”“氣”等字來論文章，那都是“後話”，不可用來曲說古史；正如後世妄人也有用陰陽奇正來論文的，然而《老子》論奇正，古書論陰陽，豈是為論文而發的嗎？

　　又如第二篇中引《禮記·表記》中孔子語“情欲信，辭欲巧”，因說孔子“尚文之意固顯然可見了”（頁三）。孔子明明說"辭，達而已矣”。郭君不引此語，卻引那不可深信的《表記》以助成孔子尚文之說，未免被主觀的見解影響到材料的去取了。

　　又如《墨家的文學觀》一章（頁二八——三三），割裂三表的論證法，說前兩表為“學術的散文之二種”，而第三表為“尚用的文學觀”，也很牽強。墨家注重論辯方法，故古代議論辯證的文體起於《墨子·非攻》、《非命》、《明鬼》、《尚同》諸篇。三表法（《非命》與《明鬼》篇）與《小取》篇，多是講辯證方法的；《大取》篇所謂“辭以類行”之說，在《小取》篇中發揮最詳盡。凡“效、辟、侔、援、推”諸法，都只是“以類取，以類予”，都只是“辭以類行”。論辯文重在推理，而推理方法的要旨都在此諸法之中。試看《墨子》書中最謹嚴又最痛快的一篇論辯文，《非攻上》，其層次條理都只是“辟”、“侔”、“援”諸法的應用而已。因此可知此種辯證之論正是古代哲人對文學理論的重要貢獻，不應當忽視的。

　　郭君屢次要我寫一篇序。我在假期中讀完此書，勉強寫了這篇短序，一半是要介紹這部很重要的材料書，一半是想指出一兩點疑義，供作者與讀者的參考。

　　廿三，二，十七夜

　　（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2冊）

【編者按】此文上有胡適批語“此序寫成後，我寫信與作者，能不用最好。他回信贊成不用，而將序末二段收入自序中。此文作廢。適之廿三，二，廿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