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外文談

門外文談
作者：魯迅

收入《且介亭雜文》

一、開頭

聽說今年上海的熱，是六十年來所未有的。白天出去混飯，晚上低頭回家，屋子裏還是熱，並且加上蚊子。這時候，只有門外是天堂。因為海邊的緣故罷，總有些風，用不着揮扇。雖然彼此有些認識，卻不常見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間或擱樓裏的鄰人也都坐出來了，他們有的是店員，有的是書局裏的校對員，有的是製圖工人的好手。大家都已經做得筋疲力盡，嘆着苦，但這時總還算有閒的，所以也談閒天。

閒天的範圍也並不小：談旱災，談求雨，談弔膀子，談三寸怪人干，談洋米，談裸腿，也談古文，談白話，談大眾語。因為我寫過幾篇白話文，所以關於古文之類他們特別要聽我的話，我也只好特別說的多。這樣的過了兩三夜，才給別的話岔開，也總算談完了。不料過了幾天之後，有幾個還要我寫出來。

他們裏面，有的是因為我看過幾本古書，所以相信我的，有的是因為我看過一點洋書，有的又因為我看古書也看洋書；但有幾位卻因此反不相信我，說我是蝙蝠。我說到古文，他就笑道，你不是唐宋八大家，能信麼？我談到大眾語，他又笑道：你又不是勞苦大眾，講甚麼海話呢？

這也是真的。我們講旱災的時候，就講到一位老爺下鄉查災，說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災的，現在成災，是因為農民懶，不戽水。但一種報上，卻記着一個六十老翁，因兒子戽水乏力而死，災象如故，無路可走，自殺了。老爺和鄉下人，意見是真有這麼的不同的。那麼，我的夜談，恐怕也終不過是一個門外閒人的空話罷了。

颶風過後，天氣也涼爽了一些，但我終於照着希望我寫的幾個人的希望，寫出來了，比口語簡單得多，大致卻無異，算是抄給我們一流人看的。當時只憑記憶，亂引古書，說話是耳邊風，錯點不打緊，寫在紙上，卻使我很躊躇，但自己又苦於沒有原書可對，這只好請讀者隨時指正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六夜，寫完並記。

二、字是甚麼人造的？

字是甚麼人造的？

我們聽慣了一件東西，總是古時候一位聖賢所造的故事，對於文字，也當然要有這質問。但立刻就有忘記了來源的答話：字是倉頡造的。

這是一般的學者的主張，他自然有他的出典。我還見過一幅這位倉頡的畫像，是生着四隻眼睛的老頭陀。可見要造文字，相貌先得出奇，我們這種只有兩隻眼睛的人，是不但本領不夠，連相貌也不配的。

然而做《易經》的人（我不知道是誰），卻比較的聰明，他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他不說倉頡，只說「後世聖人」，不說創造，只說掉換，真是謹慎得很；也許他無意中就不相信古代會有一個獨自造出許多文字來的人的了，所以就只是這麼含含胡胡的來一句。

但是，用書契來代結繩的人，又是甚麼腳色呢？文學家？不錯，從現在的所謂文學家的最要賣弄文字，奪掉筆桿便一無所能的事實看起來，的確首先就要想到他；他也的確應該給自己的吃飯傢伙出點力。然而並不是的。有史以前的人們，雖然勞動也唱歌，求愛也唱歌，他卻並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為他做夢也想不到賣詩稿，編全集，而且那時的社會裏，也沒有報館和書舖子，文字毫無用處。據有些學者告訴我們的話來看，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來該是史官了。

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只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冊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古人說：「倉頡，黃帝史。」第一句未可信，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關係，卻是很有意思的。至於後來的「文學家」用它來寫「阿呀呀，我的愛喲，我要死了！」

那些佳句，那不過是享享現成的罷了，「何足道哉」！

三、字是怎麼來的？

照《易經》說，書契之前明明是結繩；我們那裏的鄉下人，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緊要事，怕得忘記時，也常常說：「褲帶上打一個結！」那麼，我們的古聖人，是否也用一條長繩，有一件事就打一個結呢？恐怕是不行的。只有幾個結還記得，一多可就糟了。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八封」之流，三條繩一組，都不打結是「乾」，中間各打一結是「坤」罷？恐怕也不對。八組尚可，六十四組就難記，何況還會有五百十二組呢。只有在秘魯還有存留的「打結字」（Quippus），用一條橫繩，掛上許多直繩，拉來拉去的結起來，網不像網，倒似乎還可以表現較多的意思。我們上古的結繩，恐怕也是如此的罷。但它既然被書契掉換，又不是書契的祖宗，我們也不妨暫且不去管它了。

夏禹的「岣嶁碑」是道士們假造的；現在我們能在實物上看見的最古的文字，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鍾鼎文。但這些，都已經很進步了，幾乎找不出一個原始形態。只在銅器上，有時還可以看見一點寫實的圖形，如鹿，如象，而從這圖形上，又能發見和文字相關的線索：中國文字的基礎是「象形」。畫在西班牙的亞勒泰米拉（Altamira）洞裏的野牛，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遺蹟，許多藝術史家說，這正是「為藝術的藝術」，原始人畫着玩玩的。但這解釋未免過於「摩登」，因為原始人沒有十九世紀的文藝家那麼有閒，他的畫一隻牛，是有緣故的，為的是關於野牛，或者是獵取野牛，禁咒野牛的事。現在上海牆壁上的香煙和電影的廣告畫，尚且常有人張着嘴巴看，在少見多怪的原始社會裏，有了這麼一個奇蹟，那轟動一時，就可想而知了。他們一面看，知道了野牛這東西，原來可以用線條移在別的平面上，同時彷彿也認識了一個「牛」字，一面也佩服這作者的才能，但沒有人請他作自傳賺錢，所以姓氏也就湮沒了。但在社會裏，倉頡也不止一個，有的在刀柄上刻一點圖，有的在門戶上畫一些畫，心心相印，口口相傳，文字就多起來，史官一採集，便可以敷衍記事了。中國文字的由來，恐怕也逃不出這例子的。

自然，後來還該有不斷的增補，這是史官自己可以辦到的，新字夾在熟字中，又是象形，別人也容易推測到那字的意義。直到現在，中國還在生出新字來。但是，硬做新倉頡，卻要失敗的，吳的朱育，唐的武則天，都曾經造過古怪字，也都白費力。現在最會造字的是中國化學家，許多原質和化合物的名目，很不容易認得，連音也難以讀出來了。老實說，我是一看見就頭痛的，覺得遠不如就用萬國通用的拉丁名來得爽快，如果二十來個字母都認不得，請恕我直說：那麼，化學也大抵學不好的。

四、寫字就是畫畫

《周禮》和《說文解字》上都講文字的構成法有六種，這裏且不談罷，只說些和「象形」有關的東西。

象形，「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就是畫一隻眼睛是「目」，畫一個圓圈，放幾條毫光是「日」，那自然很明白，便當的。但有時要碰壁，譬如要畫刀口，怎麼辦呢？不畫刀背，也顯不出刀口來，這時就只好別出心裁，在刀口上加一條短棍，算是指明「這個地方」的意思，造了「刃」。這已經頗有些辦事棘手的模樣了，何況還有無形可像的事件，於是只得來「象意」，也叫作「會意」。一隻手放在樹上是「采」，一顆心放在屋子和飯碗之間是「寍」，有吃有住，安寍了。但要寫「寧可」的寧，卻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條線，表明這不過是用了「寍」的聲音的意思。「會意」比「象形」更麻煩，它至少要畫兩樣。如「寶」字，則要畫一個屋頂，一串玉，一個缶，一個貝，計四樣；我看「缶」字還是杵臼兩形合成的，那麼一共有五樣。單單為了畫這一個字，就很要破費些工夫。

不過還是走不通，因為有些事物是畫不出，有些事物是畫不來，譬如松柏，葉樣不同，原是可以分出來的，但寫字究竟是寫字，不能像繪畫那樣精工，到底還是硬挺不下去。來打開這僵局的是「諧聲」，意義和形象離開了關係。這已經是「記音」了，所以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字的進步。不錯，也可以說是進步，然而那基礎也還是畫畫兒。例如「菜，從草，采聲」，畫一窠草，一個爪，一株樹：三樣；「海，從水，每聲」，畫一條河，一位戴帽（？）的太太，也三樣。總之：如果要寫字，就非永遠畫畫不成。

但古人是並不愚蠢的，他們早就將形象改得簡單，遠離了寫實。篆字圓折，還有圖畫的餘痕，從隸書到現在的楷書，和形象就天差地遠。不過那基礎並未改變，天差地遠之後，就成為不像形的象形字，寫起來雖然比較的簡單，認起來卻非常困難了，要憑空一個一個的記住。而且有些字，也至今並不簡單，例如「泬」或「璋」，去叫孩子寫，非練習半年六月，是很難寫在半寸見方的格子裏面的。

還有一層，是「諧聲」字也因為古今字音的變遷，很有些和「聲」不大「諧」的了。現在還有誰讀「滑」為「骨」，讀「海」為「每」呢？

古人傳文字給我們，原是一份重大的遺產，應該感謝的。但在成了不像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的現在，這感謝卻只好躊躕一下了。

五、古時候言文一致麼？

到這裏，我想來猜一下古時候言文是否一致的問題。

對於這問題，現在的學者們雖然並沒有分明的結論，但聽他口氣，好像大概是以為一致的；越古，就越一致。不過我卻很有些懷疑，因為文字愈容易寫，就愈容易寫得和口語一致，但中國卻是那麼難畫的象形字，也許我們的古人，向來就將不關重要的詞摘去了的。

《書經》有那麼難讀，似乎正可作照寫口語的證據，但商周人的的確的口語，現在還沒有研究出，還要繁也說不定的。至於周秦古書，雖然作者也用一點他本地的方言，而文字大致相類，即使和口語還相近罷，用的也是周秦白話，並非周秦大眾語。漢朝更不必說了，雖是肯將《書經》裏難懂的字眼，翻成今字的司馬遷，也不過在特別情況之下，採用一點俗語，例如陳涉的老朋友看見他為王，驚異道：「夥頤，涉之為王沉沉者」，而其中的「涉之為王」四個字，我還疑心太史公加過修剪的。

那麼，古書裏採錄的童謠，諺語，民歌，該是那時的老牌俗語罷。我看也很難說。中國的文學家，是頗有愛改別人文章的脾氣的。最明顯的例子是漢民間的《淮南王歌》，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漢書》和《前漢紀》記的就兩樣。一面是——

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一面卻是——

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飽蓬蓬。

兄弟二人不相容。

比較起來，好像後者是本來面目，但已經刪掉了一些也說不定的：只是一個提要。後來宋人的語錄，話本，元人的雜劇和傳奇裏的科白，也都是提要，只是它用字較為平常，刪去的文字較少，就令人覺得「明白如話」了。

我的臆測，是以為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所以我們的做古文，是在用了已經並不象形的象形字，未必一定諧聲的諧聲字，在紙上描出今人誰也不說，懂的也不多的，古人的口語的摘要來。你想，這難不難呢？

六、於是文章成為奇貨了

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裏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只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中國在刻版還未發達的時候，有一部好書，往往是「藏之秘閣，副在三館」，連做了士子，也還是不知道寫着甚麼的。

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中國的字，到現在還很尊嚴，我們在牆壁上，就常常看見掛着寫上「敬惜字紙」的簍子；至於符的驅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文字既然含着尊嚴性，那麼，知道文字，這人也就連帶的尊嚴起來了。新的尊嚴者日出不窮，對於舊的尊嚴者就不利，而且知道文字的人們一多，也會損傷神秘性的。符的威力，就因為這好像是字的東西，除道士以外，誰也不認識的緣故。所以，對於文字，他們一定要把持。歐洲中世，文章學問，都在道院裏；克羅蒂亞（Kroatia），是到了十九世紀，識字的還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語，退步到對於舊生活剛夠用。他們革新的時候，就只好從外國借進許多新語來。

我們中國的文字，對於大眾，除了身份，經濟這些限制之外，卻還要加上一條高門檻：難。單是這條門檻，倘不費他十來年工夫，就不容易跨過。跨過了的，就是士大夫，而這些士大夫，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難起來，因為這可以使他特別的尊嚴，超出別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漢朝的楊雄的喜歡奇字，就有這毛病的，劉歆想借他的《方言》稿子，他幾乎要跳黃浦。唐朝呢，樊宗師的文章做到別人點不斷，李賀的詩做到別人看不懂，也都為了這緣故。還有一種方法是將字寫得別人不認識，下焉者，是從《康熙字典》上查出幾個古字來，夾進文章裏面去；上焉者是錢坫的用篆字來寫劉熙的《釋名》，最近還有錢玄同先生的照《說文》字樣給太炎先生抄《小學答問》。

文字難，文章難，這還都是原來的；這些上面，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製的難，卻還想它和大眾有緣，怎麼辦得到。但士大夫們也正願其如此，如果文字易識，大家都會，文字就不尊嚴，他也跟着不尊嚴了。說白話不如文言的人，就從這裏出發的；現在論大眾語，說大眾只要教給「千字課」就夠的人，那意思的根柢也還是在這裏。

七、不識字的作家

用那麼艱難的文字寫出來的古語摘要，我們先前也叫「文」，現在新派一點的叫「文學」，這不是從「文學子遊子夏」上割下來的，是從日本輸入，他們的對於英文Literature的譯名。會寫寫這樣的「文」的，現在是寫白話也可以了，就叫作「文學家」，或者叫「作家」。

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群裏，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你們不要太早的笑我，我還有話說。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我們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的練出複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那麼，這就是創作；大家也要佩服，應用的，這就等於出版；倘若用甚麼記號留存了下來，這就是文學；他當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學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這作品確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甚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裏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只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甚麼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甚麼話呢？

就是《詩經》的《國風》裏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王官們檢出它可作行政上參考的記錄了下來，此外消滅的正不知有多少。希臘人荷馬——我們姑且當作有這樣一個人——的兩大史詩，也原是口吟，現存的是別人的記錄。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之類，唐朝的《竹枝詞》和《柳枝詞》之類，原都是無名氏的創作，經文人的採錄和潤色之後，留傳下來的。這一潤色，留傳固然留傳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許多本來面目。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着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

但是，因為沒有記錄作品的東西，又很容易消滅，流布的範圍也不能很廣大，知道的人們也就很少了。偶有一點為文人所見，往往倒吃驚，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為新的養料。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於文學史上的。不識字的作家雖然不及文人的細膩，但他卻剛健，清新。

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八、怎麼交代？

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

「莫打鼓，莫打鑼，聽我唱個太平歌……」是欽頒的教育大眾的俗歌；此外，士大夫也辦過一些白話報，但那主意，是只要大家聽得懂，不必一定寫得出。《平民千字課》就帶了一點寫得出的可能，但也只夠記賬，寫信。倘要寫出心裏所想的東西，它那限定的字數是不夠的。譬如牢監，的確是給了人一塊地，不過它有限制，只能在這圈子裏行立坐臥，斷不能跑出設定了的鐵柵外面去。

勞乃宣和王照他兩位都有簡字，進步得很，可以照音寫字了。民國初年，教育部要制字母，他們倆都是會員，勞先生派了一位代表，王先生是親到的，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先生大戰，戰得吳先生肚子一凹，棉褲也落了下來。但結果總算幾經斟酌，製成了一種東西，叫作「注音字母」。那時很有些人，以為可以替代漢字了，但實際上還是不行，因為它究竟不過簡單的方塊字，恰如日本的「假名」一樣，夾上幾個，或者注在漢字的旁邊還可以，要它拜帥，能力就不夠了。寫起來會混雜，看起來要眼花。那時的會員們稱它為「注音字母」，是深知道它的能力範圍的。再看日本，他們有主張減少漢字的，有主張拉丁拼音的，但主張只用「假名」的卻沒有。

再好一點的是用羅馬字拼法，研究得最精的是趙元任先生罷，我不大明白。用世界通用的羅馬字拼起來——現在是連土耳其也採用了——一詞一串，非常清晰，是好的。但教我似的門外漢來說，好像那拼法還太繁。要精密，當然不得不繁，但繁得很，就又變了「難」，有些妨礙普及了。最好是另有一種簡而不陋的東西。

這裏我們可以研究一下新的「拉丁化」法，《每日國際文選》裏有一小本《中國語書法之拉丁化》，《世界》第二年第六七號合刊附錄的一份《言語科學》，就都是紹介這東西的。價錢便宜，有心的人可以買來看。它只有二十八個字母，拼法也容易學。「人」就是rhen，「房子」就是fangz，「我吃果子」是Wo ch goz，「他是工人」是Ta sh gungrhen。現在在華僑裏實驗，見了成績的，還只是北方話。但我想，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不是北京話——的人們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通行的大眾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罷。為今之計，只要酌量增減一點，使它合於各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甚麼窮鄉僻壤去了。

那麼，只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況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寫得快。美國人說，時間就是金錢；但我想：時間就是性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於謀財害命的。不過像我們這樣坐着乘風涼，談閒天的人們，可又是例外。

九、專化呢，普遍化呢？

到了這裏，就又碰着了一個大問題：中國的言語，各處很不同，單給一個粗枝大葉的區別，就有北方話，江浙話，兩湖川貴話，福建話，廣東話這五種，而這五種中，還有小區別。現在用拉丁字來寫，寫普通話，還是寫土話呢？要寫普通話，人們不會；倘寫土話，別處的人們就看不懂，反而隔閡起來，不及全國通行的漢字了。這是一個大弊病！

我的意思是：在開首的啟蒙時期，各地方各寫它的土話，用不着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當未用拉丁寫法之前，我們的不識字的人們，原沒有用漢字互通着聲氣，所以新添的壞處是一點也沒有的，倒有新的益處，至少是在同一語言的區域裏，可以彼此交換意見，吸收智識了——那當然，一面也得有人寫些有益的書。問題倒在這各處的大眾語文，將來究竟要它專化呢，還是普通化？

方言土語裏，很有些意味深長的話，我們那裏叫「煉話」，用起來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聽者也覺得趣味津津。各就各處的方言，將語法和詞彙，更加提煉，使他發達上去的，就是專化。這於文學，是很有益處的，它可以做得比僅用泛泛的話頭的文章更加有意思。但專化又有專化的危險。言語學我不知道，看生物，是一到專化，往往要滅亡的。未有人類以前的許多動植物，就因為太專化了，失其可變性，環境一改，無法應付，只好滅亡。——幸而我們人類還不算專化的動物，請你們不要愁。大眾，是有文學，要文學的，但決不該為文學做犧牲，要不然，他的荒謬和為了保存漢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國人做文盲來殉難的活聖賢就並不兩樣。所以，我想，啟蒙時候用方言，但一面又要漸漸的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詞彙去。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

幾個讀書人在書房裏商量出來的方案，固然大抵行不通，但一切都聽其自然，卻也不是好辦法。現在在碼頭上，公共機關中，大學校裏，確已有着一種好像普通話模樣的東西，大家說話，既非「國語」，又不是京話，各各帶着鄉音，鄉調，卻又不是方言，即使說的吃力，聽的也吃力，然而總歸說得出，聽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幫它發達，也是大眾語中的一支，說不定將來還簡直是主力。我說要在方言裏「加入新的去」，那「新的」的來源就在這地方。待到這一種出於自然，又加人工的話一普遍，我們的大眾語文就算大致統一了。此後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後，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話」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的形成，文學就更加精采了。馬上是辦不到的。你們想，國粹家當作寶貝的漢字，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這才有這麼一堆古怪成績麼？

至於開手要誰來做的問題，那不消說：是覺悟的讀書人。有人說：「大眾的事情，要大眾自己來做！」那當然不錯的，不過得看看說的是甚麼腳色。如果說的是大眾，那有一點是對的，對的是要自己來，錯的是推開了幫手。倘使說的是讀書人呢，那可全不同了：他在用漂亮話把持文字，保護自己的尊榮。

十、不必恐慌

但是，這還不必實做，只要一說，就又使另一些人發生恐慌了。

首先是說提倡大眾語文的，乃是「文藝的政治宣傳員如宋陽之流」，本意在於造反。給帶上一頂有色帽，是極簡單的反對法。不過一面也就是說，為了自己的太平，寧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那麽，倘使口頭宣傳呢，就應該使中國有百分之八十的聾子了。但這不屬於「談文」的範圍，這裏也無須多說。

專為着文學發愁的，我現在看見有兩種。一種是怕大眾如果都會讀，寫，就大家都變成文學家了。

這真是怕天掉下來的好人。上次說過，在不識字的大眾裏，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鄉下去了，先前是，農民們還有一點餘閒，譬如乘涼，就有人講故事。不過這講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較的見識多，說話巧，能夠使人聽下去，懂明白，並且覺得有趣。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話來，也就是作品。倘有語言無味，偏愛多嘴的人，大家是不要聽的，還要送給他許多冷話——譏刺。我們弄了幾千年文言，十來年白話，凡是能寫的人，何嘗個個是文學家呢？即使都變成文學家，又不是軍閥或土匪，於大眾也並無害處的，不過彼此互看作品而已。還有一種是怕文學的低落。大眾並無舊文學的修養，比起士大夫文學的細緻來，或者會顯得所謂「低落」的，但也未染舊文學的痼疾，所以它又剛健，清新。無名氏文學如《子夜歌》之流，會給舊文學一種新力量，我先前已經說過了；現在也有人紹介了許多民歌和故事。還有戲劇，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連救母》裏的無常鬼的自傳，說是因為同情一個鬼魂，暫放還陽半日，不料被閻羅責罰，從此不再寬縱了——

「那怕你銅牆鐵壁！

那怕你皇親國戚！……」

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過，何等守法，又何等果決，我們的文學家做得出來麼？

這是真的農民和手業工人的作品，由他們閒中扮演。借目連的巡行來貫串許多故事，除《小尼姑下山》外，和刻本的《目連救母記》是完全不同的。其中有一段《武松打虎》，是甲乙兩人，一強一弱，扮着戲玩。先是甲扮武松，乙扮老虎，被甲打得要命，乙埋怨他了，甲道：「你是老虎，不打，不是給你咬死了？」乙只得要求互換，卻又被甲咬得要命，一說怨話，甲便道：「你是武松，不咬，不是給你打死了？」我想：比起希臘的伊索，俄國的梭羅古勃的寓言來，這是毫無遜色的。

如果到全國的各處去收集，這一類的作品恐怕還很多。但自然，缺點是有的。是一向受着難文字，難文章的封鎖，和現代思潮隔絕。所以，倘要中國的文化一同向上，就必須提倡大眾語，大眾文，而且書法更必須拉丁化。

十一、大眾並不如讀書人所想像的愚蠢

但是，這一回，大眾語文剛一提出，就有些猛將趁勢出現了，來路是並不一樣的，可是都向白話，翻譯，歐化語法，新字眼進攻。他們都打着「大眾」的旗，說這些東西，都為大眾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餘孽，借此先來打擊當面的白話和翻譯的，就是祖傳的「遠交近攻」的老法術；有的是本是懶惰分子，未嘗用功，要大眾語未成，白話先倒，讓他在這空場上誇海口的，其實也還是文言文的好朋友，我都不想在這裏多談。現在要說的只是那些好意的，然而錯誤的人，因為他們不是看輕了大眾，就是看輕了自己，仍舊犯着古之讀書人的老毛病。

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為較新，較難的字句，自己能懂，大眾卻不能懂，所以為大眾計，是必須徹底掃蕩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他就要不自覺的成為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眾語文在大眾中推行得快，主張甚麼都要配大眾的胃口，甚至於說要「迎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閒的。

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並不如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麼愚蠢。他們是要智識，要新的智識，要學習，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名詞，他們是甚麼也不懂；但逐漸的檢必要的灌輸進去，他們卻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書人。初生的孩子，都是文盲，但到兩歲，就懂許多話，能說許多話了，這在他，全部是新名詞，新語法。他那裏是從《馬氏文通》或《辭源》裏查來的呢，也沒有教師給他解釋，他是聽過幾回之後，從比較而明白了意義的。大眾的會攝取新詞彙和語法，也就是這樣子，他們會這樣的前進。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像為大眾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不過也不能聽大眾的自然，因為有些見識，他們究竟還在覺悟的讀書人之下，如果不給他們隨時揀選，也許會誤拿了無益的，甚而至於有害的東西。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閒，是絕對的要不得的。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囉。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

十二、煞尾

話已經說得不少了。總之，單是話不行，要緊的是做。要許多人做：大眾和先驅；要各式的人做：教育家，文學家，言語學家……。這已經迫於必要了，即使目下還有點逆水行舟，也只好拉縴；順水固然好得很，然而還是少不得把舵的。

這拉縴或把舵的好方法，雖然也可以口談，但大抵得益於實驗，無論怎麼看風看水，目的只是一個：向前。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見，現在還是給我聽聽你們諸位的高論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