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 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作者：陳獨秀 1923年6月 |
(譯自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俄文稿)
現在我代表中央委員會作關於上屆代表會議[1]以來的工作報告。中央委員會的人員太少，搜集不了很多材料。由於遭受迫害，許多材料也遺失了，所以概述得不可能全面。
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只有五人，因此，代表會議以後，杭州委員會建議擴大中央委員會，再增加兩名委員。可是上海和北京反對這個建議。當上海的迫害更加厲害時，北京的政治局勢還可以使我們在那裏進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員會遷到北京。我們開始改善機構。但是，我們還沒有來得及著手執行我們的計劃，在京漢大罷工以後，猖獗的反動派就迫使我們離開北京返回上海。改善機構的計劃未能實現，因為上海的迫害非常厲害，又加上我們要準備召開黨代表會議，所以我們把中央委員會遷到廣州，那裏的局勢也不穩定，因此，改善中央機構還是不可能的。
上海和廣州小組由這兩個市的一些地方小組組成。北京、漢口和長沙（湖南）的許多地方小組已聯合成地區小組。鄭州小組在京漢鐵路罷工時被破壞了。
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約有一萬五千[2]，其中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會議上。經費是分發給各個小組的，同時還用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上，用在聯絡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我們只能提出最近幾個月的詳細報告，因為其余的材料落到了上海法國巡捕的手裏，由於一個同志被捕，這些材料全部遺失了。
現在共有黨員四百二十人，其中在國外的有四十四人，工人一百六十四人，婦女三十七人，另外還有十個同志被關在獄中。
去年我們只有二百名黨員，今年入黨的大約有二百人，其中有一百三十個工人。
杭州會議以後，我們間斷地出版了日報[3]，這種間斷的情況是罷工造成的。報紙只出了二十八期，每期平均印五千至六千份。然而在初期我們的日報遭到了批評，現在它才得到同情。北京、湖北、廣州和上海等地也出版了周刊。
關於京漢鐵路罷工事件，我們出版了小冊子，在很多場合，我們發表了宣言。《新青年》雜誌以前每月出版一次，現在改為三個月出版一次。出版《前鋒》月刊，刊登有關中國政治經濟情況的一般性的文章和國際政治形勢問題的文章。
在上屆代表會議上，我們同意東方民族大會通過的關於共產黨與民主革命派合作問題的決議。情況的發展表明，只有聯合戰線還不夠，我們又接到了共產國際關於加入國民黨的指示。在上屆黨代表會議以後，我們不能很快地再召開代表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所以中央就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一起討論了這個問題。
起初，大多數人都反對加入國民黨，可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說服了與會者，我們決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從這時起，我們黨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的改變。以前，我們黨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不切合實際的，後來我們開始更多地註意中國社會的現狀，並參加現實的運動。
關於第二次代表會議上決定的“民權”運動，北京、廣州、上海、山東和江西等地都成立了“爭取民權同盟”。在北京，參加這些新團體的大部分是學生；在山東和廣州，大部分是工人。
我們始終是反對軍閥的。有個時期，我們忙於組織京漢鐵路員工，要與“交通系”作鬥爭，而吳佩孚也反對“交通系”，那時我們沒有反對吳佩孚。但是從罷工時起，我們就猛烈地反對了吳佩孚。然而，中央委員會與吳佩孚有過來往，這是不恰當的。
我們是在“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口號下工作的。打倒軍閥的口號已得到中國社會上大多數人的響應，而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還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黨員應該更加註意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
現在我談談工會的宣傳工作。先從上海談起，上海的工業最發達和最先進。可是那裏的工人組織卻很落後，開展運動很費力。有很多工人組織，可它們只是空有其名。我們與一個不大的五金工人小組有聯系。國民黨與海員和制煙工人有聯系。我們對於上海應該更加註意。
在北方的鐵路員工中，我們在京漢線上有較好的組織，可是在罷工期間被破壞了。津浦路的組織只是一個空架子，實際上並不存在。京奉路的組織是秘密的。津浦路上的工人還嚴重地分成各個同鄉會。京奉路上至今還很難把不同部門的工人聯合起來。
湖南、湖北和廣東的聯合會與我們有聯系。湖北的煉鐵、制煙和紡織等產業部門的工會，以及人力車夫組織，也與我們有聯系。漢陽工會很有希望，是中國最大的工會，可以作為榜樣。萍鄉礦工工會在二月罷工中受到了損失，但組織仍然保存下來了。
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的影響之下。加入這個聯合會的還有萍鄉的礦工。粵漢路的組織也參加了這個聯合會。其余的組織是由手工業工人組成的。廣東的大部分工人工會是手工業工人工會。建築工人的組織也在我們的影響之下。
我們黨的女黨員只有十三人。中國的婦女運動還很不發展。我們對廣州和湖北的“女權聯合會”有一些影響。北京和上海也有這種聯合會。
現在我想就我們最近一年的工作提出批評意見。首先我們忽略了黨員的教育工作。我們遇到的許多困難，都可以歸咎於這一點。許多知識分子抱著革命感情加入了我們黨，但是對我們的原則沒有認識。工人表現出脫離知識分子的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願望。
宣傳工作進行得不夠緊張，我們很少註意農民運動和青年運動，也沒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婦女中進行工作，女黨員的人數也還太少。在工會的宣傳工作中，我們沒有提出任何口號。現在我們在工人中只能提出成立中國總工會的口號，而不能提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還應當在工人中進行擁護國民革命的宣傳。
我們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個人主義傾向。黨員往往不完全信賴黨。即使黨有些地方不對，也不應當退黨。我們應該糾正我們的錯誤。此外，黨內的同志關系很不密切，彼此很愛懷疑。
現在談談中央委員會的錯誤。實際上中央委員會裏並沒有組織，五個中央委員經常不能呆在一起，這就使工作受到了損失。
中央委員會也缺乏知識，這是罷工失敗的原因。我們的政治主張不明確。大家都確信中國有實行國民革命運動的必要，但是在究竟應當怎樣為國民革命運動工作的問題上，我們的觀點各不相同。有的同志還反對加入國民黨，其原因就是政治認識不夠明確。
我們不得不經常改換中央所在地，這使我們的工作受到了嚴重損失。
現在我想對個別中央委員提出批評意見。陳獨秀由於對時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動，犯了很多錯誤。
張國燾同志無疑對黨是忠誠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狹隘，所以犯了很多錯誤。他在黨內組織小集團，是個重大的錯誤。
鄧同志[4]在唐山和科烏[5]礦工罷工時犯了嚴重錯誤，並且在廣州造成了很多困難。就地區來說，我們可以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於不了解建黨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能及時防止沖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
廣州的同志在對待陳炯明的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最近他們正在糾正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