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聖《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附記
我们在《时代公论》第二十三号上读了杨公达先生的一篇《革命的回忆和国民党的复兴》，其中说统一国民党有渐进方法和非常手段两种方式，他嫌那渐进方法“收效极为迟缓”，所以他倾向于那“非常手段”的方式，他说：
或者国民党现存派别中，有一派能以统一党权为己任，本大无畏的精神，不避一切艰险，采取史达林对付托洛斯基，孟梭里尼对付尼蒂的手段，不惜放逐异己的别派，举一网而打尽之，国民党由此亦可以统一。此种方式收效极为迅速。
这番话出于国民党中的一个学者的笔下，很可以使我们诧异。
接着在《时代公论》的第二十四号上，我们又读了杨公达先生的一篇《国难政府应强力化》，其中主张取消五院制，采用元首制，并且提出“元首的条件”：
要绝对负责。不特要负兴国的责任，还须要负亡国的责任；不特要做岳武穆，还须要做李鸿章；不特要下流芳百世的决心，还须要立遗臭万年的遗嘱。
接着又在《时代公论》的第二十五期上，杨先生在他的一篇《九一八以来之中国政治》里，宣告他对于“精诚团结”的绝望，主张“与其多方面的组织政府，不如一方面的组织政府”。他说：
如果是清一色的政府的话，则亡国兴国，责皆由负（？），良心所在，能不努力？
这些话都是很明显的主张，表示出一些人，在这个烦闷的政局之下因忍耐不住而想求一条“收效极为迅速”的捷径，这种心理虽学者也不能免，这是我们很感觉惋惜的。
我本想讨论杨公达先生的主张，今天收到陶希圣先生的文章，我的文字可以暂时不做了，所以把杨先生的原文的主张摘抄几句，附在这里，供读此文者的参考。
上个月，我收到上海一位老辈先生来信，其中说：
近来政治不上轨道，当然政府之过，亦因社会宽纵过甚（除共产派外），不免陷长君逢君之病。平心言之，当局者非绝对不可为善。
是的，我们自命负言论之责的人，都应该领受这种很忠厚的劝告。
（原载1932年10月2日《独立评论》第20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