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勢力與反革命勢力
甚麽是革命的勢力,甚麽是反革命的勢力,在五卅運動中間,都顯然呈露出來到每一個有眼睛的人的面前了。
反革命的人總不願意聽見強力反抗的話頭,他們希望帝國主義者自動的讓步,希望一個帝國主義者幫助我們打倒另一個帝國主義者,希望軍閥幫助我們打倒帝國主義。他們不信任人民自己會有打倒帝國主義的能力,而且他們為自己的利益厭憎恐怖人民自己組織團體的進步,常根本要破壞人民自己的組織團結,與人民信賴自己組織團結力量的觀念。在上述的標準之下,我們可以看見有五種人:第一是大商買辦階級,他們忽略代表上海大多數市民的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的十七條要求,自己與北京特派員勾結,擺出壟斷此次交涉的面孔,而他們的交涉又充分的表示出來他們上層階級的妥協自私的態度;第二是一般“高等華人”,如梁啟超、丁文江、胡適、余日章之類,他們根本不懂民眾的組織與其自救自決之覺悟的重要,他們不懂開會遊行的真正意思,他們把自己看做命定的奴隸一般,以為除了要求帝國主義者發慈悲講公道,組織一個他們理想中的公平無私的中外調查委員會,沒有方法解決這個案子;第三是那些希望縮小範圍專對英日或專門對英的學者名流,他們雖然比較進步,然而他們亦是不肯相信民眾自己的力量,希望不靠民眾自己的力量而靠那一個強大的鄰國出來說公道話幫助我們,所以他們急於要把美法丟開,甚至於要把日本丟開,他們常常喊著要開市以維持罷工,要使日人工廠工人上工以維持英廠工人罷工,然而他們這種敷衍妥協的心理,恰足以滅殺民眾革命的精神,便宜了美、法、日本,美、法、日本既不因感吾人之好意而助我抗英,維持罷工或僅僅維持日廠工人上工,亦究竟是絲毫沒有把握的事情;第四是那些信賴政府、軍閥或者是仍舊信賴法律解決的庸俗論者,他們反對罷課罷工,主張應當靜候政府解決,或者自由法律手續謀正當解決,有時他們主張謂罷市罷工為消極不能持久的抵抗,不如請張作霖、孫傳芳派兵來收回租界,或要求他們對英宣戰,這是有些準官僚的紳士、教職員、律師或法政學生等常有的見解,他們雖然明知這都是一些不通的死路,但他不相信除了這些“求神拜佛”式的方法,有甚麽更有把握能打倒帝國主義的法子;第五是那些反對甚至於破壞工人、學生組織的資本家、教職員,例如穆藕初、聞蘭亭幫助日紗廠資本家教唆其不承認工會有代表工人權利,曹慕管、賈豐臻怕學生勢力擴大不受教職員無理的箝制約束,以及近來在各處散布總工會、學生會的謠言,利用工賊或流氓作種種破壞總工會言論與行動,想引起大家的疑惑非議,以便於引軍閥出面壓迫,而根本破壞愛國運動的一般人,他們都是根本妨害國民革命勢力之進步的。
所以大商人、資本家、名流、學者、律師、教職員,一切在社會上所謂比較有地位或者自以為有地位的人,常常是反革命的。我並不是說在上述各種人中間便不可以有純潔努力的革命分子,但這總是少數,而這種少數的分子仍是不免於深中“縮小範圍”等說之毒的。
甚麽是革命的勢力呢?第一是工人,他們是因為困苦無所掛念的,所以比較有決心;他們的聚居而占經濟上重要地位,便使他們加增戰鬥的勇氣。第二是學生,他們雖然沒有經濟上的地位,而且比較浪漫軟弱不能持久,然而因為他們的社會地位比較高,由知識而喚起的同情心比較豐富,他們比較容易感動而感情比較熱烈。第三是小商人,他們雖然在生活上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不能無多少關系,但他們因為既未曾自己經營工廠,與工人的組織不發生利害的沖突,對於帝國主義又沒有買辦階級相倚為命之關系,而且買辦階級包辦一切的態度是他們所不甘願的,所以他們比較富於愛國心,而在愛國運動中容易與工人、學生相結合。第四是農人,他們雖然沒有工人的團結與自信力,但他們在生活上之要求革命與可以無系念的從事於革命,與工人沒有兩樣。第五是兵士,他們本只是經濟上落伍的農民,平日雖似為反動勢力作爪牙,但在全國一致的空氣中間,他們每易於倒戈為全國人民利益而奮鬥。工人、學生、小商人、農民、兵士,他們都是在社會上比較沒有地位的,但他們常是革命的力量。自然在他們中間亦一定有反革命分子的;然這種反革命分子若不是自己有意去為那些所謂有地位者作走狗爪牙,一定是受了所謂有地位者的欺騙蒙蔽而不自覺悟。
革命的青年,認清楚誰是你的革命的伴侶,誰是你的革命的仇敵罷!不要丟了你的革命的伴侶,卻只是等候那些反革命的“士商階級”出來領導革命!
这部作品在1929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1931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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