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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界說既明，於是應推求肇起革命之真因。夫改革政治，非以革命為歸宿，革命特改革政治之一方法耳。故必有改良政治之計划確立於先，不得已一由此法，期以達諸實行。其方法在掃除現政治，其靳求則在建設新政治。設僅取此方法，而不具此薪求，則應錫以他名，不得以革命之名假之。此正名之法，即所以正用也。至其為用，按歷史通例，凡政治由改良而漸進者，局干久成之事實，每為改革之障礙，令不能盡符乎理想；由革命而驟變者，其民眾理想之制度，常足以滌濯積習，不致再局於現象。故福祿特、盧梭之學說，非經法國大革命之鍛煉，必不能驟見諸施行；貴族僧侶之特權，非經法國大革命之掃削，必不能一舉而鏟除殆盡。嚴復曰：「舊有干局，既堅且完，其改制沮力，亦以愈大，而革故鼎新皆難，其物乃人於老死，此不易之公例也。」蓋習之既久，則國拘政惑，情督智垓，為改革之梗。設非變之至驟，則委靡不振之人心，終患無由振作，此滿清末世所以不可施葯也。且宇內萬力，莫不具有愛拒二面，相推相挽以系之，乃克趨循常軌，如月球之繞地是已。夫政見之沖突生於拒，政見之調和成於愛。欲政局之不離常軌，必使愛拒二力，相抵相沖，保其中度，劑其停勻。乃克互相摩盪，得其用而不腐其機；互相權衡，執其中而不走其極。苟其中有一力腐其用，而任他力奔至極端，則此力之辟散，為勢至優，彼力之翕聚，為效無睹。政局為獨力所鼓盪，斯其國中利害感情，必無一處不形其抵觸，顛播殞越之虞，即時有所見。若再此方成騎虎之勢，彼方有維谷之形，則革命之事，必真為「理勢之無可逃避」。此則革命所以肇端之真因也。
既得革命之界說，與其所以肇端之真因，乃於是轉入正論。引任公之說以衡之，任公之言，最乖名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