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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之時，純為政治問題。政治之建設不得其當，由是而肇起革命則有之，謂革命本身有以召之，史例絕不吾許。揆諸事實，苟一次革命而後，制度典章，鞏然確立，運得其中。不久激成逆動革命，則所謂二次、三次革命，即無端可得而肇。至雲「二次革命之主動者，恆為初次革命有功之人」，此顯然指順進革命而言，其間必經一次逆動革命，乃任公之所未見。何則以順進革命之再見，必初次革命之制度典章，人物策略，皆自其根本撲滅之者，乃得借端而起？苟「初次革命有功之人」，無逆動革命排之，使離去政局，初次革命後之制度，無逆動革命芟夷蘊叢，絕其本根，則「二次革命之主動」，其將對於一己之身再行之乎？抑對於手創之制度，而復手自破壞之乎？任公所引之例曰法蘭西，曰墨西哥雲雲，夫法蘭西自大革命後，苟非王黨之陰謀，拿破崙之自帝，則何至有二次、三次之事？墨西哥非爹亞士之橫暴，陰柔偽善，排斥異己，俾國內利害，莫得調和，又何至有迭見兵端之事？故法、墨之革命屢起，為政治勢力趨入一端之所召，於革命本身，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今不罪王黨拿破崙、爹亞士等之逆動政治，乃專蔽罪於革命本身，雖文成天口，舌若懸河，辯則辯矣，理則未也。何也？歷史中凡第二次順進革命，純為逆動改革所釀成。逆動改革，又純為初次順進革命後，政治建設之失當，致愛拒二力，莫由平衡，乃相激相感，而召成是果，與初次順進革命之本身，完全無涉。史例具在，安得挾好惡之情以淆之？此征之於例，革命不能產生革命之證也。
余於是再求夫理，革命之興，既由於政治矣。一雲政治問題，則吾人應特別注意於愛拒二力之調和，各方利害之適當。俾各黨各派之感情意見，好惡利病，饒有自由餘地，得施其斡旋融匯之功，不使政局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