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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日:「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孟子曰:「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才,瘠土之民,莫不好義。」此皆數千年以前,經驗有得之格言也。試就此語逐細推勘之,則我民之稍處順境者,絕無進取之思,其孜孜求善者,外界境遇,迫之使然。苟有一息之安逸,則暮氣乘之而入矣,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然則苟且偷安者,實我民族遺傳之惡根性,無可諱也。更就吾國社會事實考之,衣食住及社會交際,應自然之需要,不得不從事營求,於是乎有粒食,於是乎有火化,於是乎有布帛棟宇,以次及於刀貝、文字、政刑,而政治組織漸具。此等境界,在三四千年前,即已完全無缺,嗣後三四千年之歲月,直可謂無所改良,無所進步,此固徵之歷史而無事諱飾者。蓋粒食火化可以充飢,布帛可以適體,棟宇可以避風雨,貨幣可以通有無,文字可以達物情,政刑可以詰奸究,而舉國上下,遂視為至安極樂,熙熙攘攘,絕無所用心於其間,以葬送此三四千年之長歲月。雖由儒家學說,壟斷思想界,有以阻塞之,而所以任其阻塞,不能抉破藩籬者,則偷安之根性,為之司命也。

由前之說,尚得曰:社會事物,實足以供社會需要而有餘,但得年穀順成,國政清明,即有太平景象之可見。民殷物阜,萬國梯航,令人志滿意足,猶人情物理之常,不足為先民病。至於今日,情見勢細,以言夫國,則日促百里,以言夫民,則十室九空,較孟子所謂「孤臣孽子」之境遇,有過之,無不及也。果能困心衡慮,以出水、火登、衽席為職志,容或有收功之日。乃兩年以來,如醉如夢,習焉若忘,及帝制論興,或以維持現狀為理由,竊竊誹議。不知帝制固難以求安然,名共和而實帝制之現狀,豈終有安全之可言,又焉有維持之必要。實際之帝制則安之,名義之帝制則懼之,始終一苟偷之精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