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號
民國七年（1918年）十月十五日發行
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
庶民的勝利
李大釗
我們這幾天慶祝戰勝，實在是熱鬧得很。可是戰勝的，究竟是哪一個？我們慶祝，究竟是為哪個慶祝？我老老實實講一句話，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哪一國或哪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不是為打敗德國人慶祝，是為打敗世界的軍國主義慶祝。
這回大戰有兩個結果，一個是政治的，一個是社會的。
政治的結果是「大……主義」失敗，民主主義戰勝。我們記得這回戰爭的起因，全在「大……主義」的沖突。當時我們所聽見的，有什麼「大日耳曼主義」咧，「大斯拉夫主義」咧，「大塞爾維主義」咧，「大……主義」咧。我們東方也有「大亞細亞主義」「大日本主義」等等名詞出現，我們中國也有「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等等名詞出現。「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的范圍以內，又都有「大……主義」等等名詞出現。這樣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誰不如我？於是兩大的中間有了沖突，於是一大與眾小的中間有了沖突，所以境內境外戰爭迭起，連年不休。
「大……主義」就是專制的隱語，就是仗着自己的強力蹂蹣他人欺壓他人的主義。有了這種主義，人類社會就不安寧了大家為抵抗這種強暴勢力的橫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種平等自由的道理。這等道理，表現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義，恰恰與「大……主義」相反。歐洲的戰爭，是「大……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戰爭。我們國內的戰爭，也是「大……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戰爭。結果都是民主主義戰勝，「大……主義」失敗。民主主義戰勝，就是庶民的勝利。社會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
主義戰勝。原來這回戰爭的真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它的生產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為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俄、德等國的勞工社會，首先看破他們的野心，不惜在大戰的時候起了社會革命，防遏這資本家政府的戰爭。聯合國的勞工社會也都要求平和，漸有和他們的異國的同胞取同一行動的趨勢。這亙古未有的大戰，就是這樣告終。這新紀元的世界改造，就是這樣開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樣戰勝。世間資本家占最少數，從事勞工的人占最多數。因為資本家的資產，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繼襲，就是靠着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壟斷才能據有。這勞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勞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做的，所以勞工主義的戰勝，也是庶民的勝利。
民主主義勞工主義既然佔了勝利，今後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們對於這等世界的新潮流，應該有幾個覺悟。第一，須知一個新命的誕生，必經一番苦痛，必冒許多危險。有了母親誕孕的勞苦痛楚，才能有兒子的生命。這新紀元的創造也是一樣的艱難。這等艱難是進化途中所必須經過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須知這種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們應該准備怎麼能適應這個潮流，不可抵抗這個潮流。人類的歷史是共同心理表現的紀錄。一個人心的變動，是全世界人心變動的徵兆。一個事件的發生，是世界風雲發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是十九世紀中各國革命的先聲。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第三，須知此次平和會議中，斷不許持「大……主義」的陰謀政治家在那裡發言，斷不許有帶「大……主義」臭味，或伏"大……主義」根蒂的條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種人的提議和那種條件斷歸無效。這場會議恐怕必須有主張公道破除國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數，才開得成。第四，須知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我們應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不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強盜的機會。凡是不做工吃干飯的人，都是強盜。強盜和強盜奪不正的資產，也是一種的強盜，沒有什麼差異。我們中國人貪惰性成，不是強盜便是乞丐，總是希圖自己不做工，搶人家的飯吃，討人家的飯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廠，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吃的時候，如何能有我們這樣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說來，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諸位呀！快去做工啊！
勞工神聖
蔡元培
諸君！此次世界大戰爭，協商國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麼人！
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做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聖！
我們不要羨慕那憑借遺產的紈綺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干修的顧問喀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
歐戰以後的政治
陶履恭
現在歐戰已經停了，交戰各國現在正忙着辦停戰善後的事情和媾和的大問題，這總要一兩年的工夫才可以完的。但是我們應該想一想，這次空前絕後的大戰爭，所爭的重要之點是什麼？並且這次大戰爭給我們有什麼教訓？單說教訓I，就有許多種，不能述說完全。我現在只說那政治上的教訓。
政治上有四種觀念，被這次大戰爭打得粉碎，教訓我們，這四種觀念再也用不得了。倘使一個國家不聽這個教訓，在國內要擾亂宇內的治安，在國外要釀起世界的紛爭。那所打破的四種觀念是什麼呢？
一、秘密的外交。向來的戰爭，都是由秘密外交惹起來的。因為外交全是幾個少數執政者所把持的，而一般國民一點也不曉得裡面的真相，全聽政府的指揮。這次的戰爭，德國人民先前深信自己理直，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政府的外交真相的緣故。這次俄國革命，宣布出許多外交上的秘密文件，才知道當時俄國所以也掉在戰爭的旋渦裡面，也因為政府嚴守外交上的秘密獨斷獨行的緣故。所以秘密外交，在國內一方面
是欺騙人民，在國外一方面是欺瞞友邦，都是擾亂的根源口
二、背棄法律。國家的成立、國際的平和，都是用法律作基礎的。德前皇不守條約，就是破壞國際的法律，所以才有這次的大戰爭。協約諸國因為要保護法律才戰爭的。那執政的不守法律，不單是釀起國際上的輅耦，還惹起國民的反感。所以德皇不但是世界各國不能再認他為政治上的領袖，就是他本國的人民也不承認他再可以代表全國操握政權了。
三、軍人干政。一國里頭，總是民政佔主要的位置，軍政是附屬在民政底下的。德國是軍人干涉政治、操縱政策，所以鬧出這樣大風波。軍人干政的國家，是擾亂世界的根源，所以協商方面一定得用全力把德意志的軍人干政的制度鏟除凈盡，才可以使世界和平。因為軍人是要守法的，他來干涉政治是已經不守法了。
四、獨裁政治。秘密外交和背棄法律都是獨裁政治的產物。因為一個人獨握政權，就容易野心太高、私心太大，所作所為也就不顧法律，肯把全國當孤注擲出去，辦理那秘密外交了。這次戰爭，有許多獨裁的君主都逃掉了。那最有名的三個獨裁政府就是俄、德、奧三國，所以那俄皇已經被槍斃，那德、奧兩國皇帝也已經被強迫退位了。
現在世界各國，無論是在戰團內或是在戰團外，那政治上的設施絕不能仍保守上邊所說的四種舊觀念的。這是我們從這次大戰爭得來政治上的教訓。
BOLSHEVISM 的勝利
李大釗
「勝利了！勝利了！聯軍勝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國降服了！」家家門上插的國旗，人人口裡喊的萬歲，似乎都有這幾句話在那顏色上音調里隱隱約約地透出來。聯合國的士女，都在街上跑來跑去地慶祝戰勝。聯合國的軍人，都在市內大吹大擂地高唱凱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聲音，忽而有拆毀「克林德碑」磚瓦的聲音，和那些祝賀歡欣的聲音遙相對應。在留我國的聯合國人那一種高興，自不消說。我們這些和世界變局沒有很大關系似的國民，也得強顏取媚：拿人家的歡笑當自己的歡笑；把人家的光榮做自己的光榮。學界舉行提燈。政界舉行祝典。參戰年余未出一兵的將軍，也去閱兵，威風凜凜地耀武。著《歐洲戰役史論》主張德國必勝後來又主張對德宣戰的政客，也來登報，替自己作政治活動的廣告；一面歸咎於人，一面自己掠功。像我們這種世界上的小百姓，也只得跟着人家湊一湊熱鬧，祝一祝勝利，喊一喊萬歲。這就是幾日來北京城內慶祝聯軍戰勝的光景。
但是我輩立在世界人類中一員的地位，仔細想想：這回勝利，究竟是誰的勝利？這回降服，究竟是哪個降服？這回功業，究竟是誰的功業？我們慶祝，究竟是為誰慶祝？想到這些問題，不但我們不出兵的將軍、不要臉的政客，耀武誇功，沒有一點兒趣味，就是聯合國人論這次戰爭終結是聯合國的武力把德國武力打倒的，發狂祝賀，也是全沒意義。不但他們的慶祝誇耀是全無意味，就是他們的政治命運，也怕不久和德國的軍國主義同歸消亡！
原來這次戰局終結的真因，不是聯合國的兵力戰勝德國的兵力，乃是德國的社會主義戰勝德國的軍國主義。不是德國的國民降服在聯合國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國的皇帝、軍閥、軍國主義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戰勝德國軍國主義的，不是聯合國，是德國覺醒的人心。德國軍國主義的失敗，是Hohenzollem家（德國皇家）的失敗，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敗。對於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不是聯合國的勝利，更不是我國徒事內爭託名參戰的軍人，和那投機取巧賣乖弄俏的政客的勝利，而是人道主義的勝利，
是平和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這件功業，與其說是威爾遜（Wilson）等的功業，毋寧說是列寧（Lenin ）、托洛茨基（Trotsky ）、郭冷苔（Collontay ）的功業；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業；是馬克思（Marx）的功業。我們對於這樁世界大變局的慶祝，不該為哪一國哪些國里一部分人慶祝，應該為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慶祝；不該為哪一邊的武力把哪一邊的武力打倒而慶祝，應該為民主主義把帝制打倒、社會主義把軍國主義打倒而慶祝。
Bolshevism就是俄國Bolsheviki所抱的主義。這個主義，是怎樣的主義？很難用一句話解釋明白。尋它的語源，卻有「多數」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黨中的女傑，曾遇見過一位英國新聞記者，問她Bolsheviki是何意義？女傑答言：「問Bolsheviki 是何意義，實在沒用，因為但看他們所做的事，便知這字的意思。」據這位女傑的解釋，「Bolshevik的意思，只是指他們所做的事「但從這位女傑自稱她在西歐是Revolutionary Socialist，在東歐是Bolshevik的話，和Bolsheviki所做的事看起來，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克思（Marx）為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占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此次戰爭的真因，原來也是為把國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為資本主義所擴張的生產力，非現在國家的界限內所能包容；因為國家的界限內范圍太狹，不足供它的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戰爭，打破這種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陸各地成一經濟組織，使各部分互相聯結。關於打破國家界限這一點，社會黨人也與他們意見相同。但是資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為使他們國內的中級社會獲得利益，依靠戰勝國資本家一階級的世界經濟發展，不依靠全世界合於人道的生產者合理的組織的協力互助。這種戰勝國，將因此次戰爭，由一個強國的地位進而為世界大帝國。Bolsheviki看破這一點，所以大聲疾呼，宣告：此次戰爭是Czar的戰爭，是Kaiser的戰爭，是Kings的戰爭，是Emperors的戰爭，是資本家政府的戰爭，不是他們的戰爭。他們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戰爭固為他們所反對，但是他們也不恐怕戰爭。他們主張一切男女都應該工作，工作的男女都應該組入一個聯合，每個聯合都應該有的中央統治會議。這等會議，應該組織世界所有的政府，沒有康格雷，沒有巴力門，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麼事都歸他們決定。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他們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鄉土，先造歐洲聯邦民主國，做世界聯
邦的基礎。這是Bolsheviki的主義。這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
倫敦《泰晤士報》曾載過威廉氏（Harold Williams）的通訊，他把Bolshevism看作一種群眾運動，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較，尋出兩個相似的點：一個是狂熱的黨派心，個是默示的傾向。他說：「Bolshevism實是一種群眾運動，帶些宗教的氣質。我曾記得遇見過一個鐵路工人，他雖然對於至高的究竟抱着懷疑的意思，猶且用『耶典』的話，向我極口稱道Bolshevism可以慰安靈魂。凡是曉得俄國非國教歷史的人，沒有不知道那些極端的黨派將要聯成一大勢力，從事於一種新運動的。有了Bolshevism，於貧苦的人是一好消息，於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徑的觀念，他的傳染的性質和權威，潛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義中的，可就變成明顯了。就是他們黨中的著作家、演說家所說極不純正的話，足使俄國語言損失體面的，對於群眾，也彷彿有一種教堂里不可思議的儀式的語言一般的效力。」這話可以證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國，有一種宗教的權威，成為一種群眾的運動。豈但今日的俄國，二十世紀的世界，恐怕也不免為這種宗教的權威所支配，為這種群眾的運動所風靡。
哈利遜氏（Frederic Harrison）也曾在《隔周評論》上說過：「猛厲，不可能，反社會的，像Bolshevism的樣子，須知那也是很堅、很廣、很深的感情的發狂。這種感情的發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將來必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說：「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喚起恐怖，喚起過激革命黨的騷動：但見有鮮血在掃盪世界的革命潮中發泡，一種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的下邊，潛藏着一個極大的社會的進化，也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樣，意大利、法蘭西、葡萄牙、愛爾蘭、不列顛都怵然於革命變動的暗中激奮。這種革命的暗潮，將殃及於蘭巴地和威尼斯，法蘭西也難倖免。過一危機，危機又至。愛爾蘭獨立運動，湧出很多的國事犯。就是英國的社會黨，也只想和他們的斯堪的那維亞、日耳曼、俄羅斯的同胞握手。」
托洛茨基在他著的《Bolshevik與世界平和》書中也曾說過：「這革命的新紀元，將由無產庶民社會主義無盡的方法，造成新組織體。這種新體，與新事業一樣偉大。在這槍炮的狂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資本家愛國的怒號聲中，我們應先自而進，從事於此新事業。在這地獄的死亡音樂聲中，我們應保持我們清明的心神，明了的視覺。我們自覺我們將為未來唯一無二創造的勢力。我們的同志現在已有很多，將來似可更多。明日的同志，多於今日。後日更不知有幾千萬人躍起，隸於我們旗幟的下邊。有數千萬人，就是現在，去共產黨人發布檄文已經六十七年，他們只須丟了他們的絆鎖。」從這一段話，可知托洛茨基的主張，是拿俄國的革命做一個世界革命的導火線。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世界革命中的一個，尚有無數國民的革命將連續而起。托洛茨基既以歐洲各國政府為敵，一時遂有親德的嫌疑.其實他既不是親德，又不是親聯合國，
甚且不愛俄國。他所親愛的，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庶民，是世界的勞工社會。他這本書，是在瑞士作的。着筆在大戰開始以後。主要部分完結在俄國革命勃發以前。書中的主義，是在陳述他對於戰爭因果的意見。關於國際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尤特加註意。通體通篇，總有兩事放在心頭：就是世界革命與世界民主。對於德、奧的社會黨，不憚厚加責言，說他們不應該犧牲自己本來的主張，協助資本家的戰爭，不應該背棄世界革命的信約。
以上所舉，都是戰爭終結以前的話，德、奧社會的革命未發以前的話。到了今日，托氏的責言，已經有了反響。威、哈二氏的評論，也算有了驗證。匈、奧革命，德國革命，匈牙利革命，最近荷蘭、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會黨奮起的風謠。革命的情形，和俄國大抵相同。赤色旗到處翻飛，勞工會紛紛成立，可以說完全是俄羅斯式的革命，可以說是二十世紀式的革命。像這般滔滔滾滾的潮流，實非現在資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為二十世紀的群眾運動，是合世界人類全體為一大群眾。這大群眾里邊的每一個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種偉大不可抗的社會力。這種世界的社會力，在人間一有動盪，世界各處都有風靡雲涌、山鳴谷應的樣子。在這世界的群眾運動的中間，歷史上殘余的東西，什麼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主義咧，資本主義咧，凡可以障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他們遇見這種不可當的潮流，都像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一個地飛落在地。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鍾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嘗說過：「歷史是人間普遍心理表現的記錄。人間的生活，都在這大機軸中息息相關，脈脈相通。一個人的未來，和人間全體的未來相照應。一件事的徵兆，和世界全局的徵兆有關聯。一七八九年法蘭西的革命，不獨是法蘭西人心變動的表徵，實是十九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表徵。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不獨是俄羅斯人心變動的顯兆，實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顯兆。」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Bolshevism這個字，雖為俄人所創造，但是它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紀全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勝利，就是二十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
克林德碑
陳獨秀
京中各校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放假三天，慶祝協約國戰勝。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闔，好不熱鬧，東交民巷以及天安門左近，遊人擁擠不堪。萬種歡愉聲中，第一歡愉之聲，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來舉國蒙羞的『石頭牌坊』（即克林德碑，北京人通稱呼石頭牌坊。），已經拆毀了J余方臥病，不願出門，一來是覺得此次協約戰勝德國，我中國毫未盡力，不便厚着臉來參與這慶祝盛典；二來是覺得此次協約國勝利，不盡歸功軍事。在我看來，與其說是慶祝協約國戰爭勝利，不如說是慶祝德國政治進步。至於提起那塊克林德碑，我更有無窮感慨，無限憂愁，所以不管門外如何熱鬧，只是縮着頭在家中翻閱閑書消遣，
我在閑書中看見羅惇融氏兩篇文章：一日《庚子國變記》；一曰《拳變余聞》。這兩篇文章，和這一塊克林德碑卻大有關系，茲將其中頂有趣味的幾處抄出來，給大家一讀。
義和拳源於八卦教，起於山東堂邑縣，舊名義和會。東撫捕之急，潛入直隸河間府景州獻縣。乾字拳先發，坎字繼之。坎字拳蔓延滄州靜海間，白溝河之張德成為之。魁設壇於靜海屬之獨流鎮，稱天下第一壇，遂為天津之禍。乾字拳由景州蔓延於深州、冀州，而;來州，而定興、固安，以入京師，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於義和會，此後皆稱義和團。……京師從授法者教師附其耳咒之，詞曰：「請請志心歸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光老師，地光老師，日光老師，月光老師，長棍老師，短棍老師。」要請神仙某，隨意呼一古人，則孫悟空，豬八戒，楊香，武松，黃天霸等也。又一咒雲：「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門動，一指地門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一咒雲：「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天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鏢黃三太，八請前
朝冷於冰，九請華佗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諸壇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諸葛武侯、趙子龍、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
慈禧太後以茂戌政變，康有為遁，英人庇之，大恨。己亥冬，端王載漪謀廢立，先立載漪之子溥儒為大阿哥……載漪使人諷各國公使入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載漪憤甚，日夜謀報復。會義和團起，以滅洋為幟，載漪大喜，乃言諸太後，力言義民起國家之福。遂命刑部尚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先後行，道之入京師，至者數萬人。義和拳謂鐵路電線，皆洋人所藉以禍中國，遂焚鐵路毀電線，凡家藏洋畫洋圖皆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
義和團自謂能祝槍炮不發，又能入空中指划則火起，刀槊不能傷，出則命市〈人〉向東南拜，都人崇拜極虔，有非笑者則戮辱之。仆隸廝圉，皆入義和團，主人不敢慢，或更借其保護。稍有識者，皆結舌自全，無有敢公言其謬者矣。義和團既遍京師，朝貴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學士徐桐，尚書崇綺等信仰尤篤。義和團既借仇教為名，指光緒帝為教主，蓋指戊戌變法，效法外洋，為帝之大罪也。
以啟秀、溥興、那桐人總理衙門，以載漪為總理。日本書記杉山彬出永定門，董福祥遣兵殺之，裂其屍於道。拳匪於右安門焚教民居，無老幼男女皆殺之；繼焚順治門內教堂，城門盡閉，京師大亂。..正陽門外商場，為京師最繁盛處，
拳匪縱火焚四千餘家，……火延城闕，三日不滅。……載漪等昂言以兵圍攻使館，盡殲之。
開御前會議，載漪請圍攻使館，殺使臣，太後許之。
下詔褒拳匪為義民，給內帑十萬兩。載漪於邸中設壇，晨夕虔拜，太後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並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
太後召見其大師兄，慰勞有加。士大夫之諂諛干進者，爭以拳匪為奇貨。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三獻策，乞載漪代奏，」攻交民巷，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范圍，中策也；若始仗終和，與銜璧輿櫬何異？」栽漪得書，大喜日：「此公論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御史陳嘉言自雲：」得關壯繆帛書言夷當自滅。」編修蕭榮爵言：「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J 當時上書神怪者以百數。
太後諭各國使臣人總理衙門，議德使克林德先行，載漪令所部虎神營伺之於道，殺之，後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綺聞之，大喜，謂「夷首誅，中國強矣！」太後
命董福祥及武衛中軍攻交民巷，炮聲日夜不絕。拳匪助之，披發禹步，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洋兵僅四百，董福祥所部萬人，攻月余不能下，武衛軍死者千人。……尚書啟秀奏言：「使臣不除，必為後患五台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殲逆夷J ……御史彭述謂「義和拳咒炮不燃，其術至神，無畏夷兵。」太後亦欲用山東僧普法余蠻子周漢，三人者王龍文上書所謂三賢也。
天津陷，..京師大震.彭述日：「此漢奸張夷勢以相恫喝也。薑桂題殺夷兵
萬余，夷方窮蹙，行乞和矣。」時桂題方在山東，未至天津也。
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後大喜。……太後聞天津敗，方彷徨，得秉衡言，乃決戰。……洋兵即將逼京師，乃變計欲議和，……以桂春陳夔龍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肯行，復書詞甚慢。彭述請「俟其出，張旗為疑兵，數百里皆滿，可以怵夷。」聞者笑之。是日李秉衡出視師請義和拳三千人以從。秉衡新拜其大師兄，各持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鉤火牌，飛劍，擁秉衡而行，謂之八寶。北人思想，多源於戲劇，北劇最重神權，每日必演一神劇，《封神傳》《西遊記》其最有力者也。
無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之。……敵兵自通州，至董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
五月中，有黃蓮聖母，乘舟泊北門外，船四周皆裹紅紿，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直督裕祿迎入署，朝服九拜，弗為動。……
聖母坐神櫥中，垂黃幔香煙敬供，萬眾禮拜，城陷逃去。拳匪散為盜，劫聖於舟中，審為聖母也，縛而獻諸都統衙門，獲重賞，一仙姑投水死，一仙姑與聖母同被執，皆戮之。
義和拳稱神拳，以降神召眾，號令皆神語。……庚子四五月間津民傳習殆遍。有關帝降壇文，觀音托夢詞，濟顛醉後示，皆言滅洋人。忽傳玉帝敕：命關帝為先鋒，灌口二郎神為合後，增財神督糧，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尉遲敬德、秦叔寶、楊繼業、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來會師。其所依據，則《西遊記》《封神傳》《三國演義》《綠牡丹》《七俠五義》諸小說，此中所常演之劇也。
匪揚言海口起沙橫亙百裡外，阻舞船，團中海乾神師為之也。既而一僧來自稱海乾，眾虔奉之，着黃緞服，手念珠，持禪杖，受眾供養。城陷後，不知所終。
拳匪之禍，成於匪首張德成、曹福田。……德成語其眾日：「頃睡時，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見洋人正剖婦女，以穢物塗樓上，為壓神團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敵，盜得洋炮機關炮不得然矣更率眾周行鎮外，三匝，以杖畫地日：「此一周土城，一周鐵城，一周銅城，洋人即來，無能越者。」……無何城陷，張匪挾
巨資行，至王家口，索鹽商王姓具供張，……王不能堪，村人憤甚，乃共謀刺之，共捕德成，余匪盡逃，德成叩頭乞饒。眾曰：「試其能避刀劍否？」共斫之，成血糜焉。……福田不敢與洋人戰，日列隊行周衢，遇武衛軍，則縛而戮之，報裝士成落塞一戰之仇也。……紳商慮開戰則全城糜爛，力請於裕祿議和，裕祿令請命於福田，福田不可，目：「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將，盡殲洋人，吾何敢悖命敕。」……眾以商民生命為請口福田曰，「死者皆劫數中人，吾掃盪洋人後，猶當痛戮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完此劫數。」及馬玉昆兵敗，津城陷，福田易裝遁。.潛
歸里，里人縛送之官，磔之於靜海縣。
徐桐以漢軍翰林至大學士，以理學自命，日誦《太上感應》篇，惡新學如仇。門人李家駒充大學堂提調，嚴修請開經濟特科，桐榜二人之名於門，拒其進見。其宅在東交民巷，惡見洋樓，每出城拜客，不欲經洋樓前，乃不出正陽門，繞地安門西出，..拳匪起京師，桐大喜，謂中國自此強矣。其贈大師兄聯雲：「創千
古未有奇聞，非大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只此精神未泯。為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於今怨憤能消。」
這一篇過去的歷史，本無甚足道，但是今日提起那塊克林德碑，便不由人要回顧這一段可笑可驚可惱可悲的往事。古人說：「往事不忘，後事之師J所以首先抄出來給我健忘的國民一讀，然後再發起我的意見。
原來這塊克林德碑，是庚子年議和時設立，向德國賠罪的。為何要設立此碑向德國賠罪呢？因為義和團無故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氏，各國聯軍打破了北京城，必須要中國在克林德被害的地方設立一塊石碑，方肯罷休，你說中國何等可恥！義和團何等可惡！
現在德國的民黨，正在要革那皇帝和軍國主義的命，協約國乘勢將德國打敗；我們中國人也乘勢將這塊克林德碑拆毀，大家都喜歡得了不得，都以為這塊國恥的紀念碑已經拆毀，好不痛快！在我看來，這塊碑實拆得多事，因為這塊碑是義和拳鬧出來的，不久義和拳又要鬧事，鬧出事來，又要請各國聯軍來我們中華大國朝賀一次，那時要設立的石碑，恐怕還不只一處，此時急忙拆毀這一塊克林德碑，豈非多事？
何以見得義和拳又要鬧事？這是諸君必然要質問我的。諸君！諸君！莫道我故作驚人之語！諸君若不相信，請聽我將義和拳過去、現在及將來發生的原因、結果，略說一■番：
這過去造成義和拳的原因，第一是道教。義和拳真正的匪魁，就是從張道陵一直到現在的天師。道教出於方士，方士出於陰陽家，——與九流之道家無關，此說應有
專篇論之。一一這是我中華國民原始思想，也就是我中華自古迄今之普遍國民思想，較之後起的儒家孔子「忠孝節」之思想人人尤深。一切陰陽、五行、吉凶、災祥、生克、畫符、念咒、奇門、遁甲、吞刀、吐火、飛沙、走石、算命、卜圭卜、煉丹、出神、采陰、補氣、圓光、呼風、喚雨、求晴、求雨、招魂、捉鬼、拿妖、降神、扶乩、靜坐、設壇、授法、風水、讖語，種種迷信邪說，普遍社會，都是歷代陰陽家方士道士造成的。義和拳就是全社會種種迷信種種邪說的結晶，所以彼等開口便稱奉了玉皇大帝敕命來滅洋人也。
第二原因，就是佛教。佛教造成義和拳，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佛教哲理，承認有超物質的靈魂世界，且承認超物質的世界有絕大威權，可以左右這虛幻的物質世界。超物質的世界果有此種威權，義和拳便有存在的餘地了；一方面是大日如來教（即秘密宗）種種神通的迷信，也是造成義和拳的重要分子。所以義和拳所請的神，也把達摩濟顛和《西遊記》上的唐僧等一班人都拉進去了。
第三原因，就是孔教。孔子雖不語神怪，然亦不曾絕時否認鬼神；而且春秋大義，無非是「尊王攘夷」四個大字。義和拳所標榜的「扶清滅洋」，豈不和「尊王攘夷」是一樣的意思嗎？
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國戲，乃是造成義和拳的第四種原因。這「臉譜」「打把子」的中國戲劇，不是演那孔教的忠孝節義，便是裝那釋道教的神仙鬼怪，有時觀音土地和天兵天將，出來搭救那忠孝節義的人，更算得三教同歸了。義和拳所請的神，多半是戲中「打把子」「打臉」的好漢，若關羽、張飛、趙雲、孫悟空、黃三太、黃天霸等是也。津京奉戲劇特盛，所以義和拳格外容易流傳。義和拳神來之時，言語模仿戲上的說白，行動模仿戲上的台步，這是當時京津奉的人親眼所見，非是鄙人信口開河吧！
最近第五原因，乃是那仇視新學妄自尊大之守舊黨。庚子事變，雖是西太後和載漪因為廢立的事仇恨各國公使，然還是少數，當是政府中人，因為新舊之爭，主張縱匪仇洋者，實居十之八九，徐桐、剛毅、啟秀其代表也。這班人不知西洋文明為何物，守着歷代相傳保存國粹妄自尊大的舊思想，以為我們中華大國先聖先賢的綱常禮教，燦然大備，那外洋各國的夷人算得什麼。戊戌年康梁主張效法西洋，改變舊法，被舊黨推倒，也就是這個緣故。所以戊戌年譚林等六人被逮時，西太後台見刑部尚書趙舒翹，命嚴究其事，趙對曰：「此等無父無君的禽獸，（康有為聽者！）殺無赦，不必問供。」他們眼裡，以各國夷人不懂得中國聖賢的綱常禮教，都是禽獸；至於附和而且主張效法那禽獸的中國人，不更可殺嗎？所以他們戊戌年將一班附和「禽獸」的新黨殺盡趕盡，還不痛快；到了庚子年，有了保存國粹三教合一的義和拳出來，要殺盡禽獸，
他這班理學名臣，自然十分痛快，以為是根本解決了。徐桐贈大師兄的對聯，正是這班人的思想之代表。
以這過去五種原因，造成了義和拳大亂；以義和拳大亂，造成了一塊國恥的克林德碑。這因果分明的事實，非是鄙人杜撰得來的。以過去的因果推測將來，製造義和拳的五種原因，現在都依然如舊。義和拳的名目，此時雖還未發生，而義和拳的思想，義和拳的事實，卻是遍滿國中，方興未艾，保得將來義和拳不再發生嗎？將來義和拳再要發生，保得不又要豎起國恥的紀念碑嗎？諸君倘不信吾言，請觀下列之事實：
扶乩的風氣，遍於南北，上海的盛德壇，算是最有名了。所有古代的名鬼，一齊出現，鬼的字，鬼的畫，鬼的文章，鬼的相片，無奇不有，實在比義和拳還要荒唐。
長江一帶三教合一的泰州教，京津一帶靜坐授法的先天道，都在那裡鬼鬼祟祟地活動，這派頭不和白蓮教義和拳是一鼻孔出氣嗎？
北京城裡新華街修了一條馬路，本打算直通城外，只因為北京的官場和商民，都恐怕拆城壞了風水，這條馬路只造到城根而止，你說可笑不可笑？
安慶修理寶塔，動工的日子，要算算和省長的八字沖犯不沖犯。北京選舉總統的日子聽說也曾請有名的算命先生，推算和候補總統的八字合不合。
濟南鎮守使馬良所提倡的中華新武術，現在居然風行全國。我看他所印教科書（曾經教育部審定）中的圖像，簡直和義和拳一模一樣；而且他所作的發起總說中，說道：「考世界各國，武術體育之運用，未有愈於我中華之武術者。前庚子變時，民氣激烈，尚有不受人奴隸之主動力。惜無自衛制人之術，反致自相殘害，浸以釀成殺身之禍。良蒿月時艱，撫膺太息，……」豈不是對於義和拳大表同情嗎？
湖南督軍張敬堯帶兵到四川到湖南打仗，到處都建造九天玄女廟。出戰時招呼兵士左手心寫一「得」字，右手心寫一「勝」字，向西對九天玄女磕幾個頭，保管得勝。諸君看看這是什麼玩意兒！皖南鎮守使馬聯甲的侄女得了瘋病，用五千元請張天師來治，那天師帶領一班法官，請到天兵天將，用掌心雷將妖捉去，天師所過的蕪湖安慶九江等地方，眾人圍着求符咒的不計其數，這是何等世界！
山東東河、平陰、荏平、肥城等縣，發現了三陽教匪（教首為王會臣、李同升等），在各鄉鎮集傳教，說入教的人能避刀槍，無知愚民入會學習者，日見其多。
天津南開學校開教職員游藝會的時候，有一位國文主任某君，講一篇歷史的談話，說曾國藩是蟒蛇精轉胎，他身上的癬，就是蛇皮的證據。有一天去見張天師，天師不肯見他，他再三要見，見面之後，他的蛇魂便被天師收去，隨即無病而死。哈哈！這就是北方一個著名的學校的教育！
天津慶祝協約戰勝，各界遊行街市，內中最奇怪的是南開學校做了一個船名叫
「國魂舟」，學生二人扮做關羽、岳飛坐在舟中。校中復以「國魂舟感言」為題，考試學生的國文。一般學生的文章，無非是稱贊關、岳二位武聖為中國的國魂，這還不算奇怪，最好的有二位學生文章內中有雲：「噫，其中亦不思吾國魂舟中曾有關公、岳飛其人乎？洋人洋人，毋笑吾鴛弱為！」「安得有如關岳者昂坐舟中，而使黃毛碧眼之輩，伏跪膝下，而大快人心者耶！唉！呀！曹張（是義和拳兩位大師兄，不是現在兩位大督軍）。出產地之青年思想，仍舊是現在社會上國粹的醫、卜、星、相，種種迷信，哪一樣不到處風行，全國國民腦子里有絲毫科學思想的影子嗎？漫說老腐敗了，就是在東西洋學過科學的新人物，仍然迷信國粹的醫、卜、星、相的人，我還知道不少喇！」
政府當局的人，目下為時勢所迫，也說要提倡新學，也說要輸入西洋文化，這不過是表面上敷衍洋人，怕外交團不承認他的位置罷了。其實他們腦子里，裝滿了和新學和西洋文化絕對相反的綱常名教，和徐桐、剛毅是一流人物，還不及徐剛誠實，所以開口一個禮教，閉口一個綱紀。像那非綱紀禮教、無君臣上下的西洋文化，豈不是他們的眼中釘嗎？
現在的新派人物，雖說沒什麼思想學問，但總算是傾向共和科學方面。在代表專制迷信的舊人物看起來，這些新人物，無非是叛逆，是異端邪教，所以時時刻刻想討滅這班叛逆異端邪教，方足以肅綱紀而正人心。這就是中國自戊戌以來政變的根本原因了。
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
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歐戰與哲學
蔡元培
現在歐洲的大戰爭，是法國革命後世界上最大的事。考法國革命，很受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鴆諸氏學說的影響。但這等學說，都是主張自由平等，替平民爭氣的。在貴族一方面，全仗向來占據的地盤，並沒有何等學理可替他辯護了。現今歐戰，是國與國的戰爭，每一國有他特別的政策，便有他特別相關的學說。我今舉三種學說作代表，並且用三方面的政策來證明他。
第一是尼采（Nietsche）的強權主義，用德國的政策證明他；第二是托爾斯泰（Tolstoy）的無抵抗主義，用俄國過激派政策證明他；第三是克羅巴金（Kropotkin）的互助主義，用協商國政策證明他。考尼氏、托氏、克氏的學說，都是無政府主義，現在卻為各國政府所利用，這是過渡時代的現象啊！
古今學者，沒有不把克己愛人當美德的。希臘時代的詭辯派，雖對於普通人的道德有懷疑的論調，但也是消極的批評罷了。到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有一德國人約翰•加派•斯密德（John Karpor Schmidt）發行一書，叫做《個人與他的產業》（Der Emjige unci sein Eigentun'），專說「利己論」。他說：「我的就是善的，『我『就是我的善物。善呵，惡呵，與我有什麼相干？神的是神的，人類的是人類的。要是我的，就不是神的，也不是人類的。也沒有什麼真的，苦的，正義的，自由的。就是我的，那就不是普通的，是單獨的。」他又說：「於我是正的，就是正。我以外沒有什麼正的，就是於別人覺得有點不很正的，那是別人應注意的事，於我何干？設有一事，於全世界算是不正的，但於我是正的，因是我所欲的，那就我也不必去問那全世界了。」這真是大膽的判斷呵！到十九世紀的後半世紀，尼采始漸漸發布他個性的強權論，有《察拉都斯遺語》（Also sprach Zarat hustra）、《善惡的那一■面》（Jenseits von Gut und Bose）、《意志向著威權》（Der加證zur Macht）等著作。他把人類行為，分作兩類。凡陰柔的，如謙遜、憐愛等，都叫做奴隸的道德；凡陽剛的，如勇敢、矜貴、活潑等，都叫做主人的道德。他所最反對的，是憐愛小弱。所以說，「憐愛是大愚」，「上帝死了，因為他憐愛人，所
以死了。」他的理論，以為進化的例，在乎汰弱留強。強的中間有更強的，也被淘汰。逐層淘汰，便能進步。若強的要保護弱的，弱的就分了強的生活力，強的便變了弱的。弱的愈多，強的愈少，便漸漸地退化了。所以他提出「超人」的名目。又舉出模範的人物，如雅典的亞爾西巴德（Alcibiades），羅馬的該撒（Caesar），意大利的該撒波爾惹亞（Cesare Borgia），德國的鞠台（Goethe），與畢斯麥克（Bismarck）。他又說此等超人，必在主人的民族中發生，這是屬於亞利安人種的。他所說的超人，既然是強中的強，所以主張奮斗。他說：「沒有工作，只有戰斗；沒有和平，只有勝利。」他的世界觀，所以完全是個意志，又完全是個向著威權的意志。所以他說：「沒有法律，沒有秩序。」他的主義是貴族的，不是平民的，所以為德國貴族的政府所利用，實做軍國主義。又大倡「德意志超越一切"（Deut sche uber alles），就是超人的主義。侵略比利時，勒索巨款，殺戮婦女，防她生育；斷男兒的左手，防他執軍器；於退兵時.拔盡地力，焚毀村落，叫他不易恢復，就是不憐愛的主義。條約就是廢紙，便是沒有法律的主義。統觀戰爭時代的德國政策，幾沒有不與尼氏學說相應的。不過尼氏不信上帝，德皇乃常常說「上帝在我們」，又說「上帝應罰英國」，小小的不同罷了。
與尼氏極端相反的學說，便是托氏。托氏是篤信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的儀式，完全不要，單提倡那精神不滅的主義。他編有《福音簡說》十二章，把基督所說五戒反復說明。第一是絕對的不許殺人，第四是受人侮時不許效尤報復，第五是博愛人類，沒有國界與種界。他的意思，以為有人侮我，不過辱及我的肉體，並沒有辱及我的精神。但他的精神，是受了侮人的污點，我很憐惜他罷了。若是我用着用眼報眼，用手報手的手段去對付他，是我不但不能洗刷他的精神，反把我自己的精神也污衊了。所以有一條說：「有人侮你，你就自己勸他；勸了不聽，你就請兩三個人同勸他；勸了又不聽，就再請公眾勸他；勸了又不聽，你只好恕他了。」這是何等寬容呵！《新約•福音書》中曾說道：「有人掌你右頰，你就把左頰向著他。有人奪你外衣，你就把裡衣給他。」這幾句話，有「成人之惡」的嫌疑，所以托氏沒有采入《簡說》中。托氏抱定這個主義，所以絕對的反對戰爭。不但反對侵略的戰爭，並且反對防禦的戰爭。所以他絕對的勸人不要當兵。他曾與中國一個保守派學者通信，大意說，中國人忍耐得許久了，忽然要學歐洲人的暴行，實在可惜，雲雲。所以照托氏的眼光看來，此次大戰爭，不但德國人不是，便是比、法、俄、英等國人也都沒有是處。托氏的主義，在歐洲流行頗廣，俄境尤甚。過激派首領列寧（Lennie）等，本來是抱共產主義，與托氏相同，自然也抱無抵抗主義，所以與德人單獨講和，不願與協商國共同作戰了。在協商國方面的人恨他背約，在俄國他黨的人恨他不愛國，所以詆他為德探。但列寧意中本沒有國界，本不能責他愛國。至於他受德國人的利用，他也知道。他曾說，「軍事上
雖為德人所勝，主義上終勝德人。」就說是，他的主義，既在俄國實演，德國人必不能不受影響。這是他的真心話。但我想，托氏的主義，專為個人自由行動而設。若一國的人，信仰不同，有權的人把國家當作個人去試他的主義，這與托氏本意沖突。過激派實是誤用托氏主義，後來又用兵力來壓制異黨，乃更犯了托氏所反復說明之第一、第四兩戒了。
現在誤用托氏主義的俄人失敗了，專用尼氏主義的德人不久也要失敗了，最後的勝利，就在協商國。協商國所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義。互助主義，是進化論的一條公例。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本兼有競存與互助兩條假定義。但他所列的證據，是競存一方面較多。繼達氏的學者，遂多說互競的必要，如前舉尼氏的學說，就是專以互競為進化條件的。一千八百八十年頃，俄國聖彼得堡著名動物學教授開勒氏（Kesster）於俄國自然科學討論會提出「互助法」，以為自然法中，久存與進步並不在互競而實在互助。從此以後，愛斯彼奈（Espinas）、賴耐桑（L.L.Lanessan）、布斯耐（Louis Buchner）、沙克爾（Huxloy ）、德普蒙（Henry Drummond），蘇退隆（Sutherland）諸氏都有著作，可以證明互助的公例。克氏集眾說的大成，又加以自己歷史的研究，於一千八百九十年公布動物的互助，於九十一年公布野蠻人的互助，九十二年公布未開化人的互助，九十四年公布中古時代自治都市之互助，九十六年公布新時代之互助，於一千九百。二年成書。於動物中列舉昆蟲鳥獸等互助的證據。此後各章，從野蠻人到文明人，列舉各種互助的證據。於最後一章列舉同盟罷工，公社，慈善事業種種實例。較之其他進化學家所舉「互競」的實例，更為繁密了。在克氏本是無政府黨，於國家主義，本非絕對贊同，但互助的公例，並非不可應用於國際。歐戰開始，法比等國平日抱反對軍備主義的，都願服兵役以御德人。克氏亦常宣言，主張以群力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後來德國運動俄法等國單獨講和，克氏又與他的同志，叫做「開明的無政府黨」的聯合宣言主張非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不可講和。可見克氏的互助主義，主張聯合眾弱，抵抗強權，叫強的永不能凌弱的.不但人與人如是，即國與國亦如是了。現今歐戰的結果，就給互助主義增了最重大的證據。德國四十年中，擴張軍備，廣布間諜，他的侵略政策，本人人皆知的了。且英、法等國均自知單獨與德國開戰必難幸勝，所以早有英、法協商，俄、法協商等預備，就是互助的基本。到開戰時，德國首先破壞比國的中立，那時比國要是用托氏的無抵抗主義，竟讓德兵過去，攻擊法國，英、法等國難免措手不及了。幸而比國竟敢與德國抵抗，使英、法等國有從容預備的時期。俄國從奧國與東普魯士方面竭力進攻，給德國不能用全力攻法，這就是互助的起點。後來俄國與德國單獨講和，更有美國加入，輸軍隊，輸糧食，東亞方面，有日本艦隊巡弋海面，有中國工人到法國助制軍火。靠這些互助的事實，才能
把德人的軍國主義逐漸打破。現在德人已經承認美總統所提議的十四條，又允撤退比、法境內的軍隊。互助主義的成效，已經彰明較著了。此次平和以後，各國必能滅殺軍備，自由貿易，把一切互競的准備撤銷，將合全世界實行互助的主義。克氏當尚能目睹的。照此看來，歐戰的結果，就使我們對於尼氏、托氏、克氏三種哲學，很容易辨別了。我國舊哲學中，與尼氏相類的，只有列子的《楊朱篇》，但並非楊氏「為我」的本意。（拙作《中國倫理學史》中曾辦過的）托氏主義，道家、儒家均有道及的。如曾子說的「犯而不校」，孟子說的三「自反」，老子說的「三寶」，是很相近的。人人都說我們民族的積弱，都是中了受這種學說毒，也是「持之有故」。我們尚不到全體信仰精神世界的程度，只「可用各尊所聞」之例罷了。至於互助的條件，如孟子說的「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不通功易事，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普通人常說的「家不和，被鄰欺」「群策群力」「眾擎易舉」都是很對的。此後就望大家照這主義進行，自不愁不進化了。
協約國與普魯士政治理想之對抗
陳達材譯
美國韋羅貝博士在國際研究社之演說
此次大戰爭，其關系所以為非常重要者，不特以其結局為多數國家運命之所系已也，抑以此為雙方政治之理想與實施互爭勝負之所在。其利害得失，將遍被於人類。故其影響所及，不特交戰國首先蒙受，即其他各國，或出於便宜，或迫於事勢，名義上今尚守中立者，亦將不免。此次戰爭，誠文化興亡之樞紐也。
政治之實施與理想，二者相系而不可分，因今次戰爭而益著。蓋凡人於一己所為必力求證其所是，飾其所非，冀以慰藉己心，而求他人之尊崇，理性使然也。此於個人有然，於國民亦有然。每見國民對於其所行政策，凡苟可以資辯護證明之學說，無不力為援引，發揮而張皇之，此可證矣。
抑有所不幸者，則國民個人皆常為私慾所驅使，於所著述學說，輒摻以自利之私遂至前提謬誤，結論之流毒無窮。今日普魯士所自作之政治理想，正坐（？）此也。及假其理想，發為殘暴之行，乃得中歐各國民之援助。若夫土耳其、勃爾格利亞諸國政府嘉納此種之實施，固亦無足怪也。
普魯士之政治理想，茲限於時間，諒不能詳為講述。今將其立論之前提，與其大旨之為世界公德所不許者，說明於後。普魯士政治理想之前提，謂古今事物有一至理之存在。即人事之發生，必有一目的或策劃潛為指揮。此種目的策劃，隨各人觀察而殊。神學家見之，則謂之為神意之實見；理學家見之，則謂為天理之發生。而其為物，與生俱生，人群所不可須臾離也。黑格爾（Hegel）倡導於前，普魯士政治學者附和於後，謂神意天理所示之正鵠，人類固當悉力以赴之。然於此人群之中，有能有不能焉。其能者，非特有率不能者以赴之之權，且有率不能者以赴之之義。在昔希伯來、希臘、羅馬嘗以其一己特有之文化貢獻於世界，此皆以能者率不能者以赴之之證也。至於今日此種傳播文化之大任，將屬於條頓民族，而普魯士人實為其領袖。故載其一己特別文化（Kultur）播之世界，普魯士人當自負之矣。此普魯士之理想也。
普魯士政治理想既如上所言，至其實施，皆委之強有力之國家機關。故其國家組織，以武力與專制為基礎。國王對於王位，本於一己之權，以為承襲國王之權力。除一己所加之限制外，不受拘束。國王之行為，除對於萬能之上帝外，不負責任。凡此，皆予國家機關以莫大之權，所以利其政治理想之實行也。
由此觀之，此種政治理想，其前提，乃國民自傲自利之表示；其結論，為人類幸福之蠡賊；其實行，為正人君子所深惡而痛絕。自開戰以來，人所共見，無待鄙人喋喋也。
夫普人自認條頓民族獨為上帝所眷顧，而賦予優良美善之文化，可以強他人以接受，雖迫以武力，亦不為過。此種立論，無異將國際平等之義取消，而不認國民於國體、政體、文化三者有自行決定之權矣，夫國民自寶愛其固有之文化，不肯舍己從人，非特於理無悖，抑且有可嘉賞者。苟普人僅謂一己固有之文化勝於他人所代為移植者，所言止此，吾人誠不敢非難。蓋自有民族，如可以以其特有之文化與理想生存於世，則吾人殆可證明民族各有其適宜之文化。蓋一民族之理想，常與其生生之道相應；一民族之特性，常與其合理之需要相須矣。至於其民族之理想與特性，若由於社會之陶冶，與個人之鼓鑄而來，而非由於少數執政諸人之製造，則其相應相須，更可決也。
夫一國對於他國固有之政治制度，與固有之風俗習慣宜令其隨志所願，以定趨向。此為吾人一般之通義，而非可為德國人言也。德人自命為真正文化之民，非他人可及，不認他國國民有自決之權。且更進而謂德國政治勢力前進之際，他人有當之者，則國家主權與獨立之權利可以忽視，而個人生命與財產之權利可以蹂蹣也。
協約國之政治理想，大異於此。其視各國國家為法律上、道德上之人格，彼此立於平等地位.互尊重其主權，不以大小強弱有所軒輕。對於他國內政，若非有大違正義人道之事，則彼此各行其是，不相強也。雖然，此非各國宜彼此分離，休戚無關之謂也，乃彼此互助，善意相維之謂。換言之，各國宜組織一真正國際團體彼此互享其利之謂。夫唯如此，而後國際法得以存在。蓋法律存在之前提，在乎彼此權利義務之與共，與利益之交享也。返觀德國視國際條約加廢紙，等國際法於弁髦。正義人道，乃各國所常存，彼則違背之而不顧。德人所以如此者，蓋由於彼國國際法學者之學說，無有可為正義人道之援據也。要之德國之國際學說，實持國際專制主義與協約國之國際平等主義相反。其國際政策，不本於友誼，而本於武力，本於趾高氣揚普魯士之武力。
據普國政治學說所論，國際常態，非為敬重而為恐懼，非為和合而為競爭。故謂暗鬥明爭之可頌揚者，不特以其可使國家最高權之實見，且以其為發育個人天能之不可缺。德國學者多賁乞克（Treitschke）有曰：「上帝常留意於戰爭之將至又日：
「永久和平之理想，非特不根，抑且不德。」哲學家尼采（Nietzohe）有言：「和平只為戰爭之導線。」德意志青年（Bung Deutschland）與童子軍之組織相似）之機關報對於德國少年之宣言日：「人類活動最神聖最高尚之表示，莫若戰爭。」
由此觀之，德人既自誇為文物之邦，非他國所及，因而對於因他人權利所加於己之約束，遂亦認可以自由出入。此種理想，實源於歷史哲學。蓋德國政治學者視國家為神奧之物，為超然之物，自有權利，自有目的，自有達其目的之手段。因而國家之權力，非吾人所言主權在法律上之絕對權與最高權，而為一種命令權。命令一發，內而本國人民，外而他國國家，不能執道德以議其後。此種解釋國家之性質與根本，不外一種單純之武力而已。德人之立論如此，蓋由於執尼采為個人立言之「自強」（Wi-leto Power）一語，以用之於國家政治也。德國著名學者多賁乞克有言，「自奮者無敵，懦弱之罪惡至危亦至可鄙，實為政治上不可道之罪惡」是獲罪於神明也。由多氏所言觀之，弱小國家之權利，雖至要求強大者之矜憐，亦不能有國際上之義務。歷數百年之履行，經各國之同意，又有正義人道以盾其後者，亦盡可以捐棄。而國家之言，雖嚴重說明，有如盟誓，而事機一至，即可反汗也。准此以談，國家所為，若出之國家之意，雖窮凶極暴，不得謂之為非；雖於實際有損而無益，亦不得不謂之為是。然則國家之事無是非，第問何者為其所欲，何者為其所令，足矣。
關於國際方面之政治理想，德國與協約國之比較，已如前節所述。其關於國內方面者，雖屬內政問題，然與他國亦有密切利害。蓋德國國家先在憲法上有如此之權力，如此之組織，然後能邀國民援助，而肆其侵略政策，且德人常欲將其一己之政治理想與制度加之被屈服之外人，此非德國一國之事，較然可知矣。茲先將德國政治之優長處略述之。
普國與其他帝國聯邦之各國，皆以立憲主義為治。政府之權力，為法律所規定，官吏之行為，亦嚴守法律之所約束，與歐美各國原無有異。人民之生命財產受法律之保護，無私人與官吏欺凌之虞，亦與各國相仿。平情言之，普國官吏違法之事，或較諸協約國中為少也。
普國行政一端，成績甚優。關於改良人民生活與工作狀況之立法，亦完善而美備。各級教育，自小學至大學，皆由國家特別培植。至於工商事業，與工業之依賴技術而後能立者，尤獎勵提倡，不遺餘力。凡此種種優長之處，吾人當贊頌之而不敢非難者也。至其短處，今將以其餘時而略論之。蓋此種短處，非僅德國之不幸，實全世界之不幸也。
德國政治，性質上雖屬立憲。然其根本之旨則國王以其屬人的世襲不破之權以為統治一切法律政治權力之源出自王意。關於此點，普國國法學者之意見殆同然一辭。
國法學者拉般（PanlLaband）所著《德意志帝國國法學》有言：「國內之意思，無有高於國王意思者。國王意思，為憲法與法律之效力所從出也。」然則普國之憲法，非本於法定之民意，而出於王意。觀其憲法緒言，可以知矣。其緒言有雲，「朕威廉以上帝之眷佑普魯士之君主，將下列各項特公布之。」
今試觀比國憲法有曰，「一切權力，本之國民。」曰「此種權力之行使，以憲法定之。」又曰，國王之行政權「須受憲法規定之限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亦曰，「中華民國，以中華人民組織之。」日「中華民國之主權，本諸國民全體。"美國憲法緒言亦雲「我等合眾國人民制定此憲法，而法國憲法之制定，一本之民權主義，此則與普國憲法比較，其相懸之遠為何如耶！英國王位雖累世相襲，然自一六八八年以來，王位繼承之權，決屬於議院。換言之，即屬之國民代表之意思。而憲法上之習慣，積久遂成國王服從立法之主義。國王理論上所有之權力，唯視立法機關之意思以為行使。蓋此種立法機關，二百年來已認為有議決王位繼承之權矣。
普國國王統治之權，雖為屬人的世襲的，然若僅為理論上、法律上之意義，則無重大關系。即為實際的意義，若國王於其權力之行使允以民意為依歸，而負一種道德上之責任，則亦無重大關系。顧普王之權力，於斯二者皆非其類也。普王嘗言，一己以統治權，乃上帝所親授，故唯對於上帝而負道德上之責任。又於一八九一年二月廿日在柏林宣言日：「吾之地位與職務，乃上帝所委派。吾今奉行上帝之命令，吾且行將對之以負責任。」又於一九一。年八月廿五日在哥尼斯堡（Konigsberg）宣言曰：「吾祖曾以一己固有之權利自行加冕，並自證其冕之給予，乃本之上帝之意，故彼視一身為上帝所特選之代表。吾今亦視一身為上帝之代表，今日之公論公意如何，吾所弗恤.吾唯行吾所行而已。」
戰爭前，普王曾向東部軍隊布告有言曰：「上帝精神，今降於予身，因予為德人之皇帝也。予今為彼之代表，彼之劍，彼之代理人，凡有拒予意思，疑吾職務者，當敵視而殲滅之。嗚呼！德國國民之公敵，吾務必使其漸滅以盡，此上帝之意。今托於吾言，命汝曹實行之也。」
普魯士王對於國家政策，有絕大操縱之權，與比英意諸國國王大異。而普國視為事物之當然，不以為怪。且其憲法之制定，亦斤斤以此為主旨，既如上所述。顧何以對於帝國政治亦能操縱之耶？普魯士兼德皇之職，以職權而論，其獨立自行之權無如是之廣；以身份而論，其左右政治之力無如是之宏。帝國皇權，在憲法上多屬之各邦代表之參事會。然德皇所以能操縱帝國政治者，在聯邦參事會之議事，普國委員實司其樞。普國委員之進退，普王實操其柄。故德皇以兼有普王權力之故，遂得操縱帝國之政實。德國人民對於德皇之言行，深懷不滿，非以其展發個人之勢力，乃以其假憲
政軌道外之途徑也。
據德國帝國憲法，帝國被他國攻伐時，德皇其自行宣戰之權。若攻伐他國其宣戰權唯屬之聯邦參事會。此次戰爭，德皇不提交參事會議決，即行宣戰，以受他國攻伐為解。此殊與事實相背，即德亦認為舛謬。而德皇竟斷然行之而不顧，實無異以一己之命令，使帝國各邦相從於空前之大戰也。
在真正民主國，國民意思，借所選舉之代表為表示，因而對於國家政策之決定與有大力焉。然德國之各君主國與此大異，普國尤然。其人民意思，雖可借國民議會為表示，時有幾分重量，然關於國家政策之決定，則普王與其左右大臣實司最終與積極之樞。此普國執政所倡言，而其民亦安之，無異議也。普國國民對於一己之統治，操之何人，行之何若，與其政策如何採用，如何實施，固無道德的權力以為決定。即其學問甚高之人，亦不能借代表資格以操政治之中樞。由此言之，普國政治之決定與實施，與英法美諸國大有徑庭矣。
吾人研究普王對於下議院之關系，而得特異之數點焉。（-）「政府」（即國王與其左右大臣，下稱「政府」者准此）不特設種種方法以操縱議員之選舉，且更以報酬壓力誘引國會議員以擁護政府。此種舉動，彼固視為正當而不以為非。（二）「政府」對於政黨，常用婢闔手段時聯彼制此，因而政府行事，遂得院中多數之同意。（三）英法內閣制度之最初步，所謂閣員對於國會負責之制度，普國尚未實行。德國學者論此種制度所以不見行之故，謂與王權制度不相容，可謂得其旨也。
（四）德國政府遇政策為國會阻撓之際，常不惜使用自由解散之權，以圖政策之實施。乃觀其改選結果，新國會常帶政府之臭味。政府勢力之強大如此，則王權制度為之也。昔首相比洛（Bulow）所著《帝國德意志》一書，常嘆德國小黨林立，眼光短小，常局於微小一隅之利益，或個人之利益，而乏宏廓之主義，因斥言德人無政治之能力。其言雖美，猶有未盡。蓋德國政黨所以不能發育為兩三大黨，而分裂為數多小黨者，由於政府待遇之關系者不少。蓋如社會黨，專以帝國政治為務，在德國政黨中可稱強大。然其所以為強大者，乃人數之眾，非勢力之強，其在政黨中，實立於特別地位，常為政府所監視。而在政府心目中，有如比洛所言為無存在權利者也。夫德國政府視社會黨如仇懶，百計圖謀欲拔除其會員以消滅其黨者，無所不用其極。苟為事勢所許出以武力，亦所不顧。（比洛之書於此次戰爭後再版時，已巧將此段刪去。）究其所以召政府之忌，乃不在其黨之法案與政府相違，而在其所持政治根本主義為德國王權制度不兩立也。試細讀比洛之書，則於上列數端可以釋然冰解矣。
（五）德國政府，對於報紙，常嚴行監視。遇有攻擊政府政策之論，動以侮辱皇帝之罪相加，藉以鉗制輿論。而政府又自行散布言論，潛移民志以製造輿論。故德國輿
論幾全在政府掌中，此亦王權制度特徵之一也。
由此觀之，普國政權，幾全在國王與其左右大臣掌握，則國民議會將司何事乎？今考國民議會之職權有四：（一）報告政府。政府據其報告，可以察知國民之經濟狀況與其希望。（二）條陳。議員可以個人意見或團體意見資陳政府，以備采擇施行。（三）評議。國會對於政府之政策與行為，得評其是非可否，以供眾論。（四）否決。國會對於政府提交之法案，若根據憲法有否決權者，得以多數同意而否決之。雖然，即就此種消極之權而論，國會僅能將新法案否決，不能使已施行之法律失其效力以中斷。其應需之費，倘其費原非出之國會之議決，則國王更可擴充必須款額，以利固有法律之推行。夫普國預算制度所以如此者，蓋由於法律淵源出自國王意思，而國會無權以中止法律之實行也。
普國國會對於政府法案不贊成者，僅有否決之權，既如前述。至關於贊成之法案，所得參議者，亦限於實質的內容。而予此種實質的內容以精神使成為法律者，厥唯國王意思，此於法律公布以國王之名行之之一事可以見也。至於已得國會同意之法案，無論何時公布與否，當一任國王之意思，不待言也。
有一事足以使德國政治生活大異於英美法比意諸國者，則軍人政治是也。德國軍人，不特在社會上視為高級，且其長官於外交政策亦許其參與，甚至完全由其決定，此實顛倒軍民兩政之關系也。蓋軍備之設，原期保政策之推行。至於政策之采決，乃民政官之事，於軍人無與。軍隊不過為政府之武器，政府之奴僕，只有服從命令，斷無於國家大計得置除也。故政治歷史若不吾欺，則當武人放棄服從義務而相從干涉國政之時，其距危亡為不遠矣！
普魯士軍隊對於政府之命令，雖不能謂為有違抗之意，然以許其參與國政之故，遂致太阿倒持，流禍甚烈，此皆德人自取其咎也。蓋德人重武功而輕文德，常視武力為國家之命。雖在平時，不惜虛糜巨費，創設大軍，欲藉此以行其侵略之志，遂致利令智昏，不知軍備日充，適足以蹈弗戢自焚之禍也。
吾人於此，關於德國政治之性質既已述完。然則德國如此之政治，與他國有何關系乎？考之國際法，一國對於他國國體，無權干涉，此為一般原則。顧聯軍反要求普國政治大加改革，而自謂有合於公理者，何耶？此乃今次所講述最終之問題，吾人所亟欲討論者也。
德皇與其左右大臣對於所訂條約，無信守之心。對於國際法所予他國之權利無尊重之意（如比利時固為永久中立，彼為達其一己之目的，乃破壞之而不恤，且加以重大損害）。妄以上帝之代理自居，一若一己所為皆合於理，藉以簧惑國民而求其援助。且自視國家為超然神奧之物，以傳播自有之文化為職志，而一己即為彼立法之喉舌，
與執行之利器。然則普國王權制度，非僅為德國一國之事可知矣。故非將此種侵略主義與其主持此種主義之人漸為國人所鄙棄，則世界人民將無安枕之日。而聯軍與美國所以要求德人，於政治學說上與憲法實施上.所予現行政策種種利便之處須鏟除凈盡者，蓋為自衛計，思患預防，不得不如此也。
協約國今次要求普國政治必須推翻者，非謂一國有權強輸其政治理想於他國，即以此旨為根據也。蓋恐普國專制政治不除，則國際條約將無拘束之效力，而德國國民將附和其主義與政策以妨害國際安寧，搗毀世界文化也。故聯軍與美國對於德國之處置，非使德國勢力降至於不足以危害世界之程度，則必使此次妄用此種政治勢力之人解除政柄。其所能采之途僅此二者而已、
夫協約國所要求，易詞言之，皆可謂為一種民治主義之要求。蓋在民治主義之下，智識發達之民，上無政府強輸愚妄之思想，可以自由發表言論，以論政俗之是非.斷未有能堪德國專制君主所立之政策托天命以行之者也。欲使民治主義得安存於世界，竅要在此。今日斷不容此少數人眈眈勢利，醉心神權，致世界洶洶，日在憂患中也。
夫普國於一己所持主義，既不惜用武力以加之人。吾人對付之道，唯有用更大之武力，使其主義盡歸漸滅，勿為人患而已。此次戰爭告終，其疆土與國家損失之問題，姑不具論。必先於和約上使德國予受害者以相當之賠償，且定條件，宣明德國此種主義為文明世界所不許，防其再發。對於此次戰爭，莫大之犧牲，相當之酬報，唯此而已。
空大鼓（Volga地方通行的民間傳說）
俄國L.Tolstoy著周作人譯
Emeljan是一個小工，替主人家做事。有一日出外作工，橫過草地，一隻蛙在地面前跳出，他幾乎踏着，卻竭力地避開了。忽然他聽得背後有人叫他，Emeljan回轉頭去，看見一個可愛的女子。她說，「Emeljan，你為什麼不娶親呢？」他答道：「姑娘，我怎麼能娶呢？我只有這套穿着的衣服，此外毫無所有；而且也沒有人要我做丈夫。」她說，「你可以娶我為妻J Emeljan很喜歡這女子，就答說：「我很願意，但哪裡居住呢？」女子說：「這不妨事，一個人只要多做工，少睡覺，就到處能得衣食。"Emeljan 說：「那很好，我們結婚吧！但是往哪裡去好呢？」女子說：「我們到鎮里去。」於是Emeljan就同女子到鎮里，女子領他到鎮的盡頭的一所小屋裡，他們結了婚，便立起人家來。
有一日，國王路經這鎮，走過Emeljan屋外，Emeljan的妻子出來看國王。王見了這女子，大吃一驚。說道：「從哪裡來了這樣一個美人？」便停了車，叫Emeljan的妻子來問道：「你是什麼人？」答說：「農夫Emeljan的妻子。」王說：「像你這樣的美人，為甚嫁一個農夫？你應該做王後才是！」她說：「多謝你的好話！但農夫的丈夫，在我已很好了。」
王同她談了一晌，趕車走了。回到王宮，總忘不了Emeljan的妻子，他終夜睡不着，只是計划如何可以得她到手。他自己無法可想，便召集了他的奴僕，叫他們代想法子。奴僕答道："你叫Emeljan到宮里工作，我們逼他做苦工，他自然死了。他的妻子變了寡婦，那時你可得她到手了。」
王聽了他們的計策，便發命令叫Emeljan到宮里充當小工，就住在宮里，又帶了他的妻子同來。使者到Emeljan家裡，交付王的命令。Emeljan的妻子說：「Emeljan，你去！日里做工，夜裡卻回家來。"Emeljan去了，到得宮里，王的管家問道：「你怎麼獨自走來，不帶你的妻子同來呢？」Emeljan答道：「我拉她同來做甚呢？她自有屋子可住哩！」
在王宮里，他們就叫Emeljan做兩個人做的工。他動手時，不想一日能做完的；但到晚上，卻都做完了。管家看他工作都〈做完）T，就叫他明日做四個人的工。
Emeljan回家去了，家中都已收拾得潔凈整齊，爐中生了火，晚飯也齊備了。他的妻子坐在桌旁縫紉，候他回來。她起來迎接他，攤開食桌，給他飲食，隨後問他做工的情形。他說：「唉！事情很不妙，他們叫我做力量以外的工作，想叫我勞苦死了。」他的妻道：「你不必多愁，你做工時不要前後探望，看做了多少，還有多少未做。你只要一直做下去，一切自然好了°」Emeljan睡下，便睡著了。次日早上，他又去做工；只顧做工，沒有回過頭來探望，到了晚上，一切都做完了。所以他不待天黑，早可以回去過夜了。
他們一回一回地增加他的工作，但他總能及時做完，回到家裡去睡。一禮拜過了，王的奴僕知道用苦工來逼他，是他成功了。於是想用細巧煩難的工作來試他，但這也終於無用，木工、打牆、蓋屋，以及一切工事，他們叫他做，他都及時做完，夜裡回家去了。如此，第二禮拜也過去了。
王又召集了奴僕說道：「我應該白養活你們的麼？兩禮拜過去了，我沒有見你們做成一點事。你們要用苦工逼死Emeljan，但我從窗口看見他每晚回家去，——還很高興地唱歌呢！你們敢是要欺騙我麼？」王的奴僕分辯說：「我們竭力要用苦工逼死他，無奈沒有一件壓得倒他，他總能做完，彷彿用掃帚掃凈的一樣。他也毫不睏倦。隨後我們叫他做細巧煩難的工作，以為他絕沒有如此聰明，不能做了，不料他都能做。無論怎麼使他，他總做了，也不曉得他怎樣做法。必是他或他的妻子懂得符咒，助他做事，我們自己也煩厭極了，心想尋一件事，為他所不能做的。我們現在想到，叫他去一日里造一座禮拜堂。你叫Emeljan來，命令他一日里要在宮前造一座禮拜堂。他如不能做，便說他違命，割去他的頭。」
王叫Emeljan來，對他說：「你聽我命令，在我宮前空地上，代我造一座禮拜堂，要明日晚上完工。倘你做成了，我就賞你，否則我要割去你的頭。」
Emeljan聽了王的命令，轉身回家。他心裡想，「我的末路近了！」他走到妻子跟前，說道：「妻啊！快預備，我們逃走吧！不然，我要為了不相乾的事，喪了性命了。」妻說：「什麼事嚇得你這般模樣？我們為甚要逃走呢？」他說：「我怎能不吃嚇？王命令我，明日一日里要給他造一座禮拜堂。如果做不成，他要割我的頭去。現在只有一個法子，趁現在還早，我們逃走吧！」但他的妻子不肯聽他，說道：「王有許多兵，我們到得哪裡，總要被他捉住。我們逃不脫他，只能暫時依他的。"Emeljan說：「這工作不是我力量能及，叫我怎樣依他呢？」妻說：「好人，你不要這樣頹唐。現在吃了晚飯，且去休息。早上起來，一切便自會成功的J Emeljan睡下，便睡著了。次日一早，他
的妻子將他叫起，對他說：「你快去，完成那禮拜堂。這是釘同鐵錘，現在餘下的工事，還有一日可做哩！"Emeljan走進鎮里，到了王宮空地上，看見一座禮拜堂，還未完工。Emeljan便動手，去做未完的工事，到了晚上，都已完了。
這一日早上，國王醒過來，從窗口一望，只見那禮拜堂站着，Emeljan正在那裡各處敲釘呢。王看了禮拜堂，毫不喜歡，——他反惱了，因為不能判Emeljan死罪，奪他的妻子。他又召集了他的奴僕，對他們說：「Emeljan這件事又做成了，現在沒有口實可以將他處死。就是這件事，也竟不能難倒他，你們須得想一條妙計；不然，我就要將你們的頭和他的一齊割去了！」奴僕便定計策，要叫Emeljan在宮外掘一條河，有船在河裡行駛。王就叫Emeljan來，命他做這工作。王說：「你既能一夜造成禮拜堂，這件事自然也能做。明天都要完工，如果不成，我要割去你的頭。」
Emeljan比前回更加頹唐了，悶悶地回到他的妻子這里。妻問他說：「你為甚這樣憂悶？可不是王又有新工事叫你做麼？"Emeljan告訴她，說：「我們只好逃了！」但妻答道：「我們逃不脫兵，任憑我們逃到哪裡，總要捉住。除了依他，沒有別法。"Emel-jan呻吟道：「我怎麼能做呢？」他的妻說：「好人，你不要這樣頹唐！現在吃了晚飯，且去休息！早上起來，一切便自會成功的J Emeljan睡下，便睡著了。次日早上，他的妻叫他起來，對他說：「你到宮里去，一切都成功了！只有宮前河步上，還有一座土堆，拿一把鏟，去將它平了。」
王醒過來，看見一條河，是從前沒有的，船也上上下下地行駛着。Emeljan正拿着一把鏟，在那裡掘一座土堆。王很驚異，但看了河同船，毫不喜歡，因為不能將EmeL jan處死，煩惱極了。他心裡想：「現在更沒有他所不能做的工事了，那怎麼好呢？」他又召集了奴僕，問他們的計策。他說：「你們去想出一件事，為Emeljan所不能做的。以前我們想一件，他便做成，叫我不能奪他的妻子。」王的奴僕想了又想，終於想出了一條計。便到王的面前，說道：「你叫Emeljan來，對他說，去到不知什麼地方，拿不知什麼東西來。這樣，他便不能逃脫了。無論他到哪裡去，你總不說是那地方；無論他拿什麼來，你總說不是那東西°你就可以砍他的頭，奪他的妻子了。」王很是喜歡，說道：「這條計想得好！」於是他叫Emeljan來，對他說：「你去到不知什麼地方，拿不知什麼東西來，你如不能拿來，我要將你砍頭！」
Emeljan回到家裡，將王所說的話，說給他的妻子聽。她彷彿很費思量，說道：「他們教了國王捉你的方法了，現在我們須得小心做事才好。」坐着想了許久，便對Emeljan說：「你得遠行一趟，到我們祖母——那個老農婦，那個兵的母親——那裡去，求她的幫助，倘她有物事給你，可拿了到王宮里來，我也在那裡，我現在逃不脫他們了。他們要用強力來捉我去，但這也不會長久。你倘能聽祖母的指揮做事，就可救我
出來。」
他的妻子便預備，叫Emeljan可以上路。她給他一個口袋，一個紡錘，說道：「你把這個交給我們老祖母，憑這信物，她就知道你是我的丈夫。」她又將路指點與他，Emeljan動身去了。
他出了鎮走到一處練兵的地方，操練完後，兵都坐下休息。Emeljan走上前，問他們道：「兄弟們，你們知道往不知什麼地方的路麼？能告訴我取不知什麼東西的法子麼？」兵聽了都很詫異，問道：「誰叫你去干這件事的？」他答道：「是那國王。」他們道：「我們自己自從當兵那日起，往不知什麼地方去，卻總沒有走到；尋不知什麼東西，至今也不能得到。我們不能幫助你J
Emeljan同兵坐了一晌，起身又走，他走了幾里路，末後到了一座樹林。樹林里有一間草房，草房裡坐着一個極老的老婦人，就是農兵的母親，在那裡績麻，一面哭泣。她紡時，不把手指放在口裡，潤點唾沫，卻拿到眼裡去，用眼淚去濕它。她看見Emeljan，就對他喊道：「你為甚到這里來？"Emeljan拿出紡錘交付她，說是妻叫他來的。老婦人立刻和善了，問他事情；Emeljan將一生事跡告訴她：如何娶那女子；如何到鎮里住；如何做工，在宮里做的什麼事；如何造禮拜堂，行船的河；現在如何國王叫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拿不知什麼東西來。老婦人聽完，也不哭了。她自言自語說：「這時候確已來了又對Emeljan說："是了，孩子，你坐下，我給點東西你吃Emeljan 吃了，老婦人告訴他方法說：「這是一個線球，放在前面，叫他滾着，你只跟着他走。你須得遠行，到海邊為止。到時，就看見一座大城，你進城去，到最遠的一家，求宿一夜。就在那裡，等候你所尋的東西。"Emeljan問道：「老祖母，我看見它時，怎能認得呢？」老婦人道：「你倘若見到一件東西，人看見他，比自家父母還要服從的，那就是了。你便奪了來，拿到國王那裡去。你拿到時，王便說不是這東西；你可以說，如果不是這東西，應該將它敲碎了。你將它敲着，拿到河邊，摔碎了，拋下水裡，那時，你可帶你的妻子回家，我的眼淚也可以幹了。」
Emeljan向老婦人作過別，將球滾在前面，這球滾來滾去，一直到了海邊。海邊有一座大城，城內盡頭有一間大屋。Emeljan求宿一夜，就應允了。他睡下，便睡著了。次早醒時，聽得父親叫他兒子起來，出去斫柴，兒子卻不聽。他說：「現在還太早，時光多着哩！」隨後Emeljan又聽得母親說：「兒子，你去！你父親骨頭痛了，你莫非要他自己去麼？現在已是起來的時候了。」但兒子只是喃喃地說了一句話又睡著了。剛剛才睡好，忽然街上有一件東西，蓬蓬地作響。那兒子直跳起來，穿上衣服，奔到街上去了。Emeljan也便跳起，跟着他跑，去看這是什麼東西，兒子聽了，比自家父母還服從。他只見一個人在街上走，腹上掛着一件東西，用棒敲着，蓬蓬響的就是它。兒子
聽了那樣服從的也是他。Emeljan跑上前去，仔細一看，他見這物圓形，像一個小木桶，兩頭都綳着皮。他便問這是什麼東西？別人告訴他說：「是一面鼓！」他說：「這是空的麼？」回答說：「是的，這是空的。"Emeljan很是驚異，他央求他們將這東西給了他，他們可是不肯。Emeljan也不再求了，只是跟着鼓手走。他跟了一日，後來鼓手睡下了，他便奪過這鼓來，拿着就走。
他跑了許久，一直跑到自己鎮里。他去看他的妻子，但她已不在家了。他走的第二日，王就把她拿去了。Emeljan便走到王宮，帶信給王說，到不知什麼地方去的人，已經回來了；所要的不知什麼東西，也拿來了。送信的告知國王，王叫他明日再來。但Emeljan說：「告訴國王，說我今日來了，王所要的東西也拿來了，叫他出來見我；不然，我要進去見他了！」王走了出來，問道：「你去什麼地方？」Emeljan告訴他。王說：「這不是正當的地方，你拿了什麼東西來？"Emeljan指點那鼓給他看，但看他也不看，說道：「這不是那東西！」Emeljan道，「如不是那東西，可以敲破了，給鬼拿了去！」
Emeljan走出王宮，拿着鼓，敲了起來。他正敲時，王的兵隊便都跟他走去，向他舉手，等候他的命令。王從窗口向兵隊叫喊，叫他們不要跟Emeljan去，但他們不聽他話，只跟着Emeljan走。
王看了這樣情形，就命令將Emeljan的妻子還了他，求Emeljan給他那面鼓。Emel-jan說：「那可不行了，人叫我把它敲破，拋這碎片下水裡去。"Emeljan拿了鼓，一直往河走，兵隊跟在他後面。到了河邊時，他將鼓敲得粉碎，把碎片撒下河去，於是所有的兵都跑散了。
Emeljan帶了他妻子，回家去了。此後國王也不再擾他；他們以後就永遠幸福的過日子。
（一八九一年原作）
Ljov Tolstoy （18287910年）藝術的和道德的生活思想，略略介紹，便須一本小書，這事只能俟諸異日。現在簡單說一句，可說，他的藝術是寫實派，是人生的藝術（Art for Life）；他的道德思想是所謂無抵抗主義：非戰爭，贊美力作，主張共同生活。這篇《空大鼓》就是他非戰的宣言。看了，勝過別人的一大篇膚泛的解說。
《空大鼓》是一篇民間傳說（Skazka =Folktale），題目上業經說明，是Volga 地方通行的說話o在傳說研究中，屬於《友誼的獸》一系（The Friendly Animal Cycle），法國Perrault編述的童話《着靴的貓》（Le chat Botte），便是此系的代表。
羅馬Apuleius著《變形記》（Metamorphoses）中《愛與心》（Cupido et Psyche）故事，說Psyche做的苦工與Emeljan的事更相似，此篇經Tolstoy改作，寄託他思想的精義。又有自作的《呆伊兒》一篇，同是這一類。Stepniak的《一文錢》（此篇曾譯載《域外小說集》內），Shtshedrin的《捐軀的兔》等，也都用這方法。Stepniak說，Shtshedrin的思想勇敢，攻擊猛烈，不能直說，所以用他所自稱「奴隸的言語」，作東方式的寓言、譬喻、童話等等。Tolstoy此類著作，在Romanov治下發表，也不得不用奴隸的言語。但從另一方面說，則用這種形式宣傳道理，多含暗示，較直說尤好。「奴隸」對於他自己的言語，本來更易理會。Tolstoy要使農民明白他的道理，所以利用傳說，更為適宜。我想這是第二理由。
Tolstoy的小說，中國譯出的有：（一）《復活》的節本，改名《心獄》；（二）Anna karenina，名《婀娜小史》；（三）《膘騎父子》因未曾同原本對讀，不能說他如何；（四）托氏《宗教小說》德國教士葉道勝所譯，全用白話，可惜現在絕版了。（五）《羅剎因果錄》是八種短篇，用古文譯成，稱為筆記小說。刪改的地方也多全失了著者原來的義旨，也是極可惜的事。此外短篇譯載各報上的，無從知悉——因為融會貫通得太厲害，又每每不署原著者姓名，所以難於查考。我曾在什麼月報上，見有《路西恩》一篇小說，仔細看來，原來就是Tolstoy的Lucerne。這樣被人錯認為中國大文豪著作的，想必自然還多。
中國又有一部歷史小說，名《不測之威》，題托爾斯泰著；但這是Aleksej Tolstoy 所作《銀公爵》（knjaz Serebrjannyj）的譯本，並非Jasnaja Poljana老預言者Ljov Tolstoy的手筆。中國人時常並為一談，所以順便說及。
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補救中國文字之方法若何？
吳敬恆
羅馬字母拼音
注音字母
Esperanto
第二國語
近接錢玄同先生來信，對於補救中國文字的方法，問我好幾條，並且又說，李勰丞先生在《太平洋雜志》第一卷第八號引我的話道：「萬一拼音文字一時辦不到，不若先採英文為學校人人必習之文字，庶藉以吸收世界知識，而謀一切實用學術之發達。」這些問題，本是我素性愛談的，常常剌剌不休地亂說；既如此，今天何妨再來說他一下呢。
第一，我們先講用漢語拼了音，另造一種新文字。
有人問，「這樣辦法，行不行呢？」我可以不要思索，回報了「不行」兩個大字。我生平是最反對用漢語拼音另造新文字的。我們且慢講着理由，先想那情景。假如有一天，大家決議，用漢語拼音另造新文字，自然「粵若稽古」「唯初太極」，只能翻義，更不能翻音；因為倘使翻起音來，對着「粵若」的音，「唯初」的音，要說明這些聲音應該是何等解說，那更麻煩。所以到了這步田地，只能《六經》《三史》當柴火燒，《爾雅》《說文》糊窗子用。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管他「歇後」「點鬼」的好手聲聲怒罵，漢魏唐宋的文豪哀哀痛哭，所可翻音的，只剩着「太陽」「月亮」的名詞，「什麼」「那個」的話頭，拼着音，重做起一個世界來了。
在那怒罵痛哭的一方面，我也能硬着頭皮由他去，因為他早晚總有那一天；在那「太陽」「月亮」的一方面，我在另一個問題上，也很願意贊成。可是在這個問題上若公平判斷，就很有些奇怪了。既是小題大做，對了幾千萬的老頑固下決心辣手的戰爭.捨得燒掉他的《六經》《三史》，撕破他的《爾雅》《說文》，而爭得來的，只是「太陽」「月亮」「什麼」「那個"。那「太陽」「月亮」「什麼」「那個」，是不錯的，叫做
漢語。漢人應該說漢語，那是了不得的尊重母語，可以激起愛國心的條件。這好比從前李鴻章的幕友，考察憲政的大臣於晦若先生，他的糞，必要將油紙包起，掛到牆上。其故因為那些尊糞，是出於他的尊肚，不容不尊重的。必要掛得多了，掛不盡了，方才扔掉幾包，也就不再追究。現在那要用漢語造拼音新文字的，就是把那「粵若稽古」「唯初太極」的幾包舊的扔了，還留着那「太陽」「月亮」「什麼」「那個」幾包新的。
這情景，就不用再來形容，也夠得覺着很好笑的了。
但是這是情景，不是理由。我盡曉得他的理由，也絕不是單單注重着無價值的母語。他有毅力，燒掉《六經》《三史》，撕破《爾雅》《說文》，他既懂不得國粹，如何還顧着母語？他所以要留着「太陽」「月亮」「什麼」「那個」，無非一則向漢人改革，用那漢語，是比較的便當；二則漢語用什麼替代，無論何人，在現在是下不下斷語，漢語又變成唯一承乏的東西。但這些理由，其聲口，是從便當上計算，漢語不過拿來應急。就是揣摩他的心理，也必定拼音字母須採用歐母，「哲學」必不拼做CheshU。，必然仍用Philosophy，這就是日本人鼓吹的改革。把這種改革解剖起來看看，所爭的，無非「太陽」不用Sun，拼做Taiyang；「什麼」拼做Shima，不用What而已。（按：用英文比較者，不過隨手掇拾以為論料，非主張英文可代漢文也。）這種半降伏的狀態，果然單為權且便利起見麼？或者可以永久，也有計算永久的心思麼？
果然單為權且便利起見，就是所謂向漢人改革，用漢語便當，而且難尋替代，漢語只好承乏。既如此，須要曉得廢卻漢字，單留漢語，另造新文字，要叫「太陽」與「腿癢」生出分別，「什麼」與「石馬」變成兩樣，製作時候的麻煩，就算不必計較，而條例繁多，自在意中。拼音文字國的文字，不是「拼音」兩個大字可了，這是讀過幾句abed的人沒有不知道的。不然，俄羅斯、西班牙難道不是用拼音文字麼？何以說教育不良，不識字的百姓會有百分之七十五呢？難道二三十個字母，教他拼拼音，只是一半月工夫的事情，就沒有力量施這教育麼？這因為成了一種文字，必定有許多條例，不是「拼音」兩個字可以了事。所以弄到沒有力量，簡直生不出良教育結果，叫不識字的人滿街走着。因此，若果然單為權且便利起見，盡管有比另造新文字簡易萬倍的法子可以用着，便是先用漢字說起白話來，旁邊注着聲音符號，「太陽」與「腿癢」，「什麼」與「石馬」，都請漢文去分別；他們的聲音，就簡簡便便地用着無條例的符號拼起，豈不省事呢？這問題，反正下面還要說着，現在姑且擱一擱。
若說現在費一點麻煩，就是多些條例，如果漢語的拼音文字可以永久，也未嘗不可計算起來圖他的永久。這就是我最反對的燒點。各位想想看：（1）一點一畫一撇一捺可以變做abed 了；（2）「哲學」又仍用Philosophy 了；（3）我們固有的一部分，如「堯、舜、禹、湯、黃河、泰山」的專門名詞，「老莊道德，孔孟仁義」的學術名詞，
他人本要援Typhoon （大風）、Kowtow （磕頭）等成例，用abed拼了，纂人他的字典，我們自己也先把abed拼起了。如此，我們一本漢語新文字的字典，七分重要的已一齊與人公共；所剩三分，只有甲記號的「太陽」，乙記號的「腿癢」，丙記號的「什麼」，丁記號的「石馬」。為了這一點與別人立異，叫世界上添了一種七分相像，三分不像的拼音文字。倘我等有新發明的學問，用這種文字寫成，又叫世界學問家增一參考上的困難，這算什麼一種「惡狗當路睡，人己兩不便」的把戲呢？窺到最深的內容，無非有於若晦先生掛他尊糞的意思。為尊語畢竟出於他的尊口，應留着三分罷了。而且要得到那三漢七洋的怪物，說不定，當着燒掉《六經》《三史》，撕破《爾雅》《說文》的時候，「蘇木水」會流得不少。既然肯出流「蘇木水」的代價，難道不好加進大同的計划，要製造這種怪物麼？這真是城隍廟里的拆字先生，別號「天下第一糊塗」了！
第二，我們來講教育部的注音字母，如何叫他跟漢字永不相離。
說起拼音字，像現在西洋各國的文字，他早先呢，原也不過拼湊聲音，簡單得很。在希臘以前，我想總還沒有現在蒙古文滿洲文的文明。蒙古文在元初創造，滿洲文在清初創造，到現在無聲無臭。這就因為創造文字之後，沒有許多思想學術。把他的文字發揮，只有些「太陽」「月亮」「什麼」「那個」的普通話頭，所以連文字都萎枯了。然希臘羅馬因為有優美思想，高深學術，把他文字作用起來經着無數曲折，無數習慣，就把文字的規則條例弄成非常繁復。到了今日，卻不能算作單單拼音。就是近來Esperanto 等，把他的規則條例發狠地簡易起來，使他近似單單拼音；然而他所承襲的舊文，也就很得了現成，所有規則條例，夠得發揮優美思想，高深學術的材料，都暗藏在內，絕非拼幾個音就算了事的。
然而一班糊塗蟲，就相傳有「拼音文字只是拼音」的一種見解存在腦子里。
自從與西洋文字接觸以來，因為我們漢文的繁難，眾口一詞，都想造起一種拼音文字。造法又竭力要想簡便，故凡是打算造拼音新文字的人，沒有一個不是簡簡便便把拼音的原理應用起來，管着一子一母，叫兩個音扛着一個音，做足一種改良反切，便手舞足蹈，大聲疾呼，說，「拼音文字，唾手可成，有最簡最便的法子，為何不造拼音文字？」據我所知，最初是西洋教會，借羅馬字母拼切土音，供教民使用。三十五年前，我知道有蘇州白，寧波白，上海白等，後來又見有廈門白。華人仿造，我所知者，在二十年前，香山有王亮疇君的父親王炳耀君，侯官有現在在議會里做速記長蔡君的父親蔡錫勇君，廈門有盧慈章君，吳縣有沈學君，他們的著作，都有單行刻本，或刻在《時務報》跟《萬國公報》等。冷了一陣，在十五年前，便有寧河王照君造「官話字母」，經吳摯甫先生帶到日本，北京有幾位也替他鼓吹，當時袁世凱做北洋大臣，並且曾發到營盤里，叫兵丁學習。不多幾時，桐鄉勞乃宣君把「官話字母」整理一番，
名叫「簡字」，端方替他在南京設立學堂，大張旗鼓。此外到處有人製造，約有數十百家。倫敦學生林君，曾刻書教授倫敦大學英國學生；意大利留學諸君，曾發印雜志；西洋人如丁義華君、戈裕德君、貝爾君等，也各有華文字母。這都在十年內教育部讀音統一會揀定「注音字母」之先。總而言之，統而信之，或是讀了一陣西文或曾研究發音學，或精於中國的等韻，或略略知道一點反切，就不約而同，走到一條路上去。上面尋一個雙聲，或叫做子音，下面尋一個疊韻，或叫做母音，一子一母，把口舌相撞起來，生出一個新的聲音，就欣然色喜，喚做拼音文字。簡直有幾個尤其謬妄的朋友以為得了不傳之秘，「倉頡第二」，唾手可得，兀自可笑得很。並且入主出奴，議論筆畫，比較個數，人人皆稱自己為「神聖」，稱人為「狗屁」。其實盡是胡鬧，甲的十六兩，乙的還是一斤，既然並非文字，講些什麼優劣？所以教育部的「注音字母」，也就是數十百種里的一種。與他種都是哥哥弟弟的一物。不過用他注注音，便當便當「灶婢廝養」，不能數十百種並用，終要犧牲了其餘的，留起一種，方能大家通用。那「注音字母，」就是教育部打算留着的一種。
但是自從二十年以來鬧動了拼音文字，雙方無意識的朋友，好似泥中斗獸，鬧得一個「不亦樂乎」。一般社會，幾乎至今莫名其妙。若傳到後世，我並時的人物竟如此痴愚，彼時就是搖籃里的小孩，也能嗤之以鼻。
一方面，那班自命「倉頡第二」的朋友，拚命地定要叫做新發明，稱為「傳音快字」，為「減筆字」，為「簡字」，不是想代用大小篆，也至少想列做「第二漢文」。所以南北熱心推廣「注音字母」的一班同志，至今還是不能把觀念弄得很清楚，往往有無謂的設施，引人疑怪。藉著注音字母，教教一班「灶婢廝養」（按：屢言「灶婢廝養」，我意並無褻視，不過藉以形容最苦惱，無機會能受教育之人。下此四字，為人所公共承認苦惱者耳！），任他單獨應用，原足補助通俗教育，發生很大的效力。但有最無謂的一端，即諸君定要在字母上面贅附「四聲」，這是承了「官話字母」以來的一種贅疣辦法。因為若從教者施於受者，教者必系文人學士，所有教本，大可盡列漢文，把字母附註，希望受者於認識字母之外，漢文常進眼簾，也能識得一二，收起加倍利益。既有漢文做主，四聲自有漢文自己掌管。若由受者一方面執筆，請教何處「灶婢廝養」能通透四聲？假如說，「今天我上北京順治門外注音字母傳習所去學習注音字母」，能從「今」字到「母」字，一一注得四聲不錯麼？從前秀才還要「失黏」，何況他們苦惱的粗人！要曉得苦惱了，弄到要用注音字母單獨達意，自然所寫的絕不能當作契約，不過達意而止。達意，是從上下文語氣接連聽進耳朵，彼此幫助，合成意思。雖四聲全行弄錯，也能達意。如其不相信，我將官音拼起若干來。假使說，「眾話命鍋低伊桃縱通交巽問，低而柯交冤師欲，低散柯交里怨哄，低思柯交奉果丈」，諸君讀
下，定能懂我意思。雖加多四聲，自然只有好處，不能算做毛病；但顯出一種精神，似乎輾轉想出法子，要求分別精細，能令這拼音獨立，所以不惜增多教授時間，想吃那天鵝肉。縱然實際上並不能加增什麼效果，諸君的野心，是隨在顯露？（效果不加增者，如「北京」與「白荊」，均為人聲及陰平，此類不一而足，分別甚有限也。）
一方面，那班國粹的老頑固恐慌到沒有理由。有如恐怕白狗咬人，見了白羊也怕。當初勞玉初先生在南京推廣簡字，倘推廣到如今，通俗教育必然已經受賜不少；說不定，大多數人民的智識，可以不是現在這樣一個形狀。然而彼時如《中外日報》等，大肆攻擊，好像有了什麼深仇宿怨。度量他們的隱微，也實在有洪水猛獸的恐慌，直到現在，這種朋友還是不少。其實也沒有什麼理由，不過他們的見識，也同那自命「倉頡第二」的一樣，總覺得拼音文字是容易製造；並且製造了，是容易代用文字的。他們唯一的理由，不過如此罷了。
然而我要請問雙方，製造文字，果如此容易麼？那麼，請諸君去買一冊《和英（或和獨和佛）字典》，上面所有日本語，通通都用歐母拼着，通行全國，沒有不能讀着聲音，便曉得意思。如此看來，日本的歐式拼音文字，是已經成功了。何以他們對着，一點文字觀念也沒有？就是那醉心歐化的朋友，也另外有打算，不願意拿《和英字典》等裡面的「日本語歐母拼音」，便算文字。
如此，現在我們大家須要懂得，拼音是拼音，拼音文字是拼音文字，二者相似而不同，相去有十萬八千里。古時斐尼基文為拼音，希臘文為拼音文字；今之日本假名為拼音，歐洲各國文為拼音文字。就是所謂蒙古文、滿洲文，皆拼音，並非拼音文字。朝鮮的「諺文」，自然更是拼音。唯其日本文為拼音，故終脫離不得漢文。因拼音而非拼音文字，一不能述高深學術；二不能為契約。今日日本的高深學術，舊者用漢文，新者直用歐文。其契約我常說，日本語讀「廣東」叫做「n I卜I 」，讀「行東」亦是「n I卜I 倘拿「n I卜I 」寫上契約，假使實在是用三千銀子賣卻一個經紀的行東，而買的人要來索一個「廣東」，這豈不大生阻礙麼？所以他契約的條件，也必要附着漢文。然則拼音是輔助文字的東西，決不能代用文字。用拼音輔助着一種文字，此日本所以儼然得文字之用，且效力增加。若以拼音強作文字，為蒙古文，滿洲文，朝鮮諺文等，不但不收文字的效用，弄到思想學術樣樣無可稱，便是那冒充文字的拼音亦且漸漸消滅，必至送到字紙簍里完結。如此說來，拼音的不能代用文字，即使大家抬舉，他自身總歸站立不住。
至於有了文字，再有拼音幫忙，我相信他效力反加增。即如日本，既有了漢文，又有假名幫忙，或者他的教育容易進步，就是這個緣故。這個雖然不敢穿鑿的亂說，但有了文字，再要有一種拼音幫忙，實有理由。就是現在歐洲各國的拼音文字，也宜
乎再造一種拼音，幫他一幫忙。這句話，初聽雖覺得奇妙，若細細說明，也很平常」因為一種文字的成就，都是經過無數習慣，無數曲折而來，到成就的時節，規則條例必然繁多。就如英文中Tail說尾巴，Tale說故事，Tale說中國的銀兩，聲音同為發音學字母的lei］。近十年以來，把發音學字母注着舊文字的讀本，一天多似一天，這就是拼音文字還須拼音幫忙的證據。假使俄羅斯、西班牙能把發音學字母，簡簡便便，將七十五個不識字的國民，每個教上兩月，無論Tail、Tale、Tael，都把teil一拼，讓他群盲眾聾用來互相通問，魯莽滅裂，如「眾話命鍋……」之類，連着上下文，相合而成意，慰情聊勝無，豈不強於沒字碑麼？且即把發音學字母的拼音注成淺近讀本，使他自己閱讀，豈不事半功倍麼？這種心思所以不發生，大約一則是拗着他們已經是拼音文字國，故不屑更乞靈於拼音；二則凡是因循久梏的人心，總從皮膚上着想，恐怕拼音去亂了他的拼音文字。然而現在時機已來，或者彼中已有人提議，也未可定。
所謂拼音幫忙文字者，就是文字只能用長久時間，耗重大費用，養成一部分人的學問，不能在窮困時候，用最少日力，超度一班「灶婢廝養」，也增一點智識。能夠當此責任者，唯有拼音。然而使拼音脫離文字，獨立而進，必失卻智愚賢不肖隱隱中為一條鞭的聯絡。且恐拼音獨立，所加之職責，過於「灶婢廝養」的限度，誤當它為拼音文字，請他養成無限量的學問，彼亦就笑而不答了。
故依我的愚見，中國果然要用拼音文字，決不要再將漢語製造。當現在只好用漢語的時候，莫妙於把漢文留着，將一種拼音幫他的忙。所謂注音字母將與漢文如何不相離，請條舉如下：
（1）所謂《六經》《三史》，老古董的一部分，讓漢文獨立，不必與注音字母交涉；
（2）青年所讀古書，其應用舊反切之處，皆以注音字母反切之；
（3）通俗書報，小學讀本，一律附註音字母於其旁，凡曉示大眾之文告廣告同；（4）凡致「灶婢廝養」之函牘，手寫者可單用注音字母，印刷者必加以漢文；
（5）「灶婢廝養」互相通問，可單用注音字母。
其傳達之法，就是先由公家強迫師范學校及小學校限期教授，此期於讀音一律，為統一全國口音之預備者也；余則社會上竭力鼓吹傳布，如北京注音字母傳習所之類，推廣於各地，此即實造福於「灶婢廝養」者也。唯傳習者觀念宜正確，乃是傳習拼音，並非教授拼音文字。我說這句話，毫無意於遷就老頑固，冀得其首肯，使減少阻力，這是我自己心窩里要正其名實而已。
第三，我們來講對於E叩eranto怎樣安放。
錢玄同先生問我：「倘不用漢語製造拼音文字，我們能否簡直就採用Esperanto來
做我們的文字？」我可以權且先答一句，說倘使做得到，真是一種可以要得的東西，我們先來想，人類到再過多少時候，果否總得要說一種言語，寫一種文字？這個答案，恐怕只有早晚的問題，絕沒有否定的問題。凡語言文字，有種人過於相信都是「習慣」演成的，過於不相信有可以「人為」的。其實什麼叫做「習慣」呢？也不過聚了無數「不成文」的小人為，受了許多小人為的轉變，演成一個「有名目」的習慣罷了。並且那小人為中間，也有萬有不齊的力量「用力量大一點，轉變得多一點；用力量小一點，轉變得少一點；雖還有種種復雜的原因，有出了力量，沒有轉變的效力的；也有大一點的力量，只得到少一點的轉變的；也有小一點的力量，卻得到多一點的轉變的。這卻必有間接得了助力，或間接失了助力的緣故。總之，如何大的一個習慣，必要如何多少人為的力量才轉變得成，這是可以盲斷的。從盲斷上立起一個「十死笨伯」的定義來，假如要用十萬個一斤、兩斤、十斤、八斤、三十五十斤、一百搭八十斤、一千搭八百斤的小人為力量，才轉變成一個習慣，也未嘗不可用數個一萬搭八千斤的大人為力量，造成一種同等的習慣。所難定的，唯有那個目標的習慣，不知那無數小人為，到底共總用了若干斤力量？我們用大人為替代的斤兩，到底夠不夠？又，無數小人為的中間，有間接得助力的，有間接失助力的，現在的大人為，當間接得助力否，間接失助力否，他的比例應當如何？這也極難估量。所以必定有用起大人為來，比小人為所成的習慣，差着幾分，不能成得剛剛恰好的同等習慣。以後就或者自成一種不滿人意的習慣；或者再加着小人為，成了似是而非的習慣；或者更加大人為，過了力量，成了出乎意料的習慣，這都不能知道。或者都可以受人批評，叫做人為的不曾成得目標的習慣，簡直算做失敗。但由盲斷的一方面着想，恐怕出了燈油，絕不會放他暗處坐的，花多少力量，必有多少轉變，可以相信得過的。所以姑且承認從前的希臘、拉丁、英、法、德、俄文都由小人為用習慣造成，則今日的Esperanto即用大人為演成習慣，乃毫無二致。（且各國習慣演成之文字，其中間所用較大人為，都可指說。如英文，十世紀以前的舊英文，諾曼以後的新英文，皆有特意改作之人；即如我國，李斯等的小篆，周順等的四聲，韓退之的「文起八代之衰」；日本的「目的」「義務」「手續」「場合」不二十年滿於華文的著作，皆建票用過大人為的功夫者也。）故只有力量夠不夠的問題，絕沒有大人為只能叫做「人為」，不如小人為能叫做「習慣」，而有可不可的問題。
那麼，現在Esperanto的力量，到底夠不夠轉變成一個習慣呢？這個我不敢亂答。所以陶孟和先生有「五十年後看世界語如何」的疑問，我也曾經有過同樣的疑問，錢玄同先生來信說，有人言「Id。的勢力，比Esperanto要大」，這就是力量夠不夠的問題。唯我從樂觀一方面着想，世界語之為世界語，終是無恙。就使五十年後有五十年
後的Ido，今日已經有今日的Ido，其為十六兩還是一斤，又可以盲斷先把一笑話說明，倘有人問，「徐錫麟的革命.力量夠不夠？」竟在安慶校場殺頭，形似不夠，但畢竟做總統的還是徐世昌。總之，成了有姓徐的做總統的民國，絕不再是有姓愛新覺羅的做皇帝的帝國。更着一個近似的比方：有如蔡錫勇用縮寫做了「傳音快字」，沈學又做「十八筆」，王照又用偏旁做「官話字母」，勞乃宣又做「簡字」，教育部又取筆畫最少之字做"注音字母二近來西教士的內地會又用偏旁要改什麼新造字母，其實說穿了，總是那一直一橫兩三筆的筆畫，「阿伊烏哀」「子此知屍」等的聲音，換湯不換葯，一種所謂官話的傳聲東西罷了。
照這樣看來，我又要摻雜起來，先發兩個問題。
（1）對於我們漢語發一問題：
（a）是否可以聽憑十八省的土話終古的各行其是？必回答說，不能。
（b）是否可以用閩廣的土白，或吳越的方言作為標准語？必又回答說，不能。
那麼，所謂漢語，雖有中州、北京、漢上、夏聲等的分別，不過十有八九相同，所謂「藍青官話」的罷了。
（2）同樣的可對於世界語又發一問題：
（a）是否中、日、英、法、德、俄、回回、巫來由的語言文字將終古不變？必回答說，不能。
（b）是否中日的象形文字可以為後日世界通行之利便物？又是否拼音字母必將以回回、滿、蒙、巫來由等所用之字母代用今日之所謂歐母？必又回答說，不能。
那麼，所謂世界語，雖有Esperanto, Ido等等的分別，也不過是雜取全世界的語文。先用所謂歐母，或近似歐母的字母，做成一種驢不驢、馬不馬的文字，使我輩興嘆五十年後將夭病的罷了！（着一「先」字者，千百年後，歐母終必蛻化，別有一種良好之面目拼切將來的世界語也。）
所以Esperanto到底可行若干年，我不敢答。敢答者，無論尚有Id。不Ido，終之十之八九還是今日Esperanto的一物，換湯不換葯，十六兩還是一斤罷了！
但是有人駁說，「便是你講世界語應當雜取全世界的語文，然今日的Esperanto，就使斟酌了英、法、德、俄、意及其他歐系的語文，小小心心的選擇起來，在歐美是滿意了；別的不管，單是中間沒有我們漢語，怎麼叫做世界語呢？」
我說，這到了問題咯！倘使有一種國粹的名士，有於先生掛糞的見解，必定要拿象形文字來統一世界。無論世界何種專門名詞、學術名詞，如「歐洲」必改稱「大秦」，「英吉利」必改稱「紅毛」，「邏輯」必改稱「名學」，否則，寧可不與世界相通。我敢翹起一拇指，稱他為「有志氣的好漢」，「愛國的志士」，「母語的護法」，「保存尊
糞的有情感朋友」。我只有鉗口結舌，不敢再說世界語。又倘使有漢語拼音文字家，必要避去歐文面目，用注音字母等的一物算做世界語的底子，於是強人就我，將來Philosophy必改為「匚一力麼乂乙匚一"，London必改為「力1刀我也稱他為「有趣的別致朋友」，就也不贊一詞，由他去造他的世界語。所以我們對於這兩種人，都要提開算，不可泥中斗獸，連他也討論在內。
我們所要同他討論的，便是那贊成歐母的朋友。不過他的甲組，要世界語包括了漢語在內；他的乙組，要將「用歐母拼音的漢語」做着底子，包括歐系語文在內。這甲乙兩位，都是個「歐迷」朋友。其實多多少少，終要做成落在Esperanto圈子裡的朋友罷了！倉頡終將對他痛哭，莎士比亞等亦當恨他刺骨。他是終要送世界舊日各國語文進博物院陳列的主顧。
甲組的問題，就是恨現在Esperanto不包漢語的問題，這不算做Esperanto的缺憾，不足為推翻Esperanto的條件。有如「堯、舜、禹、湯」「黃河、泰山」「大風、磕頭」之類，凡是漢語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現在習見的英文，已經慢慢地收進字典。這是自然而然，別人也不肯輕易放過的。在英文收進這些詞頭，不礙算做完全英文。那麼，Esperanto也把這些詞頭慢慢地收進字典，怎麼就會礙着算做完全的世界語呢？所以慢慢地吸收漢語，擴大Esperanto的范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如在禮有什麼「稀、洽、烝、嘗」，在樂有什麼「黃鍾、太簇」，在學有什麼「儒墨名法」，在術有什麼「陰陽、五行」，在慣語有什麼「不行」「像煞有介事」種種可以供參考及歷史紀念的，沒有不能慢慢地加進Esperanto。Esperanto也必歡迎這些詞頭，熱切得厲害。
乙組的問題，就是要把「用歐母拼音的漢語」做個底子的問題，雖然似乎要打得Esperanto成個落花流水；但讓一步說，就算Esperanto甘心受打，還是要在中間佔一大部分的勢力：
（1）是歐文固有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我們漢語做底子的世界語」也不能不採用。採用的時節，雜取英、法、德、意文來特別製造，費卻大手腳，結果還同現在的Esperanto是哥哥弟弟，故必落得省事，多分採用E叩eranto。
（2）因這l採用，所有我們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也就事同一例，採用Esperanto的拼合規則。
（3）於是普通詞頭，所與人為唯一競爭的東西，那拼音的規則亦必強迫而同於Esperanto。不過「太陽"不用Suno，改用Tajjan；"月亮"不用Luno，改用Jojan；"什麼"不用Kio，改用sima；「那個」不用Tio，改用Nako；吃飯的「吃」不用Mangi，改用Ci；喝茶的「喝」不用Trinki，改用Ho；「大」不用Granda，改用Da；「小」不用walgranda，改用Sjaii；"然而"不用Tamen，改用Jani；"如此"不用Tiel，改用Juc
罷了。
但是就照那樣辦法，現在的Esperanto，不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品，不是仍舊落在他的圈子裡麼？
但我要質問一句，彼此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是原來各不相妨的。所斷斷可爭的只是那些「太陽，月亮、什麼、那個、吃、喝、大、小、然而、如此"之類的普通話頭。這一齊要用漢語，又怎麼叫做世界語呢？倘滿、蒙、回、藏、日本、朝鮮、印度、安南、巫來由等各各出來主張，又如何安排？我以為既然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歐洲固有的，仍着歐舊了；中國固有的，也改用歐式了。所剩的，只是那普通名、狀、動、副、介、連等的話頭，這些話頭，不將歐洲舊物，其語根與歐式文字相應的充着，反要將語根與歐式文字不容易相應的漢語充着，這又是什麼一種拗執的把戲呢？又所謂「惡狗當路睡，人己兩不便」的辦法咯！所以苟其「堯、舜、禹、湯、黃河、泰山、大風、磕頭、禪、洽、烝、嘗、黃鍾、太簇、儒、墨名、法、陰陽、五行、不行、像煞有介事」，皆已可聞聲而達意，則其餘的「太陽、月亮、什麼、那個、吃、喝、大、小、然而、如此」之類就又何妨竟用着Esperanto呢？我是一個懶漢，或者遷就得實在有些過當！亦無妨對我們「歐迷」朋友互相談談，本不曾敢向「國粹家」「母舌家」開口。
上面說了許多話，說來說去，到底是什麼意思？不過說，無論在歐洲，在中國，也不必爭着Esperanto不變做Ido。我盲斷他還是這樣的一物，現在的Esperanto，極少總有做一個世界語底子的價值。無論哪一國的人，如果盼望將來要有一個世界語的，就該把現在的Esperanto，在有工夫的時候，分一點神思，理會一理會，扶助他暢行，是第一希望；進了他的門，倘見着不良的，可以改良，是第二希望；真要別創Id。，把他做個底子，是第三希望。好在他也不費得我們許多腦力，他又盡是等英、法、德、俄、意的文字，讀了也不算白讀。
至於錢玄同先生信上所說的Ho，我很鄙陋，所跑的國都也太少，學問界的情形又只算全不知道，這新產物，倒還沒有聽見。我耳朵里聒着的，有人說，二三十年以來，同Esperanto 一道出風頭的，還有兩家：一個叫做Volapiik;一個叫做Idiomneutral。但近十年中，我在倫敦、巴黎一帶地方，只聽見Esperanto在那裡獨出風頭。有好多人對我說，那兩家是偃旗息鼓得好久了，不知五十年後到底如何？若據我一人的經歷，自從一九O五年在巴黎看他慢慢地興旺起來，到了一九一五年我回國的一天，是只有一天熱鬧似一天。自然不能如摩托車那樣暴興，但是衰敗的樣子是絕不曾顯出的。他也不仗《評論之評論》報社一家鼓吹，他自有首要的發行所，在勃烈顛博物院左近。當然這些新事業，那國粹的名家，詞林的文人，雖心中也有意思討論，然絕沒有纖尊貴
降，肯失了他的身份，隨便贊成的。這好比一家同是姓徐，那擅拳攘臂，做出暴徒的行徑，只好苦徐錫麟不着，那徐世昌先生，總得要到了制禮作樂的時候，才好垂紳縉笏的請他出場的。所以Esperanto是還不曾開了牛津大學的課堂，戴着博士帽子，天天教授熱心贊成的，多半是那些中下流的人物。只有那厲害直接的商家，能夠招來買客，愈便利愈好，故店鋪伙計學習Esperanto的，很是不少。因此，普通的夜學校添這一課的，也就日有增加至於「倫敦公園有傳習所」，這是孫芾仲先生聽了我的話，不曾深知歐洲情況，故誤「傳布」為「傳習」，且添了一個「所」字。公園中如何容得傳習所呢？陶孟和先生以為「走遍公園，也沒有看見「，自是確情。但是一種演述社會主義等的「乞丐」朋友，在城西海岱公園，城南克臘賁草地，城東維多利亞公園向人鼓吹Esperanto，是司空見慣的事。大凡上等學者都不屑留意，我因為常歡喜調查那些「乞丐」朋友，故接觸略略多着一點。（「乞丐」二字，是民國元年饒孟任先生在「上海共和建設討論會」上給倫敦社會黨的徽號。他說：「我在倫敦，從沒有見過什麼社會黨，只有幾個乞丐鬧着罷了。」
閑話少說，那採用Esperanto以為我們第一步代用漢文漢語的問題，若問我究竟贊成否？我可以復說一遍，說道，倘使做得到，真是一種可以要得的東西。並且倘使做得到，我總是第一個贊成。但恐這件事情，是不大容易做得到！果然能把老頑固說得眉飛色舞，相信起來，或者簡直掩耳縮頭，不屑抵抗，這樣說法，那造漢語拼音文字，絕不如徑用Esperanto為好，管他有五十年氣候沒有五十年氣候。我非敢與陶孟和先生、陳獨秀先生、胡適之先生等故意搗亂。我的心頭真意，無非相信Esperanto是用得的，漢語拼音文字是不必造的。但我以為對於Esperanto的進行，可以和平進行。現在的Esperanto，就使不必果為大同時代的真正代用物，終是那代用物的幼蟲。凡世界上的開明人類，皆有把它傳布，對它討論的責任；凡相當的學校，皆當采做一種必修的附屬功課，比之於地理、歷史等科，絕可有此價值，而且有此時間（因其易習）。至於代用漢語的問題，似乎把它作為兩個問題，尤其妥當。這是我十年來固持的意向，請在下一條再來細述。
第四，我們來講採用一種歐洲文字作為第二國文的問題。
我是一個謬妄的物質文明崇信家，要問「有那物質文明，到底幹麼？"我是不能答。物質文明，又是我的賤骨頭所消受不來的。但是我的信條，終以為死亡絕滅，人人以為不好，那就是說，「沒有是不好」；粗陋惡劣，人人又以為不好，那就是說，「不精工是不好」「不好看是不好J故就盲從着亂說起來，以為有是好，多有更好；有得精工是好，有得好看是好。這種膚淺的思想，自然不值一駁。就是我雖沒有學問，也能尋出幾句高尚的門面語來，駁得我自己啞口無言。但我的實在信仰.終是消滅不得。
有了這種信仰，就鄙陋之心不能自抑，總眼熱不了歐美那區區可笑的一點物質文明；而且深信不疑，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階級上應有的文明。我常常胡言亂語道，把世界扭做一起，以為書契以前，且擱起不必談；書契以來，可分做三時期：
（1）中國從伏羲到帝摯，算是兩千年，叫做上古一時期。這個時期，雖然有像伏羲等一點畫八卦的理想，然這種理想，究竟只能造出一點粗淺物件。自從伏羲造綱罟，神農造耒幫，到最後五百年的黃帝時代，那城郭、宮室、舟車、衣裳，造得極熱鬧了。在西方，恰是埃及巴比倫時代，也是這麼一個狀況。
（2）從堯舜到秦庄襄王，又算是兩千年，叫做中古一時期。這個時期，是理想發達的時期。把那沒機器的物質文明，好比如上古的粗淺物件之類，慢慢地擴充完全起來。這個時期的理想，也彷彿如上古時期。起初如堯舜等，略有一點倫理法律的思想，極盛也在最後五百年；就是到了春秋戰國時候，老、孔'楊、墨、庄、孟之徒，方才一齊出世。西方希臘七賢，若德黎等，是與老孔同時；雅典學者，如蘇格拉底師弟是與庄孟同時。最奇的，文學每先哲理而興，中國商周之際有雅頌，彼中亦有鄂謨詩篇，兩種文學的古董，都出於諸子百家之先，好像互相約定的一般。
（3）從秦始皇到清宣統帝，又兩千年，叫做近古一時期。這個時期，補綴四千年無機器的物質文明，到無可美備；而又發揮中古的理想，醞釀出科學，使發生第四期機器的文明。什麼叫做科學？就是理想有系統，有界說，能分類，重證據的便是。這兩千年，也是起初稍稍地萌芽科學理想，末後就科學的理想大著；不過不能如前兩時期的樣子，發達極盛整整的都在後五百年罷了。漢儒說經重派別，羅馬生出政法學說，中國也有西漢人偽造條理較精密的《周禮》，這都是科學理想的萌芽。這時期的中間如西方的黑暗時代，東方宋元學術的荒陋，皆狀況無別。唯西方自戈白尼推翻日局，直接竟向科學線上進行；我們就倒霉，走向歧途。但是科學理想的細胞原蟲，未嘗不潛伏在吾人腦子之中，與人類的氣化相應。即如宋儒之說「誠」說「敬二雖他們的學術自有誤謬，然他們極寒儉的冥想，界說自極森嚴，就彼論彼，絕不容信口開河，實有一種特色。遂間接而開清儒考據的局面。於是應用在他們考據中間的系統，界說、分類、證據，皆應有盡有，雖號稱漢學，實非漢儒所能夢見。
從此以後，倘使還是兩千年一個時期，那麼，從十九世紀初年，或從民國元年起，到民國兩千年，我們可以題它一個名目，叫做粗淺機器時期。再從六千年的後面看上來，現在這些驚人的機器，就同伏羲的綱罟一般；現在這些高深的科學理想，就同伏羲的八卦一般。若正式的粗淺機器，抵得黃帝的舟車的，尚要等一千五百年，方才出世。至於真正科學理想，抵得春秋戰國東西諸儒的哲理的，應在三千五百年之後。
我為什麼百忙中插這一段無根盤的冬烘講義，引人發笑呢？我的意思，無非要表
明：今日歐美的物質文明，並非西學，乃是人類進化階級上應有的新學這種所謂科學理想的頭腦，到這時期，已由叫做什麼「上帝」的遍賦予東西人類的腦殼裡面。不過在這發腳的時節，西方人已經直接的應用在科學與機器。我們只間接地應用在漢學考據，尚未直接的應用到科學。早晚應用起來，或者一千五百年後的「未來黃帝」還生在東方。那麼，現在初期的發腳，東西相差一百搭八十年。六千年後的人類當然無所感知，看作我們同時發腳罷了！但是我這幾句寬慰的話.不是獎勵我們的惰性，引我們再睡一下；是要辨明我的眼熱歐美物質文明，斷非因貧弱了，震驚別人的富強，為一種虛驕的感情；實見得發生這種物質文明，是我們人類到此時應有的天職。我們間接誤應用於漢學考據，已遲誤了二百年；再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又遲誤了目前的二十年；拋棄人類天職，實是可惜。但恐怕我們自己懊喪，故想出幾句「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的話頭，一面慰藉了，叫我們定着神。如小學生早睡失眼，誤了上學時間，及喚醒起來，既睡眼蒙朧，又性急慌忙。所以替他摩着面孔，安慰幾句，定定他的神，到他清爽了，望他拔腳就奔，快！快！飛快！你若再在路上遊玩，便不是一個好學生。那麼，我說完這一節，我們向歐美物質文明上奔去，也該快！快！飛快！若再遲回不進，便不是一個好人類。
所謂「來者猶可追」，我們當從「追」字上着想。「追」字是如何情態，就所謂快！快！飛快！這才到了我們採用一種歐文為第二國文的問題。上面從進化線上着論，在數千年後看來，今日的歐美物質文明，殊不值一笑。但是若我們同一時代的人實地比較，實已相差得太遠。彷彿從前我們是踱方步的前進，他人始而是垂〈乘〉了牛車前進，繼而是快馬前進，現在是汽車前進。本來快馬的時節，離他已隔數程；今日他的汽車飛馳不息，簡直十萬八千里地跑得毫無影子。數年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教育，是一種雇着牛車追趕的法子；近來主張多采新法課程，改良學校；是改雇快馬追趕的法子；一班所謂志士，想出多派留學生，改造拼音文字，用白話文體，是購買自轉車，或坐火油船，旁求捷徑，升天人地，四路追趕的法子；倚靠Esperanto，是向單軌火車發明家預定將來新建物成功，可用他一飛就趕到的法子。前幾樣嫌他太無速力，後一樣又嫌他緩不濟急，所以正門道路，採用一種有力量的歐洲文作為第二國文，是追趕汽車也用汽車的法子。假如取了法文算第二國文，再把英德文作為大學及高等學校必修的輔課，把Esperanto作為高等小學及中學必修的輔課，仍將英德文作為中學可增的輔課。如此，庶幾乎世界頭等文明國的書報，如替中國做的；印刷廠、報社，如替中國開的；各種學校，如替中國立的。此如汽車以外，火車、飛機，幫着並進，庶幾乎可以追到同等的地位，真能同負了粗淺機器創造的責任。否則，懶惰朋友真能靠了「氣化」自然前進麼？試觀我們苗大哥的遠祖共工氏.繼着伏義拿「水德」
稱帝，多大局面！後來嗤尤一戰而敗，三苗已格而竄。想來他在那時節，已崇拜踱方步主義，「苗學為體，夏學為用」，自以為允當，變成縮進了貴州內山。所謂配德黎者有老子，他不曾有誰；配科學者有考據，他又不曾有「麼」。他不曾得文明的徽號，尚小事；他竟不曾盡人類的天職，是大咎。
有人說，「學校可以自立，印局可以自設，報館可以自開，書報可以自編及翻譯而成。」曰，唯唯！否否！我仰天大笑，冠纓索絕。學校什麼一個程度？印局、報館什麼一個資本？自編的書報什麼一個大著？反正各人都有手鏡，讓他自己照了面孔好笑，我不必再費口舌辯論。唯有那翻譯一端，凡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腐儒，抱有《盛世危言庸盒文編》見解的朋友，都在那裡做這一場好夢。至於稍微讀過一點東西洋文字，出出國門的，才心裡明白。凡是快馬程度的，或者還可仰仗翻譯；至於那汽車程度的，連美、法、德諸國盡有譯手，也互相不及翻譯。所以他們進大學而便參考，已有必修一種外國文的規定！
至於第二國文應采何種文字？錢先生問我，法文是否較適當？我以為法文本來舊日曾有世界語的資格，果國人一朝而有第二國文的信仰，也必有群焉傾向之勢。即彼向有英、德文之癖者，法文本不過與國文並重，視各國文，英、德之文，本在大學及高等學校為必備的輔課，其高等學子，既於小學中學精讀法文，由法文而進修英、德文的輔課，視今日徑習英、德文，且事半而功倍。如此，當法文課為吾國第二國文的時代，所有情願精習英、德文，學於紐約、倫敦、柏林者，必可多於今日。所以這一問題，容易解決。
以上所說，不過是錢先生提起了，搔着我的癢處，不由自主的，寫了這許多行數。此外錢先生還有想買一輛自轉車的辦法，就是想要雜用漢文、西洋文、注音字母，商量出一個簡易便當的法子來。這法子，依我的理想，也覺得可以不成空言，我真樂於討論。但是說起來，又必定話頭甚長，這回寫得手也酸極了，因此，暫且請擱一擱，下次再談。
玄同以為我們對於中國文字，應該討論得很多並且為了要革新文藝、振興科學、普及教育起見，更非趕緊在舊文字上謀補救的方法不可。因此曾於十月里寫給吳稚暉先生一信，信中提出幾個問題，請教吳先生。吳先生思想見解的超卓，知道的人很多，不用我再來贊揚，單是就改良中國文字方面說，吳先生於一九。八年在《新世紀》上曾經發表過許多議論；一九一三年讀音統一會所制的「注音字母」，吳先生又把他傳播給巴黎的華工；兩年以來，又替教育部編了一部注音字典的字典——名叫《國音字典》。我知道吳先生對於補救中國文字的方法，懷抱的精思偉識非常之多，所以寫信去
請教他。現在接到這篇文章，說得詳詳細細，有一萬四五千字光景，其中所言極有價值，因亟錄登《新青年》以資國人之討論。
又吳先生別來一信說今後關於注音字母改良文字，及其他種種的問題，要說的話很多，將陸續寫出，寄登《新青年》。這是《新青年》同人所最歡迎的，玄同當代《新青年》同人向吳先生道謝！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日錢玄同記
德國分科中學之說明
蔡元培
近日北京大學方鑒於文理分科之流弊，提出「文理合並」之議；而中學教育界乃盛傳「文實分科」之說，異哉！原中學文實分科說之由來：
（1）由國文教員嫌國文教授時間之不足，而欲減數學，若自然科學之時間以補之；
（2）由數學教員嫌數學教授時間之不足，而欲減國文，若歷史、地理之時間以足之。
為調和兩者計，乃有文實分科之說，在清季已試行之。其制有數種流弊：
（1）各省競設文科中學，而實科至少，以實科之設備，較普通中學需費更巨；其教員，亦非現在高等師范之畢業生所能任。至於文科，則設備之費更簡；而科舉時代之文人皆可為教員也。
（2）既少實科中學，則專門以上學校之屬於文、法、商諸科者，雖不患無可招之生，而理、醫、工、農諸科，則合格之生甚少。
（3）文、法、商諸科所招之中學畢業生，科學知識太缺乏，仍為變相的舉子，而不適於科學萬能之新時代。
故民國元年，教育部取消文實分科之制，而定現行之中學制。在現行中學制所需改革之點固多，而絕無恢復文實分科之理。說者動引德國文實分科制以為憑借。不知德之中學，本只文科，其後因時勢之需要，而增設實科。未幾，又有文實合科之制。後者已出，而前者未被淘汰，且因一部分人之盡力，前者亦次第改良，有以適應乎時勢，故亦隨教育之進步而稍有增設，遂使三者得並存於教育界。初非建設之初即規定有此三種也。今先述三種中學教科差別之大略及建設時期，如下：
教科文科實科文實科新式
第六級拉丁開始無希臘，拉丁而注重於法語、英語、數學、自然科學及圖繪。無希臘文，注重拉丁文，如文科；注重法語、英語、數學、自然科學，如實科。唯有一種近世外國語（如法國語之類）。
第五級
第四級法語始
第三級下希臘開始實科無拉丁、希臘文科有拉丁及希臘文實科有拉丁無希臘
第三級上
第二級下
第二級上英語始
第一級下
第一級上
其他歷史、地理、國語、數學、宗教、自然科學、圖繪、體操、唱歌余同上余同上余同上
創始時代中古時代一八六。年未詳，稍後於實科最近
校數增加率一八九五年四三九一九八一二八未詳
一九。三年四六八二六五一二二未詳
方實科及文實科中學之初設也，其畢業生之資格不能與文科等。文科畢業生，得於大學之神學、哲學、醫學、法學四科自由選擇；而其他兩校畢業生，僅得進哲學科之近世外國語、數學及自然科學等門。及其畢業於大學也，文科出身者，得任各種官吏；而其他兩校出身者，以下級官吏為限。文科出身者，得任各種教員；而其他兩校出身者，以中學校中一部分之教員為限。及一八九八及九九年，教育會議之結果，而資格遂以平等。唯非文科畢業生欲入神學、法學兩科，須受希臘文或拉丁文之特別試驗而已。在實科諸生，以先習近世外國語之故，補習古代語，進步甚速。故佛郎福脫（Frankfort）之新式中學，遂規定先習近世外國語，而於第四年始習古代語。行之卓有成效，而其他都會仿行之，尚名為佛郎福脫式也。
由是觀之，德國之中學制，由文科而趨於實科，乃有折中之文實科；由分而合，初不足為由合而分者之憑借也。
且歐式中學，年限較長，含有高等普通及高等預備之兩種作用，故佛郎福脫式及法國式皆始合而後分。我國既采日本制，於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皆有預科，（日本之高等學校，即大學預科），中學年限較短，而偏重高等普通一作用。若分中學為兩科，是破壞普
通教育之原則矣。今並表法國中學制於下，以備參考。
小學四年，為第十至第七級。
中學甲種乙種
第六級有拉丁或希臘無拉丁有兩種近世外國語
第五級
第四級自是年起，國語及科學加重。
第三級
第二級（子）拉丁希臘（丑）拉丁及近世外國語（寅）拉丁及較完備的科學（卯）近世外國語及較完備的科學
第一級
哲學數學級（天）哲學（地）數學（玄）哲學（黃）數學（宇）哲學（宙）數學（洪）哲學（荒）數學
隨感錄
（三五）
從清朝末年直到現在，常常聽人說「保存國粹」這一句話。
前清末年說這話的人，大約有兩種：一是愛國志士，一是出洋游歷的大官。他們在這題目的背後，各個藏着別的意思。志士說保存國粹，是光復舊物的意思；大官說保存國粹，是教留學生不要去剪辮子的意思。
現在成了民國了，以上所說的兩個問題，已經完全消滅。所以我不能知道現在說這話的是哪一流人，這話的背後藏着什麼意思了。
可是保存國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改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眾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J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
倘說：這便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所以必須保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倘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的緣故，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暴虐，後有殷頑作亂，後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它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它是否國粹。
（唐俟）
（三六）
現在許多人有大恐懼，我也有大恐懼。
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我以為「中國人」這名目，絕不會消滅；只要人種還在，總是中國人。譬如埃及猶太人，無論他們還有「國粹」沒有，現在總叫他埃及猶太人，未嘗改了稱呼。可見保存名目全不必勞力費心。
但是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即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國粹」多的國民，尤為勞力費心，因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別；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
有人說：「我們要特別生長；不然，何以為中國人！」
於是乎從「世界人」中擠出。
於是乎中國人失了世界，卻又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住！——這便是我的大恐懼。
（唐俟）
（三七）
近來頗有許多人，在那裡竭力提倡打拳•記得先前也曾有過一回，但那時提倡的，是滿清王公大臣；現在卻是民國的教育家。位分略有不同。至於他們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便不得而知。
現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傳與軒轅黃帝，軒轅黃帝傳與尼姑」的老方法，改稱「新武術」，又稱「中國式體操」，叫青年去練習。聽說其中好處甚多，重要的舉出兩種來是：
一、用在體育上。據說中國人學了外國體操，不見效驗，所以須改習本國式體操（即打拳）才行。依我想來：兩手拿着外國銅錘或木棍，把手腳左伸右伸的，大約於筋肉發達上，也應有點「效驗」。無如竟不見效驗！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練「武松脫銬」那些把戲了。這或者因為中國人生理上與外國人不同的緣故。
二、用在軍事上。中國人會打拳，外國人不會打拳。有一天見面對打，中國人得勝，是不消說的了。即使不把外國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陣「烏龍掃地」，也便一齊掃倒，從此不能爬起。無如現在打仗，總用槍炮。槍炮這件東西，中國雖然「古時也已有過」，可是此刻沒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練習，怎能御得槍炮？我想！（他們不曾說明，這是我的「管窺蠡測」）打拳打下去，總可達到「槍炮打不進」的程度（即內功）。這件事從前已經試過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算是名譽的完全失敗了！且看這一回如何。
（魯迅）
（三八）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一■照Nordau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嫉俗。新新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
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里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須用Mob的長技，一陣亂噪，大可制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不幸中國偏只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底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甲雲：「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雲：「外國物質文明雖好，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雲：「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雲雲。」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
丁雲：「外國也有叫花子，——（或雲）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地反抗。
戊雲：「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雲：「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又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解他自己的嘲，固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眾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法國G.leBon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裡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里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
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葯，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葯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插着「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葯，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痊癒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摻淡。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有轉機，le Bon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為人類唾罵。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麼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連了也滅絕，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一J旦可有人敢答應說「是」麼？
（魯迅）
「作揖主義」
劉半農
有位尹先生，是我一個畏友。他與我們談天，常說，生平服膺「紅老之學」，「紅」就是《紅樓夢》；「老」就是《老子》。這「紅老之學」的主旨，簡便些說，就是無論什麼事，都聽其自然。聽其自然又是怎麼樣呢？尹先生說：「譬如有人罵我，我們不必還罵，他一面在那裡大聲疾呼地罵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們在旁邊看看，也很好，何必費着氣力去還罵他？又如有一隻狗，要咬我們，我們不必打他，只是避開了就算，將來有兩只狗碰了頭，他們自然會互咬起來。所以我們做事，只須抬起了頭，向前直進，不必在這『抬頭直進』四個字以外，再管什麼閑事。這就叫做聽其自然，也就是『紅老之學』的精神J
我想這一番話，很有些同Tolstoy的「不抵抗主義」相像，不過尹先生換了個「紅老之學」的游戲名詞罷了。
「不抵抗主義」，我向來很贊成，不過因為他有些偏於消極，不敢實行。現在一想，這個見解實在是大謬，為什麼？因為「不抵抗主義」面子上是消極，骨底是最經濟的積極。我們要辦事有成效，假使不實行這主義，就免不了消費精神於無用之地。我們要保存精神，在正當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節省些，這就是以消極為積極；沒有消極，就沒有積極。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戲筆墨，造出一個「作揖主義」的新名詞來。
「作揖主義」是什麼呢？請聽我說：
譬如朝晨起來，來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遺老。他拖了辮子，彎腰曲背走進來，見了我，把眼鏡一摘，拱拱手說：「你看！現在是世界不是世界了，亂臣賊子，遍於國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請宣統爺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吧！」
第二客，是個孔教會會長。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顏道貌地走進來，向我說，「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現在我們中國，正是四維不張，國將滅亡的
時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為印度、波蘭之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吧。」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爺。他衣裳楚楚，一擺一踱地走進來，向我說：「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講衛生，就要講丹田的衛生；要講丹田的衛生，就要講靜坐。你要曉得，這種內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吧！」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評劇家和一位上海的評劇家，手攜着手同來的。沒有見面，便聽見一陣「梅郎」「老譚」的聲音。見了面，北京的評劇家說：「打把子有古代戰術的遺意，臉譜是畫在臉孔上的圖案，所以舊戲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體上海的評劇家說：「這話說得不錯呀！我們中國人，何必要看外國戲，中國戲自有好處，何必去學什麼外國戲？你看這篇文章，就是這一位方家所賞識的；外國戲里，也有這樣的好處麼？」他說到「方家」二字，翹了一個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評劇家，隨手拿出一張《公言報》，遞給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題目是「佳哉夢也」四個字，我急忙向兩人各各作了一個揖，說，「兩位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吧！」
第六客，是個玄之又玄的鬼學家。他未進門，便覺得陰風慘慘，陰氣逼人。見了面，他說：「鬼之存在，至今日已無絲毫疑義。為什麼呢？因為人所居者為顯界，鬼所居者，尚別有一界，名「幽界」。我們從理論上去證明他，是鬼之存在，已無疑義。從實質上去證明他，是搜集種種事實，助以精密之器械，繼以正確之試驗，可知除顯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吧！」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軒先生。他的說話最多，洋洋灑灑，一連談了一點多鍾。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發揮得詳盡無遺，異常透徹。我屏息靜氣聽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吧！」
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我。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這不過忙了兩只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唇焦舌敝的同他辯駁，不省事得許多麼？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為我想到前清末年，官與革黨兩方面：官要尊王，革黨要排滿；官說革黨是「匪」，革黨說官是「奴這樣的牛頭不對馬嘴，若是雙方辯論起來，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還都是個「纏夾二先生"，斷斷不能有什麼誰是誰非的分曉。所以為官計，不如少說閑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捉革黨；為革黨計，也不如少說閑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革命。這不是一刀兩斷，最經濟最爽快的辦法麼？
我們對於我們的主張，在實行一方面，尚未能盡到相當的職務。自己想想，頗覺慚愧。不料一般社會的神經過敏，竟把我們看得像洪水猛獸一般。既是如此，我們感激之餘，何妨自貶聲價，處於「匪」的地位，卻把一般社會的身價抬高，——這是一般社會心目中之所謂高——請他處於「官」的地位？自此以後，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說什麼「有一班亂罵派讀書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訓於後學者，曰不虛心，曰亂說，曰輕薄，曰破壞，凡此惡德，有一於此，即足為研究學問之障，而況兼備之耶？」我們看了，非但不還罵，不與他辯，而且要像我們江陰人所說的「鄉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片大道理『五個字。」為什麼？因為他們本來是官，這些話說，本來是「出示曉諭」以下，「右仰通知」以上應有的文章。
到將來，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曰，謝天謝天，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麼後生小子，要用夷變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國的文明了。
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只得像北京刮大風時，坐在膠皮車上一樣，一壁嘆氣，一壁把無限的痛苦盡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帶了這種痛苦，埋入黃土，做蛟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一千九百一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麼，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卻要說「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從前陳獨秀、胡適之、陶孟和、周啟明、唐元期、錢玄同、劉半農諸先生辦《新青年》時，自以為得風氣之先，其實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咧！」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麼樣呢？我想一千九百一十一年以後，自稱「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歡迎！歡迎！歡迎新文明的先覺！」
半農發明這個「作揖主義」，玄同絕對的贊成；以後見了他們諸公，也要實行這個主義。因為照此辦法，在我們一方面，可以把寶貴的氣力和時間不浪費於無益的爭辯，專門來提倡除舊布新的主義；在他們諸公一方面，少聽幾句逆耳之言，庶幾寧神靜慮，克享遐齡，可以受《褒揚條例》第九款的優待，這實在是兩利的辦法。至於到了「萬一的萬一」那一天，他們諸公自稱為新文明的先覺，是一定的；我們開會歡迎新文明的先覺，是對於老前輩應盡的敬禮，那更是應該的。
玄同附記
通信
渡河與引路
Esperanto 《新青年》之通信
玄同兄：
兩日前看見《新青年》五卷二號通信裡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對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齊討論的話，我於Esperanto固不反對，但也不願討論：因為我的贊成Esperanto的理由，十分簡單，還不能開口討論。
要問贊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來，人類將來總當有一種共同的言語；所以贊成Esperanto o
至於將來通用的是否Esperanto，卻無從斷定。大約或者便從Esperanto改良，更加圓滿；或者別有一種更好的出現，都未可知。但現在既是只有這Esperanto，便只能先學這Esperanto。現在不過草創時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獨木小舟；倘使因為預料將來當有汽船，便不造獨木小舟，或不坐獨木小舟，那便連汽船也不會發明，人類也不能渡水了。
然問將來何以必有一種人類共通的言語，卻不能拿出確鑿證據。說將來必不能有的，也是如此。所以全無討論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
但我還有一個意見，以為學Esperanto是一件事，學Esperanto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話文學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才從「四目倉聖」面前爬起，又向「柴明華先師」腳下跪倒，無非反對人類進步的時候，從前是說no現在是說no，從前寫作「嘵哉」現在寫作「不行」罷了。所以我的意見，以為灌輸正當的學術文藝，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討論Esperanto，尚在其次；至於辯難駁詰，更可一筆勾銷。
《新青年》里的通信，現在頗覺發達，讀者也都喜看。但據我個人意見，以為還可
酌減，只須將誠懇切實的討論，按期登載，其他不負責任的隨口批評，沒有常識的問難，至多隻要答他一回，此後便不必多說，省出紙墨，移作別用。例如見鬼、求仙、打臉之類，明明白白全是毫無常識的事情，《新青年》卻還和他們反復辯論，對他們說「二五得一十」的道理，這功夫豈不可惜，這事業豈不可憐？
我看《新青年》的內容，大略不外兩類：一是覺得空氣閉塞污濁，吸這空氣的人，將要完結了，便不免皺一皺眉，說一聲「唉！」希望同感的人，因此也都注意，開辟一條活路。假如有人說這臉色聲音，沒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調一般好聽，那是極確的真話，我們不必和他分辯，說是皺眉嘆氣，更為好看。和他分辯，我們就錯了；一是覺得歷來所走的路，萬分危險，而且將到盡頭，於是憑着良心切實尋覓看見別一條平坦有希望的路，便大叫一聲說，「這邊走好！」希望同感的人，因此轉身，脫了危險，容易進步。假如有人偏向別處走，再勸一番，固無不可；但若仍舊不信，便不必拚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為拉得打架，不獨於他無益，連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擱了工夫。
耶穌說，見車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ehe說，見車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贊成耶穌的話，但以為倘若不願你扶，便不必硬扶，聽它罷了。此後能夠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終於翻倒，然後再來切切實實地幫他抬。
老兄，硬扶比抬更為費力更難見效，翻後再抬比將翻便扶，於他們更為有益。
唐俟十一月四日元期兄：
惠書敬悉！
我所謂討論者，不過要老兄說明對於人類共同的言語，和Esperanto的意見如何；絕非是要開什麼「愛斯不難讀討論會」或「愛世語促進會」，拉了一班人人會，七張八嘴地瞎吵一陣子的辦法。今來信所言，已經把尊意說得明明白白，雖然老兄自己說是理由十分簡單，其實就如玄同的屢屢言及此事，所主張的理由，也不過如此簡單。
世界萬事萬物，都是進化的，斷沒有永久不變的，文字亦何獨不然。象形文字不適用了，改為拼音文字；習慣文字有了不規則的發音、無謂的文法（如法、德文中之陰陽性等），不適用了，改用人為的發音正確、文法簡賅的文字，這都是到了當變之時不得不變，其事至為尋常。正如衣裳破了，自然改做新衣；魚餒肉敗了，自然重煮新鮮的食品。但是今年做的新衣，穿上幾年，自然又破了；今天煮的新鮮食品，過上幾天又要變味了，那便須再做新的，再煮新的。所以從Esperanto里變出來的，又有Ido，有人說，將來的世界語，或者不用a、b、c、d，竟用Phonetics的畫嘴字母也說不定。現在「向柴明華先師腳下跪倒」的人，竟將世界語認為他們貴先師的專利品，遇見別
人做的世界語，便說是冒牌的，這竟是「只此一家並無分出，請認明柴先師招牌為記，庶不致誤，如有假冒，雷殛火焚，天誅地滅」的話頭。哈哈！真要叫人笑死！
「二五得一十」的廢話，《新青年》里確乎很多。其實豈但見鬼、求仙、打臉是毫無常識的事情，就是孔教、古文、節烈之類，又哪裡是近人情的？偏偏有人主張，豈不可怪！
現在走路的人，有「肓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有故意「南轅北轍」的；現在滿街的車子，有實在拉不動，以致翻車的，有故意將好好的車子推到泥塘里去的。《新青年》對於前者，是應該指導他，幫助他的；對於後者，不但元期以為可以聽他，即玄同亦以為可以任其自然。但是昨天百年同我說：「看見有人吃糞，不問其有無精神病，總是該阻止他的。所以共和國提倡帝制，科學時代提倡拳匪，平等世界說『慈善事業'『子惠元元』，此非駁斥不可的。"我想這話也有道理，大可各人依着自己志願，分頭去做。
我寫到這里，忽然聽見外面有放炮的聲音，因想起數日前有個朋友來說：「過年時候的放炮，從去年起，已經弛禁了，聽說今年還要熱鬧哩。」然則此刻的放炮，大約是「己未新正」的先聲。我想寫「己未」兩個字，也不要緊；但願「中華民國八年」六個字不要刪除，才好。要是並這六個字而不願保存，那我們簡直可以老實不客氣，照着Nietzseh的話去辦。
錢玄同
論中國舊戲之應廢
玄同兄：
《隨感錄》第十八條中所說關於舊戲的話及某君的話，我都極以為然。我於中國舊戲也全是門漢外，所以技工上的好壞，無話可說。但就表面觀察看出兩件理由，敢說：中國舊戲沒有存在的價值。
第一，我們從世界戲曲發達上看來，不能不說中國戲是野蠻。但先要說明，這野蠻兩個字，並非罵人的話，不過是文化程序上的一個區別詞，毫不含着惡意。譬如說人年紀大小，某甲還幼稚，某乙已少壯，正是同一用法。中國戲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是識者所共見的。我們只要翻開Ridgeway所著《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就能看出這些五光十色的臉，舞蹈般的動作，誇張的、象徵的科白，凡中國戲上的精華，在野蠻民族的戲中，無不全備。在現今文明國的古代，也曾有過，野蠻是尚未文明的民族正同尚未長成的小孩一般；文明國的古代，就同少壯的人經過的兒時一般，也是
野蠻社會時代，中國的戲，因此也不免得一個野蠻的名稱。原來野蠻時代，也是民族進化上必經的一階級，譬如個人長成，必須經過小兒時代。所以我們對於原始民族與古代的戲，並不說他是野蠻便一概抹殺，因他在某一社會某一時期上正相適合，在那時原有存在的理由，在後世也有可研究的價值。小孩應了年歲的差別，自有各種游戲。這游戲在大人看來，不免幼稚，但在小孩卻正適應，所以我們承認他在兒童社會中，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我們也可以研究他，於兒童心理學上，很有益處。但我們自己卻絕不去一同玩耍，因年紀長了，識見自然更進，覺得小時的游戲沒有意味了。倘若二三十歲的人，還在那裡做那些小兒的游戲，便覺不甚相宜。雖不能說他是件惡事，卻不能不說是件壞事——不是道德上的不善，是實際上的有害一一我們因此可以斷定這人的精神不發達，還在小兒時代那一階級，是退化的徵候。中國雖然久已看慣了舊戲，換點花樣怕就要不「慣二但在現今時代，已不甚相宜，應該努力求點長進，收起了千年老譜才是。人不能做小孩過一世，民族也不能老做野蠻，反以自己的「丑」驕人，這都是自然所不容許的。若世上果有如此現象，那便是違反自然的事，是病的現象-_^化衰亡的預兆。
舊戲應廢的第二理由，是有害於「世道人心」。我因為不懂舊戲，舉不出詳細的例，但約略計算，內中有害分子，可分作下列四類：淫殺、皇帝、鬼神（這四種，可稱作儒道二派思想的結晶。用別一名稱，發現在現今社會上的，就是：一、「房中」；二、「武力」；三、「復辟」；四、「靈學」）。在中國民間傳布有害思想的，本有「下等小說」及各種說書，但民間有不識字不聽過說書的人，卻沒有不曾看過戲的人，所以還要算戲的勢力最大。希望真命天子，皈依玉皇大帝及「道教措紳錄」上的人物想做「好漢」，這宗民間思想，全從戲上得來。至於傳布淫的思想，方面雖多，終以戲為最甚，唱說之外，加以扮演，據個人所見，已很有奇怪的實例。皇帝與鬼神的思想，中國或尚有不以為非的人；淫、殺二事，當然非「精神文明最好」的中國所應有，其為「世道人心」之害，毫無可疑，當在應禁之列了。中國向來固然也曾禁止，卻有什麼效果呢？固為這兩件——皇帝與鬼神的兩件，也是如此，——是根本的野蠻思想，也就是野蠻戲的根本精神，做了那種戲，自然不能缺這兩件——或四件，要除這兩件也只有不做那種戲。
我對於舊戲的意見，略如上面所說，想兄也以為然。至於建設一面，也只有興行歐洲式的新戲一法。現在有一種大驚小怪的人，最怕說歐洲式，最怕說「歐化」。其實將他國的文藝學術運到本國，絕不是被別國征服的意思；不過是經過了野蠻階級蛻化出來的文明事物在歐洲先發現所以便跳了一步，將他拿來，省卻自己的許多力氣。既然拿到本國，便是我的東西，沒有什麼歐化不歐化了。倘若亞洲有了比歐洲更進化的
戲，自然不必去舍近求遠，只可惜沒有這樣如意的事。
七年十一月一日周作人
啟明兄：你來信的話，我句句都贊成。末段「其實將他國的文藝學術運到本國，……沒有什麼歐化不歐化了"數語，更是至精至確之論。吳稚暉先生道：「今日歐美的物質文明，並非西學乃是人類進化階級上應有的新學。」（見本號）這話雖然是專說科學，其實一切美術文藝皆應作如是觀。我們對於一切學問事業，固然不「保存國粹」，也無所謂「輸入歐化」。總之趨向較合真理的去學去做，那就不錯。至於有一班人，已到成年還在那裡騎竹馬帶鬼臉，或簡直還要「打哇哇」「鬥鬥蟲」，我們固然盡可睨之而笑，聽其自由。但他們如其裝出小兒樣子，向著別的成年人的面孔唾唾沫，拿筆在書上亂畫亂塗，這是不能不訓斥他、管教他、開導他的。你道我這話對不對？
錢玄同6，November，1918
文學上之疑問三則
玄同先生足下：不佞每讀大著，無不循誦再三，心焉嚮往，佩服良殷。茲有疑問數則，欲求教於先生，先生其許我乎？
（1）先生與獨秀、半農、適之諸先生均主張以「白話為文學之正宗」，蓋取文言一致之義。唯大志四卷二號，所載吳稚暉先生之論《旅歐儉學之情形及移家就學之生活》內，有雲：「文字自文字，語言自語言，世俗慣語，以為西洋語文合一此實似是而非。世界無論何國文字，莫不相同，皆有高深與淺俗之分別。淺俗之文，則與語言密切相近。……」愚以為吳先生此論，頗似「古文家」之議論。「古文家」之所以主張今人必作「古文」者，即以「古文」為高深，白話為淺俗耳！（侯官嚴氏論譯事之主張，即是如此。見壬寅年《新民叢報》。）況吳先生謂「無論世界何國文字，莫不相同，皆有高深與淺俗之別」更不啻代「古文家」添了一個證據。然則吳先生之說，究與先生等所倡「白話為文學之正宗」之論，是否可以相容而並存？愚誠末學，實未敢妄斷.乞先生撥冗一言，則受惠多矣。
（2）先生《嘗試集》序中謂「唐朝的韓愈、柳宗元，矯正『文選派』的弊害，所做的文章，很有近於語言之自然的。……」然不佞又聞之袁枚曰：「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韓柳之矯弊，亦僅僅矯正「文選派」的弊害，其欲以唐人而作三代兩漢之文，則固事實昭昭，「桐城謬種」，即本此復古觀念而來。故韓柳文之近於語言之自然者，乃偶然的，因為韓柳有心復古，讀熟了幾篇《左傳》《孟子》，遂不知不覺似近乎語言之自然。其實韓柳何嘗有心主張文言一
致，做那唐人時代近於語言自然之文章？故不佞以為先生所論「第二種弄壞白話文章的文妖」，韓柳既為「古文」之作俑者，即不能因其文章偶近語言之自然而寬其罪。愚見如此，未審當否？
（3）大志三卷二號，有李濂鎮君致胡適之先生之信，其末尾附註雲：「英文Figures of speech中Metonymy，似說文之典故；Antithesis，似說文之對仗，文學真義，萬國皆同。以此證之，不用典，不用對仗，似尤不可。」夫不用典，不用對仗之理由，愚已屢聞於先生等之言論矣。唯愚之所疑者英文中之Metonymy，與Antithesis是否以不用為佳耳？故亟欲睹適之先生之答復以為快，乃迄今未見答復一字。今以求解情急，遂因作此書之便舉愚之所疑者，轉質諸先生，乞先生代答之。
張效敏白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玄同先生來信，叮囑兄弟把張先生的問題敬謹回答。兄弟以為拿白話文為文學的正宗，這是一種主張；現世界各國的文字都有高深同淺俗的分別，這是一種事實。兄弟的主張，也是渴望有白話文字通行，在現在的教育上生出極大的作用。設使劉、胡、陳、錢諸位先生又能把白話文造作文學的正宗，那更快意。至於從前的談話，說起現世界各國文字的事實，乃對於習外國文字的人訴說艱難。不是主張別人如此，我們也應當如此；亦不是說各國事實如此，即是各國人贊成如此。兄弟常亂道，以為何以世界各國的先民，都是尊古的意味略濃，到了近代人都是創新的興會較多呢？千百種原因中間有一種，就是古代的物力艱難。好比人家三代相傳只是一個寒儒，所以把慎守先生的田廬，實用先人的器物，做一克家令子，算為唯一要義。現世界的物力漸漸繁富，又譬如子孫忽然闊綽了，當然那三間老屋，拆充後花園一部分；幾部破書，放到藏書樓一壁廂，這正算興家後生，不算敗家兒郎。文章是替代語言的東西，這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反駁，然而語言同文學，都有說得好不好，寫得好不好的分別。好的語言，古代是沒有留聲機器留着；而好的文字，在古世已有簡策可以存留。但語言同聲音兩樣東西古今中外的大儒都承認沒有一時一刻不往前變動，蛻化成功新語言、新聲音的。各位細想，要把簡策去存留那代表語言的文字，正如老儒家幾畝薄田，幾件布衣，哪裡可以浪用？甲世有好文字，代表甲世語言的人刻成了幾塊簡策；乙世的語言強變，卻沒有好本領寫文字的人，就因循不去浪用簡策，於是要學文字的人，只好仍把甲世的簡策揣摩；到了丙世，忘了起源，就發生一些文字語言當然分別的意味，自然那簡策上的甲世文字更覺得貴重，況且舍卻耳朵里聽得、口裡說得的語言腔調，要學耳朵里從小沒聽見，口裡亦說不來的文字腔調，自然便難，難就覺得格外有價值：此又最容易弄錯。自簡策而紙筆，而雕版，雖代代載文字的器具便利起來，然而不但文字語言應當分別的習氣已經成功，而且存留文字的器具盡管便利，照數十年前的情狀，終
是追不上語言的變。但是無論如何，文字亦不能不受語言的影響，也是漸漸改變。所以《典》《謨》《訓》《誥》為調子，到春秋戰國，便無人過問；漢魏的文章，異於周秦；唐宋八家，亦不恰如左馬；桐城派古文家，亦小異於韓歐。方今希臘、意大利的文字，不就是古代希臘拉丁文；今之英文，不就是盎格魯阿克森文，亦異於三百年前的英文。不過數十年前，文字只有小變遷，終還苦於存留文字的器具沒有甚大改良.故吾人類頭腦中的異想，還無從厲害的感生。到了現在，那印刷器的能力千百倍於從前。全世界一天印刷的文字，幾乎可說多過一天全世界人有理論的言語；又幾乎要求用文字報告的傳達的，多過於要求用語言報告傳達。從前有一部分人，連把語言同他交涉，亦似乎可以不必；現在連搭也要將文字與他交涉。故文字語言，有效用合一的情勢。從這語言文字接觸得如此緊密，於是感覺銳敏的朋友乃悟寫載文字的器具如此其便利，何妨將愛說的語言，盡數用文字傳達？這就是主張多用白話文字人的見解。又有人見得現在文字如此其多，而可取寥寥者，這在他的意思與神氣，不在古不古那，就明白只要意思好、神氣足，在語言是有價值的語言，而移做文字就是有價值的文字。這就是主張白話文學人的見解。這種見解，還是西方人首先發動，所以數十年來，彼中一切書翰普通文，皆用白話；亦受社會屢次的反對，然後奏凱。今在他們各國的事實有所謂高深文字，又有所謂淺俗文字，即經此改革而成。（廣義言之，狹義則原因復雜，自不能如此言也。）向來吾人相傳之西洋文即語，語即文，即就其淺說者言之。兄弟前對習文者言，故招呼他不可樂觀，還有高深的把我們難着呢！那高深難着我們的，兄弟不是贊成他，是招呼人，無奈何要看他的書，只好俯就他。現世界的高深文字，畢竟還有勢力，是何緣故？這是甚容易明白的：（一）尊古的理論，已行數千年；改新的理論，只有數十年。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何數十年的理論，一時能降伏數千年的呢？（二）倡這改新理論的人，中國固居少數，就是西洋多着十百倍，也還是少數。正在鼓吹時代，未到成熟時代。成熟時代的遠近，就看鼓吹的多少。（三）這種博物院資格的古物，若作一種特別裝飾品看待，自也比得現時節的幾盆菊花。所以就是將來送進博物院於理，去拂拭他的古董朋友，亦必不可少。可惜現在普通裝飾品，如白話文學等，還沒有造得很好。所以時人還認定那一幅中堂，兩副八言對聯，是大廳上的唯一堂皇品物。其實把博物標本做得雅緻，代用起來，只有好看，不久想當覺悟。對非所問，姑拉雜數行，以圖塞責。博玄同先生及張先生共一笑。
吳敬恆
來信所論韓柳是有心復古，並非有心做那近於語言之自然的文章。這話固然很是，但我前文的意思，並非說韓柳有心要做言文一致的文章；不過說他們的文章很有近於
語言之自然的，要是繼起的人能夠注意此點，則不難慢慢地回復到白話路上來罷了。平心而論，韓柳的文章，比了初唐的駢文，和後來歸方劉姚諸人的文章，實在要好得多；其壞處，即在妄要學《左傳》、學《史記》而已。我們如不作誅心之論，但就文章的表面上看去，則韓柳之文，在當時也還算有點價值。本志二卷六號所載陳獨秀先生的《文學革命論》，其中論韓愈的話，我以為最公允。
錢玄同
李濂鐐君的通信登在三卷二號，那期報寄到美國時，我已離開紐約，故不曾見着。今見張先生提起此信，我方才找出李君的原信，細讀一遍。李君說Metonymy似典故，Antithesis似對仗，似不甚確。Antihesis固含有對峙之意，然與吾國的「對仗」略有不同。如《尹文子》說：「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J人與法相對峙；又如《三國志》上「既生瑜又何生亮」，瑜與亮相對峙。俗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謀與成，天與人，皆相對峙。此類之句法，在西文名為Antithesis。此種句法，本是語言的自然表示，中西多有的，並不是平對仄，仄對平的對仗，也不是勉強拉攏的對仗，更不是全篇到底的駢文長律。
Metonymy有廣狹兩義，譯義均為「代文」。廣義之「代文」，包一切用此字代彼字之作用。如說「某人能寫一筆好北魏」，其實是說「北魏碑體的字」。又如說「前日上書左右，不知執事將何以教之」，「左右」與「執事」均是「代文」。又如說「明日午刻潔樽候駕」，不說備酒餚，卻用「潔樽」；不說請你來，卻說「候駕」。這都是「代文」的廣義。Metonymy的狹義與Synecdoche同意。此亦是「代文"，但限於用一部分代全體，或用全體代一部分。例如「過盡千帆皆不是，」千帆代千隻船，是一部分代全體；又如「老母春秋已高」，春秋是兩季之名，用來代年歲，也是一部分代全體；又如說「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揭英雄淚」，明說「女子」，卻只說女子的「紅巾翠袖」，這也是用一部分代全體；又如「美人」二字，「人」是類名，卻用來單指女子；又如朝日與落日，都是「斜陽」，但我們遍說落日是斜陽，這都是用類名來代個體事物，即是用全體代一部分了。此類用法，都可名為Metonymy或Synecdoche，這是用「套語」，不是用典。
大多數「套語」之初起時，本是很合美學的原理的。文學的美感有一條極重要的規律日：說得越具體越好，說得越抽象越不好；更進一層說：凡全稱名辭都是抽象的，凡個體事物都是具體的。故，說「美人」，是抽象的，不能發生明了濃麗的想象；若說「紅巾翠袖」，便是具體的，便可引起一種具體的影像。又如說「少年」，是抽象的；若說「衫青鬢綠」便是具體的，便可引起濃麗明了的影像了。這是大多數「套語」所
以發生的原由。但是「套語」初起時，本全靠他們那種引起具體影像的能力，後來成了濫調的套語，便失了這種能力，與抽象的全稱名詞沒有分別了。況且時代變遷，一時代的套語過了一二百年便不能適用。如宋人可用「紅巾翠袖」代表美人，今世的女子若穿戴着紅巾翠袖，便成笑柄了！又如古代少年可說「衫青鬢綠」，後來「綠」字所表現的顏色漸漸由深綠變成淺綠，我們久已不說頭發是「綠」的，我們的少年也不穿青衫，都穿起淺色的衫子來了！所以我所說文學改良的八事中有「不用套語」一條，正是為了這個道理。
西洋的「古典」文學中也有用典的。在英文名為Allusions，分神話典、史事典、時事典各類，但用得很少，即在Milton Pope之詩中尚不多見。十九世紀以後的詩，典故更是絕無而僅有的了。
以上答張君與李君所提出之兩事。
李君原信有雲：「文學家之用典用對仗，猶葯品之用毒物，婦人之用脂粉。庸醫用毒，誠能殺人；無鹽塗脂，誠能益丑。然毒物用於良醫，不立能愈奇疾奏膚功耶？脂粉施於西施不更可艷如花美如神耶？」我以為良醫絕不靠毒物醫病，葯能醫病時即非毒物，因此病非此葯不能醫也。用典則不然，用典的人只是懶於自己措辭造語，故用典來含混過去。天下有不可代之毒物，無不可代之典故，不能相比也。至於美人，終以不施脂粉為貴，凡用脂粉者，皆本不美而強欲裝美，適成為花臉之「花」，與牛鬼蛇神之「神」耳！
胡適
漢文改革之討論
《新青年》諸君足下：近從友人處獲讀貴報第五卷第一及第二兩號，不料當此文妖猖獗時代，尚有這樣健全的言論機關存在，真正喜不可言！大體主張，均表同意。對於郭仁林先生的《告青年》一番忠言，更為服膺無既。弟正因二十年奮斗生涯，鬧得頭昏眼花，筋疲力盡，今獲聞名言說論，不覺精神倍長，從前勇氣，亦已完全恢復。郭仁林先生實在助我不少，感謝感謝！以後當如先生所說，「盡其為我之道」就是了。
雖說大體主張均表同意，然而意見不能強同之處，正復不少。我不會說「千慮一得」的客氣話，所以就要爽爽快快說到我的頑固意見，以就正於諸君之前。第一樁是「改良文字」問題。這是一般人類間共通之大問題。若照我輩之最高慾望而言，能完全滿足我輩所要求的最善文字自然是理想中之大同世界所能通行之真正的Esperantoo不過研究這樣問題，似非二十世紀東方人之責任，而且萬萬非我輩之責任。何以故呢？
我輩今日所以急急主張改良文字之原因，並非完全抱大同觀念，不過為產於亞東大陸之四五億同胞爭存保種起見。更明白言之，就不過為灌輸二十世紀之世界知識於此四五億守舊黨人之故，不得不將固有之復雜難曉之文字，改為一種較為簡單易曉之文字。這是一時的救急方法；這是全要從國民經濟上着想的。所以不妨因陋就簡，只要從捷徑上做去就是了。就是只要一種輕而易舉的改良方法，使國人易於贊同，則因勢利導，事半而功倍；雖然與我輩最初要求未能全符，然而我輩救國之目的，豈非可以達到了麼？
如上所說，我對於改良文字之觀念，是完全就功效一方面着想。所以對於改用羅馬字之議，是絕對的反對；用羅馬字拼音表示漢語之議，亦未能十分贊同。（反對之理由在後）我之主張，是這樣的：
大致用白話體裁，混入尋常談話中用慣之文言；有時需用學術上術語，即混入外國原名，亦無不可。
如此則研究科學一方面，既覺便利。與自來之舊文學，相去亦不甚遠。（舊文學是否應完全破壞，是別一問題。今為我輩理想容易見諸實際起見，不得不稍屈從來主張，是不得已亦是步步為營之法。）該新造此種文規，亦較為輕而易舉。因之得社會上贊助既易，收效亦速，豈非各方面之要求都已滿足了麼？
我知驟聞此議者，必然極力反對，以為此種不三不四、非驢非馬之文字，算什麼呢？一國文字，是國民文化攸關，豈可如此苟且的呢？則請答曰：苟且二字，似有幾分不免，然在過渡時代，既不可墨守成規，又不能完全推翻舊文學，則創造一種中間物，以為新舊文學交遞之媒介乃是必然之結果。請看日本最古書籍，全用假名，自與吾國交通以後，一時文人均用漢文著書；後復有人調和其間，乃造漢字假名交互文之法；再經屢次改革，至今遂自成一國文字。再看Himon。，Jnd。jinriki諸字，本脫胎於日語，而今已常見於西文中。交際社會中之文件無論何國，大都採用法文。可見交通機關愈發達，人類交際愈繁雜，則各國之語言文字將於不知不覺之中，自然而然的漸趨統一。又如吾國各處土語各個不同，而目下交際社會通用一種普通話，人皆習用之而不以為非。若必深惡此等普通話，而目為不三不四、非驢非馬之言語，則我可無言；否則可以同樣理由，證明此種文字固自有其相當之價值也。
然而又有難者曰：中西文雜出之文字可以之著書而教小學生徒乎？曰：是可無慮。西文原以有時無相當譯語不得已而始用之。小學校教科書本未及高深之學理何用此等原名？如其偶一見之，是必為尋常通用之物或人人應有之常識，則亦不足為病。
更請以余之經驗為證：余在中國中學校時所受各科均用中文本，然而理化學中之術語如energy, work之類，則反以原名為便於記憶，且容易了解。如譯為「能力」「作用」之類，字義既晦，反覺其難解。夫研究科學之法，萬不能取「好讀書不求甚解」
主義。是以中西文合並而成之新文學，實為應時勢之要求已至瓜熟蒂落之期而產出，只須忍些微之痛苦，定能獲良好之結果，是可以斷言者也。
此種新文字之副產物，即文字排列之法須改直行為橫行，及句讀處加以符號之類是也。此議貴志上已屢次論及，故不多述。
（中略）
中國實業至今故步自封不能應用科學者，並非因缺乏學者，是全在乎缺乏技術家之故。學者之責任在乎研究學理，故非研究外國文直接看外國書不可。然而此等人才，今日似已不少。即以東西洋之留學生人數觀之，更以推測中國實業狀況，早應有良好成績。日本每年解派遣西洋留學生之人數，不過中國十分之一，而其成績，則與中國適成反比例。此中原因，雖因派遣之法截然不同之故，然而尚有一大原因在，蓋日本學者只須一論文一圖案之勞，便可以其獨得之新理轉授技術家而立刻見諸實際；中國學者則雖有良法美意，無從發表。試看中國之工人，能有幾人懂得圖案之意？正如殘廢之人，雖有充分之腦力，而無手足以承其意志，則亦徒喚奈何而已。故中國學者只能獨善其身，而無從貢獻於社會。今欲於短歲月內造成多數之技術家，自應以相當之科學知識為前提，豈可更以外國文之類亂其心志？而且技術家責任，只須仰承學者之指揮，而實地從事於改良或創造，並無研究學理之必要，故無研究外國文之必要，故不得以中國實業不發達之故。便以為今後少年非教他們研究科學不可，要叫他們研究科學，非教他們研究了外國文直接看外國書不可。余之主張，並非謂外國文不必研究，不過謂人人研究外國文，卻非必要；而且照目今時局而觀萬無此等餘裕，以圖此振本清源之解決法。所以余竭力反對改用羅馬字之議。總之，余之意見是與朱經農先生的大致相同，諸君以為何如？
日本有羅馬字會，主張廢止漢字及假名，而用羅馬字拼音以代之。會員多帝國大學一方面之人物，所以近來該校試題，亦漸漸採用此等文字。高等學校（即大學預科，非高等專門學校）亦漸仿行之。並聞中央學務會議亦已有人提議及此。大概時機成熟之期，定然不遠。不過我國今日既無此等餘裕，而一般國民對於羅馬字之趣味亦與日本人不可同日語，故余今日尚不欲贊同其說。
我是研究工科一方面的學生，不過從來對於文學亦頗有研究興味，所以看了《新青年》就生了許多意見，不知不覺地說了一大篇外行的話。請諸君不要好笑，而以正義折服之，幸甚！
張月鐮白
先生主張中國文「用白話體裁，混入尋常談話中用慣之文言；有時需用學術上術語，即混入外國原名，亦無不可。」這個主張很有道理.很合於現在之用。唯玄同之
意，以為此等辦法可即從小學校實行起。白話和談話中用慣之文言，都是現在的中國人嘴裡講慣的，耳朵里聽慣的，寫了出來是人人可以懂得的。一切適用於現世界的新學問，是西洋人先我而發明的；其中術語，是西洋人已經有了定名的。我們研究新學，若要深求，非看西文書籍不可。在小學校時，即知其原名，則後來看西書要容易得多。若但求普通智識，亦以識得西文原字為宜。名詞術語，愈能統一則愈好。西文名稱，在英、法、德大致相同。日本從前雖然一一翻譯，近則更用假名拼了西音，注於譯名之旁；或專寫拼音不用漢字；或簡直把西字嵌入，連假名拼音都不用，是亦漸漸與西洋趨於一致。中國人亦何妨徑直用西名？先生謂「能力」「作用」等字，以寫原文為宜，則如化學元素之類，特造許多「金字」旁之新字者，自然更是多事，簡直採用拉丁原字，最為善法。至於有人以為此種新式文字「不三不四，非驢非馬」，斥為「苟且」，我則絕對不以為然。請問現在世界上哪一國文字是純粹國風，不雜一個別國字的？且純粹國風的文字又有什麼好處？我以為文字者，不過語言事物的記號而已。甲國此語無記號，乙國有之，就該采乙國的記號來補闕。若說外來語侵入足以破壞國粹，則唯有厲行閉關政策，不與世界交通，學內山苗蠻之辦法而已。至於Esperanto，雖非旦夕間遽能實行，然我輩亦何妨於改良漢文之餘暇，提倡提倡呢？先生「對於改良文字之觀念，完全就功效一方面着想」，我也很贊同，但既以Esperanto為「我輩所要求的最善文字」，又說「研究這問題，似非二十世紀東方人之責任，而且萬萬非我輩之責任」，此說玄同尚不敢苟同。中國人（書中之「東方人」，似是專指中國人言。若日本，則雖未至歐美，已非中國人所能企及也。）現在百事不如人，應該急起直追，灌輸正當的科學文藝自是正辦，但謂世界事業絕不配我們中國人去管，持論似稍偏激，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記者（玄同）
中國文字與Esperanto
《新青年》記者：
近由友人處得見貴志第四卷四號，我看完了，喜得幾乎要發狂。是何故呢？因為我十年前做小學教師時，從實地的經驗上，確認中國文字糊塗野蠻。過後數年，我見了《新世紀》上醒先生《萬國新語（亦名世界語）之進步》一文，我就贊同他後幅所說的意思，（見後），同時復學Esperanto於上海（單純是錢先生所說學外國文第3目的），是時我就屢說中國文沒有存在的價值，非廢棄不可。我的友人有贊同的，有痛罵的。後來我回到鄉里，小學校也有請我教授外國語的，那時我很想說還是Esperanto好。
但我察他們的心理，對我所學的語言，非常冷淡，我恐怕得罪了舊社會，反使我生存困難，我就只能裝啞巴。我私想我是一個陋劣的人，自然有這個荒謬狂妄的意見。今得貴記者同有這等主張，日後我就被人毒罵，可是有人和我做伴了，我如何不喜歡呢！至《新青年》篇篇的文字理想，也很像有我常常想說的，所以我對於《新青年》有特別的希望。我卻確認對《新青年》於思想革新上文明進化上，有大大的影響。
我今要說到中國文字上來了。我的意思，與錢先生相同而微異。我要發表，只得先把羅馬Petro Silvio Rivetta教授的《中國文字之改革》那篇文字，略略譯出來做我的楔子吧。
（上略）中國即無論如何傾向進步，而其文字，殊足為彼前途之大障礙。何則？蓋進化賴乎教育，而教育之發展與否，則文字之難易系之。彼國文字，夙號艱深，故學子之所研究，文學居其大半。目其小學言之，學生職務，唯在記其橫七豎八、夾夾雜雜之字而已耳！即此一端，已與事業不宜過費時間，及學校課程僅為基礎應用之原理等等背道而馳矣。欲速求進步，又烏可得哉！
論文體構造，則奇特異常，凡極普通應用之名，如「校剪」「蒼鷺」「鹽」等字，均用雜亂無章之數十筆畫——所謂橫、豎、撇、點、捺、超鉤折筆順——堆砌而成。其冷僻之字，間於至六七十畫者。故彼等作書，每一字之筆順次序及發音、意思，均須牢記。因每一字，其發音當如何，並無意義形象可索，故除苦記外，別無他途。其國學校，於書法一科特為注意而勤加練習者，亦即為此。
論讀音，則言文差異，恰如吾儕之於阿拉伯或羅馬數碼者然。雖其字形一致，而聲音之歧異，殆難言狀。例如「七」字，僅示其意為七，若一聆其語音，則宛如入方言館，而聽法之sept，意之sette，西班牙之Siete，羅馬尼亞之Septe，希臘（略），德之Siebne，英之Seven，荷之Zeven ，俄之Cemb聲音無異矣。
然此非僅少數者然也，無論任取一字，殆皆如是，如「耳」字之音，在北京讀erh，廣州為，福建、溫州、揚州為ngei, ZZ, oe，客家方言則變為ngi，在Sscvan為orh，高麗為i，安南為nji，日本為mini .
近來彼邦人士頗多覺悟於自國文字繁重過甚，應用艱難於輸入新知，促進文明，實受非常障礙。以為今世各國若數學、化學、天文、海上傳語等，均一致採用一定之符號，故吾亦不妨姑創簡字等等以期便用其理論未嘗不佳，然此僅對於極少數之科學理論等應用上，則可；若謂其於一國內所固有之文字名物均欲一一適合，則必有淆亂夾雜之怪相矣。蓋中國文字，夙號繁多，據《康熙字典》所載多至四萬余，而通常必認識四五千，方足應用。以此繁復，又烏能必其無有困難者乎？
因文字之拙劣繁重，遂致科學上、實際上等等進步非常遲滯，此人所易知者也。
彼國學者，必費多數之時間習國文，遂至其他重要因之學科特無余時為充分的研究。然使其犧牲多量之時間精加而能得實用，猶可言也。無如一與新事業接觸，而困難頓生。今試舉電報之事以明之，電報之事業，貴乎神速靈敏，此夫人所知者也。彼國因無字母之制，又因數字繁多，故不能不別編電碼，遂致寄發遣送，均需輾轉翻譯，核其耗費之時間，較諸吾歐殆四賠之。即此一端，可顯知其文字之不能適用於今世界矣。
為欲滅上述之種種困難，俾新學藝術得容易進步，及謀全國人民讀音統一起見，三年前已有人創立中國正音會，擬以切音字母代現行文字。南部各省頗見發達，而居留外國之那支人亦多有與其事若。
唯是欲創行字母拼音之法，不能不先釐定方音而擇其適合於全國者定為語音之標准，然後始可從事於制定字母，此一定之法也。中國正音會經長期之研究，解析中國近世之語音遂選定合於全國現代語音之字母若干。
顧或者曰，擇定方音，至為困難。蓋中國疆域遼闊，土音繁雜，選擇字音，以何為准？今古則各不相同，南北或互致聚訟。現此時之象形文字，雖言語莫辨，然筆之書牘，則盡人能通。今一旦別造讀音一律之切音字，則諸凡記述，其不至彼此不能辨識者，幾希。故謂此數十切音字母足盡各地方之語言而無掛漏，綴成記述，足代舊日沿用文字而不失其固有之統一，吾斯之未能信也。（外國報章有此評議）
上述關於喪失中國文字一事，今尚無術解決。唯言中國方音互異南北莫辨一節，其說是矣。然除各種方言外，尚有一正式採用之音——即通行全國無阻之官話——是又盡人所知者也。故中國正音會即擇是音為讀音之標准，蓋其一向言文語音無甚歧異，以之為日後之切音，亦易明了。
至論字母之制定，雖不能不採用西文，然亦不能全行抄襲。蓋各國語言，各有其固有之習慣及變遷，雖同一字母，而語音各有不同（如c字，英法或讀K，或讀S；意或K，或C；德或K，或C；西班牙或K，或th等，均因依拼合之母音而有不同。）；或同一綴音，而拼法互有差異。且拉丁字母中，未包孕有中國語音者尚伙。因此之故，及其他之理由，不能不別造歐文外之字母若干以補助之。是以新字母之造作，即雜采拉丁、希臘或俄國字母中之極合中國之語音，及新字母以成之。……（字母略）……至於解決其他種種困難之法，一時不能縷述。已決定由會員每周討論一次，並發布月刊。內容除中文外，重要著述兼刊法文，不久亦擬附刊世界語雲。
上篇文章，刊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份的〃Rev」。上。於中國文字之拙劣，及不能不改革之理由等等，已經說得很明白。唯漢語改用拼法，雖然較舊文為便利，終恐費時多而收效少。所以我個人的意思，以為中國文字無須另造，只有廢業他，逕用Esperanto。理由如下：
（1）近世人類日見接近，萬國共同事業亦愈演愈進。世界合一之說，我儕雖不能見，但循進化的公例，恐終無可逃。那時無論何國語言文字，一定只可編入語言史中，供言語學者的研究而已。故就未來言，宜趨向共同文字；就現代言，中國文字亦已毫無生存的價值了。（其拙劣不適用等，已見上。）
（2）世界上文字，除那亡了的安南外，仍用單音單義的文字，就是中國。這一種在今日拙劣愈加顯著的文字，要將它改革，很覺困難。因同音單音很多，要想避開，除非改用復音（如「受」改「接收」，「壽」改「年歲」，「豎」改「直立」等）。但如此的改革，聲音雖仍是本國的，學習起來，就好像有些讀外國文了。我想到此層，以為中國文字，如不改革，仍是任他；要是改革，倘將改革的時間精力移到Esperanto上去，那功效或者還怕比自己別造的速哩！
上為小子一人的意見。（1）條必有人說是個Utopia，絕不可能。但我沒有許多時間來討論進化的道理，有人說如何便如何；至（2）條之主張，倘是有人說，「你這喪心病狂的死囚，為何說此謬話？我們堂堂中華上國，如何反來采這垂死的借語這？」這我也沒有更好的話答應，我只得將我開首說的那位醒先生後幅的文字寫出來吧。
中國文字艱於學習，民氏於《好古之成見》篇中言之詳矣。唯余尚欲推闡其說。民氏《文字之難》一章之結論雲：「苟有人發明拼音之法，造成字母，注於原音旁，以便閱讀，為文皆以淺顯最近於語言者，全國一致，強迫以一定發音，數十年後當可普及。」又雲：「苟以中國良字尚為不便，則改他種文字之適於中國者，或徑用萬國新語亦可。」意尚游移。以余意視之，苟吾輩而欲使中國日進於文明，教育普及全國，則非廢棄目下之中文而採用萬國新語不可。吾為此言，吾知諸君中必有手顫心悸，而斥吾為無愛國心者。諸君之意，以為文字乃一國之精神，文字亡，則國隨亡矣。此語久為中國新黨之口頭禪，固無怪諸君，即吾於三年前閱亞非利加史，讀至英人禁荷人用荷語一章，亦覺有無限感情，而大斥英人之野蠻。然吾當日之感情，與諸君今日之手顫心悸大不相類。其故因荷語之被廢乃英人廢之，而非荷人之自願，故英人之舉動實為自私計，實為強凌弱；荷人反對之，乃保守自由，抵抗強權故不為非。吾中國之採用萬國新語，乃為改良文字計，乃為中國人權之心願，而非由他人之干涉。故中國人於此事而猶倡反之說者，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頑固」。或詰余曰：「爾以為中國文字不便，實則中國文較他國文為簡單二西洋文字，於動詞中分過去、未來等時實覺繁瑣已極。"英法諸國文字，本不能謂之極文明；然彼以有一定之規則，故較校無規則之中國文字為便利。且每一種文字，必有字母，幾為文字之通例。中國人與歐美交通，為日已久。歐美文明蒸蒸日上，而中國則停滯不進。近數十年來，中國文明，似稍發達，然卒以中西兩文相差過遠，故西洋文明不易輸入（十數年前，中國算學書中常用「天
地甲乙」等字以代西文之字母；唯近年中國出版之算書，則大抵均已用西文字母，此亦可見中國文字之不便利矣）。大者不必論，即以地名、人名言之，中國以無字母故，凡於西方之地名、人名，竟無從編纂同音之字既多，各省之土音尤繁，其為害實非淺顯。在英、法諸國內凡各種科學機器等幾無不有專門字典。其所謂《百科全書》者，尤為有用-然《百科全書》苟欲譯成中文，則較地名、人名更難為力。因西人於此類書，皆依字母編纂，故搜維既廣，查檢尤易；中國既無字母，則除分門別類外無別法。然《百科全書》中往往有不能分類者，故亦非善策也。更以外國語言而論，英文之法文字典，每分「法英」及「英法」二種，法文之於英文字典亦然。唯中國則以無字母故，只有《法華字典》而無《華法字典》。日本雖有字母，然於編纂字典仍不便利，彼知分類之不善，故於醫學字典等多用英文編纂。近且有倡廢日文而全國改用英文之說者，蓋其勢不得不然也。至於中國文字艱難，為文明發達之阻力，較日本為尤甚，更無論矣。然吾以為與其改用英文，或他國文，不如採用萬國新語。以英文雖較良於中文，而究非最良之文字。與其取較良之文字而貽後悔，何如用良之萬國新語而為一勞永逸之計乎？歐美文明，發達已數十年，而中國則至今尚落人後，考其原因，實由文字之野蠻。故吾輩而欲最亟起直追，非廢棄中國舊文字而採用萬國新語不為功！
我是個一點不懂的人，理想只就如此，假如有人叫我這是一個Paradoks。（偏論），我很願安受。要是有人指教指教，那就更為榮耀了。
姚寄人14，June，1918
姚先生的議論，玄同個人極端贊成。玄同以為語言文字，是表思想事物的記號，記號有適用不適用的分別。中國語言是單音，文字是象形，代名詞、前置詞之不完備，動詞、形容詞之無語尾變化，寫識都很困難，意義極為含糊，根本上已極拙劣。再加以象形字變到楷書、草書、行書，連象形的好處也沒有了。文章專為替貴人搭臭架子，什麼「典麗裔皇」，什麼「氣息高古」，攪到嘴裡這樣講，手下不許這樣寫，叫人人嘴可以生今人的手，一定要生數千年前的僵屍的，於是言文歧異，不能合一個。各省土語不同，互相非笑，絕不肯彼此都犧牲一點，使他慢慢接近。因之全國不同的語言，少說些，也必有一千種左右。請教這樣的語言文字，難道還不是不適用的嗎？既不適用，便當根本改革。如其現在還沒有人製造世界語，我必主張改用德、法、英諸國的文字。既然有了比德、法、英文尤較良的Esperanto，我自然主張改用Esperanto。唯Esperanto 尚未通用以前，也不能無暫用的記號。我現在的意見，以為這暫用的記號應有二種：（1）暫留漢字。書寫用草書，廢楷書；文章用現在普通的話做，不用古代己死的話做；語音字音，都照一九一三年全國代表公議的國音讀（此國音字母，近已由教育部公布。吳稚暉先生撰有《國音字典》，聞不久將由商務印書館印售），不照《康熙
字典》的古反切讀，不照各省不能通行的土音讀；字旁註注音字母（就是國音的字母），不叫字母獨立；而一切新的事物為中國向來所沒有的，老老實實寫西文原字，不必有瞎討好鬧什麼譯音譯義如la叫＞0、alumeto等等，一定應該寫原字。因為lamp。是現在人類用的燈，alumet。是現在人類取火之具，無所謂「洋燈」「洋火」也。Etik。既不足講五倫，就無所謂「倫理學」；Logiko既不是惠施公孫龍諸人發明的，就不該叫「名學」。Geoi起頭的字很多，則不能單稱Geometri。叫「幾何」。Respubliko不是皇帝逃走了，叫兩個宰相管理國政，則與「共和」有什麼相干？Revoluci。是改良進化的意思，其中並不含有什麼「天命」的極野蠻話，就非「革命」可知。諸如此類，都該寫原字。（2）即採用一種外國語為第二國語（此第二國語，似以法文為最宜。因一則行用較廣，二則其字與Esperanto相同者最多也。）。一面應該趕緊提倡傳播Esperanto，冀十年廿年之後可以廢漢文而用Esperanto。這個辦法，不知姚先生以為然否？至於有人說國語是國魂國粹，廢國語是消滅國魂國粹.國將不國，這是十六七年前老新黨的議論，動輒引俄滅波蘭兼滅其語為言，醒先生早已駁斥，無須再說。唯我意且以為國魂國粹要是永遠保存，甚或昌大之，力行之則國真要「不國」了。國粹中有「生殖器崇拜」的道教，又有方相氏苗裔的「臉譜」戲，遂至一千九百年鬧出拳匪的一種成績品，國幾不國。國粹中又有主張二綱五倫的孔教；到了共和時代，國會里選出的總統，會想由「國民公僕」晉封為「天下共主」；垂辮的匪徒，膽敢於光天化日之下，鬧大逆不道的什麼「復辟」把戲，國又幾乎不國。近來一班坐擁多妻主張節烈的「真正拆白黨」，又竭力的提倡「猗歟盛矣」的事業了。照這樣做去，中國人總有一天被逐出於文明人之外，第三次國幾不國的日子，恐怕要到快了。所以依我看來，要想立國於二十世紀，還是少保存些國魂國粹的好！
記者（玄同）
中國文字與ESPERANTO
玄同先生：讀《新青年》曉得先生主張廢棄漢文而用世界語來代，這是我非常的贊成，所以同了幾位朋友組織綠幟社以傳播世界語為唯一宗旨，以追隨先生之後。但漢文未廢，世界語未行之際，先生欲用他種文字來作過渡品，此我又以為不必。譬如英文，雖尚未十二分流行於我國，而一般習英文的已牢不可破，持此而來反對世界語。倘果用其作過渡品，則先入為主，阻礙世界語之進行必更甚於今。故我意，一方面鼓吹廢棄漢文，一方面則提倡採用世界語，彼此乘除，自然不用第三者之侵入也。（下略）
胡天月lan, de September，1918
我固然是主張中國當廢漢文而用Esperanto之一人，但我以為這是將來圓滿之解決。若講現在，則Esperanto尚在提倡時代，未至實行時代；而一切真理新知，亟待灌輸，刻不容緩，斷不能一切擱起，等Esperanto通行了再來講新學。加此說來，則用他種文字作過渡品，以便青年學子可以由一種外國文直接看新書，求新理，實為必要之圖。假如現在Esperanto文出版之書籍，其數略等於現在德、法、英文之書籍，或略等於現在日本文之書籍，則自然不必更用他種文字作過渡品。無如現在Esperanto文之書籍，尚嫌太少，不足供用，所以中國現在就使Esperanto即日通行，亦不能不取一種外國文以為輔助。我雖極力主張Esperanto，然事實如此，不能諱言，我亦無奈何也。若說習英文的人反對Esperanto，此是別一問題「不能因他們反對Esperanto，我們就來反對英文。我以為Esperanto語根精良，文法簡賅，發音平正，是人類文字而非民族文字。若主張民族文字之人無論如何反對，終之不能損其毫末。若有與Zamenhof同志之人，別造新語，竟把Esperanto，攻擊得體無完膚，不能存在，是則Esperanto已處於劣敗地位，我們無論如何維持，亦維持他不住。所以我的意思，以為我們既認定人類文字勝於民族文字，又認定Esperanto以前各種世界語已處於劣敗地位，今日之世界語唯Esperanto 為較良，貝」當竭力提倡Esperanto 以為將來正當之文字。若有較Esperanto更良之文字。自然當舍Esperanto而就彼。總之，我們對於Zamenhof，當與Darwin, Kropotkin 同視而認他為先覺。為學者，不當與孔丘、耶穌同視而認他為聖人，為教主。
錢玄同
平民生計社宣言
夫以土地廣袤之勝於人，物產豐富之勝於人，戶口繁庶之勝於人，其為國也而號日貧，人莫不笑而斥其謬。
或曰，彼之土地沃腴千里，辟而耕之，誠天府也；彼之物產蘊於山者，皆寶藏也，出於地者，皆良品也，采而制之，用之不竭也；彼之人民，勤苦而耐勞，教而化之，盡良士也。立國於大地之上，有其一，即足以措國家於富強。今並三者而有之，乃號日貧，貧？豈不怪哉！
雖然，土地之不辟，非貧也；物產之不採，非貧也；人民之未盡教育，非貧也。蓋一旦辟之，采之，教之，則不難一躍而為世界之富強國。若至政治廢墜，百業凋敝，舉國人之醉生夢死，唯淫樂是好，而不圖開拓發展，斯真貧矣；馴至士夫驕惰，手足不勤，口摩甘肥之味，體極華麗之飾，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斯真貧矣；甚至勞動小民，日營微利，一旦為社會經濟所壓迫，生機告絕，流而為盜賊，為乞丐，為匪棍，為娼妓，含垢忍辱，以延殘喘，斯真貧矣。斯真貧不可救矣！故謂中國為貧國不可也；謂中國之民為貧民，則可也。中國之民何至於貧，非一言所能詳盡，要而言之，不講生計之道耳！夫擁千金之產而不知生財之理，則僅有消費而無生殖，不數年，資產盪然矣；反是有數畝之田，朝耕暮鋤，勤力不輟，而一歲所得，亦足以供一家八口之養。觀此勞力與不勞力，於生計之道，思過半矣。雖然，尚未盡生計之真義也。生計之真義，在使貧者能恃其力以謀生產。因生產之盈餘，以增加其資本，積數年而計之，擁資巨萬，遂稱富豪矣。故化遊民而為良工，變貧寒而成富庶，則是生計學之能事也。
中國之荒田，未經開辟者，不知若干萬里，孰者宜於耕稼，孰者宜於森林，孰者宜於畜牧，自生計學家眼光視之，莫非奇貨也。又如礦產之累累高積，五金也，煤鐵也，孰非世人所垂涎？他如米、麥、茶、絲之富饒，尤為世界各國所稱道。誠能加以人力，細心研究，則世界商場，為之盟主者，舍中國其誰歟？
今誠以中國工商事業之不發達，平民生活之途日蹙，流離凍餒以死，相望而不止。長此以往，中國之民以失業而病，病而死，不待敵人以炮火刀刃之加，種族日就淅滅。故急需為之籌生計之方法，時症下葯，此平民生計社之所以不容已也。
本社同人對於平民生計進行規划，取潛進主義，而不取急進主義。今欲與當世大雅君子商榷者，有二意焉。
一為國家開利源也。吾國數年來，政治風潮，倏忽萬變，國家財政困難，達於極點，縱有勵進圖治之心，而為經濟所限，故工商業之不發達猶故。然吾人起視外人之入吾內地，經營各種事業者，漸次繁殖。利權外溢，其患尚小；因此而彼得深入腹地，握我財政上之樞紐，使我失活動之能力，一旦變生肘腋，其禍有不忍言者。吾同人之為平民籌生計，意在培養一班工商業人才，為國家興辦實業，而藉此挽回利權，以絕外人覬覦之心，而國家財政，亦因之富裕矣。
一為平民謀幸福也。社會生活程度愈高，平民受經濟上之壓迫則愈甚，而其痛苦則愈深。壟畝小農，汗血所得，償地主，納租稅，所余不足供溫飽，呻吟憔悴，妻孥啼號，一日不操作，則凍餒立至，一生光陰，葬送於愁雲慘霧中，幾不知天地間有所謂幸福者。是故衣食足，而後有室家之樂，有游觀之樂。然力微利薄之小民，何以語此？嗚呼！彼亦天地所生，同是人類，何苦樂不均，相懸如此？故同人發願，為勞動小民力謀幸福，減少其工作時間，而獲較多之生產，使無衣食不足之虞，而稍享家室之樂。管子曰，「衣食足而知榮辱」，不獨平民身受其福，且使社會風化亦日趨於善之一途矣。
竊同人等抱此志願，不辭勞苦，而為平民呼號奔走者，豈欲立異於情耶？抑將有所靳耶？亦以天地間痛苦最深者，莫如呈平民；而人世之視為最微賤、最猥瑣者，尤莫如吾平民。吾人平居以「先覺覺後覺」自任，奈何忍視其沉淪苦海，而不思一援手乎？抑更有進者，世界潮流，漸趨於勞動社會，所謂「以平民全體的能力，組織一強固之國家」一語，將由理想而演成事實，時勢所趨雖有大力莫之能逆。故同人等今日為平民籌生計之法，正所以養成其自治之能力，而異日為社會國家稍盡職務也。國民教育之目的，亦在於喚起平民人人有國家之觀念，設施雖異而收功則一也。唯同人等自揣愚陋，學識才能兩有未當。況平民生計，為吾國今日之一大問題，必得海內外碩學君子共相討論、共相籌划，以促事業之進行，而求根基之鞏固，然後逐漸推廣、漸改良。業遺於後世，德澤被乎群生。是則同人之所期望，而亦可憐無告之貧民所馨香切禱者焉。
發起人張國仁（江都）朱仲年（銅山）林幕崎（漳州）
李仲乾（臨川）許豪士（太倉）汪慟塵（東台）僑居南洋
平民生計社簡章
（-）定名。同人發起斯社，為研究平民生計上之種種困難問題，思有以拯救之，
故定名平民生計社。
（二）宗旨。同人所抱宗旨，毫不牽涉政治，純粹為無告平民力謀經濟界之幸福。茲揭蕖於次。
1.振興各種實業。
2.增進平民生活。
3.提倡社會教育。
（三）組織。本社內部之組織，如下。
1.議事部。規划社一切對內、對外之進行事業，兼負有指導及交際之全權。
2.調查部。國內外各種實業，及社會必需之新教育與新知識，凡於平民生計有活動之關系或裨益者皆由此部詳細調查。
3.研究部。調查所得，即由此部研究而討論之。一方面編輯雜志或印刷品，報告社會；方面與議事部斟酌辦法，以備進行。
4.事業部。本社應行事業，如工廠、農場、學校、畜牧、蠶桑、水產等類，經以上三部決定辦法，即由此部次第實行。
（四）社員。凡贊成本社，宗旨正確，有堅定不移之毅力者，皆得為本社社員。但
以捐助社費之多寡，別為下列三種。
甲，永久社員。一次捐助國幣二十元以上者。
乙，特別社員。常年捐助國幣五元以上者。丙，普通社員。常年捐助國幣一元以上者。
附註一：本社系慈善性質，故社員有納費之義務。但有依本社方針欲舉辦平民生計上之各項事業者，同人得輔助之。
附註二：同志入社，須先納入社費國幣一元。
（五）職權。本社各部職員，規定如下。
社主任二人
（I）議事部主任一人——幹事人
（2）調查部主任一人——幹事人
（3）研究部主任一人——幹事人
（4）事業部主任'一人-f■事人
（1）會計一人
（2）庶務一人
（3）書記一人
社主任為本社全權代表，其餘各部主任，則按照第三條實行服務。各幹事應協助之。
社主任由同人公推。其餘公推，或由社主任指任。
會計有司掌出納之責任，庶務有管理雜務之責任，書記有繕寫文件之責任，對於主任，須聽其指揮。
（六）經費。本社創辦伊始，經費無着「除社員捐助之款作為基本金外仍須向慈善家募集巨金，庶幾各項事業得以舉行。至於租賃房屋，僕役工食，購置筆墨、紙張、燈火、茶水，以及會計庶務書記之車馬等費均正式開支。其餘職員，概盡義務。
（七）會期。本社每年春秋兩季開大會二次，每月開常會一次。其有特別事故，得臨時開特別會議。
（八）規約。本社社員均須同心一德，合力維持；倘有違背道德，為同人或法律所不許者，得公議除名。
（九）社址。南京城內娃娃橋真州陳寓內。
附則一：各地同志倘熱心為本社介紹社員者，本社推為名譽幹事。
附則二：本簡章有未內完善之處，得隨時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