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南斗三十三度半，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 同。較之《范志》所載黃道銅儀，斗減二度為二十四度， 井減二度為三十度，大略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黃道、 赤道之度，混而為一，《班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 始分為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差少，《范志》一 行之所紀者也。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天行與日月不 同也。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為歲，故專 其度於節氣。虞喜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 變焉。」觀乎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為歲。東漢以 來。始有黃赤道之異。〈觀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則一行歲差之說是也〉夫既有 黃赤道之異，而度之加減不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 至，日在危宿，武帝太初元年，日在牽牛初」，而晉宋間 姜岌、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度，隋甲辰之歲以日在 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齊也。夫日在危宿至牽牛 初，自牽牛而至斗十七度，自斗十七度至十三度，使 日度歲差，或常進而無退，或常退而無進。由「古迄今， 四時易位矣。」是則歲差之說，固當以進退加減之際 辨之，然亦由古今加減并度之不一，與黃赤二道之 不齊也。
一行議日度曰：「方以牽牛上星為距，太初改用中星，故《洪範傳》曰『日在牽牛一度也，與二十八宿起處不同之說相類』。」
日至交道有異
「夫中星遲，則日至所在不同，而黃道隨之矣。」《疏》曰：「黃 道者，光道也。日之所行，故曰光道。《晉志》載葛洪《渾天 儀注》，謂黃道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 四少強，南至斗二十一度，北至井二十五度。」《唐志》云： 「黃道春分與赤道交奎五度多，秋分與赤道交於軫 十四度少，南至斗十度，北至井十三度。」愚按：葛洪所 引《渾天儀注》，似是漢人所作。其論黃道東西交、南北 至度數，近太初元年日行之度。《唐志》則據開元甲子 而云，所以不同也。至於《漢志》謂光道北至東井，南至 牽牛，東至角，西至婁，其北至東交與葛洪同，其南至 西交與葛洪異。蓋班固主《太初曆》而云：「其《太初曆》謂 冬至日在牽牛初」，東漢賈逵已論其疏矣，葛洪與賈 逵一說也。此所謂「日至所在不同，而黃道隨之」矣。
曆法不容不變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算定於容成。夫上稽天象，下 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於 黃鐘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於絲毫是已。又有 驗之以象者矣，作儀於渾天是已。然由古迄今，言天 者是幾，而造曆者尤非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 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 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可驗 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 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 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 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蔚宗謂在斗十一度，則言 斗分者為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 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中在室 一度。則言日度者為不一。然曆取更歷之義，故世代 更曆，群言不厭其紛，諸家不必其異。否則治曆明時 之語，聖人何以特取於革哉？嘗因是而為之說曰：「《革》 之為言更也，聖人序卦至四十九，而特以《革》卦居焉。」 是又發明大衍之數「足以治曆」也。
曆元不同
《東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 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 初用乙卯。」〈秦用顓帝曆也〉武帝元封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 丑，《章帝四分曆》元以庚申，《太初》以上諸曆，所謂六曆 也。六曆之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曆之元，必 於此乎見之。自太初以來，曆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曆 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為積算之紀綱。故太初元 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年。
范蔚宗以四千五百六十為元，與古不同。《太初》并閏歲之月總計之也。《三紀》，大備之意。
《三統》，《上元》，十四萬三千歲。〈見漢志〉《乾象》元法：七千三百 七十八年。《正曆》元法：九萬七千一年。〈晉武帝太始中劉智造〉《通 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十年。〈晉王朔之〉《三紀 甲子》，元法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蔡邕〉「張賓《甲子元 法》，積四百萬餘算；劉焯《甲子元法》，積一百萬餘算。」一 行曆本議積算五千萬億歲。夫數往所以知來也，考 古所以驗今也。積算之多，於以見密率之詳、推步之 審焉耳。自三皇、五帝至於漢，方數千年，而漢世曆家 以三統之數推之，亦已多矣。王朔之復以九萬餘年 為開闢之始，張賓、劉焯一行，又以數百萬億為積算， 豈開闢之上復有開闢耶？按後漢順帝漢安二年，宗 訢等議：建曆之本，必先正元，正元然後定日法，日法 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也。又按靈帝時，馮光言盜 賊之起，由曆元不一。蔡邕力辨其非，以為咎不在此。 范蔚宗作《東漢志》，亦曰：「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