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入，則洞庭、彭蠡雖比他水為大，安可斷《經》文正源， 而參入岷派以名九江乎？又《水經》所敘洞庭受水有 微澬，湘、沅、灃、漣，漉沫瀏溈。�「不止九派，亦不可損多 就少，以應九目，而經於江派，自岷至海，山川所書，不 過八名，其曰匯者，即彭蠡也，而又可於上流更以彭 蠡為九江也乎？此皆可以知其顯誤者也。」然則合是 數者皆不得以為九江，則《經》之九江將安歸乎？曰：漢 世近古，其謂江分為九，則《經》語無之，而謂尋陽之江 為九江者，以其時世考之，則近古；以《九州疆境》考之， 則尋陽向隸「荊」不隸「揚」也。豈可於去古甚遠之世，易 其地而他之乎？
九江論三
九江名郡，始於秦皇，革於漢高，復於武帝。其後王莽 以名豫章，隋人以名尋陽。其命名之因，雖嘗祖本《禹 貢》，而郡之所置，不一其所，後世不可謂其名稱近古， 而執言《禹貢》九江，當在其地也。秦、漢九江，蓋在淮南， 而皆治六安，今廬州之壽春也。夫其沿淮置郡而借 名於江，當時亦知江之不與六毗矣。徒以禹跡可尚， 姑借屬邑名稱以為觀美，則是非覈實，無所㨿考。至 于王莽易豫章故名，而《九江》命之。〈缺四字〉意其必有確 見，可以刊正秦、漢借寓之誤。及今考之《水經》，則知其 所從更易者，劉歆實為之也。歆指彭蠡以為九江，而 彭蠡又豫章之變，故使莽名豫章為九江者，歆也。獨 不思彭蠡即匯也，匯與九江，自是派中兩名，不應重 出，而又中隔東陵，如之何其一之？此歆實誤莽，而後 世又承歆誤也。至於隋人以九江而名尋陽，則專用 《漢語》，無有他說。自孔安國時已言江至荊州分為九， 故《地理志》於廬江之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 為大江。」而司馬遷之觀九江，亦於廬山乎求之，合漢 世知古者其書多同，故九江之在尋陽，後世主信者 多也。晉人既割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此二邑者 置以為郡，而命郡以為尋陽矣。隋人第聞尋陽之有 九江，而不察晉郡之尋陽非漢縣之尋陽也，則遂正 以今江州所治，而命其名曰九江也。夫其展轉相因， 壤地名呼，雖三四變易，而多用孔、班、司馬三子為㨿， 則其謂九江者，真為《禹貢》之九江歟？抑皆漢世之謂 九江者也？此皆遠古而難意斷者。今姑以州域經文 合論，則秦人所名之郡，治六安，在揚；劉歆、王莽以名 豫章則以彭蠡，彭蠡亦不在荊。而晁氏所引《水經地 說》，以洞庭應塞其目地雖在荊，而源不出岷，皆的然 不可為據。無已，則以隸屬尋陽為正，且用漢世通語， 宜不至于大牾。然世遠簡編中絕不與禹接，臣實未 敢力主以為真確也。且居今論古，未說禹跡，若晉、隋 至今，豈其便至曠絕邪？今其命郡首末，與夫城邑徙 移，亦自紛雜難辨。蓋漢之尋陽在今蘄春縣地，於江 為北，故班固得以定著其文，而曰「九江在南」也。晉置 郡而名之尋陽者，雖采漢縣名之，其地則已越江而 南，非漢舊矣。若辨方以言，則漢謂九江者，顧在新郡 之北，隋人第知因舊地舊名以命新郡，雖九江故目， 夾江分受，於《漢志》未為失實，而差池貿易，已不勝紊 矣。今人乃欲於簡編不接之間，而執驗《禹貢》山川名 稱跡道，如之何而必其無誤歟？
九江論四
江既不派為九，則九名之所從起，獨奈何？曰：古人命 物以數，不必以數，數而應，乃始命之，或時意自有主， 不可臆鑿也。堯名四嶽命官，其對答間又有「師錫僉 曰」等語，則似四人無疑。然考之《舜典》，九官十二牧，并 四嶽數之，止得二十二人，始知四岳者非四人也。其 「僉曰師錫」，乃合佐貳言之也。三苗之竄，又居三危，杜 佑亦嘗謂苗族分而為三矣。然《經》數四罪，以鯀、共、兜、 配三苗為四，則是一有苗而以三苖命之。今去古遠， 一苗之名「三苗」，不可臆度矣，而苗民未嘗分三，則《經》 文甚明也。又如當時大臣之尊者為百揆，豈其百人 而共居此官也邪？以此參較九江之所以九，其創意 立義，不敢強推，而其決非一流分九者則為《經》之書， 河以播九為文，而九江無之，故得知其非九也。且岷 江一派，九江據其上，三江承其下，皆有數可數焉者 也。九江之所以九，《經》無明文，而三江為三，雖南江未 易據論，而中江、北江經嘗分命其方，而稽究其實，元 無異派，則九江也者，豈真有九道，乃始名九也邪？此 其同為一岷派，同一書法，最切近而可援比者也。又 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 晁氏謂未易可以必其得數之因，其說通也。晁氏主 洞庭，以為九江，誤矣。而其論一江之為九，有據而非 鑿，說臣有取焉。且《經》於道山川書「逾」者一，自荊逾河 是也；書「過」者，洛、洚三澨漆沮皆一，而九江獨再，皆禹 自記其所經行也。若使此九江者其為九枝，禹安得 每行而輒遍歷之？若以為禹歷九派而遍疏焉，則不 應言「過」，以過者無所留行，非溝洫閒致力之義也，此 又理之可以意言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