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黃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靈武，意今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綏、雲之間』』。」 今其故址無復可考。說者多謂東勝州即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斷頭山，地最肥腴且宜馬，疑即《史》所謂「牛頭朝那」 也。國朝設東勝衛於此，其後移於內地。宣德、正統間，往往有建議者「欲復其故，然而卒不果焉。」 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險也，不守其險而守於險之外，若即險而守，則敵於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為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於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脅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今日邊城營堡措置已定，固無更革之理，然事有暫勞而久安、費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憚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漸，處之有其道焉耳。臣故微舉其端，而不敢盡其說，以俟後之經國遠圖者云。
五代，晉高祖，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 朔、蔚十六州與契丹。
胡三省曰：「石晉以十六州與契丹，人以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 予謂應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若燕、順、薊等州，則失地險矣。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來，直抵朔、易，其失險也久矣。其後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所謂「山後」 ，即雲應諸州，而盧龍即幽州軍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幽、薊、瀛、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八州也。」 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為界，故二國所受之禍略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為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繼元而興，乃復為中國有，蓋援之於泥塗之中也。至成祖又於此建都，則隮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險重城萬雉，屯百萬貔貅於此鎮壓之，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岡疊嶂，環而繞之，東極於醫巫閭之境，以為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冶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為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得法，可保其無外患也。唯昌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會等衛，在山之後，以為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以此之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不出於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於意料之外，然能謀畫於未事之先而預有以防備之，則所患者消泯於無跡矣。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必有奇謀宏略出于其間。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見，請將洪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為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為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為墩臺，就其空缺之地接連以為邊牆，就于其間擇一要地，設為關鎮，屯軍守備，以為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此誠千萬年之遠謀也。不然，國家養銳儲材，俟吾力有餘而其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為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根」 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伏唯聖明當此太平無事之時，思患豫防，有以為國家萬年無窮之慮，勿以為書生過慮而忽之。
宋仁宗時，范仲淹《攻守二議》。其議攻曰：「切見延州之 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可攻之地，其 在于此。軍行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 得精彊者賞，害長幼婦人者斬，拒者併力以戮之，服 者厚利以安之。逃遯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 安土也。乃大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堅牢，當留土」 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使臣以安撫之。必 嚴其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 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 田以助之。如此，則分彼賊勢，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 員、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使 臣中可當一隊者，參以前隊，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 寨。」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三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