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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歸己,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此, 又何必復「建子」、「建丑」以為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宗 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之 所不逮者哉!

朱子全書

《語類》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歲首,則謂之『正月,抑 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之 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 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 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 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 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 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 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 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 夫子只證得箇「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 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 時」,只是為他不順,欲改從建寅。

《與張敬夫書》

《春秋》正朔事,比以《書》攷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 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 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於建子之月, 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 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 通,幸更與晦叔訂之,以見教也。

《答吳晦叔書》

《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 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 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為證,以明周不 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攷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 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戌建 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 是當時二者並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 用時王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 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略耳。愚意如此,未知 是否?

前書所諭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 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 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 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 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攷之,今《春秋》月數 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 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 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為證,以彼之博 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攷必矣。今乃欲以 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為不改月之驗也。蓋 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為異矣, 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為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 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為據之明且審也。若尚 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為愈,不必強為之說矣。

《答林擇之書》

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攷之,則商人但以建丑 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 二月之說攷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 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攷之,則古史 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攷之,則是夫 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 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 建寅之月為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卻是周正建子月 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 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 章也。愚見如此,而攷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 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 字為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 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卻 以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則又似胡氏之說可為據。 此間無《竹書》,煩為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 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為武 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 更煩子細詢攷也。

魏了翁正朔考

《七月陳王業也》

《七月》之詩,大概述天時以勤民事也。先儒謂七月一 詩皆以夏正為斷。愚則曰:「非特七月一詩也,凡詩篇 如正月、四月、六月、十月之交,皆夏正也。」然則商正建 丑、周正建子者,非改正朔歟?曰改正朔矣,不改月次 也。正朔之改,示一代之興各有所尚也。月次之不可 改,四時之序不可紊也。苟紊之,則時令乖張,民聽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