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 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 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 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 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 天王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于禚」者，又當皆為秋也， 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 十三年「夏，蒐于比蒲」，既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 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間」，定十四年「秋，蒐于比蒲」者， 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為 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 「『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傳》之說，張敷 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也，豈不徵乎？曰： 《易》《詩》《書》《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捨之，而反信左氏漢 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未有不妄意 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 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為可見矣。
《論語》《孟子》《論語曾晳》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為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 如以為建寅之月，則何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 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 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又以為九月、十月。其意謂申、酉 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 「成杠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為七八月之間云者，是謂 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遲。 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旱暵為災，則雨澤亦不可 缺，況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為五六月之 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者，蓋主溱 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內，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 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輿梁，況當九月築場，十月 穫稻之候，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為之。至十一月 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而輿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 為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說，則《周曆》之紀皆夏時矣，而 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 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曆數 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 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為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 之正朔，曆數合而為一，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 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為正月，揆之於理，則 無不順，故舉之以為萬世為邦者法也。
《汲冢周書》《汲冢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 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 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 「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於宗廟，乃嘗麥於太祖。」按：晉 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 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 改月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 不合也。
《史記》《漢書》。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 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 《西漢書》注文穎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顏師古亦謂 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曆》 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 即謂十月為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 世吳淵穎亦是其說，且謂蔡氏以嬴秦視三代，然則 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 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曷嘗以十月為正月哉？ 如以十月為正月，則十一月為二月，十二月為三月 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 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 一月寒沍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 「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為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 凍，仲春十月方燠，然後可云，是秦之二月，不為十一 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嘉平，是秦之三 月，不為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 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為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 故亦兼《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 穎、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穎反取其說，而詆蔡 氏以嬴秦視三代，誤矣。
群書備考
《正朔》
自黃帝受《河圖》，作甲子，歲紀甲寅，日紀甲子，而正朔 之建，有自來矣。唐、虞、夏后皆建寅，而商則建丑，周則 建子，秦則建亥。自漢迄今，始用孔子之言，皆以夏時 為首，得人生於寅之義矣。然三正之建，群議頗有異 同；漢孔安國、鄭康成則以為周人改時與月；程伊川、 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九峰蔡氏以為不 改時，亦不改月。元儒吳仲遷、陳定宇、張敷言史伯璩、 吳淵穎、汪克寬輩則遠宗漢儒而排蔡氏之說，謂以 言《書》則可從，以言《春秋》則不可從。然則將安所折衷 乎？曰：漢儒之言是也。昔孔子作《春秋》，繫日繫時必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