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門惟季路「問事鬼神」 ，宰我問鬼神，其他門人高弟，大抵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二致而其理一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盡性則能至命，誼之對，亦常及此否邪？厥後新垣平以詭詐進，帝為之惑，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有愧于古。吁，可惜哉！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 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 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臣按：彊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者，力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行之也。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者，彊勉之謂也。仲舒之學蓋有見于此，而帝不能用也，惜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 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 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于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知識言，光大以事業言。古之聖王有所聞則必尊，不徒聞而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故充其智識則高明，見諸事業則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用其言，設誠于內而致行之，不徒為聞道之名，要必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又曰：堯發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 漸以致之。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發乎身，不可掩也。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故盡小者大，謹微者著。《詩》 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 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 日長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 「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一仲舒，其學統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于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于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黷武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興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故剟《三策》之言尢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知所以學，為可惜也。
兒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 及聞寬語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為樸學弗好，既失之矣，及聞寬說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弗好如故也。然聖經之蘊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于其一篇果當深玩而服膺焉，修己治人亦有餘用，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為《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 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武帝悅蔡義說《詩》，既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意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說，其果能有得詩人之指耶？夫《詩》三百以《關睢》為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之衛后以謳者進，李夫人以倡進，大本如此，他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橫斂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為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于政，雖多亦奚以為。」 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才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 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于先王之 術，宣究其意者二人。」
孝元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 名繩下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帝 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 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 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 子也』。」
臣按：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闇于大道，蓋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正心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奸陰陽之和，故《洪範》以雨、暘燠、寒風之時為肅、乂、哲、謀、聖之應，五者之不時為狂、僭、豫、急蒙之應，人主之一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于影響如此，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吏民之厥身修正，通文學、明先王之術」 者，乃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鮮有，使帝果以誠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為帝用？夷攷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帝已視為迂闊矣。使子思、《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