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為得聖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為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經文為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文為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 然《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混為一書，尚未嘗以己意增損於其間，苟復析之，即古人之舊矣。讀《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文又各爭異。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邾儀父「盟于蔑」 、「于昧」 之類是也；事字俱異者，「尹氏」 、「君氏」 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 、「孔丘卒」 是也。然則自三傳中所取出之經文，既有爭異，又有增益，遽指以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為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其所以作傳文攙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左氏》則《經》自經而《傳》自傳。又杜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為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則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 ，則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為《春秋》本終於獲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 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也。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杜元凱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陳氏曰：自昔相傳，以為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而其末記晉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如何？又其《書》稱「虞不臘矣」 ，見於《嘗酎》及「秦庶長」 ，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為史官者。其釋《經》義例，雖未盡當理，而具得當時事實，則非二《傳》之比也。
《朱子語錄》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嘗謂左氏是個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左氏傳》是箇博記人做，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它事，皆功利之說 。」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晁氏曰：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闕唐諱及國朝諱，而闕「祥」 字，當時孟知祥僭位後刊名也。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 鄭元曰：「《公羊》善於讖，休之注引讖為多。」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偽蜀刻《五經備注傳》，為世所稱。」 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耶？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 ，糜信則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為名俶，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闕唐及偽蜀諱，而闕「恆」 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真宗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