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也
《開元禮百問》二篇。
陳氏曰：不著氏名。以古今異制，設為《問答》，凡百條。
《開元禮儀鑑》一百卷。
《崇文總目》：唐蕭嵩撰。既定《開元禮》，又以禮家名物繁夥，更取歷代沿革，隨文釋義，與禮並行。
《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開元》已有《義鑑》申衍其說，今此又網羅其遺墜云。
《開元禮類釋》二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唐禮》繁重，故彙其名物，粗為申釋。
《大唐郊祀錄》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禮院修撰王涇撰。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貞元中上之。」
《禮閣新儀》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修撰韋公肅撰。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至元和十年，其一卷為目錄。按《館閣書目》云，「卷數雖存，而書不全，又復差互重出。」 今本不爾，但目錄稍誤。
南豐曾氏序曰：《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相參校。史館及祕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入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 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 ，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跡，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為，使人之言聽視動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禁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眾，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衣薪，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謂人之所以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于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跡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 ，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于民者也。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