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修曰：「夫《詩》者，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采之，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
成伯瑜曰：「詩者，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生鄙俚，豈能盡善？若不刊正，無裨國風。文遭暴秦，並為煨燼。而《詩》仝樂章，布於人口，三百之外，惟亡六篇。比諸典籍，未為殘滅 。」 又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菁者莪》，為《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卷阿》，為《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 ，為《頌》之正始。
李清臣曰：「《國風》《雅》《頌》、美刺之義，不甚相絕，而分別若此，或曰太師分之，或曰孔子分之，是皆未為知詩。夫詩者，古人樂曲，故可以歌，可以被於金石鐘鼓之節，其聲之曲折，其氣之高下。詩人作之之始，固已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太師知其聲」 ，孔子知其義爾。亦猶今之樂曲，有小有大，聲之不同，而辭之不相入，亦作者為之，後來者所不能易也。
劉安世曰：「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見之。」 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之詩無「素以為絢兮」 一句，則知孔子時詩已亡矣。
朱子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采得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 。」 又曰：「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編次，但經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見得刪與不刪。」
戴埴曰：「《詩》篇名之例不一，《關睢》《葛覃》之類，取其首章；『《權輿》《騶虞》之類，取其末章；《召旻》《韓奕》之類，取一章之義合而成文；《氓》《丰》《蕩綿》之類，取章中一事。『維天之命』』」 、「『『昊天有成命』則取章中一句。『惟雨無正』，酌賚』於詩亦無取，亦有例同而名異者，『《綿綿》瓜瓞』與『綿綿葛藟』同一取《綿綿》之意，一以《葛藟》為名；『綿蠻、黃鳥』與『交交黃鳥』」 同一取《綿蠻》之義，一以黃鳥為名 。又曰：「風雅之正，變以治言。」 自《邶》至《曹》，治固多變；太王治豳，風化所基，亦何言變？《風節》《南山》至《魚藻》，治固變矣，《六月》《車攻》《斯干》諸詩何以言變？《小雅》，《民勞》至《桑柔》，治固變矣，《崧高》《韓奕》《烝民》《江漢》諸詩何以言變？《大雅》，《周禮》《籥章》歌《豳詩》，《豳雅》《豳頌》謂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則豳何以有雅？謂美盛德，告成功，則豳何以有頌？然則求詩于詩，不若求詩于樂。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及。言《關睢》之亂，洋洋盈耳。以樂正詩，則風、雅與頌以聲而別。樂有正聲，必有變聲，故《國風》十五國之歌，歌之正為正風，歌之變為變風。采風者以聲別之，其于雅亦然。瞽誦工歌，既別其聲之正變，復析為《小雅》《大雅》。以雅音之大者為大樂章，大燕享用之；雅音之小者為小樂章，小燕享用之。以言乎頌，周之頌簡，商、魯之頌煩；周頌敬懼而謙恭，商、魯頌侈麗而夸大。然其音苟合，何謂非頌？人不以詩求詩，而以樂求詩，始知風雅之正變大小，與三頌殊塗而同歸矣。今之樂章，至不足道，猶有正調、轉調、大曲、小曲之異。《風》《雅》《頌》既被之絃歌，播之金石，安得不別其聲之小大、正變哉？
葉適曰：「『《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安國亦言刪《詩》為三百篇』。按《周詩》及諸侯用為樂章，今載于《左氏傳》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又：《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然則《詩》不因孔氏而後刪矣 。」 又曰：「周以《詩》為教，置學立師，諸侯之」 風陳于太史，其所去取，皆當時朝廷之意，故《匪風》《下泉》之思治，《簡兮》之思，西方美人，皆自周言之也。孔子生數百年後，無位于王朝，而以一代所教之詩刪落高下，十不存一，為皆出其手，豈非學者之隨聲承誤，失于考訂而然乎？又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則是以天子之命列于頌也，非孔子之所能裁定也 。」 又曰：「《詩》三百篇，孔子舉其在者也。後人謂孔子自刪為三百篇，大妄也 。」 又曰：「言詩者自《邶鄘》而下皆目為變風，其正者《二南》而已。然季札觀樂論詩，未嘗及變；孔子教小子以可興可觀、可群可怨，亦未嘗及變。夫言者之旨，其發也殊，要以歸于正爾。美而非諂，刺而非訐，怨而非憤，『哀』」 「樂」 而非「私」 ，何不正之有？後之學《詩》者，不極其志之所至，而以正變強分之，則有蔽而無獲矣。
章如愚曰：「王之《風》，非貶王也，體本《風》也。《魯》之《頌》，非褒魯也，體本《頌》也。《詩》體有風、雅、頌之殊，非《雅》重於風，《頌》高於雅也。」
羅璧曰：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云：「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 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為風、雅、《頌》，說者謂始於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吳札聘魯，魯太師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