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加帝腹。姚崇十事《開說》之類，皆削去不錄，然後知公忠信有餘，蓋陋子長之愛奇也。
陳氏曰：初，光嘗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跡，起威烈王，訖于五代。《目錄》倣《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羲叟長歷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中。《考異》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于一。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 《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其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三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太清記》亦足採，《建康實錄》以下無譏焉。柳芳《唐曆》最可喜，唐以來稗官野史，暨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亦不敢忽也。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何有邪？」 武夷胡氏曰：「昔聞贈諫大夫陳公言，因讀《資治通鑑》，然後知司馬文正公之有相業也。余自志學以來，涉獵史篇，文詞汗漫，莫知統紀，徒費精神而無所得。及讀此書，編年紀事，先後有倫，凡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 ，若登乎喬嶽。天宇澄清，周顧四方悉來獻狀。雖調元宰物輔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為典刑之總會矣。
致堂胡氏曰：「司馬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而光行義無可訾者，乃倡為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絹帛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耳。既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旨，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 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牴牾，不敢自保。」 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光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為，甘就冗散，編集舊史，盡願忠之志，而憸險細夫，顧謂眷戀，匪頒之入。《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為辭十萬而受萬乎？」 小人以己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 ，欲人君學者便於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久之故，尚有讒口，又況矯世拂俗，興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高氏《緯略》曰：公與宋次道書曰：「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多。託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曆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 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溫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書。今學者觀《通鑑》，往往以為編年之法，然則一事用三四處出處纂成，是其為功大矣。不觀正史精熟，未易決《通鑑》之功績也。《通鑑》采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容齋洪氏《隨筆》曰：「『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為官屬，嘗以手帖論纘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敘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為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為例』」 ，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然經文至簡，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侔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便以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為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首，標為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厲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便係於天成，以為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潞王清泰三年，便標為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塘反，至卷末始為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 又書「魏主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 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巽岩李氏曰：「左丘明傳《春秋》，自隱至成八公，凡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