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也。」 如是，則安有不知量之人哉？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 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 君暴虐以壞之。是天與？是人與？是知人作之咎，固難 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 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 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 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實命之。」 故堯命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舜亦以此命禹。天位豈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況可以不道而取之邪？此篇戒亂臣賊子，使之知天命之可畏也。積功累行，人之所當為，君子豈有求而然，必自積功累行以得之。不積功累行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終亦必亡而已。積功累行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謂之「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 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 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
夏禹、商湯、周武，其功德在民深矣，其創法垂統至矣。後世子孫，雖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業，謹守其法度，兢兢業業而勿失，雖百世可也。夏則太康已失邦而其後有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後有紂；周昭王已南征不返而其後有幽、厲。《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蓋周至幽、厲，雖曰未亡，其實亡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斬，國之典刑尚存，故至赧王而後失之。其祖宗之艱難，積累以得之，其後亡國敗家之人，庸愚暴虐以失之，若出一塗。《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 此之謂也。
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 威命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霸》而已。此又奚足 道哉？
「平王東遷，文、武之業盡矣，故無功以復王室；赧王西走，危亡之勢極矣，故無虐以喪王室。皆不足道也。」 竊嘗論之，桀、紂、幽、厲，皆暴君也，自平王至赧，皆庸君也。庸暴雖殊，皆足以亡其國。然暴君身為不善，其亡也速，其為天下害也淺；庸君未必能為大惡，而天下之為惡者皆得以肆其惡，其亡也緩，其為天下害也深。故桀、紂身為不善，湯、武誅放而天下寧，幽、厲亦可謂暴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泯，止亡其身，而國之未亡，幸也。自平至赧，無顯著之惡，而其庸則甚矣。其後有五霸，有戰國，有暴秦，民遂塗炭，五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漢而後始定。考之歷代，亦莫不然。西漢自元、成而下，皆庸君也，卒致新室之亂，幸天下未厭，漢光武中興，東漢自桓、靈而下，皆庸君也，卒致董卓之亂，而後有三國，有南北朝，又分而為十六國，民墜塗炭。又四百餘年，而天下受其害，至隋而後始定。隋煬帝，暴君也，身為不善以亡，其國不旋踵有唐以興，而天下寧。唐自肅宗而下，多庸君也，當時藩鎮固已暴橫于外，宦豎又且擅權于內。其後有五季，又分而為十國，皆得以肆其惡，民墜塗炭。又二百年，至本朝而後大定。則暴君之為天下害也淺，庸君之為天下害也深，概可見矣。
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 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
當是時也，天下無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道而存王者之禮法也，使之得位則行之矣。孟子告齊、梁之君亦必以王道者，以此也。
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為王國 風。《春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周平之時，王者之跡熄矣，故《春秋》之所以作也，《書》終于文侯之命。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文侯猶知尊周，有功于時，故聖人取之，始于典謨，終之以《文侯之命》與《秦誓》，則其時其事可知之矣。王者之跡熄而《雅》《頌》不作，周室之微，不絕如線，四郊之外，皆非己有，與一小國亦何以異？所存獨王者之虛名耳。故《黍離》之詩列于《國風》也。《春秋》始于魯、隱，魯，周公之國，周公之禮樂典章，具在于魯。至隱公之世，周公之業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又當周平之時也。《易》終于《未濟卦》，而一治一亂未始有窮也。
「予非知仲尼者，學為《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 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外裔得以侮中國。 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外裔，徙王東都洛邑，用 存王國，為天下霸者之倡。秬鬯圭瓚之錫，其能免乎？
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正心誠身以治天下國家，此蓋孔子之志也。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權移于下矣。蓋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不亂，其可得乎？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