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官號功曹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失職。先
「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其出入禁譁，眾以正浮屠。」 《歷官記》云：「分判祠部日，與宦者為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 在東都，有遊嵩洛諸題名，《送李翱、侯參謀、和盧汀、錢徽與竇韋尋劉尊師》諸詩，《送李正字歸湖南序》并詩，《鄭涵校理序》《祭薛公達文》并墓誌，《京兆韋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神道碑》云：「魏鄆幽鎮各為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將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令且發，留守尹大恐，遽相禁。有使還為言，憲宗悅曰：『韓愈助我者』。」 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署留守以應淮蔡。又有《上留守鄭公啟》，時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軍人有罪，公追而杖之，留守不悅，公以啟辨明，且力求去。見集中《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疑鄭公卒聽其言，故軍人畏服如此也。」 在河南有《感春詩》《燕河南秀才序》《送石洪序》并詩，及《月蝕招揚之罘》《河南令舍池臺》諸詩，《張員外墓碣》《盧殷墓誌》。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是年春，公尚在河南，有《送窮文》、辛卯年《雪寄盧仝誰氏子》諸詩，《送溫造序》《乳母誌》。至京師，有《酬盧雲夫望秋作》《石鼓歌》《復讎狀》《盧丞房武畢坰墓誌》。「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為國子博士，年四十五。」 《舊史》云：愈因過華，上疏理澗，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睹其事，遂疏於朝爾。《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 舊又作「三為博士。」 按公貞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為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今年又自郎官下遷，凡四為博士矣。此先言「暫為御史」 ，繼言「三為博士」 ，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 ，則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為博士，首尾巳四年矣。《方攷》云：丙戌初除，丁亥分教，自不必釐而為二，其為博士，實三遷也。當作「三為」 為是。今按：上句言「暫為御史」 ，而此言「三年博士」 ，正以其居官之久近為言，恐當作年為是，然亦未敢必也。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新志》云：是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於是詔百官議革其弊。《方攷》以為，此論在穆宗即位之初，《通鑑》附之長慶元年秋，為得其實。今年初無此議也。惟《會要》載元和六年二月制，謂建中後貨輕物重，許諸道所納見錢五分量徵二分，餘三分兼納，實估匹段。或當時有此議，然亦非七年也。況公六年二月尚在東都，「洪」 誤「石。」 《洪譜》云：是年有《石鼎聯句贈劉師服詩》《祭石洪文》《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此除在八年癸巳三月乙亥。《舊史》云：「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故除是官。」 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絳也。是年有《答劉秀才論史書》及《烏氏田氏廟碑》《鄭儋神道碑》、李虛中《董溪息國夫人墓誌》。九年甲午，十月甲子，為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是年，有元微之書、田弘正書《送張道士序》《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有《和庫部盧曹長元日朝迴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與李絳書進順宗實錄狀》。舊史云：「愈撰《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舍。」 按退之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 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定無全篇，良可嘆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切直，內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 此言是也。是年有《與柳公綽二書論淮西事宜狀》，說見明年。又有《捕賊行賞表》《藍田縣丞廳記》、獨孤郁《衛之立墓誌》《徐偃王廟碑》：「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以」 考功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丙申，賜緋魚。五月癸未，降為太子右庶子。《行狀》云：「盜殺武元衡，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 月滿，遷中
書舍人。後竟以他事改右庶子。時宰相李逢吉、韋
貫之也。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蓋唐制，臺郎滿歲則遷。公以去年冬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群《戶部侍郎制》一首爾。今案：《行狀》。〈《通鑑論》：〉《淮西事宜狀》在去年知制誥時，而《神道碑》。〈新史〉則在遷中書舍人之後，但行狀言公所論有殺宰相事，乃在去年六月，而狀中實無此語。若狀果在六月之後，則不應全不言及，則是此狀不惟不在十一年正月之後，亦不在十年六月之後也。故《通鑑》直以繫於五月之下。《行狀》敘事雖實，而記言則誤，碑文、《新史》固為失之，今當以《通鑑》為正。是年有《酬盧雲夫曲江荷花行》，《周況妻韓氏墓誌》，《王用碑》科斗書《後記》《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十二年丁酉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