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進士得人為盛。神宗始罷諸科，而分經義詩賦以 取士。
宋太宗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 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
太平興國九年，進士始分三甲，自是錫宴瓊林苑，上 因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饑渴，召見臨問，觀其 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無遺賢，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歷代科目得人惟宋為盛，蓋以太宗留意科目，自是以後天下士子爭趨向之故也。
仁宗時，張方平知貢舉，言：「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 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以文 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 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 屢下詔書戒飭，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時進士 習為奇僻，鉤章棘句，寖失渾厚，歐陽修知貢舉，痛裁 抑之，澆薄之士不預選者多毀脩，然自是文體亦少 變。
臣按：文章關氣運之盛衰，而科場之文為甚。蓋科場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為一代輔治之具，下以此為業以為一生進用之階，非徒取其能文而已，蓋將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蘊、才之所能、識之所及，由是用之，將藉之以輔君澤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嘗與其門人言及科舉文字之弊，熹歎曰：「最可憂者，不是說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夫東晉未以文取士，所謂文者，出於眾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禍且至於不可支持。況科舉之文乃國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為業者，其所關係豈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屢頒戒飭之詔，慎擇主試之人，示」 之以趨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則文辭日流於卑弱，而國勢隨之矣。嗚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間歲貢士法不便，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 之制，自是遂為常制，至今行之。
神宗時，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學術不 一，異論紛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則脩學校，欲 脩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此科常多得人，自 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爾。今以少壯時正 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 皆所不習，此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 謂：「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 人才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 宜除去聲韻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於是改法， 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兼《論語》 《孟子》。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 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後世經義之始。前此所謂明經者，試其墨書帖義，但取其記誦而已，未嘗攷其義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為人固無足取，及其自作《三經》，專用己說，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無是理，然其所製經義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廢言也。及其所謂士當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切中今世學者習科舉之弊。今世舉子所習者，雖是《五經》、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義理，發以文采，徒綴緝敷演，以應主司之試焉耳。名雖正理，其實與前代所習之詩賦無大相遠也。欲革其弊，在「擇師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國學，慎主司之」 選，必得人如歐陽修者以主文柄，則士皆務實用以為學，本義理以為文，而不為無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為國家用，其為補益蓋亦不小。
熙寧三年，親試進士，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試士始於唐武后時，宋初沿之，然皆試以詩賦，至是神宗始試以策，至今用之。方是時，蘇軾為編排官，見一時舉人所試策多阿諛順旨，乃擬一道以進，大略謂：「科場之文，風俗所繫，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 噫觀軾茲言，則知朝廷以言試士，雖若虛文，而一時人心之邪正，國勢之興衰，實關於此。識治體者不可不加之意。
理宗御筆付知舉杜範曰：「朕爰簡儒彥，俾典文衡，凡 爾攸司，宜鑒舊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經學欲其深 純，詞章欲其典則。言惟合理，策必濟時。毋以穿鑿綴 緝為能，毋以浮薄險怪為尚，參稽互考，優劣自分，庶 使賢俊畢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時極矣，每遇大比，帝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