詔崇雅黜浮，蓋有以見夫士習之美惡，形於文辭之浮雅，文辭之浮雅，而實有關於氣化之盛衰也。蘇軾告神宗曰：「願陛下明詔有司，試之以實學，博通經史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誕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 臣於今日亦然。
朱熹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 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 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 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 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學》 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 類通達，彊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 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也。今治《經》者類 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 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 失之變，皆不可闕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 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 《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 年以附焉，諸史及時務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 各二道，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 舉眾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 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
臣按：朱熹之議雖未上聞，而天下莫不稱誦，以為後世貢舉之法未有過焉者。我太祖皇帝於開國之初即詔天下曰：「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德之士，務在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於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 至十七年，又命禮部頒行《科舉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鄉試，辰、戌、丑、未年春會試。士各專一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四書》。《義》主朱氏集註《章句》，《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集註，《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逮我太宗皇帝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禮記》則又加以陳澔《集說》焉。初場以初九日試《四書》義三道，本經四道；次場以十二日試論一道，詔誥表內科一道，判語五條；終場以十五日試經史時務策五道。初場及終場未能者，許減其二道。嗚呼！本朝試士之制，雖不盡用朱氏分年之議。然士各專一經，經必兼《四書》，一惟主於濂、洛、關、閩之說，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務之要，而以論策試之。考其識見本末兼該，文質得中，雖不盡如朱氏之說，實得朱氏之意於數百年之後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類，一切廢絕；前代之制度，如詩賦墨義之類，一切不用。可謂簡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於千萬年而無弊矣。本朝科舉，參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謂明經宏辭諸科，一切革罷，惟有進士一科。洪武三年，詔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開鄉試，明年春二月禮部會試，其解額以五百人為率，會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試格式。十八年會試，止錄士子姓名鄉貫，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開科，取人無額，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鐫定額。兩京十二藩，各隨地產以差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類取人。正統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上量增之，而會試則加以半。景泰初，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樂之舊。尋復鐫定，比舊額稍增。禮部試則臨期取旨，自是遂為定制。」 夫自洪武甲子定為三歲一開科，至是三十餘試矣。科場條貫，日增日密，一切病弊，盡革無餘，惟程試之文氣，進用之人才，似乎有愧於前者。雖或氣運之使然，習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 祖宗時，其所試題目，皆摘取經書中大道理、大制度、關係人倫治道者，然後出以為題。當時題目無甚多，故士子專用心於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倫序，又得以餘力旁及於他經及諸子史，主司亦易於考校，非三場勻稱者不取。近年以來，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己能。其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截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據依，施功於所不必施之地，顧其綱領體要處反忽略焉。以此科場題目數倍於前，學者竭精神，窮目力，有所不能給。故於策場所謂「《古今制度》《前代治蹟》」 、當世要務，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冊名目，朝代前後，字書偏旁者」 ，可嘆也已。然以科額有定數，不得不取以足之，以此士子倣效成風，策學殆廢。間有一二有策學者，又以前場不稱，略不經目，人才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