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天之子，而享有天下之奉者，以其有民也。天生民，而命天子一人以君之，凡君之所以尊、所以貴，而為四海九州之人愛戴之無已者，非民孰致之？故雖匹夫匹婦之賤且貧，而天子必敬而愛之，不敢以其勢位權力加之，況千萬億人之名數聚於一書之間，而敢輕忽之哉？古昔帝王所以受人之獻，民數而必拜之者，此也。雖然，徒拜其民數之版，而忽其蠢動之人，則亦虛禮而已，此人君所以貴乎有愛民之實也。
漢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 算。」
章帝元和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詔曰： 「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三年 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者，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臣按：漢之時去古未遠，所以著之詔令以惠愛元元以蕃其生者，猶有古意，「女子過時不嫁者有罪，婦人懷妊者有養，嬰兒失養者有給」 ，三代以下漢祚所以獨長，既失而復得者，豈不以此歟？
孝景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 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薦 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北齊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遷於幽州寬 鄉以處之。始立九等之法，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自荊湖之人觀之，則荊湖之民異於江右，自江右之人觀之，則江右之民殊於荊湖，自朝廷觀無分於荊、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開闢以來，山川限隔，時勢變遷，地勢有廣狹、風氣有厚薄、時運有盛衰，故人之生也不無多寡之異焉。以今日言之，荊湖之地田多而」 人少；江右之地，田少而人多；江右之人，大半僑寓於荊湖。蓋江右之地，力所出不足以給其人，必資荊湖之粟以為養也。江右之人群於荊湖，既不供江右公家之役，而荊湖之官府亦不得以役之焉，是併失之也。臣請立為通融之法，凡江右之民寓於荊湖，多歷年所置，成產業者，則名以「稅戶」 之目；其為人耕佃者，則曰「承佃戶」 ；專於販易傭作者，則曰「營生戶。」 隨其所在，拘之於官，詢其所由，彼情願不歸其故鄉也，則俾其供詞具其邑里，定為版冊，見有某人主戶，見當某處軍匠，明白詳悉，必實毋隱，然後遣官齎冊，親詣所居，供報既同，即與開豁。所在郡邑收為見戶，俾與主戶錯居共役，有產者出財，無產者出力，如此通融，兩得其用。江右無怨女，荊湖無曠夫，則戶口日以增矣。江右有贏田，荊湖無曠野，而田野日以闢矣。是亦蕃民生，寬力役，一視同仁之道也。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 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漢極盛矣。
臣按：「此西漢戶口極盛之數。」
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六 千。
臣按：「此東漢戶口極盛之數。」
隋承周，得戶三百六十萬。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於 大業二年，干戈不用，唯十八載乃至八百九十萬。
杜佑曰：「隋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廢，姦偽尤滋。高熲睹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彊宗收大半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逾於天下，人俗康阜，熲之力焉。」 胡寅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上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經亂離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獨孤。后無《關雎》之法，廢長立少，而其禍至此也。」
唐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
杜佑曰：「唐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
胡寅曰：「明皇享國維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
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
胡寅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戶僅二百四十七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异鏄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
臣按：天下盛衰在庶民，庶民多則國勢盛，庶民寡則國勢衰，蓋國之有民猶倉廩之有粟、府藏之有財也，是故為國者莫急於養民，養民之政在乎去其害民者爾，所以使民受害而戶口不得阜蕃者必有其根。故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李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則又歸其獄於程异、皇甫鏄之聚斂焉。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