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 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注》曰：「三夫為屋」 ，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為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注曰：「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于川也。」 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方而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林、陵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 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 《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左氏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
按：蔡氏註《書》，畎澮之制，但據《周禮》言之，蓋虞夏之制已無所考。然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 ，與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之數略同，則田制亦不甚異也。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陳祥道曰：「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于是時人工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沿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則法略于夏，備于周可知矣。劉氏曰：「王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 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十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 如三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元扈先生曰：「按三代制產，多寡不同，諸家之說互異。 劉氏一首疑之。夫謂古民多，後世之民少，必不然也。 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則 不得減。唐虞至周，養民幾二千年，雖其間兼并者歲 有度，不能減生人之率。二代革命，所殺甚少。春秋時 所殺亦少。直至戰國，乃殺人以數十萬計。此皆唐虞」 之代所留也。度殷時人當數十倍於夏，周時數十倍 於殷耳，安得謂古時人多而後世少乎？且禹驅蛇龍 以居人，謂人多而田少，欲多授而不足，無是理也。謂 古稅輕後稅重，此無從辨其然不然，但如熊氏之說， 則夏商皆二十稅一矣，乃既賦田于民，又有稅有不 稅，而所稅者必于十一，此成何政體乎？亦無是理也。 謂古地一易而後世之地不易，此于理宜有之。何者？ 人少地多則歲易，人多地少則不易耳。但如賈公彥 之說，則夏實二百畝而貢，殷實百五十畝而助，即歲 易者以二當一，亦當言百畝，奈何二百畝而反謂五 十畝乎？亦無是理也。三家之言大都曲說。劉氏之疑 民多少是也，而疑歲易之田，亦誤以愚意言之。此其 間有一可論，有一不可論。嘗考尺度畝法，周之百畝， 當今田二十四畝五分有奇而已。若夏尺夏畝與周 等者，其五十畝，當今田十二畝有奇而已，而謂足以 食八口之家乎？且聖王制產，必度民之力可治，必度 民之用可足，何至夏周之間所差一倍？非夏之民勤 于食，則周之民勤于力矣。此其尺度畝法必有異同， 乃夏商之故，今不可考也。此所謂不可論者也。其可 論者，則三代聖王所為厚于民者，非以多予之田為 厚而以少與之田為厚；譬食小兒者，非以多予之食 為愛而以少予之食為愛也。《語》曰：「務廣地者荒。」《詩》曰： 「無田甫田，惟莠驕驕。」故后稷為田一畝三「畝。伊尹作 為區田，負水澆稼。」古之治田者，盡力盡法，而不務多。 大禹時，稷為農師未久也，於是洪水初治，作乂之土 甚多，深恐其民務于廣地，以致荒蕪，故限田五十，不 得踰制，而使精于其業，人人用后稷之法，即此五十 之田，可以足八口之食矣。治田既少，業既專精，積久 之後，因生便巧，如后稷之耕，兩耜為耦，其孫叔均遂 作牛耕是也。便巧既多，人力有餘，至于殷周，遂以漸 加多，而其田亦治，故由七十而至于百畝，要使人之 力足以治田，田之收足以食人，必不至于務廣而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