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故特有高下。」
「九州之貢，各以土宜，不可比而同也。」惟金三品，羽、毛、齒、革，荊、揚所同。至於他物，若漆則同出於兗、豫，砮則同出於荊、梁；磬則同出於梁、豫，而徐州又有泗濱之浮磬而已。若夫桑麻絲枲之屬，兗州則有絲及織文，青州則有絲及絲枲，徐州則有元纖縞，揚州則有織具，荊州則有元纁璣組，豫州則有枲絲絺紵等貢，古於雍、《梁》無之，至於田賦，則九州特有高下爾，豈非桑麻穀粟無地不宜，非若他物之各有其方乎？〈同上。〉
《唐鄧汝潁陳蔡許洛地利》
古稱肥沃之地，至宋朝反成瘠鹵磽埆。
觀《史記貨殖列傳》，「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鹽，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及山林藪澤之所有，往往與古無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磽埆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荊棘布野，而地至肥沃，原泉陂澤之跡，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茹。往者因其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潁濱《民政》。〉
《兩浙地利》
吳、越未嘗被兵，故其地利尤富。
「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眾，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為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葉學士進卷。〉
《荊州地利》
鄂乃荊州之地，於古為瘠，自唐以來，乃以「沃」稱。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業愬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埆瘠，民間苦之。當時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即宋朝之鄂州，則是鄂之瘠，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為觀察，治陝以寬，繼治鄂以嚴。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為沃，則土腴可知矣。彼唐堯以來至於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瘠自若也。孫皓而下至於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年耳，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三代以前，東南荒涼為甚；春秋而下，又為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葺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為重，更三國、東晉、南朝之時，常為重鎮，舟車所湊，人物萃焉，積壤流膏，耕鑿滋利。歲時浸久，遂為沃壤」，則亦宜然也。〈《宇內辨》。〉
《揚州地利》
揚州於古瘠薄，而近世乃為「衍沃。」
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東南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古相反如此，豈不以東晉、南朝之時，人力有致於此耶？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為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則衣冠技巧轉而南渡，四方習俗取利，舉萃東南，農商工賈，曲盡其便。人物之繁，與京華無異，而土壤亦從而沃矣。加之亂離少弭，上下浸安，井里環聚，以糞其田，雞豚畜之，牛羊牧之，荊棘芟而草萊闢，種植時而灌溉利，雖欲不為沃壤，得乎哉？〈《宇內辨》。〉
《淮浙財賦》
「《國用多》而常患不足」，蓋知生財取財，而未知節用。
紹興之初，歲費一千三百二十萬，而一歲所入，止以淮、浙鹽息計之，已二千三百萬。以二千三百萬之息，而為一千三百二十萬之費，國用當充衍而有餘。況夫今之淮、浙所入，不減於紹興之初，加以江、湖、福建、二廣租賦，與夫其他名目甚眾，而儲峙匱竭，常患無一年儲，何歟？豈非知生財聚財之源，而未知節財之道歟。〈王榜眼《館職策》：〉
《江淮巴蜀財賦》
漢、唐以江淮巴蜀財賦給軍，宋以江淮、巴蜀之資供 軍用，何不見其「有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