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室、禁衛、官署，城池藩府，與夫壇壝學校，禮樂器用，一一皆當創置。矧干戈甫定之餘，人民疲困之極，列屯坐食，仰給者眾；分官置吏，祿食者多。所費比於承平之世，奚翅千萬，尚有餘貲，以資用度，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此我聖祖所以結人心、凝天命，而培千萬年不拔之基，端有在於此也。」 矧今承列聖重熙累洽「之後，垂拱仰成，百度修舉，不必更有作為，一切事功略加省節，自然有餘。」 伏願聖明在上，法漢文之儉德，體聖祖之仁心，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使國計常足而有餘蓄。時令有司計國儲之多寡，因歲事之登耗，屢下寬征之詔，以甦農民之困。所以固結人心者在是，所以培殖國本者在是。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瘽身從事，而 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 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臣按：秦、漢之際，其所以興亡者非止一端，大要在得民心與失民心而已。秦取民大半之賦，漢則十五而取一，其後乃盡除之焉。蓋「財者民之心，得其財則失其心，苟得民心，吾雖不得其財而其所得者乃萬倍於財焉。」 嗚呼，有天下國家者其尚鑒秦、漢之所以得失以為取舍哉！
昭帝元鳳二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
臣按：以菽粟當賦，謂聽以菽粟當錢物也，蓋粟生於地，非一日所能致，錢出於人力，可旬月間而辦也。自古識治體者恆重粟而輕錢，蓋以錢可無而粟不可無故也。後世以錢物代租賦，可謂失輕重之宜、違緩急之序矣，故為國家長久之計者，寧以菽粟當錢物，使其腐於倉庾之中，備之於無用，不肯以錢物當菽「粟，恐一旦天為之災，地無所出，金銀布帛不可以充饑，坐而待斃也。」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 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 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 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
臣按：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今世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調法，民丁歲輸絹綾、絁及綿，輸布及麻，是時未有木綿也。宋林勳作《政本書》，匹婦之貢亦惟絹與綿，非蠶鄉則貢布、麻。《元史》種植之制，丁歲種桑棗雜果，亦不及木綿，則是元以前未始以為貢賦也。考之《禹貢》「揚州島夷卉服」 ，註，以為吉貝，則虞時已有之，島夷時或以充貢，中國未有也。故《周禮》以九職任民嬪婦，惟治蠶枲，而無木綿焉。中國有之，其在宋、元之世乎？蓋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綿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為服，官未以為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出外夷，閩、廣通海舶，商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其種乃遍布於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其利視絲枲蓋百倍焉。臣故表出之，使天下後世知卉服之利始盛於今代。
代宗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 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 之。」
臣按：馬端臨又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 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取民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贄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謂土地萬世而不變，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為難，定稅以畝檢覈為易，兩稅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此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為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為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