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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闕之用，則折租以市，其取民也可謂薄矣。凡唐、宋以來所謂藩方之羨餘，郡國之進獻，佞幸之珍異，一切無有焉。民生斯世，一何幸哉！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
臣按：《春秋》書「天王遣使求車求金」 ，說者謂其求非所當求，故聖人譏之。然所求者中國之諸侯，車以為乘、金以為賻，猶為有用者也。彼元世祖乃遣使冒不測之險而求無用之物於遐絕之域，世祖在元君中為最賢而猶如此，他又何責哉？臣嘗因是而考古今之所謂寶者，三代以來中國之寶，珠、玉、金貝而已。漢以後西域通中國，始有所謂木難、琉璃、瑪瑙、珊瑚、琴瑟之類，雖無益於世用，然猶可製以為器焉。至元所謂寶者，則異於是，是皆塊石碎砂之屬，形既不圓，文又不瑩，他無可用者，但可用之麗金銀以為服飾耳，乃至費貲萬億以售之。嗚呼，棄有用之金銀，易無用之砂石，元惑於賈，而後人亦為所惑，何居。
以上論貢賦之常。臣按：治國者不能不取於民，亦不可過取於民，不取乎民則難乎其為國，過取乎民則難乎其為民，是以善於制治保邦者，必立經常之法，以為養民足國之定制，所謂經常可久、百世而不變者，《禹貢》所載貢賦，二者是已。若漢之告緡算舟車之令、唐之借商稅、間架之法、宋之經總制錢之類，是皆罔民取利之具，暫行尚不可，況常乎？臣於《制國用總論》理財之道之後，即繼以貢賦之常者，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