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內離叛，未及一月，國亡主滅。明宗即位，頗知愛民。 見于《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徵條流，其節候早 者，五月十五日起徵，八月一日納足，遞而下之；其尤 晚者，六月十五日起徵，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 十月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 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 起徵。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 後代國勢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開徵，其病 民又甚矣。
《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 貪之甚也。」令之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敺民而 適樂郊者乎？
虞謙洪武末為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 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 田，往往為徭役所困。請為定制，僧道每人田無過十 畝，餘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廢 以錢為賦。《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注財泉。〈古錢字〉穀 也。又曰：「賦，口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斂，以奪之 財。」而漢律有口算，此則以錢為賦，自古有之，而不出 于田畝也。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用錢。 自兩稅法行，遂以錢為惟正之供矣。
《孟子》有言：「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 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使 餘糧棲畝，斗米三錢，而輸將不辦，婦子不寧，民財終 不可得而阜，民德終不可得而正。何者？國家之賦不 用粟而用銀，舍所有而責所無故也。夫田野之氓不 為商賈，不為官，不為盜賊，銀奚自而來哉？此唐、宋諸 臣每致歎於錢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賦， 重穡以帥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風俗之美，無是理矣。 白氏《長慶集策》曰：「夫賦斂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 夫家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 之以錢。錢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 從得之？至乃吏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 公程；當豐歲則賤糶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 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豐凶既若此，為農者何所 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壟罷 人，望歲勤力者日以貧困。勞逸既懸，利病相誘，則農 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欲投杼而刺 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鬱， 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繇穀帛輕 而錢刀重也。夫糴甚貴，錢甚輕則傷人，糴甚賤，錢甚 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 者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流通，四人交利， 然後上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 耗，或「積於國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取，歲時輸 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以後，其 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為 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夫多少為等，但書估價， 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 務本者致力，利興則趨末者回心，游手于」道塗，市肆 者可易業于西成；託跡于軍籍，釋流者可返躬于東 作。所謂「下令如流水之原，繫人于包桑之本」者矣。 《贈友詩》曰：「私家無錢罏，平地無銅山。胡為秋夏稅，歲 歲輸銅錢？錢力日已重，農力日已殫。賤糶粟與麥，賤 貿絲與綿。歲暮衣食盡，焉得無饑寒？吾聞國之初，有 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計桑田。不求土所無，不 強人所難。量入以為出，上足下亦安。兵興一變法，兵 息遂不還。使我農桑人，顦顇畎畝閒。誰能革此弊，待 君秉利權。復彼租庸法，令如貞觀年。」
《李翱集》有《疏改稅法》一篇，言：「錢者，官司所鑄；粟帛者， 農之所出。今乃使農人賤賣粟帛，易錢入官，是豈非 顛倒而取其無者邪？繇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 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請一切不督見錢，皆納 布帛。」
宋時歲賦亦止是穀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需則 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熙寧中，張方 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並苦乏錢。又緣青苗、助役 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益難得，穀帛益 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出 于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今之為絹者，一倍折而為 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難得，穀愈不可售，使 民賤糶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反為民害。願詔州郡，凡 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罰。民有糶不售者，令常平就 糴，異時歲歉，平價以糶，庶于民無傷，于國有補。」從之。 而真宗時，知袁州何蒙請以金折本州二稅，上曰：「若 是，將盡廢耕農矣。」不許。是宋時之弊亦與唐同，而折 銀之見于史者，自南渡後始也。
解縉《太平十策》言：「及今豐歲，宜于天下要害之處，每 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 也。愚以為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 之外，其餘則儲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