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執照，俾於各該行鹽地方發賣過界者沒入之。給鈔之際，每引取工墨錢百文或三十五十，以為公費。所得鹽錢，貯於運司，每歲具數申戶部，以待分派各邊轉運、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此法既行，不必追徵於竈戶也，不必中納於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不必官自煮也，非惟國家得今日自然之利，亦可以銷他日未然之害矣。儻以臣言為可采，乞先行於兩淮，俟其果有徵驗，以漸推行於兩浙、山東、河間焉。若夫河東之池鹽，川、滇之井鹽，福建之曬鹽，或仍其舊，或別為處置，又在隨行斟酌云。」 或曰：「此法果行，則前日之中納聽支之客商，焉得鹽而給之？臣請借運糧回船轉般滄鹽至揚州償之，既足之」 後，然後行臣之法，無不可者。滄、淮《轉般通融》之法，臣別具其策於後：
宋初，鹽鈔未行，是時，於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 運。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 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
臣按：「此宋朝轉般之法，似於今日亦可行者。今兩京之間，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鹽在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今三處之鹽，價直各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而惟淮鹽之價最高，殆居其倍，山東之鹽抵河頗遠，而滄鹽近河而價最廉。臣請行宋」 人轉般之法，遇有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給與官鹽，每引量給腳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為建倉於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腳錢，少有虧損，即與折算。如此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多，乃令通算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乞於河間沿海一帶出鹽去處，不分民丁、竈戶，皆許其私煮。既已成鹽，具數赴官告賣，量為定價，給與見錢。陰雨之時，則或加或倍，有私賣及買者，皆抵以私鹽之罪。其錢乞於內帑豫借，待成效之後算還。年年存積」 ，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於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分，俾其親詣其所，即給以見鹽，於行鹽地方發賣。」 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患。草茅偏見，未必可行，姑述之以俟。
陝西、河東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 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 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費。
臣按：鹽鈔之名始此，大抵今日禁榷之利，「其大者在於鹽，鹽非一種，其最資國用者惟是末鹽與顆鹽耳。末鹽出於海，海非一處；顆鹽出於池，池惟解州有之。蓋海鹽出於人，必煎熬烹湅而後成；解鹽出於天，畦壟既成，決水以灌，必俟南風起後結成焉。出於人者歲額不足可以增補，出於天者歲額或有不足則將取之何所哉？是以開中解鹽與海鹽異。海鹽非一所，此不足則取之彼，可以通融輳補。解鹽惟一池，不幸而歲多霖雨，風不自南，則歲課不及額矣。竊聞近年以來，商賈中納解鹽之數已踰十年，歲額守支，待次至十數年。一遇兵荒，官府有所措置，召商中納，患其折閱，多不肯應。為今之計，莫若行下有司，通行查算，鹽課見存者若干，商賈待支者若干，計其所有之數，果不足以給其所支，即令商人據時估價，每引若干，官通計之，總該若干，限以三年之內，於海鹽或井鹽存積多餘之處，估以時價，以見鹽償之。如解鹽一引三錢，海鹽一引六錢，即以一引當二引。他皆倣此。如此不出數年，解鹽有」 餘積，而商賈通利矣。不然，則是朝廷開官府，設官吏，專為商賈聚利以償債，舊欠多而新入少，終無已時。況且解池切近西北二邊，於用為急，異時國用有闕，邊儲不足，於何所取給哉？
圖書編
《鹽法利弊》
弘治五年，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於運司招商開 中，納銀類解戶部太倉，以備邊儲。國初以來，天下鹽 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 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 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 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 價多，而得易便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淇 遂奏准商人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 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其 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 買運，價遂騰踴，邊儲從此整理愈難矣。
按嘉靖中，詹事霍韜《疏》謂：「昔我太宗皇帝之供邊也， 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