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 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 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 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 曰「常平倉。」
臣按：壽昌於宣帝時上言，欲糴三輔及弘農等四郡穀以足京師，可省關中漕卒。至明帝時，劉般已謂「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 考壽昌初立法時，兼請立於邊郡，臣愚亦竊以為內地行之不能無弊，惟用之邊郡為宜，非獨可以為豐荒斂散之法，亦因之以足「邊郡之食，寬內郡之民焉。」 請於遼東、宣府、大同極邊之處，各立一常平司，不必專設官，惟於戶部屬遣官一二員，歲往其處涖其事。每歲於收成之候，不問是何種穀，遇其收穫之時，即發官錢收糴，貯之於倉。穀不必一種，惟其賤而收之。官不必定價，隨其時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儲之以實邊城；其不可久者，隨時以給廩食之人。凡諸穀一以粟為則，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則支一石者以二石與之，他皆准此。然後計邊倉之所有，豫行應運邊儲州縣，俾其依價收錢，以輸於邊。如此不獨可以足邊郡，而亦可以寬內郡矣。由是推之，則雖關中鹽糧之法，亦可以是而漸有更革焉。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 子常幸東都以就食。元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 糴於關中。自是京師糧廩溢羨，元宗不復幸東都。 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 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 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 先給價直，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 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斂而 後給直，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欣便樂輸。 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 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 糴」，其實害民。
臣按：和糴之法始於唐，今若效其法，遇米穀狼戾之秋，遣官齎錢於豐熟之處開場設法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國之一助也。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戶督限，蹙迫鞭撻，則利未必得於國而害已先及於民，又不若不糴之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 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饑即減價糶與貧民。 真宗景德元年，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 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糴。其後 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臣按：馬氏此言，「唐以前所謂糴者聚米以賑民，宋以後所謂糴者聚米以養兵，所以為民者今日宜行之內郡，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以東、淮以北是也；所以為兵者今日宜行之邊郡」 ，臣向謂置常平司於遼東、大同等處是也。伏惟堯舜在上不棄芻蕘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聞，其於國家儲蓄之計未必無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 惠倉斂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 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 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 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 斂，取二分息。」
臣按：青苗之法，謂苗青在田則貸民以錢，使之出息也。貸與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於正月俵散，秋料於五月俵散，蓋假《周禮》「泉府國服為息」 之說，雖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實欲專其利也。昔人謂其所以為民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條例司初請之時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是」 未嘗徵錢。曰凡以為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是未嘗取息；曰「願給者聽」 ，則是未嘗抑配。及其施行之際，實則不然者，建請之初，姑為此美言，以惑上聽而厭眾論耳。夫奄有四海之大，億兆之眾，所以富國之術，義無不可，而取舉貸出息之利，則是萬乘而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徵錢，不抑配，有利而無害，尚且不可，況無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禍至於民離散而國破敗。後世英君碩輔，宜鑒宋人覆轍，尚其以義為利，而毋專利以貽害哉。
以上市糴之令。臣按：昔人謂「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作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 市之說昉於《周官、泉府》，糴之說昉於李悝《平糴》，然其初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