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行倒換之令，倒換既多，次第改造，不出十年，偽錢盡矣。夫然則天下之所用者皆前代之真劑，今日之新規，行之既久，雖不能保其無弊，然亦可以持循百年，有利而無害焉。所以為新製者當如何？曰：每錢以十分為重，中間錢文必以古篆，或用年號，或別製佳名，其漫加識以楷書二字，上書皇，下書「明」 ，輪郭之旁周迴鑿以花紋，每文計用銅十五分，剉磨之餘，去五而存十。新錢既成之後，又令天下輸舊錢於官以易新者，將所得舊錢，周以細紋，如新錢製，其漫亦划以二字，或兩旁，或上下，然後散之。仍詔告天下，「非此二樣錢不許用。」 而又申明廢銅赴官中賣之律，鉟銷為器者有禁，漏出外國者有刑。如此，則錢法流通，而公私俱便矣。或曰：凡興作必約工計本，今耗銅而費工，其多如此，國家何利之有？臣故曰：天立君以子民，付之利權，使之通融，以濟天下，非專以為一家一人用也。
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 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
臣按：太公圜法，凡泉輕重以銖，今之一兩即古之二十四銖，計一錢則重二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則今一錢為古之七銖以上。凡造一錢用銅一錢，此《開元通寶》所以最得輕重大小之中也。此後之錢如宋、元太平、淳化之類皆倣此製，至今行之，後有作者皆當準此以為常法。
元宗開元二十二年，欲倣漢文不禁私鑄，敕百僚詳 議可否。錄事參軍劉秩議曰：「《管子》謂『刀布為下幣。先 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若捨之任人，則上 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 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制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 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 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奈何而假之人？ 又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 禁不足以懲息。」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 啟其源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也。
臣按：利之在天下固不可禁亦不可不禁。漢文帝放鑄而海內富庶，唐高宗私鑄者抵死，鄰保從坐，亦不聞其大治，何也？利之為利，處義之下，害之上，利以為人則上和於義而利在其中，利以為己則下流於害而未必得利，是故聖人之制事無往而不以義，惟義是主，擇其有利於人者而定為中制，使天下之人皆蒙其利而不罹其害焉，天地間為利之途轍孔多。錢也者，寓利之器，昔人所謂「貧可使富，賤可使貴，死可使生」 之，具神通之物也。上之人苟以利天下為心，必操切之，使不至於旁落，上焉者不至為劉濞以滅家，下焉者不至為鄧通以亡身，則利權常在。上得其贏餘以減田租，省力役，又由是以賑貧「窮，惠鰥寡，使天下之人養生送死皆無憾。是則人君操利之權，資以行義，使天下之人不罹其害而獲其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豈不信然。所謂操之之權奈何』。」 劉秩曰：「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制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繇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 「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繇乎是」 ，是也。
憲宗元和中，敕禁私貯見錢不許過五千貫。
臣按：昔人有言買田者志於吞併，故必須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志於流通，初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懋遷也，憲宗徒以錢重物輕之故立蓄錢之限，不亦甚乎？
五代，周世宗以久不鑄錢，民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 乃立監鑄錢，凡民間銅器、佛像皆毀以鑄錢。
臣按：世宗毀佛像以鑄錢，毅然不惑，可謂剛明之主。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 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為文。
臣按：鑄錢以年號為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故每帝皆有數種錢，最多者仁宗也，在位四十二年，九改年號而鑄十種錢。嗚呼，鑄銅以為錢，國固享「其利矣，然銅炭於何所出，工作以何人用，不免取之於民，民得無受其害乎？矧供給官吏、監督匠役，鎔液耗損，造作違式，輦運致遠，吏民因之」 而得罪破家者，何所不有？繇是觀之，則是以古人利民者害民，民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害已。我聖祖未建極之前，即創大中通寶，既登基之後，又鑄洪武通寶，暨太宗鑄永樂通寶，宣宗鑄宣德通寶，百年之間，僅此四種錢。自時厥後，未聞有所鑄造，然亦未見民用之乏、國用之虧也。
宋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 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用日耗。
臣按：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瞻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繇在於採用者眾矣」 ，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