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具而攘奪之訟將興而遏止之，則民之情將鬱而不伸，下之惡將長而益熾，國之法將格而不行。苟不設官以掌之，使有如是者，則以告之於其長，則民寡弱者含冤而莫訴，強眾者稔惡而不悛。氣久鬱則無聊，力不敵則捨死，而亂由是生矣。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矯誣犯禁者、作言 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臣按：成周之世未有律令之書，凡《秋官》、司寇所設之官屬、所掌之刑禁、凡所當禁約施行者，即後世法律之條件也。說者謂秋官自禁殺戮至修閭氏八官皆幾防盜賊姦軌者，較之今律，斬殺戮即今之人命律，攘獄即今之《劫囚律》，遏訟即今之《告狀不受律》姑舉一二，餘可以類推矣，茲不備載云。
《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 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 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唯察唯法，其審克之。」
臣按：先儒謂三千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而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損益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為主，辭「若僭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可行之法，唯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在審克之而已。」 是說雖以解經，然而萬世之下，律文所不該載者，比附之法莫切於此。所謂察之情，求之法，比之上刑不重，比之下刑不輕，而參酌於輕重之間，必允當乎人情法意，可謂得「審克」 之意矣。
《春秋左氏傳》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 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 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 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 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 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 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 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 尼曰：「習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 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 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 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
臣按：鄭晉鑄《刑書》，蓋以其前世所用以斷獄者之法比而鑄於器，以示民於久遠也。考《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縣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挾旬而斂。」 夫國之常刑而又歲歲布之於邦國都鄙，何哉？刑雖有常，亦當量時而為之輕重，然恐民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既布其制，又懸其象，所以曉天下之人，使其知朝廷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其故如是也，皆知所畏避而不敢犯焉，非謂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先儒謂詳《左氏》所載夫子之說，第令守晉國舊法，以為范宣子所為非善耳，非謂聖王制法不可使人知也。或曰：鄭、晉二國所謂刑書，皆先世所有，臨時處置者，固已載於方策，至是子產、范鞅始鑄於器，則為一定之制，無復古人酌量之制。故仲尼、叔向譏之，非謂刑書不可有，特謂不可鑄耳。後世以律令鋟於木以頒行天下，其亦鑄之之意歟？但是時未有律之名，而謂之《書》耳。
魏文侯時，李悝著《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 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
臣按：刑法之著為書始於此。成周之時雖有禁法著於《周官》，然皆官守之事，分繫于其所職掌，未有成書也。然五刑之目其屬各有多少，五等之刑各以類而相從焉，著之篇章，分其事類以為詮次，則於此乎始焉。
漢高祖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 姦，遂令蕭何、攟摭秦法，定律令。除參、夷連坐之法，增 部主見知之條，於李悝所造六篇，益《事律》《擅興廄庫》 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
臣按：律之名始見於此，春秋之時子產所鑄者謂之《刑書》，戰國之世李悝所著者謂之《法經》，未以律為名也。《禮記》雖有「加地進律」 之文，析言破律之誅，解者謂進律為爵命之等，破律雖以去律言，然《王制》漢文帝時博士刺經所作，固已出蕭何之後也。律之言昉於《虞書》，蓋度、量、衡受法於律，積黍以盈，無錙銖爽，凡度之長短，衡之輕重，量之多寡，莫不於此取正律以著法。所以裁制群情，斷定諸罪，亦猶六律正度量衡也。故制刑之書，以「律」 名焉。
文帝元年，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