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北盟会编/卷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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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绍兴七年正月十五日丁丑尽其日

王参政绹奏对曰：“臣向蒙误恩，除帅浙东，黾勉在职，几甫周岁，去秋偶以衰疾，沥恳披诚，乞领外祠，以休疲惫，仰荷圣恩矜从，免以罪罢，掲来浙右，寄居昆山，席未及煖，虏骑侵犯承楚，戎辂亲行，苏秀稚耄，延颈欢呼，争睹天日，臣于斯时，属以衰羸，屏伏异方，不得同郡县官吏班迎道左，以望属车之清尘，臣之私心，死且不瞑。臣窃伏念顷以菲才，猥蒙拔擢，叨与政机，日侍帷幄，亲承睿训，眷待优渥，虽至捐糜，不足报称，今虽闲退，忠不忘君，岂敢自后畎亩之民？故于今日备御之计，夙夜疚怀，私自筹度，藏于胸臆，念欲献纳，而未之敢，方此愧愤，不知所为。今月十六日戌时，准尚书省红字皮筒，递至诏书一道赐臣，臣已即时望阙谢恩祗受讫，伏念臣窃位素餐，以试罔效，分当摈斥，不足收采，敢意圣慈尚赐纪录，曲垂询问，犹不弃遗，伏读之际，战灼陨越，汗浃涕零，不胜感激愧怍之至。伏读诏书所问攻战守备、措置绥怀之策，皆军国之先务，庙堂之大计，臣虽罄竭，何足以奉承？虽然，岂敢隐默以违明诏，臣谨竭愚妄之说。攻战之利，臣愚以谓莫若作士气；守备之宜，臣愚以谓莫若固淮甸；措置之方，臣愚以谓莫若经久远；绥怀之略，臣愚以谓莫若惠吾民。谨按具画一如后 —— 臣所谓攻战之利莫若作士气者，传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是一战之顷，气有作竭矣。兵法曰：‘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是一日之间，气有锐惰矣。去冬虏骑骤至，侵轶疆埸，东䧟承楚，西掠濠夀，曲之在彼，人所共知，如此其甚，所以我军愤怒，人百其勇，直向无前，至于虏势既屈，潜师遁逃，具如明诏之所谓者，臣闻新春以来，捷音载道，市井闾里，畎亩薮泽之民，声气和接，更相告语，欣若更生，人人始有安堵之意，兹实庙社之灵，国家之福，而生民之幸也。然臣窃有说焉，士气愤怒，十旬有馀，非特一战一日之比，其气岂能常锐而不衰哉？又况屡胜之后，将佐士卒，志得意满，气适其平而怒斯释矣，使敌伺隙而乘之，则今日胜，安知不为他日之负哉？此最兵家之大忌也！臣所以言攻战之利莫若作士气者，正谓今日新捷频胜之后，长虑却顾，所宜素讲者也。臣愿明诏诸帅，各分士卒之半，分据淮南要害之地，明间谍、远斥𡎇，厉兵秣马，常若寇至，借使复来，力足以御，申严约束，更迭救援，无敢蹉跌，以后约会，击东则西应，击尾则首应，不约而动，如十指之捍头目，朝廷且复以时济师，张大声势，使前行知后必继至而増勇，后继知前行深入而先争，如猎豺虎，如救焚溺，以此众攻，何虑不克？以此众战，何虑不捷？傥或留兵寡少，敌兵一至，委之而去，则不若不留兵之为愈，又或留兵虽众，而士气骄惰，人不思战，忘戒而易扰，驰备而易犯，兵数徒多，虽谓之寡弱可也，何足以为固哉？臣又观狡狯不情，暴戾狠贼，金虏常态，安知今春之遁，不为今秋之复来乎？伺探所得，可喜之䚽，安知非彼扬其虚声，疑吾戒心，怠吾士气，以肆其奸谲之谋乎？臣窃计六师顺动，饟军犒师，赏赉之数，费倍他年，昔吴欲病楚，其谋以谓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今我之动，兵烦费若兹，臣窃谓虏情诡诈，隐伏难测，安知其计不出于此？是以东据承楚而不动，西掠濠夀而不居，去则摽掠驱虏，复归巢穴，我来则去，我去则来，此风渐不可长，所宜深讲攻战之策，预备再至之谋，使异时虽欲为此而不可得，则攻战岂可遽已，而士气安可不作哉？臣故曰攻战之利莫若作士气者，此也一臣。所谓守备之宜莫若固淮甸，臣所谓固淮甸者，非谓直以淮甸为边陲而无意于中原也，国家大计，理有先后，势有缓急，固当循理而行，观势而动，不可倒行而逆施也，何以言之？汉高祖东向以争天下，则以关中为根，荥阳为固，故虽屡战屡败，终守死必争，不肯舍此者，志不在于荥阳而乃在于天下也。今国家北面而复中原，何以异于是？江浙者，国家之关中，淮甸者，国家之荥阳，淮甸虽屡残破，亦不置之度外者，志不在于淮甸而乃在于中原也。昔苻坚以九十七万之众伐晋，既破夀春，而败于淝水，当是时，夀春、淝水皆晋有也；魏太武自云中，由青徐伐宋，至瓜步、百牢，掠广陵而归，当是时，广陵、瓜步亦宋有也，以是见晋宋五朝，皆倚淮甸以为屏蔽，盖保淮甸然后可以驻驆建康，保淮甸然后可以经理中原，决二大策，其要皆在于淮甸。淮甸者，国家之荥阳，在所必争而不可失之地，汉得天下，基业实创于荥阳，则国家之复中原，其趾实在于淮甸，使淮甸安固而富实，然后可以复中原，臣请设为难问以毕其说，若以谓盍乘战胜之势，大举深入，克复中原，据上都以令天下四方，指顾而定，一举而成，希世之绝绩，岂不暂劳而永逸哉？臣窃以谓过矣，何以言之？汉高祖二年，楚兵方胜而深入，则汉尝大败于彭城，后有五年，楚粮既乏而夹攻，则汉方得志于垓下，爰自临淮以北，䧟没累年，绵地千里，行师十万，月计粮饷，以石数者，七万有奇，以运漕则汴水绝流，以负担则非调夫十五万不可，继以食则无粮可因矣，又况归路之邀我，粮道之困我，若大兵皆行，则内轻而外重，外实而内虚，分兵以往，我分而弱，彼合而强，未见衰弱之形而遽深入，几何不类汉入彭城之害乎？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则深入之说，臣不敢以为然也。若谓敌人乏粮，匆遽而归，臣又窃以为过矣，何以言之？金人犯顺构难几十年矣，初未尝赍粮也，今日自伪境济淮而袭承楚，何遽计日裹粮，顿改常度哉？又况承楚稼事未终，赋税未入，虏骑忽至，县官仓廪虽乏，而农家之榖被野，是必驱役吾民，舂榖为米，负薪供㸑，厌餐饱膳，又复漕运馀粮而西去矣，则粮乏之说，臣又不敢以为然也。若以谓虏寇能袭承楚而不能犯通泰，足以明其兵力之少，臣又窃以为过矣，何以言之？累年以来，伪境固已委画宿州为界矣，今兹阴导狄人，无故出疆，安知其意不在通泰盐䇲，岁得八百万缗之利？彼必以谓使我得承楚而有之，即通泰在吾腹中，可不攻而自下，则力不能至通泰者，臣又不敢以为然也。设使通泰盐䇲为彼所有，彼漕舰㴑长江而上，长江之利日与我争，虽欲只保江表，亦将惊扰，不得奠居，不惟我失煮海之利，虽天堑之险亦不足恃矣，利害之系至重大，然则淮甸岂可以不固守而力争？臣所谓守备之宜莫若固淮甸者，此也一臣。所谓措置之方莫若经久远者，有二说焉：一则规度驻跸之地、一则操秉统御之权。所谓规度驻跸之地，臣窃尝伏思汴都宗庙、洛邑陵寝，咸在中原，洛汴之在天下，犹水木之有本源，网裘之有纲领，诚复中原而都之，则临莅四方，举而措之，无复难者，睿意所向，未尝不在于此，可谓得其要矣。将复中原，蚤定驻跸之地，稽之古昔，揆之时宜，驻跸之地未有过于建康，何以言之?昔曹氏先有中原，孙仲谋遂据武昌，七八年间，山川形势在江表者，览观规度至详熟矣，未几迁居建业，使曹氏父子必睥睨逡巡而不敢进，后五胡浊乱河洛，元帝南渡，王导相之，虽叛臣剧贼陵犯之频，终不肯舍此而他涉，由是观之，将图恢复中原，驻跸之地，信未有过于建康者，岂钱塘苏台所可比拟。建炎己酉，行宫告成，无何金寇兵火残毁，迩来亦既缮修，稍以就绪，増葺岁年，必复全备，虽然淮甸未固，建康形势虽胜，营缮兵甲虽多，亦未可以遽议驻跸也，故淮甸之说，臣已粗陈于前矣。今距防秋才半年尔，防秋已前，经理淮甸，宿兵捍备，足为屏翰，使今秋冬金寇不能再肆侵轶，则来春銮舆驻跸建康，方议恢复中原，此为举措光复之序，不可易者，臣所谓规度驻跸之地者谓此。所谓操秉统御之权者，自顷虏骑长驱，犯我北鄙，士卒暴露，迨今十年，结草为庐，枕戈而寝，师旅之众，宜在厌兵而苦战，厌苦之意萌，则勇锐之志消，勇锐或消，而望其立功难矣！迩来士气奋厉，战辄克捷，遂立却敌之功，如此之盛，臣既已仰观陛下神武英断，命将出师，度越前古远甚，虽宣王有常徳以立武事，异世同规，若合符节，岂臣愚陋所能窥测万一。大抵将帅之用士卒，招则聚，麾则散，非命之进，不敢进，非命之退，不敢退，去来前却，唯其所欲，无不如志，虽使之蹈白刄，赴汤火，无甚难之色，人主之用将帅，将帅之用士卒，一也，人主以将帅用士卒者用将帅，将帅以士卒听命将帅者听人主，则天下之大，军旅之众，如心使臂，如臂使指，运动图维，以一人而用，天下恢恢然有馀地矣！《左氏》曰：‘师能左右曰以’，诗称于以四方诵武王也，然则以四方者，王道帝王之事也，史载韩信自谓善将兵，称高祖善将将，然则善将将者，亦王道帝王之事也。国家诸大帅，爵禄极矣，宠锡至矣，眷渥优矣，事权重矣，前古所谓以四方善将将者，陛下渊衷秉操，深自得之，斡旋转运，沛然闲暇，虽天下英雄之难驾御者，亦复得而用之矣，惟陛下于以四方善将将者，当留神而加意焉，则数十万之众，趋走奔命之不暇，岂复有慢令难使者哉？夫如是，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操秉统御之权者谓此，臣所谓措置之方莫若经久远者，此也一。臣所谓绥怀之略莫若惠吾民者，何以言之？濠泗襄邓以北，陷于伪境者，皆吾民也，今加惠焉，非谓载粟帛以遗之，招惰游而养之也，推原厥由，非我弃彼而不收，亦非彼叛我而不附，以田庐之累，虽欲不从之而不可得，凡此庶民，皆蒙祖宗徳泽涵养，既久且深，其耆耄丁壮，日夜望思，咸怀徯后来苏之志者，人人皆是，不幸身縻伪境，威力驱使，杂于丑虏，与我交兵，岂其人之本志也哉？臣愚谓宜因事区别，或降服之际，或俘获之馀，物色询访，覆验情伪，愿从则随宜存拊，欲归则畀以资使，人人皆知圣度宽容，海涵天覆，原恕胁从，一视同仁之意，既深信而不我疑，彼驱来战，则人无斗志，众有遁心，我往伐彼，则前途倒戈，开门迎降，所至如归，无与我敌者，孟子曰：‘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济者。’其斯之谓欤？晋羊祜行平吴之策，未尝杀吴人，吴人视祜同于父母，吴人岁饥，归者如市，惟其平居无事之日，祜得其民者如此，后杜预、王濬得以兵破其国，易于摧枯，此正今日所宜先也。吾民䧟溺西北者，惠心既孚，招徕之意已喻矣，吾民之在东南者，独何不思加惠哉？累年以来，数十万兵戍于东南，而民不敢病者，正以陛下轸恤黎元，禁戢科敛，诏令丁寕，诚心孚信，实惠及民，非异时俯伛空言，同日而语，斯皆所以惠吾民也。去冬亲征诏下，东南之民，咸知陛下亲屈帝尊，蒙犯霜露，不惮躬临，为生灵计，徳至渥也，虽小民，莫不愿效财力，助国讨贼，是以预纳苖税，及和买绢钱之类，皆尽所有，争先供输，无复难色，其说以谓向非车驾之来，安知私室之藏不为盗贼所有？此其所以乐输而不病也，虽然，臣窃闻大军骤移，数万之众庐舍阙乏，无以避风雨，苏秀等州，各备苇箔椽柱，不免赋之于民，此亦当然非甚难者，然此诸州，类皆泽国，数百里间，地势平坦，水田弥望，苇实生之，不产竹木，织苇为席，尚可力为，径寸之竹、拱把之木，迥出浙东，极为难得，军期急遽，日限逼促，至有彻室取椽，三倍市席者，其为烦费，过于预纳钱榖之数，臣愿明降谕旨，自今春无屋宇处，庐舍之备，但如向年，临安给价直，或随所产竹木充用，不得限以径寸丈尺，则民免烦费，且复及期易办，不致误事而后时矣，加意吾民至此，则无复可议者，所谓绥怀之略莫若惠吾民者也。臣谨条具如前，复念臣识暗见迟，料事不工，建言无取，非适时用今也，遽承明诏，出于望外，虽务罄竭，何补毫厘，至于智虑浅陋，论议迂阔，冒贡狂瞽之说，仰渎渊听，则臣之罪无所敢逃，谨昧死条具以闻。”

韩枢密肖胄奏对曰：“臣伏闻迩者贼豫怙终金人同恶，举兵侵犯，深蹂两淮，警报初传，群情大震，陛下睿谟自定，神断必行，亲御戎衣，天临吴会，将相协虑，士卒一心，遂摧贼锋，所向俘馘，虏气沮夺，潜师遁逃，信悔祸之自天，知戡难之有日，夷夏竦动，中外驩呼。臣荷国恩，历叨枢近，顾当斯际，窃食祠宫，既不能画半策以赞帷幄之成谋，又不获备前驱以展行阵之微效，进退惟谷，夙夜靡宁，敢望圣度兼容，温诏下逮，访以急务，俾之尽言，拜受兢惭，罔知所措，伏读再四，极喜而泪。昔者帝尧舎己而稽于众，大舜与善而取诸人，夏禹之拜昌言，汉高之屈群策，惟圣虚己，与古同符，岂伊涓尘可禆海岳，仰应诏旨，姑竭愚虑，圣问所及，敢不一二条列，试为陛下言之。圣问首曰攻战之利，臣闻乘其时而为之者，功必倍，因其利而成之者，人不劳，圣人奉若天道，时茍未至，惟修徳政以待之，时既至，作而求成，不俟终日。臣顷在绍兴二年以备从班，获陪外廷末议，恭被诏问攻守之策，臣时辄敢不自揆度，对言终当用兵，盖如鼂错之论七国，以谓削亦反，不削亦反，金虏犹是也，继因赐对，再具陈贼豫盗据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意，择遣兵将，鼓行进讨，声言翠华复幸金陵，督使过江，愿赐睿断，济成大勲，二疏谅存，其言可复，臣之出使军前，陛辞之日，亦尝面奏，和议盖权时宜，以济艰危，他日国步安强，军声大振，理当别图，窃惟臣愚，前后狂瞽之言，尚蒙俯记清衷，则攻战之利，臣先固知之矣，况臣亲见女真等军，尝至川陕者，皆畏服西兵劲锐善战，有难敌之语，今兹入界，韩世忠等三大帅，率皆山西将种，所统精锐，颇多西人，临难敢前，屡挫敌众，复闻吴玠继有捷奏，军声大震，虏意必揺，若以斯时数道并进，此有犄角之势，彼受腹背之敌，不战自溃，理之必然，此其可以攻战一也。抑臣闻之在昔，汉运中微，新莽纵暴，民怀高祖、文帝之徳，讴吟思汉，十室而九，光武因之，不三年成中兴之业，田单以即墨两邑馀众，败燕于百胜之后，盖以燕用间言，劓所得即墨士卒，置之前后，且复发掘垄墓，僇及死者，人怀悲愤，怒自十倍，用以出战，卒破燕军。恭惟大宋祖宗之泽，海内涵濡垂二百年，人心爱戴，岂特汉民之讴吟，虏寇比岁暴我中原，岂特即墨之愤怒，此其可以攻战二也。加以贼豫父子，虐用其民，苛敛烦役，殆不堪命，臣前过伪境，亲所见闻，比复签发，使临行阵，其怨叛之心益甚矣。传曰：‘天予不受，反受其咎’、《书》曰：‘傒我后，后来其苏’。傥因上穹助顺之心，远副遗黎云霓之望，万全之举，一怒而安。圣问次曰守备之宜，臣闻之胜负何常，敌之情伪难察，顷者番伪入寇，信由守备有方，彼多失亡，因其窘蹙之势，畏我振厉之威，潜迹奔窜，然金虏自恃胜强，反成败衄，犬羊之性，切于复仇，况又狼子野心，万一内怀诡谲，有如子胥教吴分三师以敌楚之计，我出则归，我归则出，亟肄而罢之，则此寇甫还，他酋继至，方喜其去以撤警，又乘吾怠以来寇，脱或少失堤备，岂不动致驿骚，故欲议于战攻，当先饬于守备，远若川陜，固有吴玠及宣抚使司之兵，守备之宜，既自为计，惟是荆襄之制上流，吴越之防海道，而江淮绵亘数千里间，尤其出入之要冲，兵法有云：‘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今若无事而益为守，则不惟兵势之分，有所寡弱，兼亦劳人费财，坐以守困，昔人论长江之守，如七尺之躯，要害不过数处，朝廷比因去冬之警，近里险要，必以熟讲，至于两淮之濡，所当守者，故亦有要害，若分择文武臣僚，谙练古今，察知形势者，按行计度，预图其宜，量远近之中，求险阻之要，某将最才，可将某屯，某人有兵，可援某所，某地可以储积，某道可以转饷，以至器械财用，战船水军之属，一皆素具，无或取于临时，备在敌先，仓卒无患。臣窃以方今当守备之要地，臣固不能尽知，亦未易尽言，姑举所闻见，惟当先急者，莫如淮南，淮南在昔，固南北之所必争者也，晋败苻坚百万之众，实在淝水之上，江左置戍，每以夀春、盱眙为重，至若魏人欲制吴，则邓艾先耕垦于夀春，周世宗谋江南，亦三至淮上，亲破夀州，盖夀州据淮水上流，山川障塞，大江甚迩，此则平窥淮南，如在掌握，而又北连颍蔡，可以直抵京师，北虏入寇，亦先安重兵于夀春，而济自淮阴。夫淮南，贼豫父子窥觎之地，不惟利源所在，可以趋大江，使江南而无淮南，便纵敌人在吾户限之外，不复可以为固，不当以利遗人，更为贼有也。前日潘致尧回，其书已有江北不许屯戍人马之语，及遣王翊来，果持分画之说，我既难从，以理拒之，疆议未定，便可扼险而固守，而淮东西虽命宣抚，使然不列屯置司，乃江浙所遣偏禆分守，不过资以轻兵，既已势孤，难必责其固志，况复力弱，岂足抗于敌锋，且狃连岁之无虞，可谓泰然而坐视，守备既缺，斥堠不修，遂致番伪之兵，如践无人之境，虽既往之不咎岂，岂方来之可忽？抑闻虏在承楚，通泰形势孤绝，旁无阵寨，邑人难以坚守，贼兵易于攻取，而终以全免者，或疑以通泰皆系盐产地分，虏既窥取淮甸，私指此以为外府，阴加保䕶，以为后图，借曰不然，在理所当致虑，比报三将奏功，而韩世忠、刘光世置司镇江、太平，臣愚不能仰测庙谟用意之微，或者妄揣以车驾方在浙西，翼卫全恃江上，故三将皆屯滨江淮，朝廷未欲示敌以强，尚存修好之议，若移两将江北，或致蕃伪亟争，臣愚以谓张将之兵，既置司建康，自可分屯江浙，屏蔽行阙，力已有馀，况二将若在淮南，篱籓可谓深固，若谓不欲致疑虏寇，彼既举兵，我则移屯有名，若虑引惹生事，但当严加约束，俾守封疆，无得轻以一人一骑逾淮而北，犯者重坐之，明揭敕榜，告谕远近，以示兼爱生灵之徳意可耳。圣问又曰措置之方，窃臣以为方今所谓措置，莫大攻守二策，乃若守备，已备陈其宜，其于攻战，犹当慎重，臣闻兵家至理，莫善于纪律，军行急务，无先于粮饷，至于号令必有总摄，权力必能节制，然后可以一臂指之，用而御强愤之众。昔李晟统军，秋毫不犯，故方克复京师，而井里不知，安堵如故，盖非若此，不足以为吊伐之师，然军行纪律，多利卤获，今欲削平僣乱，止当取彼凶残，至若其民，实吾赤子，况闻伪境之民，深苦贪暴，日望王师之至，救于水火之中，若非纪律之兵，恐乖喁喁之望，宜敕诸将，严立军制，昔诸葛出师，虽有木牛流马之运，而仓粮不继，因无成功，先主出兵荆州，敌国震动，至欲迁都避之，而关羽粮尽，更致丧败。今若进兵伪境，虽稔山东、河洛之间民言王师若来，愿资粮饷，然伪境兵火之馀，户口雕耗，垦田数寡，出糓不多，比更金寇往来，无不蚕食，岂敢保其尚有馀粮？在昔运道水行，则虑河流有断涸不通之处，陆运则恐附近无移用转饷之人，要须预计有无之事，臣闻《春秋传》曰：‘师能左右之曰以’，号令不能使之听，权力不能使之服，皆不可言左右之也。唐以九节度之师，环贼而攻之，一旦溃败，虽以李光弼之威严，郭子仪之宽厚，势不能自制其兵不自立庭户，一有纤芥利害，未免更相雠疾，其能出私己以徇国家之急，殆未之见，若欲并遣进攻，必先选命总师，分以精锐之兵，附以招集之众，合数万人，隐然自成一军，遂遣诸将并进攻讨，总统之号令既一，权力既重，诸将虽素贵重，畴敢不听从，维持辑睦，使必有成，其利害与非用素所抚循之兵，而侥幸取胜者，盖亦异矣。抑前代君臣之遇合，相与有为，必先有素定之论，然后见之行事，享其成功。韩信之初见汉高、诸葛亮之初见先主、王猛之初见苻坚，凡厥指陈，皆有定论，后所设施，不愆本谋。今者措置之方，惟陛下与二三大臣谋谟素定，使他日按而行之，庶几临事不惑不疑，此尤措置之本原也。圣问又曰绥怀之略，窃以畿甸、山东、关河之民，怨金虏之多暴，苦伪齐之烦苛，臣前已槩言之矣，为今之计，当以安集流亡，招携归附，彼念虏寇之威虐，而被蒙朝廷之徳恵，是犹童蒙脱盗贼之手、虎狼之口，复亲依父母之慈爱，岂他适哉？要在择羊祜、陆抗之属以为守帅，择卓茂、鲁恭之属以为守令，俾之悉广陛下之徳，恵辑而附之，以招其馀，逖听风声，扶携而至者，势必众矣。比闻诸将俘获签军，恩旨悉贷不杀，自拔而归者，加以官资，赐以金帛，给以田土，重以宴犒，虽女真、渤海绝域异类，所以优假安全之，恩意已无不备至，况今淮南、江东西荒闲之田至多，唯宜具述陛下所为爱养元元之诚心，掲榜境上，或选旧西北人，若初附签军之可信使者，使深入伪境，转相告谕，俟其来归，从所欲往，授田给粮，蠲其赋租，遂其生理，必将接迹而至，此亦诸葛亮使民杂耕渭滨之意也。昔人有言，彼民与此民同，是天意与民意同，无不成之功，盖民心悦则天意得,以此徳声溢广,西北旧疆可传檄而定,尚奚血刃转战之劳哉？恭惟陛下天纵之资,日跻之学，万事统纪，灼见微渺，而众美不居，隆恩盖载。如臣固陋戅愚，岂足以策大事，殚蠡管之小识，进其诚款，盖直罄胸臆，与亲所见闻，无复文饰本末，具夷伪之情，终始言天人之助，至于高为迂阔之谈，力持难行之说，臣皆不为也。况番僣历年用兵，人神共怒，古今所无，以吉凶之理，倚伏之数推之，行且灭亡，兼臣昨在军前，闻金酋颇有厌兵之意，其众军亦甚思休息，特粘罕、兀室、高庆裔辈持之不肯，然上下猜防，人心携贰，纵未能亟加天讨，亦将见内患自生，变乱可待也，尔后姑复尚与通使，经理种种，亦易商量，权轻重之间，事易以成，臣蝼蚁之愿者，伏望陛下俯从人欲，无失天时，因得而虑失，得胜而弥惧，思尝胆之报，遵驭朽之戒，埽叛逆之馀烬，拯黎庶之横流，以雪宗社之大愤，为天下之福，此非特愚臣忧世爱君之心，实海宇臣民忧国之义，轻渎冕旒，臣无任惶惧陨越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