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正辩/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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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孝武奉佛法，立精舍于殿侧，引沙门居之。苻坚率众寇淮南，谢玄等战于淝水，玻之。）
仁赞载此，以淝水之捷为孝武奉佛之报。然苻坚敬重道安，引之登辇，岂不奉佛，何为而败邪？！苻坚达王猛之言，贪功南伐，自覆其国。晋孝武衔任谢安，制师有道，故能以少击聚，晋祚复安。其存其亡，皆由用贤与不用贤耳。若曰立精舍于殿侧，引沙门居之，遂能胜敌，则梁武帝奈何反为侯景所围邪？天子之居，上法紫微，后市面朝，左宗庙，右社稷，各有成象，所以宪天复极，为神民万物之主，不敢苟也。沙门和尚乃异域之教，其形颁、衣服、威仪、言行无一与中国同者。明君有为，则当内华、外夷，息邪、距诐，以扶圣人之正道，乃于宫殿之旁为僧人之居，其亵读神器甚矣。可以为戒而不可以为法也。
（梁太祖躬览内经，指为科域，刺血躬写《般若经》十部。琳法师曰：“梁高祖迈有德之前踪，蹑净名之圣轨，惊岭奥典。鸡园密议，二谛五乘之皆，三藏九部之文，赤须之所未详，青目由来不译，并无重览，义弗再思，鄙周、孔之俗谟，讥老、庄之名理，法轮相继，斋讲不绝。每舍身时，地为震动。”）
萧衍于佛教之文，不论可知其精熟矣，岂待赞美而后知也。其重佛而轻老，则其嗜好之偏，犹人恶酒而好浆，陋监而美酢，未足以相贤也。法琳乃以周、孔之道为俗谟，何其敢于非圣无所忌惮如此哉？周公相武王，诛无道，杀飞廉，戮恶来，驱猛兽，膺夷狄。孔子集大成，正《五经》，作《春秋》，黜变夷，讨乱臣，诛赋予使人至今知有三纲五常之道，不沦胥于夷狄禽兽者，其功与天地参，与日月并，与四时惧连不知何时而已也。而法琳鄙之为俗谟，何其敢于非圣无所忌惮如此哉？必有明王在上，良相辅政，举行周、孔之教，申明友道之刑，庶乎其知畏矣。梁武舍身，地为震动，盖万乘之主，一旦以奴自居，天下之大异，地震所以警之。
（元魏太祖下诏曰：“夫佛法之兴，济益存亡。可于京邑建节答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魏祖溺于名而不聂其实者也。佛法济存，则不父其父、不母其母。亲者尚不蒙其力，而曰广济含生，其可信乎？如共济亡，则佛语阿难，以地狱本无所有。是乃设为此说，以恐怖愚夫而已，于亡者实无所济也。世之修佛事以追先福者，自其初死至三年之久，经历十王，偏乎地狱，宜其每受减降、忏悔之语，与初死时亦无所异。虽数十年之后，修忌致齐者，其忏悔之语亦如之。尝谙其徒，盖不足以自诳。而举世惑之，可笑也已。
（肃宗写经十三藏。）
肃宗继天宝大乱之后，巨盗虽夷，而国势日削，所当发愤，图任贤才，以复先帝之境土，致天下于开元、贞观之盛。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犹恐不及也。乃有馀暇留意佛书，抄写翻传至于六万五千馀卷之富。古人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肃宗废时乱日，作无益如此，其功业不竞，则有由矣。
（后周孝明帝造绵释迦随像及宝塔二百二十区。云薨藻税绣柱文袍，夏户秋臆，莲池柰苑，处处精洁，一一妍华。见者忘归，观者目眩。大弘像化，以固龙图。）
周帝奉佛华侈如此，不恤民力，不爱国财，以冀福田利益也。未几，国祚移于权臣之手，民力徒弹，国财徒费，以快惰游蚕食之众，而福田利益终不可得“像化虽弘，而基图不固矣。当其兴建之时，不过取僧人称赞夸美之言以自悦耳。其终乃如此，岂不为将来之永戒哉！
（隋高祖留心佛法，受菩萨戒，写经四十六藏。）
杨坚为人臣而篡取其君之位，其本不正，而能节用爱人以致康阜，自其才如此，岂受戒写经所能致哉？创业之君，子孙之所法也。高祖写经四十六藏，是以炀帝继世，装补经秩，至于九十馀万卷。疑若功德宏深，福利增益，而不能免于宇文化及之杀，高祖绝祀，为后世笑。使其略法先王，师范周孔，知修身治国之道，岂且至此哉？
（唐太宗诏曰：“有隋失道，朕亲总元戎，致兹明代，曾无宁岁。思所以树立福田，济其营魂。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琐身戎陈者，各建寺剥，招延胜侣。望法鼓所振，变炎火于青莲，梵音所闻，易苦海于甘露。）
汤放桀、武王伐纣之后，天下大定，民安其生，物遂共性。其时未有佛法也。汤、武何以致太平哉？唐太宗英姿太大略，亲平祸乱，而其所学驳难，不明圣人之道，故其于生死之际未能无惑。昔汉高祖与项羽拒战累年，下诏军士死者为之棺敛，转送其家，四方归心焉。孜太宗之所为，不亦妇人之仁，鄙陋可笑哉！
（贞观二年下绍，其略曰：“今百毂滋茂，万宝将成，犹恐风雨失时，字养无寄。宜为普天亿兆仰祈加祐。可于京城及天下诸寺观僧尼道士等，七日七夜转经行道。每年正月七日，例皆准此。”）
人主诏令，犹天之风雷，发达万物，过与不及，则反为害。唐文皇，英主也，而有僻诏如此，无乃俗流失、世败坏已久，循习故常而不知其非邪？夫水旱、风雨、丰凶，天之所为而人之所感也。圣人修德以应天，则虽有其变而不为害。故阳教不修则日为之亏，阴事不治则月为之食，恩赏纵缓则无寒岁，刑罚惨酷则无燠年。商尝大旱，汤以六事自责，不闻流殍之灾。周尝大风，成王恐惧改过，终致丰登之报。此皆反求诸己，修其诚心，以答天戒而不求诸人也。求诸己而不求之人，道之要也。若不在此而在彼，则僧尼道士日日转经，月月行道，岁岁为之而无间歇，将见三日一风、五日一雨，百役繁殖不可胜用矣，尚何水旱之足忧乎！
（则天皇后请受佛记，沙门法藏讲《新华严经》，至“天地纲义十重门”，后茫然未决。藏乃指镇殿金狮子为喻，后遂开悟。）
则天以妾乘夫，革唐之命，淫虐不道，终其身而祸未已。不知仁赞所谓开悟者晤何事邪？其用刑设狱，惨酷峻忍，大抵皆如地狱变相，以威服天下。及大权由己，然后杀人，岂自僧人所劝哉？废中宗，幽之于房陵十有四年，非狄梁公以死谏诤，则不复也。帝虽归，不得预政者又六年，非张柬之辈率兵迎之，则不立也。则天所为如此，则法藏所陈镇殿金狮子之喻，有何义理而使后开悟邪？以予观之，法藏者，亦白马阿师之流耳。
（宪宗时，功德使奏凤翔法门寺有释迦牟尼佛指骨一截，藏之塔中，其本传以为当三十年一开，开即岁丰人安。帝遂下诏，命中使领禁兵舆僧徒迎至京师。帝开光顺门纳之，王公士庶瞻礼舍施，如恐不及。帝留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
佛之所以为佛者，以生不以死也。又况千年遗骨，岂道之所存邪？僧人且为之传曰：“骨塔每开，即岁丰人安。”宪宗信之，尽礼迎致，王公大臣，莫不阿君所好。独韩文公正色昌言以格其非，遂见斥逐。未几，宪宗为近竖杀逆而殡。是则开塔见骨者，乃所以祸人主，非所以安百姓也。而文公之言效矣。非后世之永鉴乎！夫佛之遗体诚有可贵，则耳目鼻口心腹肾肠尤当传宝，金刚坚固，必不如世人之死，同归腐坏，何独骨齿散落人间乎？世传得道真僧有火烧不化者，或舌、或目、或诸根器，以为清净戒律之验，而况佛乎？如有得佛之耳目鼻口心腹肾肠者，庶几可宝矣。
（牟子寺，灵帝崩，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役长生之街。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于是锐志于佛道，世俗之徒多非之，以背五经，略引圣贤之言证解之，名曰《牟子治惑》。或问：“佛之生也，从何邑国，宁有先祖乎？”牟子曰：“佛积累道德数千亿，生于天竺，白净王夫人以四月八日右胁而生。年十九，夜半飞而出宫，思道六年，成佛。孟夏生者，不寒不热，草木华美。”）
按释氏会覆载四月初八日，考据无定。若以佛生于周穆王时，则是西域用周历。周以建子为正，四愿乃六月，盛夏极暑之时也。以四月为孟夏，乃孔子之法。佛既能择父母国域而生，道又高于孔子，必不用孔子所定之时而生。牟子无乃未之思乎？
（问曰：“至宝不华，至辞不饰，今佛经卷以万针，言以亿数，盖繁而不要也。”牟子曰：“佛经前说亿载，却道万世，弥纶于广大，剖折于窈妙，卷万言亿，多多益具，何不要之有。”）
白尧、舜至孔手一千五百年，更历圣贤多矣，其书存于今者不盈百卷，而道无所不备。夫圣人非有心于著书，不得已而载道，以示后世也。佛之言浩浩然，务为包罗总括，意欲以是尽道。道既难尽，而不中于理者，举其书皆是也。盖理则可穷，而事则无定以一人之智虑，前说亿载，后道万世之事，能自必其无失乎？知其不能无失，则又为一说以救之，谓之遣累。此其所以支离蔓衍而无端倪，小智之士读之惊焉。是犹蛰虫侧耳震雷而闯首坯户，彼又安知箫韶九奏之美哉？
（问曰：“《孝经》以身体不毁为孝，曾子将死启手足。今沙门剃头，何违圣不孝邪？”牟子曰：“泰伯被发文身，而孔子称其至德。沙门捐家财、弃妻子，可谓让之至也。何违圣不孝乎？”）
泰伯三以天下让，故孔手称其至德，非取其断发文身也。佛弃人伦，乃道德之贼也，安得以让名之？推己所有以与人者谓之让，父母妻子可推以舆人乎？
（问曰：“不孝莫过无后，而沙门弃妻子，何不孝也？”牟子曰：“妻子，世之馀也。清躬“道之妙也。许由栖巢木，夷、齐饿首阳，而仲尼称其仁，不讥其无后也。”）
许由辞位，夷、齐让国，不闻其弃妻子也。男女之道，生出之理，万物所同，然非人以私智造设而为之也。圣人因之明人伦、申礼义，而制淫僻，使循道理之正而已。牟子之身非父母所生乎？岂惟牟子，佛非父母所生乎？而以妻子为世之馀，何也？万物无独立者，必有其对。《正蒙》曰：“不有两，则无一。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矣。”是以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诗》首《关雎》，《易》始乾坤，尧以二女而观舜德之修，文王以寡妻而刑四方之化。孔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彼佛者有见于淫欲，无见于天理，故以独往为至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此之谓也。天理之妙，佛且不知，而况陋劣如车子者乎？
（问：“箕子《洪范》貌为五事之首，原宪虽贫不离华冠，子路遇难不忘结缨。今沙弥落头发，被赤布，见人无跪起之礼，何其违貌服之制、垂缙绅之饰乎？”牟子曰：“三皇之时，食肉衣皮，巢居穴处，岂复冠冕之饰哉？”）
三皇之世，风俗太朴，未有耕稼，是以食禽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而衣其皮。未有官室，是以穴居而野处。又有洪水之患，是以下者为巢，上者为窟，非得为而不为也。至尧、舜之时，世已大治，制器致用，开物成务，已更数圣人，而生民之利周矣。今僧人所居者，圣人所营之宫室也，所食者，圣人所播种之百役也；所用以耕凿者，圣人所制之来耜也；所恃以御患者，圣人所造之弧矢也。凡一身所用，无一物而不备，其身由之，其心安之，缺一不可也。而皆指以世间梦幻之事，不知其所自来，可谓智乎？牟子曰：“三皇无冠冕之饰”，则僧人落发无愧矣。夫三皇之时，衣服仪物固有未备，亦何尝髡其上总之发，而芟其下垂之须哉？必若此言，则三皇之时，食肉穴居，何不使僧人为之，而必欲处华屋大厦、供乳糜香饭也乎？自然之须发无故而剪落，不能止其复生也。又月削而时埽之，曰必如是然后可以学道，不如是则不可学也，其可信哉？
（问：“黄帝尧舜弃而不足法乎？”曰：“尧、舜、周、孔修世教也，佛尚无为也。君子之道，贵于适用，何弃之有乎？”）
圣人之道，无为而不为，是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又曰：“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舜明于知人，所任四岳、九官、十二牧，代天理物，物得其所，事得其序。舜所以恭己正南面而无为，盖无为而治者也。若佛则洁身于山林，以理为障，以事为硋，自为无为，盖无为而不治者也。圣人与道为一，己即是理。无所用思，不思而中；无所用为，不勉而中。寂然不动，犹明鉴焉，犹止水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犹鉴明而妍丑毕见，犹水止而须眉必烛，鉴与水非思而然也，非为而然也。圣人未尝劳心役智，从事于务，而喜怒哀乐必中节，动容周旋必中礼，其道可与天下共由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神不能与于此也。”若佛则以天下事物无非幻妄，遗人独立，谓之真空。息云为，屏思虑，梦幻人世，因缘天地，而应物之用有所不周，盖非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不通天下之故，乃块然无用之道，犹枯木不复能生，死灰不复能然，竟将何施邪？而其言曰：“佛事门中不道一法，譬如镜澄，包含万象。’观其言则是，孜其事则无，是亦空言耳。故中国有道君子辟之曰：“佛氏言为无不周偏，实则外于伦理。”豪杰之士，于此不能无惑。况如牟子夏虫之智，又何足以知共仿佛哉！
（问曰：“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今佛说生死鬼神之务，此殆非圣哲之语也。”牟子日，“经云：‘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周公为武王请命曰：‘旦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夫何为也？佛经所说，非此类邪了？”）
圣人所谓鬼神者，天地人而已。举天神，则凡丽乎天者皆属焉。举地只，则丽乎地者皆属焉。举人鬼，则夭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祭于寝，皆其祖考，非有他也。天子祭天地、七庙，诸侯不得僭焉。诸侯祭社稷、五庙，大夫不得僭焉。此非固为等路也，犹人不敢以他人之祖考祭于己之宗庙耳。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谲也。”其者，指物之名，分定之论也。是故“为之宗庙以鬼享之者”，享我之先也。“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者”，思我之所祭也。“多才多艺能事鬼神者”，事我之所得事也。其道岂不简要明白，天下可以共由哉？若佛氏所谓鬼神者，则异乎此矣。十王、五道、马首、牛头之类，不知何所据而云乎？佛经既言之，其名号不可胜数，而道家亦复言之，其名号与佛经所载几同，或异，而互相非毁，何者为是邪？圣人无证则不言，无实则不言，不可行则不言，不可信则不言。无证、无实，不可行，不可信，是理之所无也。理之所无而言之，自谓真实无妄，乃妄之至极，不可复加者也。
（问：“子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学许行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末闻用夷变夏也。’子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不已惑乎？”牟子曰：“孔子所言矫世法，孟子所云疾专一尔。佛经所说上下周极，含血之类，皆属佛焉，是以吾复尊而学之也。”）
人必有目而后可责其见，必有耳而后可责其闻。今求见闻于土石草木，虽千岁而不可得矣。是以圣人教人致其知识以尽事物之理，洞然无疑，然后意可诚、心可正、其身可修、推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所不当。岂有世间世外之限哉？凡溺于佛者，必为此言曰：“儒者所明，治世之具耳，非出世之道也。”然佛氏固不能戴地而复天也，固不能冬葛而夏裘也，固不能鼻饮而口嗅也，固不能水车而陆舟也。以一身受天地万物之用，皆无以异于人，而独于人伦至理则毁除之，以为非出世法，而鄙天地万物谓之幻妄。则何异食饭而曰此非饭也，乃土也；饮水而曰此非水也，乃火也，而可信乎？故圣人恶异端之害正术，恶邪说之溺良心，恶似是而非者。谨华夷之辩，以扶持人理，不使沦胥于夷狄、禽兽而罔觉也。
（《列子》曰：“太宰嚭问孔子曰：‘子圣人欤？’对曰：‘丘博识强记，非圣人也。’又间：“三王圣人欤？”曰：‘三王善用智勇，圣非丘所知。’又问：‘五帝圣人欤？’曰：‘五帝善用仁义，圣非丘所知。’又问：‘三皇圣人欤？’曰：“三皇善用时，圣非丘所知。’太宰大骇曰：‘然则孰为圣人乎？’夫子从容有间曰：‘丘闻西方有圣人焉，不理而不乱，不官而可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据斯以言，孔子深知佛也。时绿未升，故默而识之。）
孔子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正道术，不使邪妨正也。《诗》杂出于民言，故取其止于礼义者，于三千篇中十得其一耳。鸿荒之世，文教未备，故断自唐、虞，而下至于秦穆公之誓。千馀年间，所得者百篇而已。《八索》之书，乱《易》者也，故赞《易》而黜《八索》。乱臣贼子，人道之大残也，故作《春秋》而讨乱贼。其文不繁，而天下之理则尽矣。后世有杨、墨之道、刑名之学，皆不能乱圣经之正，则孔子之功也。如《列子》所称，何其谬诞之甚邪？盖御寇有化人之论，寓言幻诡，乃借重于孔子耳。仁赞又从而附会之，殆亦画蛇增足之类乎！
（《文中子》：“或问佛，文中子曰：‘佛，西方之圣人也，施于中国助泥。’”）
孔手曰：“道之不明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过者，言过于中道耳。天地万物无不有自然之中，中者，道之至也，性之尽也，理之全也，心之公也，无不该也，无不偏也。佛自以为识心见性，而以人伦为因果，天地万物为幻妄，洁然欲以一身超乎世界之外，则其心不公、其理不全、共性不尽、而其道不至，知有极高明，而无见于道中庸；徒谎形面上者，而不察形而下者；慕斋戒，洗心退藏于密，而不知吉凶舆民同患；欲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而不能感通天下之故；举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不能中节于喜怒哀乐既发之后：正所谓过之者也。孔子之立教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子恩传之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孟子传之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本末、内外、精粗、隐显，其致无二。中国有道者明之曰：“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正心诚意可以平治天下，洒扫应对进退可以对越上帝。此之谓圣学矣。文中子之言，虽中国知夷狄之异宜，而于佛学则亦未之穷也，故推之为圣人。审其道与尧、舜、文王、孔子同归于圣，则无不可施于中国之理。不可施于中国，则非圣人也。而尧、舜、文王、孔子之道所以处夷狄者，则无施而不可，方册所载尽之矣。
（宋世祖大明三年，有羌人高阖反，事及沙门昙票标。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专成逋数，无状屡闻，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其追坐。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诏虽严重，竞不施行。）
佛氏使人持护戒律，而不为犯戒破律之法加之于其身。乃要之于地狱果报茫昧之事，施于人听不见。保奸护邮，自相欺罔，明君所恶也。宋世祖区处之，存其戒行精苦者，汰其混杂逋数者，岂非宽典邪？而仁赞乃云：“韶虽严重，竟不施行。”其诏逆理而不可行邪？抑世主中变其意而自不行也？如曰逆理而不可行，则世祖代佛用规，肃清其教，不俟后世之报，自用当时之法，使戒行者劝，逋数者惧，河为不可也？如曰世主中变而不行，则是宋祖见善不明，去恶不勇，俄是而忽非，初得而终失，乃君道之丑，正术之病，邪说之利，小人之便，后世之永鉴也！
（魏世祖好《庄》、《老》，司徒崔浩不信佛。会盖吴反于杏城，开中骚扰。帝西征至长安，甜息寺中。沙门饮从官酒，入其便室，见有财产，弓裘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万计。乃下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四方一依长安行事，如有容隐者，皆门诛之。又下诏曰：“自今已俊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诸有佛像及胡经者，皆击破焚蒸。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真君七年三月。至十三年二月，因疠而崩。）
凡僧人犯罪，所以尤可疾恶者，为其所言，自处于至清甚高之地，世俗之人皆不足以望我也。见饮酒者曰昏其神志，见食肉者曰必受果报；见有妻子者曰俗缘爱染，见用刑杀戮者曰彼此一如；见积殖货财者曰诸有非乐。其言岂不美哉！方其落发受戒之时，听之于师，誓之于佛，固当终身服鹰而不失矣。而饮酒、食肉、通奸、利谋、乱逆，载于史传者，班班而是。如魏祖所见，乃其万分之一耳。推类言之，大抵然也。何者？佛虽设戒周密，而其道以空为宗。一遣之于空，则其所设之戒虽千条为端，或犯或毁，曰此皆空也，何不可哉？守戒者少而犯法者众，其弊不可胜言，以其逆理故也。自有天地以来，必饮洒，圣人教人使不乱耳。自有天地以来，必食肉，圣人教人使勿纵耳。男女必配合，教之使有礼耳。有生必有杀，教之使用恕耳。利用不可缺，教之使尚义耳。此中庸之道，通万世而无弊者也。其或不循搜法者，饮酒则沈酗，食肉则饕餐，淫于色而邪滥，役于怒而残虐，贪于财而攘败，陷罪恶而丽刑辟，则人孰不以为当哉？岂敢著书立言以形怨谤也？魏世祖因沙门之罪而行废斥，美政也。然于其间亦有过举焉，焚其书、销其像、毁其器、人共人，则可矣。不以有罪无罪悉坑之，则滥刑也。凡处事立制，必得中道，则人不骇而政可行。不然，未有不激而更甚者。此亦明君贤相之来鉴也。仁赞记此，其意既为长安沙门雪耻，又快魏世祖之卒。人亦惑之，谓世祖不当如此。然行法之后六年乃崩，亦已久矣。彼不行此法者，岂皆不死邪？唐宪宗躬迎佛骨，斥逐谏臣，未及一年，为闱宦所杀，仁赞乃不知邪？
（周高祖时，有识记，忌于黑夜，谓沙门中次当袭运，故行废荡。平齐既讫，自以为减法之福佑也，改元宣正。至五月日，疠而崩。）
梁萧衍以入主之尊而为沙门最苦之行，盖未有及之者也，宜其眉寿千百，享国无穷矣。而垂老之年，为叛贼所困，饥肠莫救，围急而憋。当是时，使侯景因疠而死，乃佛法报应之明验也。何为反加虐于奉佛之主，不祸于叛逆之人邪？仁赞恨忮，必曲为之说，人皆信之，吾得不辩乎？凡人未有生而不死者。天有六气偏值，则成疾。双林终命，乃以背疽。佛自兴法，何为身受此苦邪？武王去暴除残，出民于涂炭，成王致俗刑措，增光于文、武，孔子垂世立教，传道于无穷，皆不免于有疾。其时佛说未人中国也。而此数圣人者岂不知爱生邪？胡为而爽节宣之养哉？人君致思于谨守正道，严恭寅畏，日慎一日，不敢自逸，犹以疾而死。则亦命之不可移，非人所致，无如之何，顺受而已，虽有诱胁之言，安能惑邪？
（唐高祖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诏曰：“朕兴隆教法，情在护持，使玉石区分，薰获有辩。长存妙道，永固福田。端本澄源，宜从沙汰。”）
人君立法出令，不可不审。如其审，定一令不反；如其未定，则当劫毖而后发，岂可轻也。法已良，令已善，必行而已，谁得阻之？辟之用兵，小小胜负，固不系兵之大体也。唐高祖不能区处其子之玉石，安能分别夫僧之玉石乎？沙汰之令岂不甚美，然终不能绝其根本。《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高祖非其人故也。
（周世宗尹府，嫌空门繁杂，欲奏请沙汰僧录。道丕曰：“天下疮痍未合，乞待后时。”及世宗登位，果下敕毁寺立僧帐。享年不永而国祚有归，抑亦毁废之明验矣。）
周世宗毁无用之铜像，铸有用之锅钱，其言曰：“佛不惜头目脑髓以利众生，而况像乎？”此破奸之正术，佛氏之所深恶也。故仁赞记之如此。人生修短，国祚永促，此固有至理，未可遽论。姑据仁赞之言而孜之，奉佛无出于萧衍者，而其效乃尔。则世宗享年不永，历数有归，必不由毁寺而立帐矣。
（石虎语曰：“世尊，国家所奉，闾里小人得事否？为沙门皆当贞正精洁。今或有奸宄避役，可料简之。”中书王度奏曰：“王者郊天地、祭百神，故礼有恒享。佛生西域，非中华所奉，漠初惟听西域人立寺都邑。魏承漠制，请趟人不听铬寺。已为沙门者遣还初服。”朝士多阂此议。虎曰：“联出边成，宜从本俗。”）
王度言汉初惟许西域人立寺都邑。予欲沿此意而谨华夷之辩，明人伦之理，凡欲为僧者当住天竺国。以天竺国佛之所生，立教之地也。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谓逢磨曰：“南方惟好有为功德，不见佛理，汝至彼不可久留。”其后陆磨不用其言，卒中毒药。夫以达磨传法之祖，尚不能自存于华夏，而况后世涉猎口耳之流乎！且入之大经，各有伦理，中国必不能弃父子君臣而从夷俗，西域必不能背中国礼义而阐夷风。自佛法人中国，至今几千年，其事可验矣。故予谓人主无道力德改以绝其教，莫如立法，使愿为其学者载其书归于其国。则华夷之辩谨，人兽之理明，而历古反道败德、蠹耗生民之患息矣。
（宋元嘉中，沙门惠琳为太祖所赏，每升独榻礼之。颜延之曰：“此三台之座，岂可使刑馀居之？”帝变色。）
昔者同子骖乘，袁丝变色。慎夫人厕帝后之座，袁盎却之。君尊如天，不可贰也。有如尊德乐道之君，于其所受教之臣，致敬尽礼以承其教，则有之矣。亦未闻引之共辇同榻，坐之于其所不当坐也。使坐于其所不当坐，则是怙宠夸俗之鄙人，非抱道怀德之君子矣。此王导所以不敢升御床也。颜廷之所论甚正，元嘉帝变色而拒之，殆亦苻坚摧权翼之技耳，岂明主之道哉！
（萧摹之，宋元嘉十二年为丹阳尹，奏称：“佛化于中国已历四代，塔寺刑像所在千计。自顷以来，敬情未平，更以奢竞为重，达中越制，宜加检裁。请今后铸铜像、造塔寺，先诣所在，陈事列言，待报听造。”）
摹之所言，有去邪之意，而未尽善也。以吾观之，当遣其徒裁其书归天竺国，破其像而毁其居，乃上策也。或未能行此，不若并小寺人大寺，僧愿归农，及选其无戒律不通经论者，皆还之为民。凡毁钢铁铸像，糜金朱为饰。印造经文，创立浮屠，逃业出家，舍施僧物及受施者，并严为之禁。所谓试经拨放，给卖度牒，不复施行。明君贤相力守此法三十年，则乱华之风变矣。
（庐愿仕来为中书，明帝以故居地起湘宫寺，制度宏壮。愿曰：“劳役之苫，百姓贩妻贸子，吁嗟满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无知，作之何益！”）
昔年韩维侍郎守许州。一日，有君子谒之，过市，见群僧为佛事甚盛，云侍郎所命也。君子同韩曰：“彼何为者邪？”韩曰：“为百姓祈福耳。”君子曰：“能福百姓者，不在太守而在群僧乎？’韩而莫对。凡人主所以典造寺宇、广度僧尼者，皆惑于福田利益之说，不知以梁萧衍为监者也。财用力役无一不出于民，民衣食之不给，而驱之运土伐木，掊敛其资生之具，为广官大厦，金碧髹朱，前后辉映，以贮土木之偶人，群惰农奸夫而居之，中国之大残也。乃反以为福田利益，佛欺人甚矣。而世主甘心焉，果何理欤？为人上有可以兼利万物之势，不以其道行之，顾区区于异端之奉，以冀非望之福，其愚岂不太甚哉！
（李场，赵人，为高阳王友。时人多绝户为沙门。殇上言曰：“罪莫大于不孝，不孝无周于绝祀，安得轻情肆意，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
佛之教曰：“聚生以淫欲而正性命，是故流转生死。”疑若善矣，然其道必藉人而后传也。若世之人皆从其教，则女人不复孕育，人类至于殄灭，覆载之内，惟有禽兽草木，则佛法亦息矣，岂可行哉？是故不可行者，理之所无也。理之所无而行之，是以其言必诞，其事必弊。圣人以人伦立教者，亦岂为绝祀而已哉？盖因自然之理，立三才之道耳。场所言乃一端也。
（卢思道仕齐为黄门郎。周武平齐，谐京师，作《西征记》。略云：“姚兴好佛法，佛图偏海内，士女为僧尼者十六七，糜费公私，岁以钜万。帝独遵运略罢之，强国富民之上策也。”）
姚兴所为，将以求福也。福则未得，而其国已为他人敚而有之矣。彼以偏霸一方之力，崇饰像教，驱民费财而不惜也。其心专，其功大，犹不蒙福报，又况匹夫匹妇之奉佛者乎！周武未必知正道之归，然亲见释氏为害特甚，是以决意罢之，亦古今之英断也。
（宣法师曰：“思遭为论，纪其糜费，罢之，则谓强国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识也。彼费财崇福者，知身命财终归散灭，徒为保爱，此厚生守财之奴也。何若舍贪积而兴上福，以崇景仰之至，剖形骸面从遭化，以袭全正之极也。”）
宣法师劝人舍贪财而与上福，彼求福之心独非贪邪？以今世之富贵未厌，又种植来世之因，其贪大矣。身者，道之所待以行也。既残剖形体，其亏伤已多，安得全正之极哉？彼舍财者有福，而受施者亦有福，则害归于无知之百姓而利入于至奸之僧人，其术如此。而诋思道之言为小识，则其自大者何异醯鸡瓮中之天哉？是以君子辟之曰：“佛之教卒归于自私自利之涂。”彼岂不有明智秀颖之人，盖诚虚心平意精思而熟孜之，则知此言之不汝欺也。
（傅奕，武德四年上减省寺塔僧尼益国利民百十一条。高祖不行。）
傅公好正而博物，所以折服邪道者为不细矣。而其君见善不明，故公所言不见施用。史官又不能广记而备言之，使百条良法不传于后世，岂不惜哉！
（宣法师曰：“傅奕自武德初至贞观十四年，常排毁佛僧，以其秋暴卒。少府冯长命梦至一处，多见先亡，乃问：‘如傅奕生平不信佛，死受何报了’答曰：‘傅奕已配越州作泥人矣。’数日，奕果卒。泥人者，为泥擎中人也。泥擎，地狱之别名，深可痛哉！”）
宣法师以传公排毁仿僧而暴卒。然自武德七年上疏，至贞观十三年，公已十八岁矣。临终，戒其子以《六经名教》，勿习妖胡，辞气不乱，安然而逝。乃五福所谓寿、富、康事、攸好德、考终命者，而非暴卒也。冯生毁公，亦犹孟简毁退之耳。必其平日奉佛信僧，不以傅公为是，故造成梦语，幸公之死，用欺愚俗。冯生既曰越州泥人。宣且僧又曰泥犁地狱。肆为无根之谈，迭相唱和，岂不可疾恶哉！
（左拾遗辛替否上疏谏武后于两京及天下起寺，曰：“释教以清净为本，慈悲为主。三时之月，掘山穿土，损命也；殚府虚帑，损人也。岂大圣之心乎？自佛教东传，千帝百王饰弥盛而国弥空，信弥重而祸弥大，覆车维轨，曾不改途。晋人以佞佛取讥，梁武以舍身构隙。若以造寺必为礼体，养人不足经邦，则殷、周已往皆暗乱，漠魏已降皆圣明。殷、周已往为不长，汉魏已降为不短。陛下缓其所急，急其所缓，亲未来而疏见在，失真实而冀无为，重俗人所为而轻天子之功业，臣窃痛之。”疏入，不报。）
辛替否之言当矣，而所与言者乃淫僻威虐之女后，宜其不见听也。彼方且文饰怀义以济其奸，岂嗬拟僧人所为为非义乎？昔冒顿侵扰中国，娄敬谓夷狄不可以仁义化而可以和亲。不知亲爱和合，惟仁义之人能之也。武氏废君篡位，杀人如刈草菅。“中茸之言，不可道也。”而替否乃劝之以清洁兹悲，正之以殷、周治轨，其言虽当，其智不足称矣。亦犹陈子昂讲武后建明堂、兴礼乐者欤＃┳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舆言而舆之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若替否、子昂者，谓之失言可也！
（沙门仁赞曰：“尝读吏部之文，好排斥释、老，未尽善也。昔孟轲著书，抑挫杨、墨。盖仲尼既没，异端斯起。若不能杜塞其源流，圣人之道榛壅芜没，由其径者不得坦夷矣。释氏之道，非异端也。愚谓儒释悬合，内外齐贯者也。观吏部上书极谏，言年代长短，愚谓未极治乱之体、性命之本也。尧授舜，舜授禹，旌功德也。迨乎桀、纣，罪自己招也。废兴之运，系乎治乱，生死之理，存乎性命，不在释、老污隆明矣。而吏部肆其宏辩，局一期之祸福，迷三世之业绿，较域中之浅近，量象外之深极，未见其可乎！”）
仁赞言“儒释悬合”，然韩公儒也，仁赞释也，何为不合哉？又曰：“内外齐贯”，然以儒书为外典，以佛经为内典，何为不贯哉？尧、舜、禹相授受，世极泰和，本于功德，而非宿植矣。桀无道，为肠所放，纣无道，为武王所诛，身显当之，欲逭不可，而非阴报矣。梁武奉佛重释，以致台城之辱。明皇崇老喜仙，以取蜀道之行。方二君自信其所为，欲极天下之力而事之。于是时，释、老之道可谓甚隆，而国祚反以衰替。安得言废兴治乱不在二教之污隆乎？此皆域中坦然易见之理，仁赞指为浅近，而实不能逢者也。又安知象外之深极哉？夫象既有外，亦必有内。内外之际，必有界分，可指而辩。仁赞亦能言之乎？
（齐世有囚，罪当死，梦有授其经，因诵，临刑刀折。遂以经为高王经也。）
所谓《高王经》者，今行于世。吾尝取而观之，鄙俚特甚，乃僧人所以欺佣夫、惑爨婢、丐饮食之具耳。今欲验共言之灵应者，取其有罪之僧加之桎梏，系之缧绁，施之鞭朴，苟桎梏自脱，缧绁自解，鞭朴自诉，犹未可信。何也？事有适然如是者也。桎梏之关有时而刎，缧继之物有时而腐，鞭朴之材有时而脆，会逢其适，则脱解折坏不足怪也。刀不利，则斫之弗入，铁不熟，则击之或断。世之愚人不察其实，奸僧猾释因而文致其事以自神怪，何可胜言哉！惟明智不惑之士则有以识之矣！
（张逸为事至死，豫造金像，临刑不伤。问其故，礼像获应也。）
以律言之，十恶、五逆，罪之必死而不赦者也。而造金像可以免之，是金像教人为恶逆而已。此非邪术害正之甚乎？今欲验其言，取死囚之富者，试令以金为像，昼夜礼之，七日而刑于众人共见之地，苟有颈受利刃而不伤，吾亦将信之矣。
（晋世有竺长舒者，本天竺人，于时邑内遭火，舒念观音，一家获免。有少年怪之，夜以火四投其屋，不然。少年遂叩头首过。舒曰：“吾无神，常以观音为业故也。”）
自丙午岁，女真寇中原，凡僧人所称灵迹之地，例遭焚毁。以观音言之，汝州之香山，襄阳之大悲，最号殊胜处，而荒残破坏，无复存者。彼二方之民受持供养亦岂一人，然为盗区，受兵火，赤地千里，其人十死八九，况室庐哉！观世音当此际，无乃避地远徙乎？何其悲愿间歇，寂然无应也？
（义熙中，文处茂为梁州刺史杨收敬所累，被幽，密诵观音，桎梏自解得免。处茂誓舍钱十万营福，临期不送。卢循叛，被流矢所中死。）
处茂坐累被幽，若果有罪，观世音以其向己而护之，是保奸也。若果无罪，则洪悲大誓，白当济拔，不必待其密诵而后救也。既以救之，又以其负百千之施而使之中矢以死，是观音之心在百千而不在处茂，何其愿力陋劣如此之甚哉？观音云：“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遗著于本人。？苏子瞻曰：“此非观音之心也，当易之云：‘念彼观音力，两家总没事。’”其实戏言，然讥诮切当。使观音闻比言，必自其浅之为道也！
（石长和死四日而苏，以素饭僧，再得还于阳道。）
灵山会上八千人，佛所付法者，迦叶而已。五祖座下七百众，忍所传衣者，慧能而已。彼虽异教，然人才难得犹如此。今夫农商中甚庸甚鄙之人，苟有金资，皆可以买牒自度。今日为人役，明日分庭抗礼，曰：“我系一宝之数，吾所披者法衣也。”既足以惑世人而窃衣食之养矣。以是为未足，又相与造因果报应之说，欠借债则堕地狱而不脱，设僧饭则虽死而复苏，其自为计如此之密，而世未有觉之者也。凡如是者谓之僧可乎？使为民上者，有仁政及民，万民皆乐生，推仁政及物，万物皆阜蕃，其功德岂不大哉！而不闻既死复苏以显其应也。石长和所饭必不如梁萧衍之众也。衍以饿而死，石长和何为独有冥报乎？
（相州邻城中有丈六立像。丁零单子至，弯弓射之，箭中像面，血下交流。后被诛死。）
世未有有血而不能动之物，有血而不能动，惟死而未腐者耳。土、木、金、石，不闻其有血也。丈六立像，盖工人所为，土木金石必居一焉。见射而血出，理之所必无也。如其有血，必能视听言动而非像矣。予尝过公安寺，见塑像所谓二圣者，皆作努力流汗之状，其一背受二矢。僧云：“黄巢所射也。巢先掘二池于前，砍曳而仆之，不得，遂射之而去。二像能御江水涨溢之患。”后闻寺基尾江水所契，去像不数步。及兵火之后，寺与像无复存矣。二圣灵通亦有时而歇邪？佛经云：“魔兵攻佛之时，矢将至佛身，皆为莲花而堕。”今立像遭射，其圣浅矣。有欲验此言者，诚以刀刃加诸一切像身，苟皆见血，吾安得不信而敬之哉！
（谢晦为荆州刺史，偏移寺塔置之郭外。因病连年。后叛逆，被诛。）
晦所以坐诛者，为叛逆也。而仁赞指为移寺之报。假如晦移寺而不叛，则不诛矣。叛逆起于晦心，晦心谁使之乎？无乃佛恨其移寺而鲛其魄乎？病者，人所有也。寒暑风雨皆能致疾，世人不知卫生之经，以病而死者众矣，岂为移寺然后病邪？今有人摄养调护，则必不以陵犯而病，忠孝恭顺，则必不以叛逆而诛。此皆理之易见也。不幸晦非其入耳。使晦守身有道，虽尽废境中之寺，遗其僧为良民，固天地所佑，幽明所赞也，又谁得而诛之乎！
（梁人郭祖深上武帝一十八条事，请废佛法，遂著白癞。）
郭祖深可谓贤矣。流俗所不能移、威武所不能惧，独陈其所见以矫君心之非，可谓贤矣。惜其言不传于世，使有志之士举而行之也。其白癞之有无则不可知，然慧可受刑则谓之偿债，祖深白癞则谓之业报，吾所不晓耳。
（街元嵩毁法之后，患热风，委顿而死。）
仁赞载此，将以警戒毁法者也。使自古以来，初无熟风之病，医书之所不载，元嵩独感此疾，犹不足怪也。而缘此疾致死者不知其几人矣。大抵佛教以生死转化无所稽孜之事，恐动流俗。世人不察，从而信之，是可悲也。百丈之规，于寺中，建延寿堂以养病僧。夫僧人一念出家，当凭佛力，安乐耆艾，无病不死。而未免于为风气所乘，呻吟苦恼，六亲不近，医药不亲，求生不可，欲死不得。何为非笑。元嵩毁法获报邪？以此方彼，则其说不攻而自破矣。
（梁时，有县令将牛酒于佛寺殿中，布设林坐，燕待宾客，饮啖醉饱。遂卧，既醒，觉体偏痒，因此成癞。）
医书云：“凡人饮酒醉饱之后，当风就枕，取凉而卧，必成风癞。”此县令者不善摄生，以口腹致疾，则可悲矣！而曰得罪于佛，则是诬也。寺中置佛，以土木金石象形而为之，僧人谬为恭敬以惑众心耳。岂有神变感通之理哉？若其果然，今天下僧犯律者太半朝赴斋供，暮食酒肉，口诵经典，心存财利，名守清净，身滥盗奸，深房曲室，不为淫僻之坊、屠沽之肆者寡矣。佛如无灵，则安能使县令生癞？如其有灵，必先洽其徒之犯律者。则髡首缁服之流，当十人而九癞也。
（梁武帝，天监元年正月，梦檀像入国，因发诏，募人往迎乏。佛相座高五尺，在祗柏寺时，决胜将军郝骞、谢文华八十人应募而往。舍利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居边。”乃命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图一相。卯时，运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像顶放光。骞等达扬郡，帝与百僚徒行四十里，迎还太极殿，建斋度人，大赦断杀。）
粱萧衍之惑，不可解已。檀像见梦而来，当不假人力，忽然自至，斯可称为灵异也。乃募人图刻，迎致而后得之，何足贵哉？唐明皇梦玄元皇帝，自云：“像在京城西南百馀里”，遂遣使得之，迎至兴庆宫，舆此何以异矣＃畕子曰：“诚则形，形则著。人心其神乎！昔高宗恭默思道，诚心求贤，故梦帝斋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此其心之神也。明皇怠于政事，志求神仙，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见梦，亦其诚之形也。心术可不慎哉！三十二匠，人图一相者，分身为之乎？举体为之乎？举体为之，则像高五尺，非六十四手之所能措？分身为之，则雕馊计度，非卯至午之所能毕。且以木偶人何由顶出光相乎？比理之必无者也。郝骞武人，希合衍意，以取荣宠，无足责者。百僚之众，从其君徒行四十里，迎拜胡神，居于正殿。建斋度人，而良民陷其身，大赦天下，而罪人侥其幸；普禁宰杀，而禽兽蒙其利。施为悖谬，人理大乱，而无一人明先王之道以格其非心。则亡国之兆已见，侯景之围、台城之饿，其所由来者渐矣！
（东晋成帝幼冲，庾冰辅政，谓沙门应敬王者。何充等议不应敬。诏曰：“父子、君臣，百代听不废，今慕茫昧，弃礼教，使凡民常人假服饰以傲宪度，吾所弗取。”充言：“五戒之禁，实助王化，今一令其拜，遂坏其法。修善之俗，废于圣世，臣所未安。”绍曰：“昔王制法，未有以殊俗参治者也。五戒小善，既拟人伦，而于世主略其礼敬邪？卑尊不陈，王教乱矣。”充言：“今沙门烧香祝愿，必先国家，欲福佑之隆，情无极矣。奉上崇牍，出于自然。臣以为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贤愚莫敢不用情，则上有天覆地载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也。”冰议遂寝。）
凡释氏自护其教甚密，不肯少为法度所屉，以开废毁之渐，故于一言一拜计较如此。充溺佛者也，观其言曰：“今令其拜，遂坏其法。”远法师亦云：“一旦行此，如来之法灭矣。”远胶于所习，固不足责。充服儒衣冠，为国大臣，反主夷狄无父无君之教，千古之罪人也。人之寿天，禀于天命，一定而不可损益。烧香祝祷，日无量寿佛者，盖所佞谀世主，窃寺宇衣食之安耳。梁衍、齐襄岂不深受回向，其终如何，斯可鉴也！若夫天保归美报上，祈之以日月、祝之以南山者，为君能下下以戍其政。臣子至情以遐寿望焉，非为谀也。能正是国人，则惜其胡不万年。能为邦家之光，则愿其万寿无期。皆好善之诚心，非为利也。名之曰幽、厉，则孝子不能改。时日曷丧，则民欲与之偕亡。非有私也。故古之爱君者惟劝其作德。周公戒成王曰：“夏、商之末，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其命。”逸欲之君乃罔克寿，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德既至，虽短命如颜子，何病其贤？其德不修，虽期颐如庄𫏋，何救其恶？故诗人咏歌其上者，皆以其有德而已。今僧于人不问其贤不肖，苟于己有分毫之利，则焚香呗赞，书栋名锺，必深致善颂以悦之。彼岂不知命不可力增，福不可谄求，祸不可苟免哉？以世之愚者惑而向焉，是以其说得行而莫或正之也。孟子曰：“舜、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耳。”僧人以自利存心而以修善为言，利与善之间甚微，非明哲不能辩。如充，乌足以知之？彼僧者当隋炀帝时，祝之曰：“今上万岁”，当唐太宗时，祝之亦然。至武后时，祝之又然。必有明哲之君，灼见其情状，断然绝之，则其术无所施矣！
（晋太尉桓玄欲令道人设拜，与桓谦等书云：“通生理物，存于王者，尊其神器，礼实为隆。沙门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谦云：“王者奉佛，出于敬信其理面变其仪，复是情所未了。）
桓玄所论，以利言，而非理也。王者尊无二上，食土之毛皆当致敬。白有天地以来，君臣之大义如此，岂为有衣食之恩及人而望其报礼哉？假如人君德惠有所不及，遂将蔑礼弃敬以复之乎？此玄叛逆之所由起也。而桓谦之言，则亦知其偏不知其正者耳。使王者信奉佛法，固不当变易其仪制，齐襄、梁武已优为之。若或明君叙典秩礼，维持大伦，立人之道，攘辟异教，不使乱华，废其书而归其人。彼方且服行中国之礼，于所当拜则拜之，不当拜者虽折其足有不拜也。又何必辩论于其末流哉！
（王谧云：“今沙门虽不以形屈为礼，良以道在则贵，不以人为轻重也。”远法师答书云：“出家是方外之宾，亦绝于物，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达其孝，外缺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芘生民。岂坐受其德，虚沾其惠，舆夫尸位之贤同其素餐者哉！夫远遵古典，犹存告朔之僚羊，况如来之法服邪？推此而言，虽无其道，宜存其礼，礼存则法可弘，法可弘则道可寻，此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廷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戎华不杂，剔发毁形之人，忽厕诸侯之礼，则是异类相涉之象，亦所未安。若一旦行此，佛教长沦，如来大法于兹泯灭矣！”）
方无内外。庄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我游方之内者也。”其言已失之矣。释氏又窃取以文其道曰：“学儒者，方内之教也。学佛者，方外之士也。”夫方有内外，必有可见之形、可名之状、可示之处，其区域限际如何而别者，岂得徒为空言而已哉！释氏自谓亦绝于物，君未之见也。抑能绝役粟而不食乎？能绝布帛而不衣乎？能绝地而不复乎？能绝天而不戴乎？能绝釜甑匕勺而不用乎？能绝喉舌唇齿而不施乎？凡此皆物与身接，欲去而不得者，孰谓其能绝哉？然彼方且绝人伦以；为至道，盖亦强绝之矣，实则不可绝也。如其可绝，则自释迦说法至今几千年，必能绝之久矣，何为人物之类生生而不绝也？名者，实之宾，无是实，则名不可得之于口矣。故孝者，自其事亲尽道言之也。敬者，自其事君画礼言之也。内乖天属之重，则非孝矣。外缺奉主之恭，则非敬矣。非孝而曰孝，非敬而曰敬，犹目水之德曰燥，目火之德曰润，则非有丧心之疾者不为此言也。彼以佛为慈父而孝之，不孝于其亲；以佛为法王而敬之，不敬于其君，非人道也。安可谓之全德乎？皇极者，大中之谓也。道至于大中，则无过不及，内外本末，天人上下，该举而无遗，通行而无弊。此乃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所以成己成物，时措从宜，大庇生民，泽及四海，其效可事据而指数也。岂无父无君空虚寂灭之谓哉？学佛者以一身为外物，无如之何。其亲厚如父母，犹不能顾恤，而曰道洽六亲，大芘生民。是犹贫民衣食不能自给，而曰我能饱天下之饥者，衣天下之寒者，其可信乎？夫以大而无当、空虚不实之言以欺一世之人，其罪尤甚于尸位素飧之士。盖尸素者或有罪，而幻说者必无诛也。习熟已久，人君不悟，处之以华屋帡檬，给之以腴田粥饭，试经鬻牒，拨放普度之恩以系其徒，道场斋设，檀那布施之物以厚其奉，盖无听不至也。然国政紊乱，彼必不能治；民心摇动，彼必不能安；夷狄交侵，彼必不能攘，螟蝗水旱，彼必不能止。则凡所以过为供养以待之者，实无毫发之益也。彼则曰是皆有为法，非吾所贵。佛所以教人者，以无为法耳。故无耕稼之为而偃然食饭，无蚕桑之为而偃然衣帛，然安能使天下农夫织妇皆能如佛之无鹭乎？今据天下之农夫织妇皆能为僧尼，则彼之欲衣食一日而不可得矣。推是而原其情、定其罪，岂不甚于尸素之徒邪＃┳子不去饩羊者，以告朔之礼在焉故也。羊存则礼尚且不废，羊亡则后之人无复可孜矣。盖为存礼，非为存羊也。先王之法服，上衣、下裳，十有二章，被于一身，具天地万物之象，所谓法也。佛之服何所法哉？无所法则不足存矣。凡人之制衣服，将以蔽身，不得已而用刀尺，然与身相称非故为剪割也。今僧所谓九条、七条、五条者，取全幅之帛，矩断而缝之，为一大方，以容手则无袂，以挈振则无领，以敛束则无带，齐衽前后，与人身了不相附，横披而偏袒之，大抵如丐人所衣之状，而华之以磨衲，重之以金栏。有袖之衣反名之曰偏，无袖之衣反名之曰法，不知此法何取则也。苟以为法，则无施而不可，乃曰“袈裟非朝廷之服，钵盂非廊庙之器，削发毁形之人，不可厕诸侯之礼”，是乃戎狄自以为法，而非中华之正法明矣！凡僧人之护持其教者，不使一事一行少屈于人。譬犹两兵相交，而选锋失利，则来势崩坏，莫可禁止。其营私自利之计，遂遏而不行。故必有赴汤火、犯白刃、捐死以救之者。不然，或以巧言、机论移人主之意，必胜而后已。此皆君相不学先王之道，故为彼所燃耳。如逮法师之书，非特王谧不能折，自今观之，知其非者亦鲜矣！予故详说以辟之，岂好辩哉！亦不得已蔫耳！
（宋孝武大明六年，有司奏曰：“浮屠为教，凌越典度，偃倨尊戚。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于二亲，稽首众腊而直体万乘者哉？咸康创议，元兴载述，而事屈偏郜，道挫馀分。今畿甸之内，容弗臣之人，阶席之间，延抗礼之客，非所以一风范、示景则也。臣等参议，以为沙门皆当尽礼虔敬，则朝徽有序矣。”帝从之。）
圣人之道与天下共之，父子皆欲其慈孝，君臣皆欲其明忠，不私于一身也。佛之道独善其一身，不可以兼济天下。我自有出世之法，不著乎父子君臣之间，视人世之父子君臣，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以其所重者自为，而以所轻所贱者施于人，岂善道哉？其所稽首屈膝以为父兄者，又皆四海九州农工商贾之流，非有一日之素也。而不拜君父，是以君父不如农工商贾之流，抑谓君父为法外之物不足以当其。拜邪？人君南面而受朝，天下之真贤实能无不俯伏致敬，偃然当之。而重农工商贾之髡其首者，反不使之拜，岂非昏惑倒置之甚欤？宋有司之言当矣。
（释彦惊曰：“孝武从大明六年至景明元年，凡四载，令拜国主，而僧竟不行。岂非理悖天常，使纶言徒设邪！”）
天常者，天命在人之常理也。常理者，父子、君臣、夫妇之大伦也。父道、君道、夫道，于伦为尊。子道、臣道、妇道，于伦为卑。卑屈于尊，理不可易也。释氏毁弃人伦，不父其父，不君其君，绝天地配合生育万物之道，乃所谓乱常逆理之人，孝武之所恶而欲禁之者也。彦悰反以为理悖天常，岂非狠戾之甚欤？致拜国主之令，固常行之矣。考明瞻对隋主之言，及龙朔二年僧人上宰相状，则知宋武之时，其徒未有不设拜者。彦悰何据而云韶格不行邪？诚使有之，乃是当时立法不严，故奸猾顽顿者得以抗拒耳。如必不可屈，则宜投之四裔，使从彼教，以称其尊师奉道之心，不可使偃然自肆于中华，以为邪说之标的也。
（隋炀帝太业中，令沙门致拜人主及官长。五年，南郊，广会群僚，佛道二众，依前侍立。有劝云！“条式久行，何因不拜？”沙门明瞻遂答曰：“僧据佛戒，不合礼俗。”帝曰：“宋武时僧何致礼？”瞻曰：“宋武狂悖，不拜便有严诛。陛下有道，不拜不惧显戮。”帝乃荆ō僧尼设齐人，别赐财物，因寝拜事。）
隋炀帝自谓不喜人谏，乃好谀之主也。其心荒惑，固不能行良法以屈异端矣。偶然行之，又为谀言而变，非理有不可。盖炀帝非其人也。而明瞻之言，何谄之甚邪？炀帝敚太子之位，父未死而杀之，用兵嗜杀，游乐无度，以致于身首不保，宗庙覆亡。而明瞻方且以有道称之，无是非羞恶辞让之心，不可以人名之矣。仁赞以其能主张门邮，免于拜伏，便谓有功。盖佛之教本以利动人心，仁赞见其利不顾其义，故其颛蒙至此极矣。
（明庆二年诏曰：“释僧离俗，但务贵高，坐受父母之拜，有伤名教。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尊者拜，所司明行法制禁断。”）
有天地则必有万物，有万物则必有男女，有男女则必有夫妇，有夫妇则必有父子，有父子则必有君臣，有君臣则必有上下，有上下则礼义必有所措，非人以智巧强为之也。各归其实而名生焉，俾不乱其伦而教设焉。故圣人以名教为大也。佛以是为非法，乃自立一法，使父拜其子，母拜其女，长拜其幼，尊拜其卑，一切倒置之以为至道。而其身则父母所生，居君之土而食君之粟，终不能外是而自立也。有天下者，诚欲去之，则当批根断本，勿使能植。不然，而区区以法制禁其末度，犹恶草滋蔓，姑剪其叶，未有不复生者也。是故欲其致拜君亲，则必使之勿得出家，其已出家者避之为良民，其甚不从者徙之于西域，则中国无逢礼义伤民教之患矣。
（龙朔二年四月，许敬宗宣劾，令沙门致拜君亲。僧威秀等上麦云：“若使反拜，事非国典，礼越天常。”上宰相状云：“魏氏太武信谗灭法，经于五栽，感疠而崩。赫连佩佛像背上，令僧礼之，后亦震死。且《易蛊》‘不事王侯’。《儒行》‘不臣天子’。况弃俗从道，而责臣礼。今僧躬受佛戒，形具佛仪，天龙八部，莫不拜之，故得冥福。”时司礼大夫孔志约建议曰：“佛之法乘，事超俗表，功深济度，道极崇高。再三研聂，谓乖通礼。”）
子拜父、臣拜君，自有天地以来未之有改，所谓天之常理，国之典宪也。威秀独以不拜为常典者，盖其教不以父为父、君为君故耳。自不君其君而责宰辅以君臣之道，引太武之疠崩，称赫连之震死以去刂之，使怵于奉上之礼，不敢不从，非好而何！《易》所谓“不事王侯”，《礼》所记“不臣天子”者，处宾师之位，举世一二人而止，如伯夷箕子之于周，四皓、严光之于汉，时君以其守身有义，故异待之。何尝买牒祝发至一二万之众，而要人君以不臣事之礼邪？道无不在，离世绝俗则不谓之道。故先正程公曰：“道外无物，物外无道。”今佛使人弃俗然后从道，是道有间别矣，而可乎？天积气而无形。龙者，水中能变之兽也，以天为列而又誉其能拜，是白日见鬼，不足以方其诞也。其辞既诞，则必归之于阴报冥佑无所稽孜之处，以潜中人之感志。僧徒之术，尽于此矣。孔志约者，亦何人斯，敢出妄言以扶邪说，忝其姓而不知愧，亦何人斯！
（周武帝集诸沙门云：“六经儒教，久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且自真无像，遥敬表心。佛教崇建图塔，壮丽修造，致福极多。此实无情，何能恩惠。愚人向信竭财，徒有引费，故须除荡，凡经像皆毁之。父母恩重，沙门不敬，悖逆之甚，并退还家，用崇孝治。”有惠逮法师对曰：“真佛无像，诚如天旨。但生灵赖经闻佛，藉像麦真，今废之，无以兴敬。若以形像无情，事之无福者。国家七庙之像，岂是有情，而妄想尊事。吼经亦云：‘立身行道，以显父母，’即是孝行，何必还家？陛下左右皆有二亲，何不放之，乃使长役五年，不见父母。”帝曰：“朕亦令依番上下，得归侍养。”远因抗声曰：“陛下破灭三宝，是邪见，入阿鼻地狱。不简贵贱，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曰：“但令百姓作乐，朕亦不辞地狱诸苦。”远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现种苦业，当同趣阿鼻，何处有乐？”帝曰：“僧等且还。”于是阙陇佛法，诛除略尽。既克齐，仍毁之。释三百万还归编户。焚经融像，簿录三宝福财，帝以为得志于天下也。未盈一年，疠气内丞，身疮外发，遂崩。）
三代而上，道术未裂，国无异政，学无异端，世格太和，民跻仁寿，其时佛教未人中国，无缺典也。人君欲攘斥之者，以是观之，则不待办论而已判然于胸次矣。佛氏以理为障，而中国圣学本于穷理。理无不穷，如大明中天，万物毕照，安得而障之？以理为障者，盖其道与理相逢，推之不通耳。非理障人乃尔自障也。圣人之教曰：“修己以敬”真“敬以直内”。当体而足，未尝假诸像设，然后可表散心也。远法师曰：“废像则无以兴敬。”是敬在像而不在心，像存则敬生，像废则敬灭，此岂知道之言哉？圣人事天地鬼神，毋一不敬，礼当如此，犹有父必尊，有母必亲，无希福之心，而有受福之道也。七庙所事，已之祖先，血气精神，一一传付。故生则致丧。恐其久而怠也，又教之致其祭祀。其理必然，非人之私智造为之也。豺獭犹能祭，而况人乎？若夫土木之像，则无所据依。以佛言之，有法、报、化之三身，谓之一人邪？谓之三人邪？世之人未尝谶佛也，而使之睹像为佛，又希求福利，岂不相诳之甚欤！以菩萨言之，佛尝遣文殊往问维摩之疾，则文殊、普贤亦人耳。释氏曰：“文殊表智，普贤表行。”则是假设此人以表此意，而实非人也，岂不相惑之甚欤！其道舆立宗庙事祖考者大不侔也。远又言“帝之左右长役五年，不使得见父母。”此其用意乃欲激怒侍卫之人，使已萌情恨。赖帝有以折之。不然，一言之间，足以召乱。彼共存心狠忮乃如此。其所以撼帝者数端，既不能自直，则抗声无礼，劫以地狱茫昧之事，其术遂穷矣。使武帝蔽志不定，操术不坚，必堕共计中，为所移敚。自今观之，当时无大人君子，丕承君志，明大伦以教天下，息邪说以正人心，乃使其君与夷狄幻人对口争议，仅能克之，是可欢也。为武帝之计者，当立法定制，条目具举，一旦垂之象魏，令在必行，犹天以风雷鼓动万物，谁敢不听？何必广集沙门，较胜负于颊舌，以失人君之大体哉！感疠而崩，乃僧徒致怨自快之辞，前章已屡明之。神农以来，用药济世。生必有死，乃理之常，修短吉凶，命不可易。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伯牛有恶疾，颜回无下寿，彼岂因破佛致之乎！
（周毁除佛法，有任道林入奏曰：“释氏自汉至今，逾五百载，如其非善，先贤久灭。如言有益，陛下可行。”诏曰：“佛生西域，其教乖于中国，漠、魏、晋世似有若无，五胡乱华，风教方盛。朕非五胡，心无敬事。”）
汉明帝始立胡祠，惟许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耳。西晋以上，犹不许中国髡发。至苻、石乱华，其禁方弛。异端之兴，莫不有渐。漠明作俑，共祸横流。中经周、唐，废之无术。曾未旋踵，馀烬复然。后世大有为之君，欲崇正黜邪者，必以圣人之道昭然无惑，然后为之法制，使久而不可变，庶乎共有绝乎！
（奏曰：“陛下耻同五胡，请如漠、魏，不绝其宗。”诏曰：“佛多言虚浮，其劝善未殊古礼，其断恶何异俗律。决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语大，非近情所测，时远事高，宁小机欲辩。若家家行之，则民无不洽：国国修之，则兵戈无用。今既不行，何处求益了”）
古圣壬之洽，固将以寝兵措刑，致民于仁寿也。何待佛然校能之？任道林欲家家行佛，言国国修佛教则无所不可。盖绝伦离类，非天下共由之道故也。梁萧衍大兴浮屠，丕变时习矣，而侯景之乱，死者不可胜叶，乌在其民无不洽、兵戈不用邪？百姓庸愚，无非近情小机，固无超世出俗之见。既曰佛经理深而语大，时远而事高，则必不能使常人明知，比屋通晓。是行之则无益而有损，不行则无损而有益矣！道林之言，何其自相乖戾乎！
（“臣闻孝者至大之道，百行之本，陛下残坏太祖所立寺庙，毁破太祖所立灵像，休废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师尊，且父母床几尚不可损亏，况其亲事而辄轻坏，愚臣冒死特为不可。”诏曰：“事若有益，假违要行，倘非合礼，虽顺必剪。沙门遇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教。舍戎同夏，六合如一，即是扬名万代，以显太祖。”）
有诸己而后可以求诸人，无诸己面后可以非睹人。其身不正而能喻人者，古无有也。僧人弃父母，绝天性，以孝为爱欲、合祖之一事耳，是以鄙之而不为。今任道林反以责周武，譬犹人终日昏醉而劝人止酒，荒于女色而劝人窒欲，欲人之信也，可乎？故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恶。任道林以孝劫周武，疑若可信。非武帝见理不惑，知孝之大，其能不为所迁乎？观其言欲以一身率天下，不使夷狄乱华，异端害正，可谓扬名后世，不辱其亲，庶几明王之事矣！
（奏曰：“若言毁僧益民者，太祖宁肯积年奉敬，兴偏天下。佛法存日，损处是何？自破以来，成何利润？”语曰：“自废以来，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减，园安民乐，岂非有益？帝王即是如来，王公即是菩萨，权谋即是方便，文武即是二智，刑罚即是地狱，爵禄即是天堂。以民为子，可为大慈。四海为家，乃同法界。治政以理，何异救物？安乐百姓，宁殊拔苦？剪价残害，决胜降魔，君临天下，真成得道。”遭林冒死申请，帝情较执，不遂所论。）
天下有自然之势，十年之聚，必有杰出，百人之众，必有雄长。力不能相胜，则智为之宗；智不能相役，则德为之主。君臣上下之分，由此而立。礼乐刑政之具，由此而行。非人以私意造而为之，自三皇、五帝至于今日，未有能离是者也。佛则不然，为母之谱，逃父委去，长往而不返。习为空术，依傲世法，寓言托事，移此于彼，以窃人主之大权。自侈其富，越于耳目；自居其贵，超于天帝。张报应之事，则速于置垂阝；设鬼神之诛，则惨于金木。于是人有二父，世有二尊，道有二途，民有二役。虽云出家绝俗，自屏乎山林之下，而广官大屋以为之居，良田沃壤以为之食，宝刹相望，缁服如林，憧憧往来，中分四海。阅世既久，习而安之，以为事理之固然，未有知其妄者也。周武快辩，摧伏道林，虽若戏剧之论，然实能见其用意，收其所窃之权，使道林之辞不得不屈，亦可谓明断之主矣。人主所以制服宇内者，能操大权，赏罚予鲛无不在我也。今佛诱人以天堂福利，恐人以地狱因果，天下靡然从之。宁弃爵禄不以赏为荣，宁冒刑辟不以罚为惧，亲弃君父，如弁髦土梗，不以乐于心，惟佛说之信。而入主之大权名存而实废，其害岂不甚哉！而周武断然黜之，美名永久，至今愈芬。其视萧衍，犹苏合香之与蜣娘转耳。
（沙门仁赞曰：“夫教之设也，辄有轻侮毁訾之者，祸咎之报，若响应声。是以崔浩具于五刑，博奕陷于泥犁，韩愈被子斥逐，宇文邕、唐武宗发疠殂落，自贻伊戚，虽悔莫追。”）
傅奕当取魏、晋已来驳佛者集为十卷，卷以十人为率，无虑百数矣。仁赞所皋报应之著者，独得四人，而其说又皆附会失理。则是驳佛者未尝有报应也。四人之事，予已屡明之矣。则未知毁訾之人获祸咎之报者，果何谓邪？孔子曰！“非圣人者无法。”又曰：“小人侮圣人之言。”如此而已。不谈天堂，不语地狱，不论果报，不说轮回，而《六经》之害至今常存而不废，虽无道如秦始皇，不能焚之使绝也。降祸咎于訾毁之人，谁实主之？附我者喜而加之以福禄，背我者怒而加之以祸咎，此乃无理之人褊浅之智耳。佛道如彼共大，乃区区计较人之从连而舆之祸福，不亦陋之为佛欤！
（《内德论》略曰：“或宫《诗书》所未言，以为修多不足尚。且能事未兴于上古，圣人开务于后世，故楝宇易桧巢之居，文字代结绳之政。彼用舍之先后，非理教之通弊，岂得《诗书》早播而特隆，修多晚至而当替。有幼啖藜藿，长馀梁肉，少为布衣，老遇侯服。岂得谓藜藿先获，胜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贵也！”）
三代而上，圣王继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时而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故宫室、来耜、杵臼、弧矢、纲罟、舟楫，更数圣人而后备。非一圣不能尽为也，因时故也。至尧、舜之世，生人之用周矣。使一物不作，则生人之用缺。圣人虽欲不为，不可得也。《六经》之于世，亦若此而已。自尧舜至孔子，圣人制作大备，其时中国无佛，敢问二帝三王之治有所未至者，果何事欤？若其暗其治无有不至，则法二帝。三王而自足，何必剿入异端之说，以乱中国之政理哉？修多晚至而合于二帝、三王，固不当替，若其背驰，则无可用之道，安得不黜也！譬犹人先食粱肉而又强之以藜藿，已衣锦绣而又被之以缊袍，乃曰藜藿之味过于梁肉，缊袍之美不减衮绣，非天下之大愚乎！
（梁高祖诏云：“宗庙牺牲，修行佛戒，蔬食断欲。”定林寺沙门僧佑等上启曰：“京都觯食之族，犹布筌网，驰鹰犬，非所以仰称优洽之旨。请丹阳、琅琊二境水陆不得蒐捕。”劾付尚书详之。议郎江贶曰：“圣人之道，以百姓为心。江陵有禁，即达牛渚，延陵不许，便往阳羡。取生之地虽异，杀生之数实同。”左丞谢几卿、尚书臣宣、仆射臣昂并同贶议。帝使难贶曰：“君子远庖厨，血气勿身剪，见生不忍其死，闻声不食其肉，皆自兴仁，非阙及远。”遂断。）
甚哉萧衍之愚蔽也！为天下主，岂有一物不在所爱，何独丹阳、琅琊二郡水陆不得搜捕乎？江贶？议贶之议既明且广，辅之以丞仆三贤，而不能胜僧佑之曲说，甚哉萧衍之愚蔽也！若曰“血气勿身剪，君子远庖厨，皆自兴仁，非关及远”，则衍既断荤蔬食。宗庙不用牺牲足矣，又何必推及二郡邪？二郡可行，则四方便当同归法禁。今乃害远而利近，杀广而生狭。僧人上无理之表，则如谷应声，朝士献宏正之纶呻论，则如水投石，甚哉萧衍之遇蔽也！
（牺牲之飨，羔雁之荐，古之礼也。以是祭天地、祷神明，天地必不享。苟享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凤凰至，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国之象也。）
牺栓牲用，自二帝、三王行之，尧寿一百十五岁，舜寿一百八岁。三代有天下皆数百年。若曰天地不享，神明不歆，何为其平洽久长如此邪？梁萧衍爱惜禽兽，不忍宰杀。宗庙之祭，以眄与蔬，其国寻破，其身饿死。若曰天地享之，神明歆之，何为其危辱短促如此邪？虞舜之治，极至于箫韶和乐九成，而凤凰应之，不闻舜失尊戴也。周南之化行，至于天下，无犯非礼，而麟趾应之，不闻周遂亡国也。彼僧为此言，诬罔甚矣。
（《经》云：“若自身手过酒器，与人饮酒者，五百世中无手足。”何况自饮。）
自杜康造酒已来，至于今日，数千年耳。以酒劝人，执爵举觞者，何可胜筭？如用佛经之言，五百世中无手，则三十年为一世，五百世当一万五千年，轮回展转，天下皆无手之人矣。而今之有手者天下皆是也，此何理哉？
（依《经》“食肉之人，一切无始以来，当皆是己亲，不合食肉。”又云：“众生无始终死生轮转，无非父母兄弟姊妹。自肉他肉，则是一肉。”）
万物之生，一受共处形，则以形相禅而不可变。人必生人，马必生马，自古至今，其理一耳。佛之言，乃以一切禽兽为先世眷属。信斯言也。则凡为僧者当谨遵佛劾，于一切禽兽中求其父母，求其兄弟，求其妻子，自无始以来，其数众矣。不当坐视其轮转烹宰之苦而无慈悲悯念之心。必一一取而养之，诵经以度之，说法以悟之，使其父母兄弟妻子之为羽毛鳞介蹄角之属者，尽其年寿而免于汤火，脱其禁障而生于人天。人人行之，物物有证，然后可以感化天下。诚心忧畏，不复知肉味。如其不然，徒以空言示之而无可据之实，则妄而已矣。
（百行之纪莫大于孝，孝莫大于送死。先王之礼，鲁之所知也。天竺非方俗所同，今缁衣在华，华则有仪，其可同于异域欤！故稽五服之数，象升降之节，立以为文。）
孝者，施于父母之名。事非父母，则不得名孝。今僧于父母之死，漠不介意。其送死僧，皆四海九州之人也，而为之制服，以孝为称，岂不悖哉！彼之教方以死生流转，欲求出离之道，又区区然于既焚之骨，致其思，纪其心，何谓也？中华之仪固多矣，如臣事君、子事父、兄弟友爱、夫妇礼际，冠、昏、乡、射之情文，非一端而已。僧皆弃而不取，乃独取五服之数、升降之节，则何谓也？故吾尝考其行事，皆不能逃于人之常理，恃强欲埽除，别为名号，移此于彼，以伪假真，而济其私耳。
（文宗朝，中书崔蠡上疏云：“国忌设斋，百宫行香，事无经据，伏靖停废。”劾：“讨寻本末，礼文令式，曾不该明。”其国忌寺观行香，岂非经也。安公引教设仪，岂非据也。礼出儒家，钜可将释言为据。事因释氏，无宜用儒典为凭。文宗薄于宗祖，宜其不永矣。周之尚臭，燔柴血肾芗蔚，言天歆其奥也。天岂食血肾芗萧之气邪？由人尚奥，故以奥而事天也。若然者，佛教重香，宁可敚也？况百官行香，代君也。百官事祖宗，亦臣子也。苟欲废之，如忠孝何？）
周人尚臭，各施于其所事。所事者，谓宗庙与天地之神只耳，未尝施于非其鬼也。非其鬼者，淫祀也。忌日行香，佛、老之前，于《六经》何所据乎？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至是日，如亲之始丧，然其心为何如？而使百官代己捧香，散于缁黄之手，以追冥福，此谄妄之甚也。亲以是日死，我以是日悲，彼佛老缁黄何与焉？天下生民之众，同死于一日者，讵可数量。为子孙者皆作佛事而荐其亲，彼佛住世时，固不能以福与人，况既死久矣，安能分心应感，人人与之以福乎？故中国所当守者先王之礼也。先王之礼载于儒经，固不可引佛书为据。崔蠡之言当矣。而仁赞乃欲以安公所记乱中国先王之礼，因人生思慕之时，以入其邪教，去阝大夫以忠孝之道，其用意奸宄而立言似是，可不辩乎？魏晋而上，佛说未盛之时，散香之事未行于世。为人君者，或孝或不孝，或寿或不寿，岂独文宗停废散香而享年不永哉？古之圣人莫不致孝乎鬼神，致严乎宗庙，非礼非义，则不为也。后世人主不敬其先，荒怠祭祀，而谄非鬼，以祈福利者多矣。然则停废散香，是万厚于祖宗，不敢以非礼渎之。崔蠡之论可谓正，而文宗之听可谓明矣。仁赞无父无君，夷狄禽兽之与邻，又安知忠孝之道而出诸口乎？
（会昌六年制：“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漠、魏而降，象法寝兴，耗蠢国风，诱惑人意，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敚人利于金实之饰，移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壤法害人，莫过于此。高祖、太宗武定文理，执此二柄，足以经邦。贞观、开元亦尝厘革，割除不尽，流衍滋多。朕博览前言，旁求与议，弊之可革，斯在不疑。惩午古之蠢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不让焉。应天下佛像无大小皆从毁废。”）
大学之道，格物、诚意以正其心而修其身。格物者，穷尽物理之谓也。理无不尽，则异端邪说不能移惑，而其意必诚，其心必正，而身可修矣。推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所往而不当，盖通于理故也。理有不尽，则偏蔽差舛，虽欲诚意，意不可得诚，虽欲正心，心不可得正，身且未能自善，而况敢言及人乎？圣道不传，此其由也。武宗慨然黜异端，辟邪说，不可谓无意于先王之道者。观其读《孟子》“未有仁而遣其亲、未有义而后其君”之言，得意会心，击节称叹，其与庸主远矣。然穷理不尽，乃用道士赵归真之言，斥绝浮屠，岂其中卓然有不可惑之见乎！特好恶取舍偶有所偏焉耳。李德裕高才英识，辅佐武宗，几于中兴。若夫引君当道，格其非心，如古所谓大人之事，则不能少进也。故其划除久毙，剔刷蠢源，虽足以称快一时，而黄冠肆行，其害更甚。武宗服药致疾而崩，又使宣宗甘受僧谀，大变会昌之政，则废之之方，适足以增其气焰耳。后世人君有志乎此者，法尧、舜、三代，师孔子、孟轲，声足以律众言，身足以度群德，使异端邪说无得而投其罅，然后可以埽千古之害而开仁义之途也。
（南齐法献、玄畅二人为僧正，对帝言论，称名而不坐。后因中兴寺僧锺启答称“贫道”，帝嫌之，问王俭曰：“沙门与帝王共语何称？正殿坐？”王俭对曰：“汉魏不见纪传，自伪园皆称贫道，与坐。晋初亦然。庾冰、桓玄等皆欲使沙门尽礼，寻亦休寝。帝乃令：“称名。”近代道薄人乖，称谓表章“臣顿首”。夫顿首者，拜也；称臣，卑之极也。唐高宗勘僧道二嗽拜君观。时司戎议曰：“不孝莫过于绝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烟不臣，何不令其臣妾？”上元元年九月，敕僧朝会，并不须称臣、拜礼。乃因开元中令僧拜、称臣，至是方免也。大历八年，又放元日、冬至，朝贺陪位。盖以代宗之世，君臣麦襄皆重空门，此亦久污则隆，既否终泰也。）
臣必拜君，齐帝所以致疑者，为方外之言也。天无不覆，地无不载，方之至大也。人在天地之中，孰能超然致身于方外乎？使其果然致身于方外，则人亦不得而见之矣，尚何拜之可责也？不然，则与人无以异。人有君臣上下之分，无不致敬，安得已独傲然自倨，忽君而不拜乎？齐帝苟以此断之，则礼行而分定，何待问而后知也。王俭不能将顺君之正意，反为僧人设不臣之说，吁＃斨鄙哉！如口彼之道固然，非中国之可行也，则宜返之西域而已。夫称臣者，理之自然，非故为卑下以滔其君，亦犹称子者对父之名，弟者对兄之名也。今僧人拜其师父、师兄、师伯、师叔，岂皆为传道而施礼哉？亦以名分当如此耳。彼其所谓父、兄、伯、叔，皆四海九州血气不同、伦类不通之人，拜之不以为屈。而真父、真兄，则反不可拜。以拜君为道薄人乖，自卑之极，此何理也？夫牧羊者必鞭其败群，牧马者必去其害焉者。人君，牧民者也，视其民羊马不若，有败害、而不知去，非牧民之职矣。司戎之谏，谏之正也。开元之令，令之善也。上元之敕，大历之制，非所以扶持三纲、开辟王路也。
（释常觉以心学为究尽之务，于东京建禅剥，设合京浴。其或香汤缺注，樵蒸失时，觉必撤校夅抽榱桷而助爨。有王公仰重，表荐紫衣，坚让不受。陶毂为序赠觉云：“起后唐至汉乾祐，每月三八日浴，京师大众，计累费钱一百三十万数，虽檀施共成，实觉公化导之力也。嘻！陈留古封，土风尚利。梁惠王贤诸侯也，当谓孟轲曰：“何以利吾国乎？’是知礼让之化，不胜于好利之心。孟氏属斯文未丧，不能扬素王之道，今上人当去圣逾逮，卒能行法王之教。”）
常觉设浴，其费出于人而不出于己，樵蒸或缺，撤屋以继之，人皆称叹。他日修屋，必还取人之财以为之，而人不悟也。悲夫！彼设浴之心果何为哉？必为诱惑福田利益也。其费不出于己，己安得专其福利哉？使常觉不设浴，则京师之人遂无水自洁其身乎？如不为后世福利，则哀取他人之物，还以浴人，岂心学究尽之道乎？彼市人之开浴肆者，出其财以浴人，收其利以自给，计功明白，无窃名希福之心，其贤于常觉远矣。而陶役所以称之，一何谬妄之甚哉！七国之君无不好利，何独梁王也？梁王问孟子，故孟子明仁义以杜其好利之源。七篇之书，至今不泯，圣人之教，赖以有传。安得谓之不能显扬王道也？佛之所以教人者，虽不中不正，然就其教而论之，固有贤于设浴之事者矣。常觉区区于此，殆与无智不才服膺苦行，执最下役，洁清厕圊者，无以异耳。乃推而尊之于孟子亚圣之上。若壳者，萤而后比其智者也。
（晋王府祭酒徐同卿撰《同合论》，以为儒教亦有三世因果之义，但以文密理微，生贤未辩。同卿备引经史，会通运命，归于因果。意欲发显儒教，助佛宣扬，导达群品，咸奔一趣。斯盖诲物洞玄之君子矣！）
中国圣人设教，本于理之大公，而不以私欲自利也。是以万世常行而无变，岂区区于三世之近哉？福善祸潘，恶盈好谦，馀庆馀殃，蒙刑受赏，皆理之当然。积有深浅，故效有迟速，或在其身，或在其子孙，终无差忒。岂茫昧于轮之说哉！三代而上，佛教未入中国，中国之民为善者众，于尧时则黎民于变，比屋可封，于周时则囹固屡空，刑措不用。彼又安知因果也？自释氏束来，其所以诱人者至五千四十八卷之多，夫人而信死生转化之事。孜之于史，凡奉佛崇僧之世，其君必昏，其政必乱。是何也？为三世因果所惑，是以忽弃当为者，而思其不可得者也。古人之视生死如昼夜之常，岂其惊忧怖恐以为异也＃斨以死则死，而不死则害义；可以无死则不死，而必死则伤勇。其处死大抵如此。命有所制，则顺受其正。义所不可，命所止也。其可自勉者，安于一正而已矣。及学佛者众，欣慕天堂，慑畏地狱，畏惧交战乎胸中，于是遑遑然以死为一大事。拜僧礼佛，求一悟彻，卒乃死无所得也，而失理者众矣。如徐同卿殆亦见儒书所载生死祸檑之故，或有类于因果者，遂以谓儒佛同归，盖惑于虚言，未尝深孜其实耳。
（矢布施之业，乃是泉行之源，故菩萨投身，以救饿羸之命，尸毗割股，以代鹰钨之食，况国城妻子，宝货仓储，宁容在意。俗书尚云。“车马衣裘，朋友共弊。”）
佛氏布施之教，名为劝人弃舍贪积，其实则资众财以自养。盖终身饱食暖衣，不困之术也。宝货仓储，是人所欲也，非其义也，一介不可取与。而况妻子人之大伦，礼义之所起，岂得比之车马衣裘，而化人使与朋友共之？其敢于为好乃至是哉！凡人之财，舍之则有福，僧人之债，负之则有祸。吝于己，贪于人，取非其有，见利忘义，殆犹正画攫金，日中穴坏之所为耳，可不深排而重绝之乎！
（经云：“若以衣施，得无上色；若以食施，得无上力；若以乘施，受诸安乐，若以金施，所须无乏。苦人自造庄严之兵，种种器物，自未服用，持以施人，是人未来得如意树。若观田中鼠雀犯暴，常生怜悯，复念鼠雀因我得活，当知是人，得福无量。”）
凡推己所有以周人之急者，必有馀力然后可。今或甘旨未足以奉父母，蔬菽未足以饱妻子，财货来足以恤宗族，则又安所取馀以与人哉？倒置而逆施，于心不安，于义不当，君子不为也。其力有馀足以及人，则又必当其可舆而与之，不可与则不与也。其与人如此，其取于人亦如此。故曰可以无与而与之则伤惠，可以无取而取之则伤廉。圣人之教人取与也，欲其合义而已。今佛者所以处己处人，一何贪忍之甚邪何谓贪？凡人之物不同义有可否，礼有辞让，设布施利益之说，一切取之。其异于盗贼者，特以甘言献笑，不持器刃，不趴墙垣耳，非贪而何？何谓忍？小人营朝夕升斗锥刀之利，以养其生，僧人未尝以粟于心也。则又说之曰：“尔今生所以困苦者，坐前世富乐而不布施也。若今世不布施，则来世之困必又甚于此矣。”小人厌困苦而慕富乐，一闻此言，虽割肤剔体以施佛僧，可资来世之福者，诚不爱也。不知僧人特操此为取之之术耳。今年竭其家资而去，明年其家饥饿而死，未闻有僧人过其门而周其急者也。石晋之末，契丹陷京师，幽帝太后于封禅寺，使其将以兵守之。时天寒又大饥，太后使谓寺僧曰：“吾当于此饭僧数万，今岂不相悯邪？”寺僧辞以虎意难测，不敢厌食。帝阴祈守者，乃稍得食。其取龄困苦者如彼，取于富贵者如此，并忍而何，夫世间布施之厚，孰与帝王之力？晋太后来获来世之报，而今世之苦，亦无佛力能救之也。佛又曰：“业通三世”，以自遁其说。则其所谓“施衣得无上色，施食得无上味，施乘得安乐，施金得无乏”者，有是理邪？圣人布种五役，所以养人也，非养鼠雀也。使鼠雀食之获福无量，则僧人胡不以五役弃诸山林，乃储蓄敛藏于仓糜之中，何也？凡僧居必畜犬，所以警盗也。盗与人一等，乃使犬逐之，人与鼠雀非一等，乃以五谷食之。与其食鼠雀，何若食贫穷？与其受贫穷之施，曷若捐而勿取，使彼衣食足以自给乎？反复推其所言，究其所为，大抵归于不仁、不义、自私、自利之涂而已。
（双林大士传弘金色麦于胸臆，异香流于掌内，或身长丈馀，臂迈于膝，脚长二尺，指长六寸，遗书赠梁武曰：“敬白国主：上善，以虚怀为本，不著为宗，无相为因，滔槃为果，中善，以持心为本，治国为宗；下善，以护养众生。”且知梁遵将尽，然臂焉炬，冀禳来祸。至陈大建元年，卒。）
虚怀者，持身之一事也。护民者，治国之大要也。今以护民不如治国，持身未若虚怀，傅生之学，一何昧陋至此邪？理有是非，不可乱也。傅生冠老氏之冠，纳儒宗之复。而衣释子之服，自以为和会三家，归于一致，吾知其心未尝了然见是非所在，二宗未尝和，一致不可归也。今观其言可证矣。金色表胸，异香流掌之类，则能幻卫术而已。国祚将尽，历数有归，乃区区然臂以怀其祸，正犹河演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其愚可悲也。梁祚竟不可延，而陈氏已与。然臂无效，可以深自斩愧矣！僧人犹拾其绪馀，编诸简册，盖愚不知耻者，释子之常态然也。
（学不厌博，吾宗致远以三乘法。或魔障相陵，必须御侮之街，莫若知彼敌情。敌情者，西竺则韦陁，东夏期经籍。佛俱许读。为伏外道，而不许依其见也。）
为佛之徒者，所以拥护其道无所不至，又复窃窥儒书，取其近似之语以相证明，虽博众多识，皆所以自利焉耳。未闻有僧人读六经而易其业者，一以六经之道高深难穷，二则圣人以礼义教人，不以诈利诱之也。衣冠浅士，既未尝游孔、孟之门，探《六经》之旨，一闻佛说，则烦意而从之，或乃裂冠毁服，甘心于僧役而不悔。岂非名教之罪人，王法所当诛而不赦者乎？原其所以然，盖佛书善为宏胜大之说，要之以来世，引之以后福，而去刂之以转化。欲不之信，则来尝穷理，无以析其疑也。加之仰愧俯怍，所不自安者众矣。于是诵经咒，饭蔬茹，钤复缁褐，而手持数珠，修寺度僧，而参请长老，甚者妻女为髡人所奸，犹不悟也。学佛者以《六经》为外道，为魔障，其读《六经》，乃欲知彼敌情。谓儒教侮佛，将以御之也。共用心如此。而浅识之士，又未尝知其侮儒，乃儒家之外道，读其书而必依其见，是可叹也。圣君贤相必愤疾于此言。使夷不乱华，邪不害正，渐还三代之遣风，是乃福泽其民之惠耳。
（星宿城，郭天神之合也。以水晶为城，七宝为宫，悬在空中，大风持之，大者七百里，中者五百里，小者百二十里，宫室园池如四天王天，寿命亦尔。）
佛好造伪言所不可孜之事，务为多知，而不智孰甚焉。见月光皎然，遂拟之以白金琉璃；见星宿澄莹，遂拟之以水晶七宝。至于日则阳辉晃耀，尽掩悬象，无得而拟焉，则曰金色而已。此可验其遁辞之穷矣。斗柄随月而移闰月期指两辰之间，五星顺天而行，二十八宿则真方而不动，或飞、或流，或彗，或孛，或隐而复见，或堕而复升。若有城郭宫室，则当推移过宫之际，岂不互相窒孩。太虚之中，何其扰扰也。孜之经史，载星陨者多矣。如佛言，则一小星陨当压百二十里之系，一中星陨当压五百里之州，一大星陨又不啻此。则经史所谓陨者，不知何物也？凡星之寿与四天王等，四天王寿命当及六万岁，而世人所见陨星殆无日不有，何其夭促邪？此皆理之必不然者也。
（四天王天居须弥山，四埋皆高四万二千由旬。四天王身长皆半由句，寿五百岁，以人间五十岁为一日一夜，男娶女嫁，一同人间。忉利天者，居须弥山顶，有三十三天宫，王身长一由句，寿千岁，饮食嫁娶，其城纵广八万由旬，九百丸十九门。炎摩天宫，风轮所持，在虚空中，身长四由旬，寿四千岁，食同下天，亦有嫁娶，执乎成欲。化乐天宫，风轮所持，在虚空中，身长八由句，寿八千岁，食与下同，亦有嫁娶，熟视成欲。）
天者，积气之极，非有形色。今以物观之，轻清之气必上浮，重浊之质必下坠。天地，物之最大者也，故知天者积气之极也。日月星辰，积气之有光耀者也。风雷电霆霜露雨雪，气之感触变动升降聚散而为之者也。如此观之，岂不简易明白，人可共知乎？今佛之言怪异如此，盖本于以心法起灭天地，不穷万物之理，故于幽明昼夜，死生阴阳，皆强为之说而无所证。多而无已，益之以怪。其以心法灭之也，则以天地为一微尘，其以心法起之也，则天有三十三重，地有一十八狱，量其广狭道里宫室动作寿天之异，务为无所不知，实则荒忽夸诞而不可信。盖共所学发端差殊，故其归如比。有志之士，如以其言为不妄，则必质诸事而验，反诸心而安，稽诸人而同，孜之古而有。然后可以陋六经为未尝言，非圣人为不及知。不然，则当斯弃剿绝，勿使肆行讲张，鼓簧以乱天下。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邪说不息，则人心不可得而正，人心不正，则邪说不可得而息。有志之士，可不审其取舍而归于实是乎！
（经云：“日城郭方正二千四十里，其高亦然。日王坐方二十里，导从音乐，林观浴池，如忉利天。日城饶须弥山，东方日出，南方望，西方夜半。北方日入，如是右旋，更为昼夜。复有长短，日行稍南，南方渐长，北方稍短，日行稍北。北方稍长，南方稍短。月者，城郭度长千九百六十里，其高亦然，二分是银，一分琉璃。）
城郭须人力而后可筑，池观须人力而后可成。纵共用白金琉璃，不施玉石，而金非火镕则不可化，火非薪傅则不能焚，新非空来必生于地，伐薪烈火，必资于力。熔金而铸之，必有锻销之具。积而为高广二千四十里之城，其用二宝不可以钧石计，必有断取之方。既成为城，而能运转，则必有斡旋轻举之机。佛测其限域延袤及城中所见，则必有使人可登之路。如日佛能独知，不可与人同之，则人必不信矣。孔子之言所以可信者，无非实理故也。佛鄙儒者滞于实相，而以空为宗，以心为法。至其言天地日月，则谬悠如此，其实本于不穷万物之理而已。古者道术分裂，辩士以共言骇天下，谓鹿生马，马生人，卵有毛，鸡三足，犬非狗，狗可以为羊，夭与地卑，山与泽乎，规不圆，矩不方，龟畏于蛇，轮不辗地，其书五车，其辞数万，亦此类耳。公孙龙宫臧三耳。孔子顺曰：“谓两耳甚易而实是也，谓三耳甚难而实非公而实非也，将从易而是者乎？”如佛言天地日月，愈多愈妄，又有甚于臧三耳之说。自明者观之，不足以发一笑也。
（阿修罗王立海中央，以指覆月，天下晦冥。或覆日，以昼为夜。所谓日月食也。）
历数家占算日月运行迟速，预知当食之候，大抵日必食晦朔，而月必蚀望，千岁不差也。以孔子《春秋》所书日食孜之，则可见矣。非孔子伪为也，乃据鲁史旧文而载之耳。唐借一行犹能推步也。今佛言阿修罗王以手覆日月而日月食，则独以晦朔望之三日而覆之，何也？覆之或浅或深，或食之既，或旷数年而不食，或连年而比食，又何也？僧人则曰：“据佛言：阿修罗好杀乐战，喜怒无常，难可测度。此日月之食所以或密或竦也。”然则历数家乃能推往知来，了无差忒者，此又何也？
（世界空，二十劫后将成。有毗岚风，鼓之而为风轮，最居其下。太云升空，降雨如轴，积彼虱轮之上，结为水轮。最上坚凝为金轮。三轮既成，雨自空飞，沾金轮上，既广且厚。风击此水，清浊异质，为梵世、为空居、为宝石、为山海、为土地。上界诸天，死者下生，不饮不食，乃生地味。复有地皮，林藤香稻，人皆食之，而灾乎身。日月星辰从兹而见，蠲秽通气，人道遂成。忿吝既萌，爱欲是兴，有父子焉，有君臣焉，有刑辟焉。）自宓牺画八卦，大禹隋六府，箕子叙九畴，皆本五行之理。一物而五行具，盖未有能离之者也。今以水论之，金司其生，土司其防，火待之而相息，木待之而不枯也。以火言之，木司其生，水为之制，金待之而变革，土待之而成器也。自是而推焉，无一物不然者。佛不明乾坤六子相摩相荡相生相克之理，于是为四轮之说，就五行中择其坚刚难坏之一物，以喻法身，而不知地水火风与金俱有，非四大皆化而金独存也。风者，木气也。既有毗岚风，则当先有水而后有木矣。云雨者，水气也。既有大云降雨，则当先有金而后有水矣。今其言风而后水，水而后金，理所不可推也。天地万物本末终始，皆一道所以生生化化而无终穷。若日佛所言乃天地初造之法，非据已有世界而为言也。彼八卦五行摩荡生克者，盖已有世界之事也。敢问天地初造之法，谁实起之？已有世界之事，谁实主之？于初造已有二者之间，谁实分之？今春夏秋冬之序，雷霆风雨霜雪惨舒之变，是皆万物所以生成，而造化所以不息者。自古至今，未尝差舛，是为可信乎？为不可信乎？若其可信，则佛说为诞，而中国圣人所言八卦五行之理，乃实理也。若其不可信，则此世界无乃伪妄不真。但可为有父子君臣者所居，而非学佛谈空者之听宜住矣。
（大阿修罗王住须弥山北，大海水悬在宫上，为四风所持，身长二万六千里。阿修罗九头，头有千眼，九百九十九手、八脚，踞海，食淤泥及藕。生一女，端正挺特，帝释娶以为妻。修罗帅诸鬼神舆帝释战，而敚其女，为帝释所败，入藕孔中。阿修罗前世居海之滨，河水漂溺，随流殆死，既得免，因发愿：“愿我后世身形长大，一切深水无过胜者。”以是因缘，得极大身，四大海水不能过膝，立大海中，身过须弥，手过据山顶，下观忉利天宫。）
圣人所谓鬼神者，未誉言其貌象声色，盖人所不见，言论所不可证，故曰“无证弗信，弗信民弗从”也。佛言鬼神之事多矣，今姑载此一端，因其言以质之。夫须弥山四陲各有天王居之，阿修罗王乃住山北。天王身长半由旬，阿修罗王身长二万六千里，无乃居处相孩也乎！其身之长如此，而所食者淤泥及藕，则海中安得如许淤藕以足其食乎？其食如此，则海中安得如许桑蚕以充其衣乎？其头九，其脚八，其目千，其手九百九十九，则其所生之女与父同乎异乎？异则非血气矣，同则怪异之极，安得言端正挺特乎？为帝释所败人藕孔中，则此藕之大当万倍于阿修罗之身，然后乃能容二万六千里之躯，而海水深浅才及半膝，决不足以滋殖此藕，则不知此藕生于何地乎？今江河之下必不如砥，或突或凹，或平或渚，水所陶注，势自然也。而况海纳百川，其下可知矣。阿修罗立海中，水不能过膝，则不知水随膝减乎？膝随水生乎？大海之水悬在宫上，官者，阿修罗王所居也，则不知海以何物为底？官以何物为盖？抑倒身而逆践之乎？抑下足而顺复之乎？即其言求其义，大略如此，吾是以哈而不信也。天地宇宙其大无穷，入耳目所不际者固多矣。孔子不语怪，恶其惑世也。而佛语之既详且著，共佛白见邪？将意度而言之也？如其自见，则诸天言身舆夫城郭宫室由旬里数，必足历度之而后知共高大终远。则计佛所经行不知其几千万里，自少至老，仅能了其二一，其馀何以验之也？若意度而言之，则佛必不能自信，况欲信于人乎？而禅者又为之说曰：“佛盖不因足历，不用臆度，大圆镜中鉴照无硋，故尽十方世界，尽前后际，无不知、无不见、热不闻然也。”则大圆镜中，又有如修罗者现焉。则其心镜亦邪怪之甚矣。此自以心法起灭之病也。以心法起之，虽有怪于修罗者可也。以心法灭之，虽谓初无所有可也，岂非诐淫邪遁之说乎？扎手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志学求道之士，于此有所见则不惑矣。彼佛所言，反于心而不安，孜于事而无据，行于世而有害，则当如淫声美色，戒而远之可也。
（仁赞曰：“仲尼云：“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乌兽草木之名。’盖圣人激励劝戒，耻一物之不知也。释氏之为教，以譬喻得解。居天地之中，在器质之类，未尝弗藉以明理也。山川、草木、乌兽、虫鱼，靡所孑遗矣。”）
作诗者比兴于物，皆人所共见。所谓比兴者，发乎情、止乎礼义，大抵皆人伦之际，学者穷理之要也。佛氏以理为障，而仁赞乃谓藉譬喻以明理，不知其所明果何理欤？父子君臣，理之宗也，佛已弃之，是不明人伦之理矣。若曰我所明乃性命，非为世法也。则父子君臣岂出性命之外哉？今以其所称鸟兽草木之类而孜焉；则有日食一龙王及五百小龙，经八千岁而后死，曰金翅鸟者焉；则有以七宝为宫，食备百味，最后一口变为虾蟆，曰四种龙者焉，则有非从根生、非从地生，纵横六百八十万由旬，曰大药树者焉。佛之多识乎此物，舆人同见乎？抑亦自见乎？如其自见，则何以启证于人？如日同见，则未闻世人有能见之者也。岂得与诗人比兴之意同乎？夫君臣父子不预乎性命之理，而金翅鸟、四种龙、大药树，乃有性命之理存焉。不谓之诡怪诞妄，谓之何哉？
（君王奕世，唯刹帝利篡杀时起。异姓称尊，国兵骁选，子父传业，居则周街。征则奋前。凡有四兵，步、马、车、象及诸戎器，莫不锋锐。凶悖群小，媒危君上，则常幽囹圄，任其生死。犯伤礼义，悖逆忠孝，则劓鼻截耳，断手刖足，或立出国，或放荒裔。自馀咎犯，输则赎罪。）
古之圣人其德好生，未尝有杀之之心也。施仁政、立法度，临之以官师，而持之以悠久，其效至于兵寝不试，囹固屡空，牛羊无知，犹避行苇而不践，鱼鳖澡眇，亦被至德而成若，皆有实事，非虚言也。佛之化以不杀为上，当先行于其圆，使皆变而从己，然后可以及远。今此所载西域俗，亦有君王，亦有篡敚，亦有兵政，亦有刑辟，其兵以骁雄锋锐奋前为业，其刑以劓鼻、刖足、斩断为威，乌有其能不杀也？然则发大誓愿，愿尽十方虚空未来千劫，同证菩提，皆祝狭土者，其果能乎？佛既不能，则为其学者犹袭其言而求其道，其果得乎？惟圣人言颇行、行颅言，实浮于名，名不浮于实，本末内外，精粗隐显，该贯无遗。孜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可谓道之正矣！
（年耆寿耋，死期将至，婴累沉屙，厌离尘俗，愿弃人间，轻鄙生死。于是亲故知友奏乐饯会，沉舟鼓棹，济殃伽河，中河自溺，谓得生天。）
此天竺之俗也。生必有死，犹春必有冬，昼必有夜，理之当也。死期既至，虽欲不弃人间，不离尘俗，其可得乎？魂气归天，既不可见矣，体魄归地，则因而敛藏之，不使暴露于外，此孝子慈孙之至情，非伪为也。投之中野，乌鸟狐狸食焉；投之大流，鱼鳖蛟螭食焉：于人心独无歉乎？然奏乐作饯，举老病者沉之而不以为悖，则惑于生天之邪说耳。其说盖利于生天以诱人，而夷狄之俗，务利尤甚，是以子沉其父、弟沉其兄，祝之曰：“生天！生天！”安行而不顾。彼见沉者亦冥心乎忉利、兜率之上，泯然饮水而葬于鱼腹而不悔也！异端之害，一至是哉！安得如西门豹者，委之破此惑哉！
（王田之内，大分为四：一充国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辅佐宰臣，三赏聪睿实学高才；四树福田，给之异道。）
中国之田，惟农耕之。凡士工商贾之食皆出于农力，故圣王重农，井牧其地以授之，使民有常产，以供事其上而给天下之食。自三代而上，莫不然也。及后世废井田，而后贫富不均矣。重释老、而后游食者众矣。判兵民，而后农夫亦病矣。此所谓王田者，西域之国主所有之土地也。四分之，以其二充国用祭祀、封建辅佐，以其二赏其聪睿实学、树福田，给异道。则是君臣与释氏中分其国，而民无与焉。虽其戎狄之俗不知保国抚民之道，亦佛说诱之，窃取其土地而不觉也。然四夷之土，荒瘠硗确，其视中国之膏腴沃壤，不啻相千万矣。佛之徒欲炽其学、广其众，西壤所不能给也，则必入于中国。盖自漠明而后，犹历数百年而未盛，非五胡乱华，圣道衰息，王纲大隳，彼亦何由得其志，弥漫滔天而不可禁止也？计今天下名山大川通都会邑之田，为僧所占者十居二三矣。彼其衣食居处无以异于人，独至于君臣父子则置之度外，以为非法。其贫富修短不能逢乎命。独至于凡人所值，则推之因果以为宿报，身受奉养安逸之实利，而口谈真空寂灭之空言。世主惑于福田利益之虚名，而受耗国蠢民之实害，上下相迷，古今一辙。间或慨然攘而斥之，非其好恶偏蔽如魏太武、唐武宗，则后人不能继承美政，从而更改，如唐宣宗之流，使任道忧民之士深嗟而重叹也。夫井田既不可遽复，兵制又未能骤革。其明白易行而无害者，莫如先罢释老以纾百姓，断之以不疑，持之以悠久，使人纲人纪浙有可张之道。其为功不在于禹抑洪水、放龙蛇，周公膺戎狄、跃猛兽，孔手诛乱臣、讨贼子，孟子距杨墨、正人心，岂不尽善又尽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