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三 论 庐陵文钞
卷十四 论
卷十五 史论 

卷十四·论 编辑

春秋论上 编辑

事有不幸出于久远而传乎二说,则奚从?曰:从其一之可信者。然则安知可信者而从之?曰:从其人而信之,可也。众人之说如彼,君子之说如此,则舍众人而从君子。君子博学而多闻矣,然其传不能无失也。君子之说如彼,圣人之说如此,则舍君子而从圣人。此举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学《春秋》者独异乎是。

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三子者,博学而多闻矣,其传不能无失者也。孔子之于经,三子之于传,有所不同,则学者宁舍经而从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经于鲁隐公之事,书曰“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其卒也,书曰“公薨”,孔子始终谓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摄也。学者不从孔子谓之公,而从三子谓之摄。其于晋灵公之事,孔子书曰“赵盾弑其君夷皋”。三子者曰:非赵盾也,是赵穿也。学者不从孔子信为赵盾,而从三子信为赵穿。其于许悼公之事,孔子书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子者曰:非弑之也,买病死而止不尝药耳。学者不从孔子信为弑君,而从三子信为不尝药。

其舍经而从传者何哉?经简而直,传新而奇,简直无悦耳之言,而新奇多可喜之论,是以学者乐闻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于孔子而笃者也。经之所书,予所信也;经所不言,予不知也。难者曰:“子之言有激而云耳。夫三子者,皆学乎圣人,而传所以述经也。经文隐而意深,三子者从而发之,故经有不言,传得而详尔,非为二说也。”予曰:“经所不书,三子者何从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后而知之,且其有所传而得也。国君必即位,而隐不书即位,此传得知其摄也。弑君者不复见经,而盾复见经,此传得知弑君非盾也。君弑贼不讨,则不书葬,而许悼公书葬,此传得知世子之非实弑也。经文隐矣,传曲而畅之。学者以谓三子之说,圣人之深意也,是以从之耳,非谓舍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则妄意圣人而惑学者,三子之过而已。使学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夺也。使其惟是之求,则予不得不为之辨。”

春秋论中 编辑

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自周衰以来,臣弑君,子弑父,诸侯之国相屠戮而争为君者,天下皆是也。当是之时,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让,立乎争国之乱世,而怀让国之高节,孔子得之,于经宜如何而别白之?宜如何而褒显之?其肯没其摄位之实而雷同众君诬以为公乎?所谓摄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尝摄矣,不闻商、周之人谓之王也。使息姑实摄而称号无异于正君,则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别。夫摄者,心不欲为君而身假行君事,虽行君事而其实非君也。今书曰公,则是息姑心不欲之,实不为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诬以虚名,而没其实善。夫不求其情,不责其实,而善恶不明如此,则孔子之意疏,而《春秋》缪矣。《春秋》辞有同异,尤谨严而简约,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于是非善恶难明之际,圣人所尽心也。息姑之摄也,会盟、征伐、赏刑、祭祀皆出于己,举鲁之人皆听命于己,其不为正君者几何?惟不有其名尔。使其名实皆在己,则何从而知其摄也。故息姑之摄与不摄,惟在为公与不为公,别嫌明微,系此而已。且其有让桓之志,未及行而见杀。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虚名而违本意。则息姑之恨,何申于后世乎!其甚高之节,难明之善,亦何望于《春秋》乎!

今说《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予夺为轻重,故曰“一字为褒贬”。且公之为字,岂不重于名字、氏族乎?孔子于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于人而没其实乎?以此而言,隐实为摄,则孔子决不书曰公,孔子书为公,则隐决非摄。难者曰:“然则何为不书即位?”曰:“惠公之终,不见其事,则隐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从二百年后,得其遗书而修之,阙其所不知,所以传信也。”

难者又曰:“谓之摄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为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称公。”予曰:“凡鲁之事出于己,举鲁之人听于己,生称曰公,死书曰薨,何从而知其假?”

春秋论下 编辑

弑逆,大恶也!其为罪也莫赎,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无赦。法施于人,虽小必慎,况举大法而加大恶乎。既辄加之,又辄赦之,则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轻易也。

三子说《春秋》书赵盾以不讨贼,故加之大恶,既而以盾非实弑,则又复见于经,以明盾之无罪。是辄加之而辄赦之尔。以盾为无弑心乎?其可轻以大恶加之?以盾不讨贼,情可责而宜加之乎?则其后顽然未尝讨贼,既不改过以自赎,何为遽赦,使同无罪之人?其于进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赵穿弑君,大恶也。盾不讨贼,不能为君复仇,而失刑于下。二者轻重,不较可知。就使盾为可责,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为善人,使无辜者受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为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所谓是非之公也。

据三子之说:初,灵公欲杀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而盾不讨,其迹涉于与弑矣。此疑似难明之事,圣人尤当求情责实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则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为法受恶而称其贤也。使果无弑心乎?则当为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恶,使罪有所归,然后责盾纵贼,则穿之大恶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获辨,而不讨之责亦不得辞。如此,则是非善恶明矣。今为恶者获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讨贼,有幸弑之心,与自弑同,故宁舍穿而罪盾。此乃逆诈用情之吏矫激之为尔,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旧史是非错乱而善恶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旧史如此,其肯从而不正之乎?其肯从而称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恶乎?此可知其缪传也。问者曰:“然则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书是矣,赵盾弑其君也。

今有一人焉,父病,躬进药而不尝。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进药。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弑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虽庸吏犹知其不可同也。躬药而不知尝者,有爱父之孝心而不习于礼,是可哀也,无罪之人尔。不躬药者,诚不孝矣,虽无爱亲之心,然未有杀父之意,使善治狱者,犹当与操刃殊科。况以躬药之孝,反与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为也。然则许世子止实不尝药,则孔子决不书曰弑君,孔子书为弑君,则止决非不尝药。”

难者曰:“圣人借止以垂教尔。”对曰:“不然。夫所谓借止以垂教者,不过欲人之知尝药耳。圣人一言明以告人,则万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恶之名,而尝药之事卒不见于文,使后世但知止为弑君,而莫知药之当尝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恶矣,圣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责止,不如是之刻也。”难者曰:“然则盾曷为复见于经?许悼公曷为书葬?”曰:“弑君之臣不见经,此自三子说尔,果圣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讨贼而书葬也?自止以弑见经,后四年,吴败许师,又十有八年,当定公之四年,许男始见于经而不名。许之书于经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难者曰:“三子之说,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传如此。然则所传者皆不可信乎?”曰:“传闻何可尽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为隐母,一以为男子,一以为妇人。得于所传者盖如是,是可尽信乎?”

春秋或问 编辑

或问:“《春秋》何为始于隐公而终于获麟?”曰:“吾不知也。”问者曰:“此学者之所尽心焉,不知何也?”曰:“《春秋》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问者,始终之义,吾不知也,吾无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于鲁。不用,去之诸侯。又不用,困而归。且老,始著书。得《诗》自《关雎》至于《鲁颂》,得《书》自《尧典》至于《费誓》,得鲁《史记》自隐公至于获麟,遂删修之。其前远矣,圣人著书足以法世而已,不穷远之难明也,故据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不常职乎史,故尽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鲁之《史记》,则未尝止也,今左氏《经》可以见矣。”曰:“然则始终无义乎?”曰:“义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谨一言而信万世者也。予厌众说之乱《春秋》者也。”

或问:“子于隐摄,盾、止之弑,据经而废传。经简矣,待传而详,可废乎?”曰:“吾岂尽废之乎?夫传之于经勤矣,其述经之事,时有赖其详焉,至其失传,则不胜其戾也。其述经之意,亦时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圣人而反小之,欲尊经而反卑之。取其详而得者,废其失者,可也;嘉其尊大之心,可也;信其卑小之说,不可也。”问者曰:“传有所废,则经有所不通,奈何?”曰:“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日月,万物皆仰,然不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见也。圣人之意皎然乎经,惟明者见之,不为他说蔽者见之也。”

泰誓论 编辑

《书》称: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事,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以纣之雄猜暴虐,尝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闻之窃叹,遂执而囚之,几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优容而不问者十年,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于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于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伯夷、叔齐,古之知义之士也,方其让国而去,顾天下皆莫可归,闻西伯之贤,共往归之,当是时,纣虽无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诸侯不称臣而称王,是僭叛之国也。然二子不以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纣,始以为非而弃去。彼二子者,始顾天下莫可归,卒依僭叛之国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

《书》之《泰誓》称“十有一年”,说者因以谓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丧二年,并数之尔。是以西伯听虞、芮之讼,谓之受命,以为元年。此又妄说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称元年,常事尔,不以为重也。后世曲学之士说《春秋》,始以改元为重事。然则果常事欤?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欤?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间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及其灭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听讼远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谓西伯以受命之年为元年者,妄说也。

后之学者,知西伯生不称王,而中间不再改元,则《诗》、《书》所载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诬矣。或曰:“然则武王毕丧伐纣,而《泰誓》曷为称十有一年?”对曰:“毕丧伐纣,出于诸家之小说,而《泰誓》,六经之明文也。昔者孔子当衰周之际,患众说纷纭以惑乱当世,于是退而修六经,以为后世法。及孔子既殁,去圣稍远,而众说复兴,与六经相乱。自汉以来,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经,则《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尔,复何疑哉?司马迁作《周本纪》,虽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后治兵于孟津,至作《伯夷列传》,则又载父死不葬之说,皆不可为信。是以吾无取焉,取信于《书》可矣。”

朋党论 编辑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 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后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乎!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纵囚论 编辑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馀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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