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
| 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 作者：胡適 |
究竟從思想上看，中國的問題在什麼地方？
問題是「不適宜於現代的環境」。
種族上，問題是「不能適於生存而有被淘汰的危險」。
社會的制度與心理習慣上，問題是「不能適於生存而有墮落的危險」。
經濟上，問題是「不適宜於現代世界的經濟生活而脫不了落伍的危險」。
思想上，問題也是如此。
思想上的不適宜有兩個方面：
（1）思想中有根本大不適宜的部分
（2）思想的方法的不適宜
（上）不適宜的思想
吳稚暉先生曾說：
中國在古代，最特色處，實是一老實農民，……安分守己，茹苦耐勞。惟出了幾個孔丘、孟軻等，始放大了膽，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強成功一個邦國局面。若照他們多數〔鄉下〕大老官的意思，還是要剖斗折衡，相與目逆，把他們的多收十斛麥，含【飠+甫】鼓腹，算為最好，於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視父老昆季，也用樂天知命等委蛇。晉唐以前，乃是一個鄉老（老莊等）局董（堯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會。晉唐以來，唐僧同孫悟空帶來了紅頭阿三的空氣，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們的空話，改造了局董的規條。
稚暉先生這個見解大致不錯。中國古來的思想只有兩大系，我姑且叫他們做：
積極的，有為的一系（局董系）
消極的，無為的一系（鄉老系）
後來又加上了印度的和尚思想，鄉下者的無為思想便得了一個有力的大同盟。鄉下老，道士，和尚成了大同盟，其勢力便無敵於天下；局董受了他們的包圍與薰染，便也漸漸地變懶了，同化了。他們雖擺起了局董面孔，其實都不肯積極有為。故中國思想的「正宗」實在已完全到了「無為派」的子裡。我們試看最有勢力的俗語：
多事不如少事，
少事不如無事。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靠天吃飯。
萬事皆是命，半點不由人。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所以我們今日研究中國思想是否適宜於現代的環境，其實就是研究這個正宗思想系統是否適宜。
這個正宗思想系統，簡單說來，有這麼一些方面：
（1）宇宙觀
主張自然變化，不信上帝造化，在思想史與宗教史上有解放的大功用。
但普通人並不懂這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故魏晉以後，墮落成道敦。宋以後的道學也從這裡出來，但中古宗教的勢力太深，道學運動對於自然主義已不能像王充、王弼諸人那樣的切底，故徘徊於太極陰陽之間，成一種不分明的，調和的宇宙論。
在這個現代世界，自然主義的宇宙論有昌明的可能，但須站在自然科學的新基礎之上，掃除陰陽太極種種陋說。
（2）人生觀：
因為太偏重自然，故忽略人為。「胡為乎，胡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莊子》）。誤認「自然的」為「最好的」，故有適性之論，主張自由，而自由的意義不明白，遂流為放浪曠達，人人以不守禮法為高。上層階級自命頹放，而下層社會便更墮落。
自然主義主張命定論，命定論自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因為這種命定論缺乏自覺性，故信命反成了一種迷信。
學者以「不齊」為物之情，故不講平等。平常人也承認命定的本分，故以「安分守己」為常德，不努力進取求提高生活與地位。
自然科學的旨趣在於征服自然以為人用。中國單有命定論，而沒有自然科學，故把天然看作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絕大勢力，故造成一種「聽天由命」「靠天吃飯」的人生觀，造成一種懶惰怕事不進取的民族性。
崇拜自然變化為合理的（The Natural = the Rationel)。故淡於是非之見。老子倡不爭，而莊子倡「不譴是非」：「辯也者，有不見也。」（《莊子》）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齊物論》）
什麼東西都是好的，都有他相當的地位，故我們最不講究辯證是非真偽的風氣，以「和光同塵」為美德，以「議論人長短」為大戒。什麼事總是「差不多」。七百年的「格物」「考證」的學風不能改革這根深蒂固的鄉愿風氣。
「自然」是對於「人為」而言的。崇拜自然，必流入於輕視一切人為的事業。老、莊本來反對文化，反對制度，反對知識，反對語言文字。這種過激的虛無主義雖然不能實現，然而中國一切文化事業（建築，美術，技藝，學術）的苟且簡陋，未嘗不由於這種淺薄的自然崇拜。知足便是苟簡。
（3）政治思想
崇拜自然而輕視人事，在政治上便是無為主義。無為之治只是聽其自然。
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
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淮南子》）
一切只是跟着自然變化跑，不可自作聰明，勉強有為。
無為政治的造成，確有歷史的原因。秦始皇、李斯一般人的確想大有為，但不久都失敗了。漢帝國的安定全靠惠帝到文景五六十年的無為之治。蓋公、曹參、竇太后等都是有意的實行無為之治。統治一個絕大的帝國，沒有方便的交通器具，勢不能不放任，但求相安無事，已為萬幸了。況且一班無知識的紈袴子弟，老太婆，太監，若放膽有為，也有危險，不如勸他們無為無治為妙。
二千年「天高皇帝遠」的大帝國的長期訓練，遂使無為而治的觀念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成為中國政治的唯一法門。
無為的現念最不適宜於現代政治生活。現代政治的根本觀念是充分利用政府機關作積極的事業。十八九世紀的放任主義已不適用，何況無為？
現代政治重在有意識的計劃，指揮，管理（Conscious Control），而無為之治重在「不易自然」。這是根本相反的態度。
況且無為的政治養成了人民不干預政治的心理習慣，以入公門為可恥，以隱遁為清高；更不適宜於民權的政治。
自然無為養成的懶惰怕事的習慣，也是最不適宜於這個多事的局面的。
不爭不辯的道德，也是不適宜於民主政治的。道家的人生觀名義上看重「自由」，但一面要自由，一面又不爭不辯，故他們只好尋他們所謂「內心的自由」，消極的自由，而不希望實際的，政治的自由。結果只是一種出世的人生觀，至多只成一種自了漢，終日自以為「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其實也不過是白晝做夢而已。他們做的夢也許是政治的理想，但他們的政治理想必不是根據事實的具體計劃，只是一些白晝做夢式的烏托邦理想而已，或者，一些一知半解的道聽途說而已。最近的例子如康有為的《大同書》，便是烏托邦理想；如四十年中的新政計劃，——人說廢科舉，我也說廢科舉，人說興學校，我也說學校，……——便是道聽途說。
以上說正宗思想系統的種種方面，除了宇宙論會有相當現代性之外，可以說是完全不適宜於應付現代需要。約而言之，我們可以說：
（一）現代社會需要積極作為，而正統思想崇拜自然無為。
（二）現代社會需要法律紀律，而舊思想以無治為治，以不守禮法為高尚。
（三）現代文化需要用人力征服天行，而舊思想主張服從自然，聽天由命。
（四）現代社會需要正直的輿論作耳目，而傳統思想以不爭不辯為最高。
（五）現代科學文明全靠一點一滴地搜尋真理，發現知識，而傳統思想要人不爭不辯，更甚者要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六）現代社會需要精益求精地不斷努力，而傳統思想要人處處知足，隨遇苟安。
（七）現代社會需要充分運用聰明智慧作自覺的計劃設施，而傳統思想一切委任自然，不肯用思想，不肯用氣力。
（八）現代社會需要具體的知識與條理的思想，而傳統思想習慣只能教人夢想，教人背書，教人作鸚鵡式的學舌。
四五十年的新文化的接觸，新教育的設施，新思潮的輸入，新運動的澎湃，到如今有什麼結果呢？思想上可有什麼變化改善的傾向嗎？
說也可憐，如果有什麼變化，都只是皮毛的改換顏色，我就看不出什麼脫胎換骨的思想。
今日的思想，從極左到極右，都看不見一點自己想過的思想，也看不見一點根據現實狀況的思想。做堯、舜、禹、湯、周公、孔子的夢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圇吞下馬克思、考茨基、列寧、孫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經思想。
根本的毛病還在思想的方法。
我們的傳統思想習慣是不肯用心思去想。這叫做無為的思想方法。說得玄妙一點。叫做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又叫做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說得粗淺一點，叫做懶如死蛇。二千五百年前，老子教人「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牗，知天道」。現在的人也還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都是懶人的思想方法。
需要證據嗎？梁任公先生自己說：
自從和日本打了一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像睡夢中着了一個霹靂，……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那急先鋒就是康有為、梁啓超一班人。這班人中國學問是有底子的，外國文卻一字不懂。他們不能告訴人「外國學問是什麼，應該怎麼學法」，只會日日大聲疾呼，說「中國舊東西是不夠的，外國人許多好處是要學的。」（《近著》下，238）
梁先生是個老實人，能說這樣老實的話，叫我們知道三十年前的維新黨人的思想方法。這種方法其實是沒有方法，這種思想其實是不思想。不思想的結果是什麼呢？自然是瞎眼的維新。梁先生在同篇（《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里估量五十年中國學問和思想方面的進步，指出
這裡頭最大關鍵就是科舉制度之撲滅。……到戊戌維新前後，當時所謂新黨如康有為、梁啓超一派，可以說是用全副精力對於科舉制度施行總攻擊。前後約十年間，經了好幾次波折，到底算把這件文化障礙物打破了。……用歷史家眼光看來，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間一件大事。（同書，236）
科舉的廢止是維新黨人的第一件大罪案，而他們卻引為大功勞。科舉制度的弊病在兩點：（1）是考試內容的無用，（2）是有了捐官的捷徑，科舉出身的人才不能不受其影響。乍不革其流弊，而遽廢一個世界最有特色的制度，豈非因噎而廢食？
他們以為有了學堂，便可以不用科舉了。殊不知道學堂是造人才的地方，科舉是國家選用人才來辦公家職事的方法。新式的學校可以替代老式的學堂，而不能替代國家考試用人的方法。他們不知道，只有新的考試制度，可以替代舊的科舉制度。他們廢了科舉，卻不曾造出一種新式的考試制度。於是這樣大的一個國家，二十五年來全沒有一個公道的，公開的，用客現標準的文官考試制度。二十五年來，政府機關用人還是靠八行書，靠薦信，靠賄賂，靠親戚朋友，遂造成廿五年的政治腐化的現象！
思想不精確，為害如此之大！
康有為死了，梁啓超也死了，戊戌（1898）距今有三十年了。三十年的不同，只是康、梁盲目地大聲疾呼嘉富爾、俾士麥、大彼得，而三十年後的青年卻大聲疾呼馬克斯，列寧，布魯東而已！
十三四年前，我同一位美國朋友談天，我說，「我們中國人有一點特別長處，就是不抵抗新思想。譬如『進化論』，在西洋出現之後，打了五六十年的官司，至今美國的大學還有禁止教授的。然而1898年有個嚴復譯了一部赫胥黎的《天演論》，出版之後，真是不翼而飛，有許多人自己出書刻版送人。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舌頭。有些人竟用這些話做名字，陳炯明號競存；有一家朋友，哥哥叫天擇，弟弟叫競存。我自己的名字也起於『適者生存』的話。從沒有人出來反對《天演論》的。反對之聲乃出於徐家匯的天主教教士」。
我們朋友想了一會，答道：「胡先生，貴國人不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長處。歐美人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壞處。不抵抗也許是看不起思想的重要，也許是不曾了解新思想的涵義。抵抗之烈也許是頑固，也許是不輕易相信，須心服了然後相信。」
我聽了這句話，心裡很慚愧。我就問自己，「我相信生物進化論，究竟有多少科學的根據？」我當時真回不出來！只好費了許多功夫，抱了不少佛腳，方才明白一點生物學上，比較解剖學上，胚胎學上，地質學上，古生物學上的種種證據。
有一天，我在哥侖比亞大學的Furnald hall，碰見張□□先生，我問他，「你相信進化論嗎？」他說，「自然哪」。我又問，「你有什麼證據？」他支吾了一會，指着窗外的Broad way，說道：「你瞧，這些電線，電燈，電車，那一件不是進化的憑據？」我說，「這樣容易證明的一個學說，為什麼要等到達爾文才能發現？」他回不出了。
我又去問別人，從Furnald Hall直問到了Hartley Hall，幾十個中國學生，現在大都成了名人名教授了，當時都不能給我一個滿意的答案。
這個故事值得使我們想想。
人家的思想是實際狀況的產兒，是多年研究實驗的結果，——例如達爾文，馬克斯，——到了我們的眼裡，只不過是一個抽象名詞，一句口頭禪，一個標語。我們不肯思想，更不肯調查試驗來證實或否證一個思想。我們的思想方法完全只在紙上變把戲。眼光不出紙上，心思不透過紙背。合我的脾胃的，便是對的思想；不合我的脾胃的，便是不對的。這叫做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
分開來說，有種種毛病可指，如攏統，如輕易相信（盲從），如同個人成見的武斷，如淺薄，……但其實只是一個根本病，只是懶惰，只是不肯用氣力，不肯動手腳，不肯用自己的耳朵眼睛而輕信別人的耳朵眼睛。話到歸根，還只是無為的思想方法。
試舉「攏統」作例吧！
攏統是用幾個抽象名詞來概括許多性質不同，歷史不同的事實。如「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文化侵略」……等等都是一些範圍廣漠的名詞，所包含的意義有地域上的不同，有歷史上的不同。然而這些名詞一到了錢們的手裡和嘴裡，一個個都成了法寶。你要咒詛誰，只消口中念念有詞，唱一聲「資本主義」，畫一道符，寫上「封建勢力」，那人就打倒了，那制度也就永永被咒詛了！
這些名詞所包括的制度和事實，有利有弊，有歷史的原因，有民族的特性，而我們一概不問，只想畫幾道符，念幾句咒，貼在他們身上，遂算完了事。例如「資本主義」，有十七八世紀的資本主義，有十九世紀上半的資本主義，有十九世紀下半的資本主義，有廿世紀的資本主義，有社會主義思想未發生以前的資本主義，有社會主義思想已發生影響以後的資本主義。即如Henry Ford的資本主義，已不是馬克思所指摘的資本主義了。資本主義的性質早已變了，而我們還用這一個老名詞，來包括無數新制度，這便是攏統。
在去年11月出版的一部《社會科學大綱》裡，有這麼一句話：
資本家欲在世界上占勢力，互相競爭，便不得不設法產生貧乏。欲產生貧乏，便不得不壓迫勞動者，增加工作時間，減少工銀。（第五章，42）
這種話給現代的資本家聽見了，真要笑掉牙齒，現代的資本家的第一要義是「設法產生富裕」，人民越富裕，越有剩餘資本可以買股票，買債券，保壽險，做儲蓄；人民越富裕，購買力越大，才能多買資本家所造出的商品。故設資本家不得不設法產生貧乏，竟是夢話。
至於「增加工作時間，減少工銀」的方法，也是一種已漸漸成為過去的方法。現在的資本主義，早已明白工作時間的減少和工銀的增加都是增加效率的法子，效率愈增加，得利更大。Henry Ford便是一個絕好的例：他的工廠里，工作時間比人家少，工銀比人多，貨價比人低廉，而得利比誰都大。蘇俄政府近年極力宣傳Ford的傳記和著作，也正是因為這種絕大的效率，雖名為私有資本主義，而最可以作國家社會主義的模範。
在同書裡（26）我們又讀了這一段話：
一方面資本一天比一天集中於少數人手裡，別方面小資本家漸變成貧窮的，貧窮的一天一天變成無產者。……
這是所謂「資本集中」的現象。但是這又是馬克思的夢想，和五六十年來的事實完全不對。馬克思只看見資本集中，而不看見資本的管理權雖集中，而資本的所有權仍可以分散普及，如一個一萬萬元的公司，不妨分作一萬股，也可分作十萬股，也可分作一百萬股。其中的股東，可以是一個人，但平常的公司往往是幾千人以至幾萬人。馬克思主義說：
我們看一看美國金融資本的獨裁者吧！一百多個王侯，和他們的董事，管理了五百億金元，掌握了一切經濟生活上最最重要的部門。（32）
但他們忘了告訴我們，這五百億金元的所有者至少有幾千萬人！其中七分之一是保壽險費，所有者便是幾千萬的保戶！
馬克思主義者又對我們說：
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一個特徵是不單是為了滿足人類的必要而生產物品，特別是為了商品而生產的。（《中國資本主義史》，4）
但我們不要忘了「人類的必要」是時時變遷的，不是固定的。商業制度的在文化史上的大貢獻正在於用最低的成本生產多量的物品，使多數人能購買，又用廣告的功能，引起人的欲望，使人感覺某物品的需要。文化的抬高全靠人類欲望的抬高，需要的增加。從前我們認為少數人的奢侈品的，現在都漸漸變成人人的必需品了。我們現在認電燈為必要了，不久將來應該認廚房電爐為家家必需之物，應該認無線電收音器為家家必需之物。「人類的必要」的增加，大都是廣告宣傳之功。資本主義為商品而生產，然而間接直接地抬高了無數人的欲望，增加了無數人的需要，所以有人說商業是文明的傳播者。所以為商品而生產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罪狀，也可以說是他的一大功績呵！
我舉這幾個例來說明思想攏統的危險。「資本主義」有種種的意義，在資本集中的方面說，是一種生產方法；從私有財產的方面說，是一種分配方法。從生產的方面說，資本集中而未嘗不可以同時所有權分散在無數人，生產力增加而未必減少工人，增加工作時間，更未必增加物價。故凡種種勞工保障法，如八時工作，如最低工資保障，皆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裡的現行制度。從分配的方面說，私有財產的國家裡，未嘗沒有級進的所得稅，級進的遺產稅，未嘗不根本推翻「財產權神聖」的觀念。故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所得稅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遺產稅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五的。故我們不可用一個抽象名詞來抹殺一切複雜的情形，須知共產集權的國家之中也往往採用資本集中的方法，而資本主義之下也往往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存在也。
（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2冊）
- ↑ 編者按：據《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9年5月19日記載：平社成員決定從各方面討論「中國問題」。其中分給胡適的題目是「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胡適的這篇文章應是為此而作。當時規定胡適主講的時間是「6月15日」。據《胡適的日記》1929年6月16日記：「平社聚餐，到的只有實秋、志摩、努生、劉英士幾個人，幾不成會。」胡適未提自己的主講內容，本文疑是為此在聚餐討論所準備的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