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文化之比較

東西文化之比較
作者:胡適

  近年來歐洲許多消極的學者,唱着這種論調:西方的物質文明業已破產,東方的精神文明將要興起。去年我在德國的時候,有一個很淵博的學者和我說:「東方文化是建築在精神上面。甚至東方人的靈魂得救,都是以道德高下為選擇的標準。輪迴之說,不是如此嗎?」這種言論,雖然是他們戰後一種厭倦的心理;然而對於那些東方文化誇耀者,實足以助長其勢焰。依我個人所見所聞,這種論調,也使西人對於他們自己那日見增長的文化,沒有得着一種正確的觀念。我草此文討論東西之文化,就是想大家對於這兩種文化有一種新的觀念。

  

  我是一個中國人,所以就從孔子講起。依照孔子觀象制器的理論,一切文化之起源是精神的,是從意象而生的。「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孔子舉出許多事實,證明這個理論。我們看見木頭在水上浮,就發明了船;看見另一種木頭可以沉入水內,就發明棺材墳墓以保存父母的遺體;看見雨水落在地下,就發明文字以記載事實,因為恐怕它們也像雨水一樣落下不見了。

  柏拉圖與亞理士多德也有這種理論。人類的器具與制度都起源於意象,即亞理士多德所謂「法因」(formal causes),孔子,柏拉圖,亞理士多德等都生於上古時代,那時並無所謂物質與精神的二元論,所以他們能夠認清一切物體的後面都是有思想的。

  實際上,沒有任何文化純粹是物質的。一切文化的工具都是利用天然的質與力,加以理智的解析,然後創造成功,以滿足人的欲望,美感,好奇心等。我們不能說一把泥壺比較一首情詩要物質些,也不能說聖保羅禮拜堂比較武爾威斯洋房要精神些。最初鑽木取火的時候,都以為這是一件屬乎精神的事,所以大家都以為是一個偉大的神所發明的。中國太古神話時代的皇帝都是發明家,並不是宗教的領袖。譬如燧人氏發明火,有巢氏發明房屋,神農氏發明耕種與醫藥。

  我們的祖先將一切器具歸功於神是很對的。人是一種製造器具的動物,所以器具就構成了文化。火的發明是人類文化史中第一個新紀元,農業的發明是第二個,文字是第三個,印刷是第四個。中古時代世界各大宗教,從中國東海橫行到英國,將世界的文化都淹沒了。直到後來發明了望遠鏡、汽機、電氣、無線電等,世界文化才到今日的地步。如果中古時代那些祭司們可稱為「聖」,那麼,伽利略們「Galileo」、瓦特、斯蒂芬孫、模司(Morse)、柏爾(Bell)、愛迪生(Edison)、福特等,就可稱為神,而與伯羅米修士(Prometheus)、卡德馬斯(Caddmus)居於同等的地位了。他們可以代表人群中之最神聖者,因為他們能夠利用智力,創造器具,促進文化。

  一個民族的文化,可說是他們適應環境勝利的總和。適應環境之成敗,要看他們發明器具的智力如何。文他之進步就基於器具之進步。所謂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鋼鐵時代、機電時代等,都是說明文化發展之各時期。各文化之地域的發展也與歷史的發展差不多。東西文化之區別,就在於所用的器具不同。近二百年來西方之進步遠勝於東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發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戰勝自然。至於東方雖然在古代發明了一些東西,然而沒有繼續努力,以故仍在落後的手工業時代,而西方者早就利用機械與電氣了。

  這才是東西文明真正的區別了。東方文明是建築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築在機械力上面的。有一個美國朋友向我說:「美國每個男女老幼有二十五個以至三十個機械的奴僕替他當差,但是每個中國人只有四分之三的機械奴僕替他服務。」還有一個美國工程師說:「美國每人有三十五個看不見的奴僕替他做事。美國的工人,並不是工資的奴隸,而是許多工人的頭目。」這就是東西文化不同之處。它們原來不過是進步之程度不同,後來時日久遠,就變為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了。

  

  1926年7月我到歐洲去的時候,路過哈爾濱。這城是俄國的租借地,從前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鎮市,但是現今就成為「中國北部之上海」了。離哈爾濱租界不遠,另有一個中國的城市,這城市從前是一個村莊。我在這裡遊玩的時候,有一件事令我很注意:中國城裡一切運輸都是用黃包車或是其他用人力的車,但是在租界上這種車子不許通行。現在租界已收回中國,不過一切行政仍照俄國舊時辦理。租界的交通,都是用電車汽車;如有人力車進入租界,就必須退出,而且不給車資。

  那些誇耀東方精神文明者,對於這種種事實可以考慮考慮。一種文化容許殘忍的人力車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什麼是最低限度的工資,也不知什麼工作時間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的工作,這還有什麼精神生活呢?一個美國的工人可以坐他自己的汽車去上工,星期日帶着一家人出去遊山玩水,可以不花錢用無線電機聽極好的音樂,可以送他的兒女到學校里去讀書,那學校里有最好的圖書館試驗室等。我們是否相信一個拖洋車的苦力的生活,比較美國的工人要精神化些道德化些呢?

  除非我們真正感到人力車夫的生活是這樣痛苦,這樣有害於他們的身體,我們才會尊敬哈格理佛士(Hargreaves),卡特賴特(Cartwright),瓦特,福爾敦(Fulton),斯蒂芬孫,福特等。他們創造機器,使人類脫離痛苦,如現今東方民族所忍受的。

  這種物質文明——機械的進步——才真正是精神的。機械的進步是利用智力創造機器,增加人類工作與生產的能力,以免徒手徒腳的勞苦而求生活。這樣,我們才有閒余的時間與精力去欣賞較高的文化。如果我們要勞苦工作,才能夠生存;那麼我們就沒有什麼生活了,還有什麼文化可言呢?凡夠得上文化這名詞,必須先有物質的進化為基礎。二千六百年前管仲曾經說過:「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義。」這並不是什麼經濟史觀,乃是很簡單的常識。我們試想想:一群婦女孩子們,提着竹籃,拿着棍子,圍聚在垃坡堆中尋找一塊破布或是煤屑,這叫做什麼文明呢?在這種環境裡能產生什麼道德的精神的文明麼?

  那麼,恐怕有人對於這種物質文明很低的民族,要談到他們的宗教生活了。在此我不必討論東方的各種宗教,它們最高的聖神也不過是些泥塑木雕的菩薩而已。不過我要問問:「譬如一個老年的叫化婆子,貧困得要死了,她死的時候口裡還念着南無阿彌陀佛,深信自己一定能夠到佛爺的西天那裡去的。用一件假的信仰,去欺哄一個貧困的叫化子,使他願意在困苦的生活中生存或死亡,這叫做道德文明精神文明嗎?如果她生在另一種文化,會到這種困苦的地步嗎?」

  不,絕對不是如此,人老了,不能抵抗自然的力量,才會接受那種催眠式的宗教。他很失望,不願意奮鬥,於是他設法自慰,宣言財富是可鄙的,窮困是榮幸的。這樣的人,正像狐狸吃不着葡萄,而反說葡萄味苦一樣。這種議論,差不多是說現世的生活沒有什麼價值,幸福的生活,還在來生。哲人們既宣傳了這種思想,那些過激派更進而禁慾,自製,甚至自殺。西方的祭司們常常祈禱,禁食,在柱頭上鞭笞自己。中國中古時代也有許多和尚祈禱,禁食,天天吃香油,甚至用油布捆着自己燒死,獻給佛菩薩作為祭品。

  世界的文化,就是為中古時代這種自棄的宗教所淹沒了。一千餘年之後,人類才打倒那種以困苦為中心的文化,而建設以生活為中心的新文化。現在我們環觀四周,中古的宗教還存在,巍偉的教堂還存在,一切廟宇也還存在;但是何以我們對於人生的觀念完全改變了呢?這種變遷,是因為人類近二百年來,發明了許多器皿與機器,以駕馭天然的財富與能力。利用這種機器,就可以節省人工,縮短距離,飛行空中,通過山嶺,潛行海底,用電流來拖我們的車子,用「以太」來傳我們的消息。科學與機械可以隨意運用自然。人生逐漸舒適些,快樂些;人類對於自己的信仰心,也加大些。這樣,人就把自己的命運,握在自己的手掌中了。有一個革命的詩人唱着:

  我獨戰,獨勝,獨敗;

  我自由,毫無依賴;

  我思想,終日無懈;

  我死亡,何須基督替代?

  這樣,現代的新文化就產生了一種新的宗教——自立的宗教——與中古時代自棄的宗教完全相反。

  

  我們都是歷史的產兒,所以我們要了解現代各種文化,最好是與它們中古的歷史背景相比較,就更易於明了。東西文化之成敗,就是看它們能夠脫離中古時代那種傳統思想制度到什麼程度。照我以上各段所討論的,西方文化解脫中古文化之羈絆,可說是成功最大的;至於現代印度的文化,可說還是中古文化。在此兩極端之中,其他東方各文化,其成功之程度,就各有高下不同了。

  我們將日本與中國兩相比較,對於這一點就更易於明了。一千二百年前,中國就開始反對佛教了。孔子之人道主義,老子之自然主義,都是極力反對中古之宗教的。八世紀時的大乘佛教變為禪宗,而禪宗不過是中國古代的自然主義而已。九世紀時,禪宗極力反對偶像,差不多與佛教脫離了。到了十一世紀,儒教又復興。自此以後,佛教的勢力,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後來新起的儒教,成為學者的哲理,以理智的態度,「致知格物」。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學者對於一切研究考據,純粹用科學的方法。凡文字版本歷史等考據學,都必須以事實為根據。各學者既採用此種方法,以故中國近三百年的學術,極合乎科學的方法;而許多歷史的科學,如文字學、版本學、漢學、古物學等,都極其發達。

  中國雖則倡導人文主義,脫離宗教的羈絆,然而今日仍舊在落後的地位。她推翻了中古時代的宗教,但是對於大多人民的生活,仍舊沒有什麼改進。她善於利用科學方法,但是這方法只限於圖籍方面。她的思想得了自由,但是她沒有利用思想戰勝物質的環境,使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自由。五百年的哲學思想,不能使中國逃出盜賊饑荒的災害,以故十七世紀的學者,實在是灰心。於是他們不得不捨棄那空洞的哲學,而從事於他們所謂「有用的學識」。但是他們何嘗夢想到這三百年來所用的苦工,雖則是用科學方法,仍不免只限於書本上的學識,而對於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毫無補救呢?

  至於日本呢,她很不客氣地接受西方的機械文明,在很短的時期內,就造成了新式的文化。當培理(Perry)到日本的時候,她還是麻醉在中古文化里。對於西方文化,她起初還表示反抗,但不久就不得不開放門戶而接受了。日人因着外人的凌辱蹂躪,於是奮起直追,製造槍炮,便利交通,極力生產,整頓政治;而對於中古的宗教封建制度等,都置之不理了。在五十年之中,日本不但一躍而為世界列強之一,而且解決了許多困難問題,為印度的佛教或中國的哲學所不能解決的。封建制度取消了,立憲政府起而代之,中古的宗教也立刻倒塌了。人力車是日本發明的,但是現今橫濱東京等處的人力車,日漸減少。人力車之減少,並不是因為什麼宗教的人道主義,也不是因為那些仁慈的太太們所組織的慈善機關,乃是因為「市內一圓」的福特車。國家既因着工業而富足興盛,於是國內的文藝天才,乘機而起,產生了一種新的文學,與物質的進步並駕齊驅。日本現在有九十個專門科學的研究社;全國各工程師所組織的會社,共有三千會員。因着這許多人力與工具,東方就建築了一個精神的文明。

  這是怎樣一回事,很易於明了。最初人類本身是製造器具的動物。發明新的器具,以勝過物質的環境,因而就構成了所謂文化。後來人類感覺得與自然奮鬥太辛苦了,於是躲避在精神生活之下,而造成中古之黑暗時代。直到後來科學與機械興起,大家才又恢復從前那種自信心,而產生現代西方的新文化。科學與機械傳入日本,於是日本也構成了她的新文化。中國,印度,並其他東方各國,也必因着科學與機械,變為新文化的國家。

  以上各節,已將現代西方機械文明之精神方面,詳細說明。機械之所以為精神的,乃因其能解脫人生之困苦,使大眾有享受快樂的機會。無論我們是否善於利用閒暇以尋求快樂,而專就利用機械以解脫困苦一層而論,就可說是精神的享樂。我們不能因為幾個傳教士被逼迫而燒死了,就咒詛上帝。

  現在我們要討論西方文明其他的精神方面。在此我不必談什麼藝術音樂文學,因為我們大概都可以承認西方的藝術與文學可以與東方的相頡頏,至於西方的音樂,就遠勝於東方了。

  我們先談科學罷。無論我們對於精神生活的定義怎樣,尋求知識是人類精神的需要,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但是古代的文明,都極力壓制這種求知慾。照《聖經•創世紀》所講,人類的墮落,並非因着女人,乃是因着求知的欲望。東方許多宗教,都以為無知則無欲,主張屏棄智識,服從天道。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這些哲人大都迴避求知的路,而致力於內省默坐修養等工夫,以尋求他們所謂深奧的智慧。還有些以為冥想可以與神相通。此外,佛教中所謂「四禪」「六度」,也是如此。

  1927年正月有一個埃及的僧侶在英格蘭宣言東方的精神文明要高超些,因為他能夠活埋在地下經過二點五十二分鐘之久,仍舊可以復活。他比較大魔術家胡丁黎(Houdini)多能支持八十二分鐘,但是戲院沒有允許他表演,因為戲院的老闆恐怕觀眾不能忍耐等待三點鐘之久。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精神文明。現在東方許多苦行僧,也能夠表演這種伎倆。許多下等動物在蟄伏時期不是與這個一樣麼?至於那些科學家,用嚴格研究與實驗的方法,發現自然的秘密,實在是真正精神的快樂。不下一番功夫,不利用觀察,只知一味的偷懶,確實是找不着什麼真理的。科學可以訓練我們的腦力,供給我們好的工具與方法。智識雖然無限,但科學家並不失望,因為不斷的努力,日積月累,就可以對於自然逐漸明了。一次的成功,就有一次的進步,也就有一次的精神快樂。阿基米得(Archimedes)去洗澡的時候,忽然解釋了他所疑難的問題,他快樂得不知所措,赤着身子跑到街上四處喊叫。許多科學家,如伽利略,牛頓,巴士特,愛迪生等,每次有什麼新發現的時候,都感覺得無上的精神快樂。至於那些古代冒名的先知們,自己以為用內省的工夫,可以尋求高深的智識,對於這種精神的快樂,完全沒有經驗過。

  那些舊式宗教的信徒們所謂精神快樂者,就不外乎自行催眠的法術。十七世紀時中國有一個革命的哲學家顏元(1635—1705),有一段事實紀載他個人精神的快樂:「甲辰五月夏至前四日,思故人,引仆控【馬+蒙】,被綿褐衣,馱麥里左。仆【禾+上乃下木】,獨至柳下,鋪褐坐息。仰目青天,和風冷然,白雲散聚,遂朗吟雲清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逸;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事物。微閉眸視之,濃葉蔽日,碧綠羅裹,寶珠光耀,在隱露間,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廷聽九韶奏也。」後來顏元反對空洞的儒教,在北方倡導力行主義,不過他把上面這一段記載,存留在他的集子裡,以證明那種半宗教式的哲學思想,是空虛的,自欺欺人的。

  科學之最精神的處所,是抱定懷疑的態度;對於一切事物,都敢於懷疑,凡無真憑確據的,都不相信。這種態度雖然是消極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勞,因為這態度可以使我們不為迷信與威權的奴隸。懷疑的態度是建設的,創造的,是尋求真理的惟一途徑。懷疑的目的,是要勝過疑惑,而建立一個新的信仰。它不只是反對舊的信仰,而且引起了許多新的問題,促成了許多新的發明。許多大科學家的傳記,如達爾文,赫胥黎,巴士特,科和(Koch)等,都貫注着這種「創造的懷疑」的精神,足以感悟後人。中古的聖徒基於信仰,現代的科學家則基於懷疑。

  

  但是現代西方文明最精神的處所,還是在它的新宗教。這宗教無適當的名稱,暫稱之為「民治的宗教」。現代文明並非始於宗教,但結果造成了一種新的宗教;也無所謂道德,但是產生了一種新的道德標準。老實說,十五六世紀歐洲的列強,可說是強盜式的國家。當時的大英雄如哥倫布,麥哲倫,德類克(Drake)等,都是一些大海盜,乘風破浪以求金銀財寶。他們這種冒險事業,都有政府為他們的經濟後盾,而他們在外的榮辱,也與國體相關。他們的宗教,原是講博愛的;他們的道德標準,原是懲責劫掠的,但是這些探險家並不理會這樣的宗教與道德。

  這種搶劫的行為,開闢了許多移殖通商的新大陸,增加了歐洲列強的財富與威勢,激動了許多人發明與製造的熱誠。接着就是工業革命,將產生的方法完全改變,各國的生產能力突然倍增。物質的享樂既然增高,就產生了許多中產階級,而同時大家的想像力與同情心也擴大了。這樣,大家都能掌握自己將來的命運,增加對於自己的信仰心,而各種社會意識,社會道德也應運而生了。以上種種,都造成了民治主義的新宗教。我所謂新宗教,就是十八世紀理想的個人主義,以及近百年的社會主義。

  十八世紀的新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這新宗教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就變為社會主義。這些新趨勢,都是舊文化時所未曾夢想到的。不錯,東方的宗教也談什麼博愛,什麼土地與財產均分,但這些都不過是紙上談兵,與實際的社會生活或政治組織毫不相關。

  西方便不同了。自由平等博愛是法美及一八四八年各國革命的口號;以後的革命,也莫不如此。各新起共和國的憲法,都貫注着這種精神。這口號打倒了君王,帝國,貴族;實現了人群在法律上的平等,思想言論出版信仰的自由;並且解放了婦女,普及了教育。

  社會主義可說是補充早期民治主義之個人思想的,是民治運動進程中之一部分。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經濟的組織逐漸複雜,資本集中,以故從前的放任主義,不能達到平等自由的目的。大家反對義務教育,因其侵犯個人自由;反對勞資法及工廠法,因其專為某階級的法律。近代經濟組織既已改變,也必須有一種新的社會及政治哲學以適應此種新組織的需要。因此,一切社會主義運動,除掉什麼經濟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之外,不過是用社會群眾或政府的力量,以求大多數最大的幸福。這運動大概可分為兩大支流。一就是組織工會,用團體交涉或罷工的方法,以增進勞動階級的利益。一就是用政府的力量,調和階級鬥爭,而同時設法實行社會主義的思想,如徵收遺產稅及所得稅,強迫工人保險,限制工作時間,制訂最低工資等等。無論是用那種方法,以前許多看為很危險的社會主義思想,現在都實現在各新進國家的法律上或政策上了。我們雖然可以相信財產所有權是神聖的,但是實際上遺產稅與所得稅已成為各政府收入之一大宗了。英國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但是英國的勞工黨曾經組織過政府,而且不久仍有登台的希望。美國是極力主張個人自由的,但是美國政府還是強迫禁酒。現今的世界,已不知不覺的趨於社會主義之途了。

  這種民治的宗教,不是專為個人的自由,也不是專為別人的自由,乃是設法使個個男女都能得自由。除了用科學與機械增高個人的快樂之外,還要利用制度與法律使大多數人都能得着幸福的生活——這就是西方最偉大的精神文明。我可以問問:婦女解放,民治政體,普及教育等,是否從東方的精神文明產生出來的呢?焚燒孀婦,容忍階級制度,婦女纏足,凡此種種,是否精神文明呢?

  

  現在我們將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物質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唯物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等名詞,作為本篇的結論。物質文明兼有物體與思想兩意義,因為一切器具都是思想的表現。西方的汽車文明固然是物質文明,而東方的獨輪車文明就不能說不是物質文明。現今大都將唯物文明這名詞加在現代西方文明上面,但我想這名詞加在落後的東方文明上還較為恰當。唯物文明的意思,是為物質所限,不能勝過物質;如東方不能利用智力,戰勝物質環境,改進人群的生活。東方的聖賢,勸人知足,聽天由命,昏天黑地的敬拜菩薩;這種催眠式的哲學,比較他們自己所住的房子,所吃的食物,所拜的偶像,還要偏於唯物了。

  反之,如果某種文化能夠利用智力,征服自然,脫離迷信蒙昧,改進一切社會政治制度,以為人類最多數的幸福——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這種文化將來還要繼續增長進步,不過它的進步,不會轉向東方精神文明的途徑,而是照着它已往所走的途徑,繼續進行。

  

附:致於熙儉

編輯

  於先生:

  謝謝你的信。

  我的一文,原用中文發表過(1926年),題為「我們對於西洋現代文明的態度」,現收在《胡適文存三集》裡(九月已出版,五馬路亞東圖書館)。後來(1928年)用英文重做時,稍稍有點改動。但這些改動,也有中文的文字發表過,也收在《文存三集》裡,如《東西文化的界線》(五一面),如《東方人的「精神生活」》(六四面),及《請大家來照照鏡子》(三九面以下),皆可參看。(下略)

  胡適之 十九、九、二十八

  (收入於熙儉譯《人類的前程》,193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版。此文為俾耳德〔Charles A. Beard〕編Whether Mankind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