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

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
作者:陳獨秀 張東蓀 陳望道 邵力子 楊端六
1920年12月1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卷8

一、東孫先生“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張東蓀)” 编辑

有一部分人住通商口岸,眼所見都是西洋物質文明的工業狀態,於是覺得西方人所攻擊西方物質文明的話都可移到東方來,而忘了內地的狀態和歐洲大不相同。

我此次旅行了幾個地方,雖未深入腹地,卻覺得救中國只有一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因為中國的唯一病證就是貧乏,中國真窮到極點了,羅素先生觀察各地情形以後,他也說中國除了開發實業以外無以自立,我覺得這句話非常有肯又非常沈痛。舒新城君嘗對我說:“中國現在沒有談論什麽主義的資格,沒有采取什麽主義的余地,因為中國處處都不夠。”我也覺得這句話更是非常中肯又非常沈痛。現在中國人除了在通商口岸與都會的少數外,大概都未曾得著“人的生活”。築山君自美來信,他說美國農夫比中國中等人家還要好得多,可見得中國人大多數都未經歷過人的生活之滋味。我們茍不把大多數人使他得著人的生活,而空談主義必定是無結果。或則我們也可以說有一個主義,就是使中國人從來未過過人的生活的都得著人的生活,而不是歐美現成的什麽社會主義、什麽國家主義、什麽無政府主義、什麽多數派主義等等,所以我們的努力當在另一個地方。

這個教訓我以為是很切實的,好高騖遠的人不可不三思之。

二、正報記者愛世先生“人的生活” 编辑

某報記者說,遊歷內地所得的教訓,就是中國多數人未曾得著人的生活,要使中國多數人得著人的生活,只有振興實業一途,此外一切主義,現在的中國都不配講。我們遊歷內地也不止一次,某報記者所得的教訓,我們未嘗無同感。中國多數人未曾得著人的生活,這句話確定是不錯;要使中國多數人得著人的生活,只有從增進物質文明上著於,這句話更是不錯。但是只顧增進物質文明,卻不講適當方法去分配物質文明使多數人都能享物質文明的幸福,結果物質文明還是歸少數人壟斷,多數人仍舊得不著人的生活;要用適當方法去分配物質文明使多數人得著人的生活,只有某報記者從前主張現在卻自己說不配主張的社會主義。所謂人的生活,就狹義的說,總不外衣食住三者能夠充分享用,不至於缺乏;就廣義的說,如個性的伸張,美感的滿足,藝術的享樂等,都包括在人的生活範圍內。現時中國多數人欲求狹義的生活且不可得,自然說不到廣義的生活上去,所以最要緊的在使多數人得著狹義的生活。這個問題決非簡單的開發物質文明所能解決,譬如開灤煤礦,京奉鐵道,總算是北方物質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數人未曾因開灤煤礦,京奉鐵道減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礦坑燒死工人幾百名,鐵橋壓死工人幾百名,假使沒有開灤煤礦,京奉鐵道,這幾百工人或者還不至一齊慘死。可見只知開發物質文明,卻不用有益於多數人的主義去開發,即令各省都開礦築路,也不能使多數人得著人的生活。現今官僚的豪華,武人的縱侈,紳士土豪的驕奢淫逸,多數人所以得不著人的生活,就是吃了他們的虧。假如再聽他們包辦實業,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官僚武人紳士土豪的幸福越發增加,多數人的幸福越發無望,多數人除了充官僚武人紳士土豪的奴隸牛馬外,別無生活門徑,恐怕還有求為奴隸牛馬而不得的。中國客僚武人與紳士土豪互相結托的資本主義,比各國純粹資本家的資本主義還要厲害。人的生活得不著,到底仍然免不了社會革命。若說中國人不配講社會主義,到底仍然免不了社會革命。若說中國人不配講社會主義,倒不如向資本主義下去討生活,正如有人說中國民智不夠共和還是復辟的好。某報記者雖不明言崇拜資本主義,其實所謂不講主義只講發達實業,結局自然要歸到資本主義上面去。因為在現代社會裏頭求實業發達,離了資本主義是不行的。資本主義決不能使多數人得著人的生活,要使多數人得著人的生活,還應該明明白白的提倡社會主義。

三、望道先生“評東孫君底‘又一教訓’”(陳望道) 编辑

昨天《時事新報》第二張上,載著東孫君《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一個時評,他開頭就說:“有一部份人住在通商口岸,眼所見都是西洋物質文明的工業狀態,於是覺得西方人所攻擊西方物質文明的話,都可移到東方來而忘了內地的狀態和歐洲大不同。”

我們看了他這段話,極想問他——你東孫是不是這一部份裏的一個人?如果說不是,那麽,《解放與改造》第一卷第七號《我們為什麽講社會主義》底下,為什麽寫著“東孫”兩個字?

《我們為什麽講社會主義》這篇文,固然有些地方不明白;但也有許多地方很顯明地表示出他的態度。譬如第六段裏,有社會主義乃是一種人生觀與世界觀 —— 而且是最進化最新出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第七段又說:“……社會主義是改造人的全體生活一從個人生活到本體生活,從精神生活到物質生活,都要改。……凡是改造人生而合於社會主義的原則的,社會主義無不把它綜合起來。……”

這樣看來,可見東孫君認社會主義是改造人生的一切態度一切方法底總名了。既然認社會主義四個字包括改造人生的一切態度和方法,那便只可說,要得著“人的生活”只有高唱社會主義。為什麽時評上卻說:“……茍不把大多數,使他得著人的生活而空談主義必定無結果。”

這話怎講?

東孫君!你現在排斥一切社會主義……卻想“開發實業”,你所謂“開發實業”難道想用“資本主義”嗎?你以為“救中國只有一條路”,難道你居然認定“資本主義”作唯一的路嗎?你同情於舒君底話,說“中國現在沒有談論什麽主義的資格”,又說“現在中國人除了在通商口岸與都會的少數外,大概都未曾得著人的生活”,你難道以為必須處處都成通商口岸和都會,才可得著人的生活,才有談論主義資格嗎?你竟想造成了“文明”,再來改造“文明”嗎?東孫!你曾說“社會主義是改造人的全體生活…”,現在你既然旅行過一番,曉得了“大概都未曾得著人的生活”,為什麽不把你那“改造人的全體生活”的“社會主義”再行贊美,鼓吹,反而忍心咀咒呢?

東孫!你旅行了一番,看見社會沈靜,有些灰心,想要走你舊路了嗎?這也是“人情之常”,不該過於責備“賢者”;但假使我們都如此,社會將來更要沈靜下去,使你灰心底機會,不是更多嗎?

我怕東孫君轉向,社會更要沈靜;又怕東孫君這時評就是轉向的宣言!

四、力子先生再評“東孫君底‘又一教訓’”(邵力子) 编辑

前天東孫君底《由內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訓》,已有望道,江春兩君批評過。兩君有一相同之點,即都根據東孫君平日主張社會主義的論文,施以反詰,並非憑空掊擊。我不知東孫君何以自解?或者東孫君要說:“我那個題目,寫得明白,是由內地旅行而得的;我從前住在通商口岸,不知道內地情形,所以主張社會主義;現在我到內地旅行了一趟,受了教訓,所以我又說空談主義必定是無結果。”照這樣說,便只可算是東孫君受了教訓而懺悔了。但我有兩層意思要請問東孫君。

一、做新聞記者的人要有怎樣的常識?對於社會有所主張,應當先有怎樣的審察。

新聞記者,負有指道社會的天職,不但全國底情形應當處處留意,就是全世界底大勢也沒一處可以疏忽。所以新聞記者雖然坐在編輯室裏,而眼光直須註射到世界全部分,即使各種詳細的情形不能盡知,而大體總應暸如指掌。東孫君既為新聞記者,雖然“住在通商口岸”而對於“內地的狀態”,總不應全無審察。我在東孫君這個時評裏面,細心尋覓他敘述旅行內地所得的狀態,只有兩句話:(一)“中國人窮到極點了”;(二)“中國人大多數都未經歷人的生活之滋味”。單論這兩句話,真是“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東孫君從前競全沒知道麽?難道住在通商口岸的時候,眼光只註射到高大的洋房,宏敞的商店麽?其次,我再在東孫君底時評裏面,細心尋覓他旅行內所得教訓的本體,也只有兩句話:(一)救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增加富力;(二)增加富力就是開發實業。這兩句話實在只是一句,是一般小學生作文時搖筆即來的陳言,更是一般通商口岸底富商大賈人人常說的門面話,東孫君競非到了內地旅行以後全不覺得麽?東孫君果真如此,便來做新聞記者,便毅然對於社會有所主張,東孫君真太膽大了!我不相信東孫君如此,所以我也不能相信東孫君現在是真感觸到內地底貧乏,才有這樣一個時評。

二、中國貧乏的原因在那裏,談論什麽社會主義等是否足為開發實業的障礙?

這一層的討論最關重要。因為“增加富力開發實業”,在談論社會主義的人,不但從來沒有反對過,並且也認為必要;不但認為救現在的中國應當如此,並且認為謀人類底幸福本須如此。社會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只在用什麽方法去增加富力開發實業,而不在應否增加富力開發實業的問題。現在社會主義者,都能預想到社會主義實行以後工業怎樣普遍發展的情形,並且深信要在社會主義下面的開發實業方才能使一般人都得著“人的生活”。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這幾句話確可以代表社會主義底神髓。貨不棄於地,力盡出於身,富力還愁不增加麽?實業還愁不開發麽?社會主義,只反對“貨藏於已………”的資本主義;所以資本主義者當然不免視社會主義為洪水猛獸,硬說要開發實業便不能談社會主義。這不是資本底愚昧,便是資本家自私自利不得不如此說法;東孫君難道也認定談了社會主義便不能開發實業麽?中國窮到極點,原因在那裏,是由於談了社會主義的結果麽?振興實業的話,也不知說了多少年,東孫君不去推求所以至今貧乏的原因,偏要歸罪於一二年來談論主義的人麽?中國除了開發實業以外無以自立,這是小學生也知道的,用不著用引用羅素先生底話。羅素先生最要緊的教訓,是中國必須開發實業,而開發實業必不可再蹈歐美資本主義底覆轍。東孫君不要只采用他半截話啊!舒君新城底話,很足代表現在一般企業家底思想;但我們即使讓步,也承認“中國現在沒有談論什麽主義的資格”但到了實業開發以後,中國有沒有這資格呢。羅素先生教訓我們不要再蹈歐美資本主義底覆轍,正是恐怕“有了這資格”以後已是焦頭爛額感受十分痛苦;那麽,現在談論社會主義,至少也可算得“曲突徒薪”,怎能說是“必定無結果”呢?社會主義是真正“開發實業”底方法,是真正“使一般人都得著人的生活”底方法;現在中國窮到極點,和談論社會主義毫不相幹,談論社會主義者也正急欲救窮;這種很淺顯的道理,我敢斷定東孫君也是很清楚的。所以東孫君即使真是到了內地才覺得開發實業的必要,也不必牽連到社會主義說是必無結果。

以上兩層意思,假使東孫君無法解釋,那麽,他這個時評底真正動機究在哪裏呢?

還有一句話,要請教東孫君。“人的生活”四個字究竟怎樣解釋?

我以為“人的生活”底嚴格解釋,一定要兼顧到精神和物質兩面。東孫君似乎註重在物質一方,其實,那些“飽暖思淫欲”的人,何嘗能得著“人的生活”?東孫君說:“現在中國人除了通商口岸與都會的少數外大概都未曾得著人的生活”,我絕不能知道這少數得著人的生活者究在那裏?如果單講豐衣足食,難道鄉村間就沒有這種人麽?通商口岸與都會中有多少貧民窟。東孫君也知道麽?陳獨秀先生說日本賀川豐彥是位有良心的學者,他曾來上海調查貧民窟……東孫君也能發一發良心麽?內地底農夫固然很苦,通商口岸底工人何嘗不苦?東孫君區別人的生活與非人的生活,拿是否通商口岸與都會做標準,東孫君真太迷信“西洋物質文明的工業狀態”了。開發實業,不用社會主義做基礎,我敢斷言都會底表面愈發達而內幕愈愁慘,得著東孫君所謂“人的生活”者愈是少數,而腹地也愈要窮到極點。在資本主義下面,都會實是罪惡底淵藪,吸收鄉村間血汗,來裝點都會底文明。被掠奪的人因物質上的貧乏,固然要陷於牛馬似的境遇,即掠壓階級因精神上的放恣,也何嘗不成了逸居無教的禽獸!所以我承認現在的中國人都未曾得著“人的生活”—我卻不承認通商口岸和內地有分別—而要使中國人得著“人的生活”,一定非先有一種主義不可。明知中國人現在未得著“人的生活”而又要阻斷中國人將來能得著“人的生活”的途徑,這未免太忍心啊?請東孫君再仔細想想!

五、東孫先生“大家須切記羅素先生給我們的忠告”(張東蓀) 编辑

羅素先生的人格,我覺得真可佩服到百二十分了。我於數天中靜察他的言行,覺得他不單有真學問而有真性情,我方明白必定有真學問乃能有真性情。他到中國以後零星講演雖有好幾次,他對於不十分研究的東西決不亂講。他不願住闊旅館,他怕應酬;他不說敷衍話,他每天非讀書不可,所以他此次在京所講都是他最近研究有得的科目。他不願拿常識來對付中國人。他在俄國很受勞農政府的優待,但是他為真理的緣故,他仍舊說勞農政府的辦法是不合理的。他真是個學者,真是個有良心的學者。

因他不說敷衍話,所以報載他在講學會的答辭我覺得很像他的話。他好像是說中國第一宜講教育,使無知識的有知識,使有知識的更進一層。第二是開發實業救濟物質生活。至於社會主義不妨遲遲。我以為羅素先生觀察中國雖沒有多久的日子,然而已得其決竅,區區的這幾句話就非常的中肯。我對於教育與實業兩層白然是完全贊同,至於勞農主義,我以為不患它不實現,而只患它實現得太早,故很以羅素先生的話為然。但這種卑之無什高論的主張就貴在實行,若不實行則和高論又有何區別呢?所以大家須切記羅素先生的這番話而要去切實的實行啊。

六、獨秀致羅素先生底信(陳獨秀) 编辑

羅素先生:

中國人底知識方面物質方面都這樣不發達,所以有心改造中國之人都早已感覺著發展教育及工業是頂重要的事,這是不待討論的;但是有一件要討論的事,就是還仍舊用資本主義發達教育及工業,或是用社會主義?我個人的意見,以為資本主義雖然在歐洲、美洲、日本也能夠發達教育及工業,同時卻把歐美、日本之社會弄成貪鄙欺詐刻薄沒有良心了;而且過去的大戰爭及將來的經濟的大革命都是資本主義之產物,這是人人都知道的。幸而我們中國此時才創造教育工業在資本制度還未發達的時候,正好用社會主義來發展教育及工業,免得走歐美、日本底錯路。但是近來中國有些資本家的政黨的機關報屢次稱贊你主張:“中國第一宜講教育,第二宜講開發實業,不必提倡社會主義”,我們不知道這話真是你說的,還是別人弄錯了呢?我想這件事關系中國改造之方針很重要,倘是別人弄錯了,你最好是聲明一下,免得貽誤中國人並免得進步的中國人對你失望。

七、東孫先生“答高踐四書”(張東蓀) 编辑

(前略)至於中國今曰之所急者乃在救貧,以中國除少數區域外,本物產不豐,在鎖國時代猶足自給,近則每況愈下。弟嘗究其貧乏之由來,以為有大二原因:第一為遠因,日特產未開發,而物產未開發之原因則由於資本缺少與不能集中,而資本缺少與不能集中則有數因,曰民力本不甚豐,曰向有不願以財產充資本之習慣,而其最大之原因莫甚於企業者之不道德。工商業之經理人即所謂企業者也,而中國之企業者於一方面虐待勞工,於他方面則侵吞股本,故中國無坐食利息之股東,茍非資本家自兼經理人,則未有不失本者也。以此之故,視投資為危途則資本自不能集中。加以連年兵禍,百業俱停,致實業無法發展。第二為近因,曰外貨之壓迫,夫外貨挾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之勢而來,自不可抗。蓋自近世資本主義興,歐洲各國遂為資本之階級國家。此種資本家利用國力以征服弱種。俾達其商戰上營利之目的。中國經濟力本不足抗衡,而加國力之弱,遂盡為其所蠶食。中國至今日所以愈加貧困者,尤在近因。弟嘗言歐美之資本主義不倒,則中國永無翻身之日。至於中國現有一二資本家,雖寥若晨星,然尚不得謂為真正之資本家,以彼等或借外債,或中外合辦,次則買外國機器,用外國資料,蓋在此種外國資本主義大力之壓迫下,中國資本家極不易產生,我僅對於此種非純正之中國資本家只能認為拾外國資本家之余剩,補外國資本力之空隙,設有人攻擊中國資本家,弟則以為彼蜚所處之地位已極可憐,而尚欲攻擊,實為太忍。須知即使盡打倒中國資本家,亦不過如在烈日下熄二三盞電燈耳,其結果則外國資本勢力更為侵入。蓋中國民不聊生急有待於開發實業,而開發實業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資本主義。況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已占優勢,更進一層易如反掌。一班貧民但求得目前之生活,論遑將來利害。故吾知中國資本家倒後外國資本立即侵入,則一班貧民必歡迎之不暇也。可知問題不在中國資本家,茍中國物力不發展,外國資本主義不倒,則中國前途必不堪問。然二者互為因果,即外國資本主義不倒,則中國物力不易發達中國物力不發達,則無絲毫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之力。弟以為聯絡各國社會黨謀顛覆世界的資本主義固為上策。然吾民能力甚微,能補助於人者究有若幹,未敢自信,則於不得已中唯有在外國資本勢力下乘其空隙以開發實業耳。

特吾之開發實業非欲造成強厚之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以與外國對抗,吾人固知資本主義與國家主義絕對不能造成,不過吾人之意在培養民力使稍有抵抗之能而已。吳稚暉先生言,人類只有兩種,一種坐轎的,一種擡轎的,吾以為中國階級果能如此,則社會主義宜可興矣。顧中國現狀猶未到此,乃尚有多數人求為擡轎的而不得者在焉。弟以為第一步當使社會上無此種求生不得之人,則始有抵抗能力。他日盡歸類於資本、勞動之兩階級,而有階級戰爭,則進一步矣。須知使求生不得之貧民為勞工,乃進步之現象也。夫在未演成資本、勞動之兩大階級之社會,易言之,即在未發生階級戰爭之社會(或稍稍發生而不成形),社會主義之說決不能人人耳而動其心。可以日本之例證之,日本之有社會主義數十年矣,當時如塄利彥等恒為社會所輕視,今則此輩偶出一書,輒風行全國,獨利頗厚,此無他,實因日本利用歐戰期間大擴充實業,實業大發達之結果演成兩極端之階級,同時因教育之普及,受教育者亦降為勞工,勞動階級自覺矣。工人能讀此類書籍,故銷行乃廣。

若夫中國不但雖價廉至一文,工人亦無錢買,且學生教員之購買力亦有限。近來因雜誌書籍之漸漸增加,而學生之家庭亦多有擔負不起者,則中國班人民之貧困可想見也,即以馬克思而論,彼之著述不過預料資本主義自身之必倒,然而資本主義若未至推車撞壁恐亦未能即倒。今日歐洲資本主義已推車撞壁,故始呈此末路之現象。以此之故,弟確信中國將來必演成資本與勞動之兩大階級。弟嘗見日人所辦之某雜誌,有調查中國勞動狀態一篇,其結論曰:中國所要求者,非改良勞動,乃創造勞動也,其言殊當。蓋中國資本家不出,外國資本家必入而取代,故弟認中國資本家之有無不成問題。惟中國貧困至此,對於一切皆無力抵抗為可優耳。故為救急起見,宜設法養成抵抗能力,則莫急於開發實業以增加物產,先救濟物質生活。而開實業之法不外私人企業(即資本家)與共同企業(即協社Coopeative society)。弟以為對於私人企業可不加妨礙,對於共同企業宜設法創造,而不必拘於理論,當以地方情勢為衡。弟以為近來鼓吹之諸新說,只協社於現在之中國有實現之可能性,其余概為空談。弟向傾心於同業公會的社會主義,近則以為人類原理而普泛言之固屬最善。而在中國則不知須俟何年何月始能實行。即以勞農而言,決不能實現。第一,以中國地域如此之廣大、交通如此之便,若舉全國而奉行一種主義,勢所不能,則惟有各地自決,各地自決必於勞農主義有妨礙。第二,縱各地可以自決,然以人民之狃於歷史上無政府思想之慣習,亦決不能藉政權以貫徹主義,勢必聽社會自動,社會自動則與勞動主義之貧民專制相沖突矣。弟默察中國近十年之趨勢必為地方自決與社會自動二者,故真正之勞農主義決不能實行。所可慮者,在此民不聊生之際,將有一種偽過激主義出現。弟覺今之青年中大多數以感情上之刺激與經濟上之壓迫,已傾向於此主義,縱不甚了解,而已成一種空氣。若此種空氣漸漸流入兵界則禍必發作。現在國內遍地皆兵而無一人有裁兵之權,兵一日不安頓則禍一日潛伏。彼時所呈現狀必有非吾人所能料者。此種觀察或弟之神經過敏亦未可知。惟弟既見到此,即不願自欺欺人。此後有教育事業可辦,則擬專心於教育。否則譯書著書,專研究一二門哲學,決不為政論,亦不為社會運動,頗思靜觀世變也,未識兄何以教之

東孫頓首

八、東孫先生“長期的忍耐”(張東蓀) 编辑

頌華兄鑒:

來函論旨頗有商榷處,請為公陳之:須知現在中國之內地遍地皆兵、遍地皆匪,以言建設勞動者階級的國家,現國內以缺少真正之勞動者故,只能建立兵匪階級的國家而絕對不能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此乃事實,願公特別註意者也。至謂保障平民之政治與法律,則現在一班人民不求政治與法律,但求得食與得衣。其故有二:一日不知衣食與政法有關,二曰饑寒交迫,實無暇遠慮,彼野蠻人之無高遠觀念者非不為也,實來不及也。

公謂有二問題日開發實業是否采集產主義,曰應否暫時采用 Dictatorship吾以為兩問題即一個問題,蓋所謂集產機關歸諸公共管轄之下。而所謂公共管轄即為政權之行使。欲以政權行使於經濟方面,則政治方面必有強有力之組織與組織的分子。故肯定第一問題,即同時肯定第二問題。惟中國目前之情形則與第二問題大相矛盾。夫做 Dictator不難,而難於得其擁護者。中國之老實的百姓決不知何為擁護,即擁護焉亦無絲毫之力。然則以兵為擁護者乎?果爾則非Dictator乃傀儡耳。今中國無人有 Dictator之資格,固亦難矣,而況絕無擁護者。正猶軍隊,不在有帥而在有兵,今既無兵而又無帥,則第二問題不能成立也明矣。第二問題不能肯定,則第一問題必隨之而倒。公謂開發實業必借外資,將來人民受兩重乃到三重之壓迫,與吾所見相同。惟吾以為此乃無可幸免,公謂社會革命將莫由興,吾則以為不然。惟其如此,方有社會革命。第一,社會革命必起於富之分配不均,而不能起於富之一般的缺乏。蓋貧乏太甚,則一切舉動皆不能實行。譬如直接行動之罷工等,決非十分貧乏之工人所能為。第二,貧乏之可患甚於不均,不均可由重新分配之法於短時間內救正之,而貧乏則非短期所能救濟。俄勞農政府之辦法對於不均固完全解決矣,而對於貧乏則尚在試辦。羅素所不滿於彼者或亦在此。蓋兩相異之問題,不能用一相同之方法為之解決。故吾敢預言中國真正社會主義之起,必在由貧乏而進於不均之進代。在此貧乏與知識幼稚之時代,縱有事件發生,必為假借名義此不可不預知者也。我輩不主張社會主義則已,若主張之,則當有極長期之耐性。在此種具有不能產生真社會主義而又易於產生偽社會主義之條件之時代中,只可冷靜研究,並宣傳事業亦可少做。公此行宜以國內情形時時徘徊於腦際,於是乃能以國內情形與彼土情形相較,又與彼輩主義及政策相較,若將本土情形完全忘卻,則縱考察得彼中辦法與主義,亦只適於彼地而己,未必遽能移用於我也。

匆匆敬復

東孫上

九、東孫先生“再答頌華兄”(張東蓀) 编辑

頌華吾兄惠鑒:

昨上一緘,所述猶有未盡,今再續陳。兄讀室伏高信論列寧之《烏托邦》文,當知列寧之思想為梯階之三段。曰貴族國家至中產國家,日由中產國家至無產國家,曰無產國家至無國家。又曰原始經濟至資本主義,曰資本主義至共產主義,曰共產主義至無產主義。

其是非姑不論,若以中國言,則Bourgeoie之政治迄今未成,資本主義之經濟迄今未成,比者自治運動開始,謂Bourgeoie方在發端可也。近來始有二三實業組成,謂資本主義方在萌芽可也。宜吾輩居今日之中國欲建立勞動者專政而患無勞動者也。今日中國之大患,一日無知識( Ignorance),二曰貧乏( Poverty)。內地大多數人民,大抵蠢然一物,較原始人類之狀態所差未必甚大。即以此次旱災而論,平日不知道植樹,荒已經年不知呼救,且數百年來難得間年不荒而絕不思絲毫之挽回,對於關系生命之食糧問題尚不動念如此,則此種但知手取食之人民何事可為。須知無知與貧乏互相因果,即因無知而致貧乏,又因貧乏而愈無知,二者變軌並行,竟陷吾民於求生不得之境,可悲也已。

羅素先生觀察中國未久,即已洞見癥結。其言曰,中國目下之所急者只在教育,次則實業。弟向以為救中國不在轟轟烈烈之事業,而在堅忍冷靜之事業,意亦在此。特教育與實業有關,蓋人之精神生活必待其物質生活在最小限度以上而始能維持,衣布衣者與衣綢衣者可同等發揮其精神生活,而不得衣者則不能焉。何也,超過最小限度以下故也。管子雲:衣食足知禮義,即此之謂矣。今中國人大多數所以不能發揮其精神生活者實由於物質生活之太不堪。故教育所以救經濟精神生活,而實業所以救濟其物質生活,要在巧為聯絡以各盡其利。今當局不可恃,各界不可恃,則惟有約少數同誌自辦,而前有學校之工場化一篇,即本此旨也。惲君代英撰《未來之夢》一篇,述其一生之誌,在鄉村教育與鄉村實業,而於實業之興辦則采資本主義之方法以貫徹社會主義之精神,可謂獨具雙眼。弟以為茍此種人士而能多,各分頭進行,既不問中央政治,復不問地方政治,亦不談何種主義,行之數年以後,再謀大同盟,以商定一種具體之主義,不為遲也。此時吾輩若為出風頭計,為將來卷土重來計,未嘗不可自標為勞農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究其實不過個人之招牌,於中國之實際絲毫無關也。弟已看破此層,以為世人之目吾為社會主義者與否乃另一問題。若以為社會主義是新潮也吾安可不使人以此目我,此乃好名之事,吾輩必不屑為。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則他日設有反社會主義出,必又為反社會主義者矣,為個人計誠得,其奈事實何。弟自信對於經濟學無甚研究,惟對於Cunld socialism則信之甚嗎,以其兼攝 A archaism之長處故也。此種新制度彼先進民族尚未實行,況論吾國。故此制之在中國,吾輩子孫能否見之尚屬問題。弟之所信既在遼遠,則於現在不能不籌有事業可辦,夫吾輩既誓不為資本家,不助資本家,不傭於資本家,則實業一途斷矣,唯有從事於教育而已。實業之興辦雖不限於資本主義,然不以資本主義之方法決不能競存於現在經濟制度之下,現在經濟制度既無法顛覆,即顛覆亦與民生無利,故只有協社為可行。蓋協社即以資本主義之方法而貫徹社會主義之精神者也。異吾輩亦無此種才能弟日昨致函君勱虞裳,謂弟以前常覺有制定一種吾輩所托命之主義之必要,近來覺此必要實不甚急迫;蓋吾輩所必要者乃尋常之事業而非新奇之主張。主張愈新奇,其去實際愈遠。

雁冰君謂抄近路或許可能,弟則以為抄近路絕不可能,吾人當萬分無賴之時,必擇一種主義而信為靈藥,此特精神上之安慰耳。弟向為詹姆士所說之硬心腸人,絕不願持絕對論以自慰,須知此乃環境太壞之一種反動,此太壞之環境實為問題之根,吾輩當硬著心腸以向此問題之根而求逐漸改造也。於此之際,茍目睹資本主義興焉, Bourgeois興焉,皆當認為當然之階級,與其拒之不如希其速來。人謂中國之問題即世界之問題,此言是也。此謂世界自解決其問題而能致影響於中國問題之解決,而非謂中國自解決其問題而能致影響於世界。曩者吾等以為中國與俄聯盟,建立勞農國家,以兩民族之力以推翻世界之資本主義,今則知其為夢想矣。蓋吾國於十年內決無建立真正勞農國之可能,若夫偽勞農國則三五年內或將出現。意在造真而竟成偽,此計必仍歸泡影。至於十年以後則歐美之資本主義或即自倒,亦未可知。故曰欲以中國問題而解決世界問題必無是處。至於偽勞農國之危險,兄可以想像得之。羅素謂俄國政界第二流人物皆為舊日帝政時代之官吏,令人可厭。兄試思今中國之主張勞農化者,其不與舊日黨派有關,能有幾人?書至此已覺太長,不復縷述。總之,弟之意在靜觀世變,先築基礎,而兄之職在平情研究,以拓將來,二者實相待相成也。

東孫上言

十、東孫先生“他們與我們”(張東蓀) 编辑

我讀了《繼軍閥而起者誰?》一篇,使我冥想了好幾天,我覺得這種觀察真是透徹。

須知人民愈不聊生,而對於財閥的興起必愈以好感迎之。我今天罵財閥,人民將罵我們太搗亂了。平心論之,我們果真有搗亂的能力倒也罷了,無奈我們實在沒有搗亂的能力。須知現在搗亂的乃是軍閥,礙撓資本主義的發生乃是武力主義。將來必有一天資本主義與武力主義大鬥法,而武力主義又必敗在資本主義手裏。至於我們卻沒有絲毫的本領,我們罵軍閥提倡自治,這班紳閥而要做財閥的便借了來大吹大擂得其所哉。我們罵資本主義,一班丘八先生也會借了實行他的“搶產主義”。可憐啊,我們說來說去是供人傀儡罷了。不過我們須知丘八先生的搶產主義,不問他假借何種名義,總是要實現一次的。而紳閥的資本主義挾了外國的力量在其後面,也是不問如何總是要成功的。所以我們要睜開眼睛自己認一條安身立命的路去慢慢地走。

但我們的走,須得是做事。若專是發言,便無辦法。

我個人在這種預測中看出一條路來,就是覓一個基礎事業而不供雙方利用的,忽著寂寞而實地去幹。

十一、楊端六先生“與羅素的談話”(楊端六) 编辑

(前略)他對於資本制度,我問他要反對呢?還是提倡呢?要反對又怎樣反對呢?並且我還問他,要如何方能把社會弄好,不致有大危險。他說:“只有發展實業”。但是他又說要有三個辦法:一,由資本家發展實業。二,由國家發展實業。三,由勞動階級自身發展實業。他還說這三個法子,最好由國家來發展。因為資本制度會演出歐美今日的危險,已是不好了。若歸勞動階級,又恐怕程度太低,不能得良好的結果。但我接著告知他道,中國政府如此腐敗,只有破壞的能力,沒有建設的思想,天天在那裏添招軍隊,爭權位還爭不清,那有閑工來發展實業呢?他說這樣看來國家既靠不住,結果仍歸到資本家。看你贊成中國的資本家,還是贊成外國的資本家?不過將來要想平均經濟,外國資本家很難處置,中國的還容易商量,我又說:資本制度總之都不好。他說:那末,可輸入外國勞動階級。但中國工業程度又如此低下,亦必須中國資本組合起來,才能容納。

我可以參一句話,無論用資本制度或勞動階級,還是要從教育下手。要使人人明了這種道理,將來才可以處置一切。

但又有人說:與其實業發達之後,勞動階級與資本家必生猜忌,弄出亂子來,不如不發展實業,還可以過安全日子咧。但我可有兩個答案

一,發達實業,才有收入,才有經費創辦其他事業。比於湖雨現在倘實業發達了,收入必充足,必不致創辦一種事,都沒有錢。

二,如布爾紮維克在俄國失敗的原因,就是俄國原來實業不發達,一旦外人封鎖,不供給貨物,就難支持。並且中國地大物博,東西洋的原料漸漸不夠用了。中國人自已不趕快把實業開發,別人須來開發,那是阻不住的。

這樣講來,資本家必定要經過的。世界上並沒有不經過此階級而能達到社會主義的,如俄國未經過資本階級,所以很難成功。中國若想社會主義實現不得不提倡資本主義。不過中國的資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資本來,因此我就問及羅素,新銀團對於我國投資的事情。他說這是些資本家的野心,想壟斷中國政權,束縛中國政權,束縛中國生死,真是將來不好辦的一件事(後略)

十二、東孫先生致獨秀底信(張東蓀) 编辑

獨秀先生:

得你的質問,具答如下:

我以為中國現在貧窮到極點了,第一個急務就是增加富力。至於增加富力的方法,或用Cooperation或用資本主義,不妨各據當地的情勢而定。在這種現狀之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省與縣)絕對不會變成強有力;政府而不能強有力,則勞農主義永遠不能實行。所以我們不能拿歐洲何種現成的主義來無條件地應用。

至於說不是擡轎的人即是坐轎的人,以現狀論,擡轎的人不以為苦,而反以不得擡轎為憂,則其窮苦可知。今我們執擡轎的人而告以人格;他必笑我為迂了。而此種窮困為一般物力缺乏的結果,換言之,即國民經濟全般的不足,而非僅由資本家的榨壓。所以我們的註眼處宜廣及經濟界全體。總之,我的意見如下:

一、我不相信以地域如此廣大、交通如此不便之中國,能實行一種主義。我以為中國以後總不外乎地方自決。

二、勿論地方如何自決,而以中國民族的根性與時代的趨勢,決不會產生強有力的地方政府。無強有力的政府,則勞農主義不能全部實行。

三、中國物力太窮乏,而窮乏的原因不是純由於資本主義。故救窮乏也不當專在打破資本主義一方面下工夫。

四、但我深信外國的資本主義是致中國貧乏的唯一原因。

故倒外國資本主義是必要的。若以倒國內資本主義而為倒外國資本主義之手段,其間是否有密切的關系,我尚未敢斷言。

東孫上

十三、獨秀復東孫先生底信(陳獨秀) 编辑

東孫先生:

前次質問先生底信有兩個要點:(一)社會的工業有沒有成立底可能性?(二)先生所謂在通商口岸與都會裏得著“人的生活”的,到底有多少人,這班人屬何階級,他們是否掠奪他人之勞力而得此較好的生活?先生來信對於我質問底這兩要點沒有回答一字,卻把論點移到地方自決,物力窮乏,外國資本主義上去,我實在有點失望。

我見了幾篇駁先生底文章,我以為是多事,就是我這封信也算是畫蛇添足。何以呢?因為先生新受洗禮的資本主義已被先生自己所說的三句話打得片甲無存,正不必旁人攻擊了。這三句話是什麽?就是:

(1)我們也可以說有一個主義,就是使中國人從來未過過人的生活的“都”得著人的生活。

(2)實業之興辦雖不限於資本主義。

(3)我深信外國的資本主義是致中國貧乏的唯一原因。故倒外國資本主義是必要的。

通觀先生前後幾篇文章,先生所謂人的生活,自然是專指必不可少底衣食住等生活費。按資本生產制一面固然增加財富,一而即增加貧乏,這是稍有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的。歐洲機器初興資本初發達的時候,失業者眾多的恐慌,這種歷史的事實,無人能夠否認的。就是現在有名的倫敦、神戶底貧民窟,正是資本生產制的必然現象。

即以此時中國而論,都會中新富豪拿資本到鄉間購買田地的一天多似一天,農民失去地權受掠奪壓迫的一天多似一天。富豪拿資本在通商口岸與都會辦工廠,機器所到的地方手工業之破壞好像秋風掃落葉一般,且因資本生產制造成物價昂貴底結果,中產社會漸漸都淪為無產者而且是失業者。因為資本家兼並土地和資本家利用機器(由外國資本家用機器制造的輸入商品包含在內)打倒手工業底緣故,社會上困苦的失業者已普通都會與鄉間了。這種現象是資本主義生產制下機器工業代替手工業時必然發生的,因此可以說資本主義生產制一面固然增加富力,一面卻也增加貧乏。先生所謂中國人除通商口岸與都會的少數外,大概都未曾得著人的生活,這正是因為機器用在資本主義生產制下必然的結果。就是在通商口岸與都會,真是先生所謂除少數外都未得著人的生活,所謂少數就是掠奪階級的資本家(合中外人而言),那被掠奪的勞動者實在未得著人的生活,先生若到閘北或營盤口貧民窟裏去看看那些勞動者“非人的生活”,必定比內地旅行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訓。這種多數人過不著人的生活之狀況,正是資本主義生產制下必然的狀況,不是資本家個人的罪惡。

若說中國窮困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非僅由資本家榨壓,我便有兩個質問(一)既然是一般的物力缺乏,那通商口岸與都會少數人過的“人的生活”,並且是“奢華的生活”,是從那裏來的?當真他們的運命比多數得不著人的生活的好些嗎?(二)中國對歐美比較一般的貧乏是什麽緣故?這一般的貧乏能否逃出資本主義制下機器工業打倒手工業時必然造成多數失業及物價昂貴底公例?即進一步說中國一般的貧乏是完全由外國資本主義制下機器工業造成的,於中國資本家絲毫無涉(其實國內資本主義底掠奪方法同外來的是一樣,不過是程度上的區別)。。但是我們所謂資本主義不應該分別內外,若果資本主義能使中國人都得著人的生活,大家既然不以擡轎為苦,反以不得擡轎為憂,便是外國的資本主義也應該歡迎的。若果資本主義不能使中國人都得著人的生活,就是排除了外國資本家。造成一班中國資本家,也不過使中國人中之少數人免了貧乏,多數人仍然是一般的貧乏。所以先生所主張的使中國“都”得著人的生活,非廢除資本主義生產制采用社會主義生產制不可。因資本主義生產制下,無論資本家是外國人,或是本國人,決不能夠使多數人“都”得著人的生活。

如果說中國貧窮極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們不反對這話;如果說增加富力非開發實業不可,我們也不反對這話;如果說開發實業非資本不可,且非資本集中不可,我們不但不反對這話而且端端贊成。但如果說開發實業非資本主義不可,集中資本非資本家不可,我們便未免發笑。

資本和資本家不同,季陶先生會在《星期評論》一段短評上說的很清楚,茲錄如下:

《教不變的蠢才》無論怎樣蠢的小孩子,教他識字,總只要三五遍都可以跟著讀,惟有一班新第一階級和舊日好男不當的東西,真是不容易教變。五日報載松滬護軍使的布告上說:“國家實業之發達,全賴資本與勞力的調劑;資本家與勞動家須有互助之精神,不能有對抗之態度”。至今天還是持這種態度,真可謂教不變的蠢才。等著!我再教訓你們一次。“要發達實業,非有資本與勞動不可,但是並不是非有資本家不可。資本是資本,資本家是資本家,勞動力是生在勞動者身上的,是折不開的;資本不是長在資本家身上的,是折得開的。惟是中國的實業不振興,所以我們要求資本;惟是中國眼前沒有很多的大資本家,所以更不應該制造資本家,”(後略)


以先生底知識當然能分別資本與資本家不是一物,但資本與資本家既非一物,即不應因為開發實業需要資本便牽連到需要資本家並資本主義。先生自已也說實業之興辦雖不限於資本主義,可見別的主義也有開發實業底可能性,實業開發了,照先生底意見自然能救一般的貧乏,那麽,以何因緣,先生到了趟湖南,便看出救濟中國底貧窮非歡迎資本主義不可?

楊端六先生“與羅素的談話”中,也說資本制度會演出歐美今日的危險,已是不好了。又說資本制度總之都不好。但楊端六先生、羅素先生雖然不相信資本主義完全是好,同時又覺得政府及勞動階級都不可靠,結果仍歸到資本家,仍只有希望資本家來開發實業,好補救國民一般的貧困;而且不經過資本主義的階級,不能實現社會主義。就是先生底意見也是如此。我對於這種意見有三個質問:(一)同是中國人,何以政府及勞動階級都不可靠,只有資本家可靠呢?資本制度是制度不好,不是分子不好;政府和勞動階級不可靠是分子不好,不是制度不好;分子不好可改造,制度不好便要廢除了。諸君何以不想想法子努力改造政府或訓練勞動階級來施行新的生產制,而馬上便主張仍歸到資本家呢?改造事業是要經過萬苦千辛的努力才有希望,不像政客鼠官利用權門不費事便可現成的。民國以來,政客先生不思努力創作改造,專想利用權門得現成的,這種人實在可鄙,真的改造家應該不應該作此茍且的思想?(二)由資本主義漸漸發展國民的經濟及改良勞動者的境遇以達到社會主義,這種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經開發、政治經濟獨立的國家或者可以這樣辦,像中國這樣知識幼稚沒有組織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經濟的侵略又一天緊迫似一天,若不取急進的 Revolution,時間上是否容我們漸進的 Evoluton呢?(三)諸君既不贊成用革命手段集中資本來實行社會主義的生產制,而楊端六先生所謂“中國的資本家深藏不肯拿出資本來”。先生也說“向有不願以財產充資本之習慣”。“最大原因莫甚於企業者之不道德…視投資為危途,則資本自不能集中”。如此看來,先生等所述信的資本主義,仍是一個空中樓閣;而先生等又不歡迎外國資本主義,將以何法來開發中國底實業呢?

資本主義果然是好的,無論中外都應該歡迎;若是壞的,無論中外都應該反對。我們急於要排斥資本主義,本來不限於中國人,大部分還是因為外國資本主義壓迫我們一天緊迫似一天,真是羅素先生所謂“束縛中國生死”了。

中國勞動者沒有組織,沒有階級的覺悟,不能作階級的爭鬥來抵抗資本家,所以生活極苦而工價極賤,造成外國資本家群來掠奪底好機會。他們始而是經濟的掠奪,接著就是政治的掠奪,漸漸就快做中國底主人翁了。按諸產業競爭的原理,手工業遇著機器工業必然要失敗的,小規模的機器工業遇著大規模的也是要失敗的;以組織力薄弱的中國資本家遇著組織力偉大的歐美資本家,那能夠不失敗,將來那能夠不降人勞動階級。所以我曾說過,我們中國人別輕視勞動者,不久我們都是外國資本家底勞動者;我又說過,那時革中國資本家命的,不是可憐的中國工人,乃是可怕的外國穆耦初、虞洽卿先生們。這種狀態,除了中國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制度,是無法挽救的。中國勞動(農工)團體為反抗資本家、資本主義而戰,就是為保全中國獨立而戰。只有勞動團體能夠達到中國獨立之目的。所謂中國資本家都直接或間接是外國資本家底買辦,只能夠幫著外國資本家來掠奪中國人,指望他們發達起來能夠抵制外國資本家,能夠保全中國獨立,再過一兩世紀也沒有希望。

前文所論三項,雖然不過是就先生底立論添點蛇足,卻是我們重要的爭點。此外還有幾句枝葉上的話也要請教於先生:

中國底貧困在先生辦《解放與改造》以前就是如此,何以先生到了湖南聽了羅素觀察未久幾句主觀的說話,才知道呢?

先生很佩服舒某“中國現在沒有談論什麽主義的資格,沒有采取什麽主義的余地。”這種妄言,何以先生自己仍然大談而特談什麽“使中國人都得著人的生活主義”什麽協社主義、什麽基而特社會主義和什麽資本主義呢?先生屢說不贊成采用歐美現成的主義,但不知先生所歡迎的資本主義是不是歐美現成的?

先生說:“中國無坐食利息之股東。”請先生去問問招商局,開灤礦務局,大生、恒臺、厚生、德大等紗廠,商務印書館,他們的股票是否都歸經理人所有?

先生說中國資本家可憐,請問死在開灤礦洞的幾百人可憐不可憐?

馬克思固預料在果上資本主交必倒,但未盡教人在因上要故意造成推車撞壁的必倒狀況,先生既然覺得資本家可憐,何必更教他們推車撞壁;而不教他們曲突徒薪呢?

先生說中國地域如此之廣大,交通如此之不便,不能奉行主義,請問俄國如何?交通不便是天然不可改變的嗎!

先生既主張“惟有各地自決”,又主張“不妨各擄當地的情勢而定”,則全國中大的工業都陷與無政府的生產狀況,豈不和先生倒外國資本主義底主張相沖突嗎?

先生預料十年內不能實行勞農主義,便取不贊成態度,不知先生所謂“我輩不主張社會主義則已,若主張之,則當有極長期之耐性”,作何解說?

先生一方面預斷偽過激主義必然發生,一方面又主張並宣傳事業亦可少做,請問既是必然發生,宣傳還有何壞處呢?先生所反對我們所贊成兩方所爭論都是指那真的,與偽的有什麽相幹呢?果然如先生所料偽的必然發生,只有趕快努力宣傳那真的來糾正它,豈是顢預官僚的閉關政策所能了事的嗎?

先生說:“現國內以缺少真正之勞動者,故只能建立兵匪階級的國家而絕對不能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又說:“宜吾輩居今日之中國欲建立勞動者專政而患無勞動者也”。我以為先生若欲在理論上擁護非勞動者的先生們專政,反對建設勞動者的國,還可說彼此各有一是非。至於顯然的事實卻不可以任意顛倒,請問怎樣才是真正之勞動者?請問另國若無勞動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車船,是何人做出來的?先生所辦的報,是何人排印出來的?

先生以為近來始有二三實業組織,資本主義方在萌芽,應該先經過Bourgeois的政治及資本主義的經濟,然後才說得到社會主義,然這樣完全聽著自然的 Evolution而不加以人力的 Revolntion,馬上在中國成立的 Bourges階級的是不是中國人?

在全社會底一種經濟組織生產制度未推翻以前,一個人或一團體決沒有單獨改造底余地,試問福利耶以來的新村運動,像北京工讀互助團及惲君的《未來之夢》等類,是否真是癡人說夢?既然還沒有何種主義的區別,全中國人就是一個大同盟,另外謀什麽大同盟呢?

先生說:“若但求吾名常在新之方面,則他日設有反社會主義出,必又為反社會主義者矣,為個人計誠得,其奈事實何!”,這話說得真痛快,但請先生自省已否犯了這個毛病?

在外國得一博土還要努力用十年工夫,先生因為十年內決無建立真正勞農國之可能,便明白宣布拋棄從前“中國與俄聯盟,建立勞農國家,以兩民族之力推翻世界之資本主義”底主張,是不是太想得現成的,是不是日本留學生底速成思想也傳染給先生了呢?

先生說:“今中國之主張勞農化者,其不與舊日黨派有關,能有幾人?”我要請問先生:今中國之主張資本主義者,其不與舊日黨派有關,能有幾人?同是舊日黨派,究竟那一個是進步的?

我今總問先生幾句話,現在的社會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會是要跟著社會現狀走,還是要打破現狀?打破現狀是不是要自己努力,是不是可以指望利用他人做出現成的,是不是可以存速成的思想?先生說:“中國無人有 Dictator之資格……正猶軍隊,不在有帥而在有兵,令既無兵而又無帥。”請問先生指望何人來做出現成的 Dictator,做出現成的兵和帥,好供給先生解決中國底問題?

通觀先生底議論,是不是處處都犯了“指望利用他人做出現成的”和“速成無望便要改變方針”兩大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