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提倡尊孔的讲演词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提倡尊孔的讲演词
作者:汪精卫
1934年8月27日
本作品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档案

上月中央党部决定,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举行隆重的典礼,这所含的意思,是很重大的。本来国人对于孔子,向来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其一欲以儒教为宗教,以孔子为教主,以为这样才能与释迦牟尼、耶稣基督,马罕默德相敌,以为人有宗教,我也有,人有教主,我也有,这种见解,未免牵强,凡是读过孔子的历史和著述的人,都知道孔子没有一点宗教的色彩,除了经书之外,绝没一些可以牵强附会的地方,季路问事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孔于答,“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很显明的。至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两个如字,尤其活灵活现,所以儒教为宗教,以孔子为教主,完全是牵强。本来宗教的最大目的是信仰,而其最大作用,是使人类有共同信仰,一个人如果没有信仰,则其一切思想行为,都失却意义,正如一只船,没有罗盘针一样,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其共同的信仰,则其思想行为,不能集中,力量不大,不能生存竞争,正如一盘散沙一样。儒教虽然不是宗教,而于人生则定了信仰,且定了共同的信仰。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以至“是谓大同”那一段说话,将伦理政治,种种原则,融合起来,成为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这是儒教的信仰,这是儒教的共同信仰。自从孔子定了这个理想之后,直至最近四五十年,总理出来,方才把这种理想,努力的期其实现,总理一生,每逢题字,必先是‘天下为公”,其念念不忘于此,而大同学说,实是三民主义之基础。中国民族的共同信仰,有孔子指示于前,总理宣导于后,总理虽然也和孔子一样,一生辛苦,不能及身见其理想之实现,而中国民族有了这共同信仰,自然有复兴之机会,有宗教,没宗教,另是一个问题。总之,一个人有了信仰,便不是白活,一个民族有了共同信仰,便有以自存。至于其二,则恰与其一相反,其一‘是尊崇孔子,而不知所以尊崇之道,其二是菲薄孔子,或以为孔子的学说有许多错误,造成了中国民族的罪恶,如今正要推倒他,或以为孔子的学说已经陈旧过去,不适于现代,这些议论,不但糊涂而且荒谬,我们试想一想,我们今日所有的文化和一切学术思想,那一样不是导源于孔子的呢?那一样不是孔子传授我们的呢?孔子以前,中国固然已有了文化,已有学术思想,但是没有孔子将他整理出一个系统,则绝不会流传至今,诗、书、易、礼、春秋,包含伦理,政治;以至文学等等;是中国文化及一切学术思想的桢干,而诗、书、易、礼、春秋,每一个字都是由孔子传授我们的,我们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导师,加以菲薄,真是忘恩负义之尤。如今乡村人家广每逢宴会,必先酹酒于地,以祭始为饮食之人,这种报本的心事,如果抛弃,民族的堕落,便不可复救了。孔子将这样伟大的文化和学术思想,传授我们,自然只望我们发挥光大,与时俱新,所以孔子教人“日新其德”,“准德”,我们不能尽此承先启后的责任,却将现在的残废衰弱,统统归咎于二千馀年前的导师,这种思想是何等的荒谬呢?须知道所谓文化和学术思想,是过去现在千切人类智识的总和,每一个人类在空间里占了几天的地位,在时间里占了几十年的寿命,便应该将所有智识贡献出来,归入总和里头,使之继续发达,所以我们努力现在,即在于继续过去,使之不断;启发将来,使之日不已,诅咒过去荒谬,与诅咒将来,同为不可恕的罪恶;最近几十年来,有些人说儒教所以独尊,是因为汉武帝以后,尊崇儒教,默斥百家的缘故,这些思想,是抄袭得来的,不正确的,须知道汉武帝以前,虽然也有诸子百家,不过各成一家之言,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之类,绝没有如孔子的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将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及一切学术思想,整理起来,成为一个系统,传之后人,遇著秦火,也烧不绝,口传手抄,依然完整,遇著外寇侵入,虽征服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却征服不了中国的文化及一切学术思想,中国民族,国虽亡,种不灭,仍得由此复兴,使征服的民众,反处于被征服的地位。我们认识了这—点,便知道孔子不但是中国四千馀年文化之总代表,而实在是中国四万万人的智识之父,绝不能与诸子百家相提并论,我们没有教主,而有这样一个先师,为我们一切智识的先导,这不但是中国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幸福,加以菲薄,真是全无意识。此次中央党部矫正了以上两种不合理的思想,郑重决议,每年举行先师诞辰纪念日,无论政府机关,以至学校,以至各种团体,一律至诚至敬,同心举行,便是这个意思。

先师孔子的伟大,决不是短时间所能申说,尤其不是浅陋的如兄弟所能窥测,兄弟今日所能贡献于各位的,只有一两点感想。兄弟以为道德的精神,是万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试拿仁字来说,孔子之言仁,与释迦牟尼之言慈悲,耶稣基督之言博爱一样的,是万古不易的原则。一个人如没有仁爱的心,等于没有世界,没有人类,换句话说,如果要有世界,有人类,便要有仁爱的心,这是毫无疑义的。至于仁的条件及内容呢?那就与时俱进了。举一个例,孔子说“为人君止于仁,”孔子的理想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而其时代则“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所以孔子只说;既为人君便须止于仁,如今呢,国民平等,没有所谓君臣上下,这是说仁字是万古不易的,而仁的条件内容,是与时俱进的。再举个例,孔子没有反对纳妾,没有反对蓄奴婢,只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如今呢,纳妾蓄奴婢,虐待之固是罪恶,善待之亦是罪恶,根本纳妾蓄奴婢,便是罪恶,这是说仁是万古不易的,而仁的内容与条件,是与时俱进的。孔子以后,我们不将能仁字发挥尽致,使中国早早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相亲相爱的社会,而却任令一班宋儒由主张尊君而造出土芥人民的学说,正如黄梨洲所谓“虽以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应诛之”,率性将四万万人当作毛虾鱼子,把来供给一条大鲸鱼吞食,这是何等的不仁,由主张多妻而造出禁锢妇女的学说,甚至看著皇帝把人做太监,甚至看著士大夫家将妇女缠足起来,犹恬然不为怪,这又是何等的不仁,这些均可以证明,如果道德的条件内容,不能与时俱进,则道德的意义成为空言,甚至被人利用,成为一种残暴的工具。

再拿礼字来说,我们知道,儒教就原则说,最重的是仁,就实施说,最重的是礼,礼也是万古不易的,如果一个人在荒岛上可以无礼,有了两个人以上,便有了交际了,有了交际,便得有了礼了,仁是相人偶。是说仁字是行于人与人之间,有了仁,人与人之间才有所谓互助,礼也是相人偶,行于人与人之间,有了礼,人与人之间才有所谓交际,所以礼是万古不易的。但是礼的内容条件呢?也非与时俱进不可,举一个例,孔子主张拜跪的,这是因为孔子的时代还是席地而坐,所以将拜跪来表示恭敬,是很方便。后来换了桌椅了,地上不铺席了,还要磕头下跪,这是什么意思,自然便改为鞠躬及作揖打拱了,这是说礼是万古不易的,而礼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孔予以后用了桌椅的人,还是保持磕头下跪的习惯,直至民国以后,还要偷偷举行,不如此不能算得意,不如此不够算排场,这是后人的工作,与孔子有什么相干?大概说来,古时的礼,其用意在定尊卑,辨名分,今日的礼,其用意在制定社会交际之规则,使人人平等,人人互相亲爱。孔子以后,中国儒者专注重于以礼来维持阶级,不注意于以礼来维持社会,所以中国号称礼义之邦,而人与人之间之言语举动,较之欧美,真是有文野之分,举个极普通的例来说,在欧洲都会,譬如两个行人,偶然相碰,他们自然会一面脱下帽子示敬示歉,一面仍旧急急走他的路,中国呢?只怕至少瞪一眼,不然,便骂一声出来了。中国号称以孝治天下,而一口便侮辱人家的母亲,甚至祖宗妹子等等,这是什么原故呢?是因为对于礼的条件内容不能时时注意,使之日新其德。从前社会是疏远的,简单的,如今已经渐渐的密接起来,复杂起来了,那么,便应该更新礼的条件内容,使能与此密接复杂的社会情态相应,还是要训练的,这是要当做救亡图存一样的重要工作,因为没有仁爱,不能合群,没有礼也不能合群,则其前途只有亡国,只有灭种,有何救亡图存可说。

以上所说,将一个仁字和一个礼字来证明道德的精神是万古不易的,而道德的内容条件是与时俱进的,所以孔子说,“虽百世可知也”,而孟子又说“孔子圣之时者也”。这两句说话,绝不是冲突,绝不是矛盾,而实在是一贯的道理,“孔子圣之时者也”,“时”是什么时,是现代,是摩登,孔子圣之现代者也,圣之摩登者也,对于无论那一种道德,以至那一种政治经济等等制度,都不应只认其原则,而不计其条件内容,务使条件内容合理化,进步化,使过去现在将来连续起来,做一条线,直直的向上走,向光明走,这样中国民族在现代世界,才站得住,这个道理,已经有先师孔于指示于前了,我们纪念先师孔子诞辰,便须念及中国在现代世界是否站得住,是否站得住在自由平等的地位。

1996年1月1日,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国家或地区属于公有领域,之前在美国从未出版,其作者1944年逝世,在美国以及版权期限是作者终身加75年以下的国家以及地区,属于公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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