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东亚的原则与目标

美国在东亚的原则与目标
作者：马德琳·奥尔布赖特
1997年4月15日
译者：美国在台协会

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一九九七佛莱斯特讲座，美国海军官校马里兰州安纳波里斯市

各位晚安。拉尔森上将，感谢你亲切的介绍。波格上校、沙比罗教务长、依凡斯上校、各位同学，我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向美国海军官校及参加贵校外交事务会议者发表演说。我也很高兴该会议的发起人选择我们这个时代尚未完成的主要目标－－民主的奋斗－－作为今年的主题。贵校是曾经训练出许多民主斗士的场所。

他们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且被我们所珍惜。过去数年里，我们似乎是为每件事作五十周年庆。当我们想起水手、飞行员、士兵及海军陆战队士兵从诺曼第到雷依泰湾、塔拉瓦及硫磺岛的英勇事迹，我们敬畏他们的牺牲及受到以他们为模范的鼓舞。

他们遗留给我们许多启示。我们必须维持坚强的联盟，因为避免战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们必须随时做好海陆空各方面的准备来保卫我们的利益。我们绝不可把自由视为当然。身为美国人，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领导的旗帜。

今天，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世纪，一个具有潜力与风险的新时代。去年秋天进入贵校就读的班级将于西元二０００年毕业。各位同学将在美国强大、繁荣、受尊重及和平的时期里展开服役生涯。

各位在向加勒比海望过去时，将会发现几乎整个美洲都是民主国家，而且我们正与一些高瞻远瞩的领袖们奋力巩固自由的势力，击败毒品之患并奠下持续经济成长的基础。

各位在向大西洋望过去时，将会发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因为新会员的增加而实力增强，并获得训练以完成欧洲的新任务，这个欧洲的每个民主国家，都是我们的伙伴，包括俄国在内，且每个伙伴都是和平的建立者。然后向太平洋望过去，你在那里将会看到一个充满经济成长活力、新民主制度旺盛、及受到复杂政治与安全挑战的区域。

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便是今晚我想要与各位讨论的内容。

冷战之后，有些亚洲领袖担心美国人会自该区撤出其历史性的部署。如果仍有那种感觉，现在就让我来却除这些疑虑。柯林顿总统一再表明，美国海军也协助保证，美国仍将是亚太地区的强国。我们在该处所扮演的角色极为重要，从我们派驻海外的使节及驻军所获得的稳定效果，到我们对商业关系的激励影响力，以及我们理想的移转影响力等。我们的承诺是坚实可靠的，因为它是坚定的以美国利益为根据。

我们在该区具有永久的安全利益，过去五十年里，我们在该处已经历过三次战事，并且该区几乎任何重大国际性暴力的发生都会威胁到我们或友邦的福祉。我们在该区具有永久的经济利益，其特点是爆炸性的成长，我们与该区的贸易已经超越我们贸易量的百分之四十。我们在该区具有永久的政治利益，我们寻求获得该区的合作以应对新的全球威胁，包括核子扩散、恐怖主义、非法麻醉品以及环境恶化等。我们具有身为美国人的永久性利益，来支持民主及尊重人权，该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这些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国际经济体系的活力依靠国际政治的安定。而政治的安定则非常依赖军事的保障。经济的稳定则会减少危险冲突的可能性。一旦各支栋梁都坚固，全方位的进步才有可能。如果有一支栋梁倒塌，其他栋梁所受的压力便会加倍。

因此，我们正与该区的盟邦及其他国家建立一个以全方位利益为基础的亚太社区，包括经济成长、法治及对和平的共同承诺。为达此目的，我们正强化与重要联盟的关系，维持我们先进的军事部署，及支持新的多边安全对话，如东协区域论坛等。我们正商谈协议为美国商品、服务及资金打开市场。我们也积极地促使该地区朝向政治更开放的方向前进。虽然我们在东亚采取的许多计画是属于区域性，但大多数都是以重要的双边关系为根据。这些关系中，以日本、大韩民国及中国的关系最为重要。

五十年前，我们的前辈做了策略性的决定来协助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受到的毁坏中重建。随之而来在这世界上之两大民族、两大民主国家也是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联盟，其目标不是要对抗任何特别的对手。相反地，美日合作是为了全球的和平、繁荣、民主以及经济和政治进展。

军事方面，我们承诺要维持我们在日本的驻军，在那里做个好客人，并与地主国合力来扩张我们三军已有的高度合作。经济方面，我们将继续争取更均衡的关系。自一九九三年起，我们已经协商廿三个开放市场的协议，已经缩减我们的贸易逆差并促成进一步的发展。政治方面，我们正与日本进行几乎是各方面的合作，从波士尼亚的和平到非洲的发展、联合国的改革以及对全球问题开辟新的共同议程等。

再过十天，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将访问华盛顿，我知道柯林顿总统正期待与他一起检讨增进我们联盟的方法。美日的伙伴关系是我们参与亚太地区的基石，也是亚洲安全极为重要的贡献者。我们与大韩民国的友谊也极为重要。自从四十年前休战以来，南韩已经从贫穷及毁坏中攀升而成为具有现代经济且有活力的民主国家。

今日，我们与韩国每年的贸易额达五百亿美元，我们也与南韩政府进行许多政治方面的合作。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以盟国的关系共同来努力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为了达此目的，我们协商完成的协议计画已经冻结了北韩危险性核子原料的生产，并规定北韩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完全遵守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美国与南韩的的外交因而能保持该半岛短期的稳定，并为讨论长期的全面性和解铺路。

一年前，柯林顿总统及金泳三总统提议由南北韩、中国及美国举行谈判。最近我们与南韩一起向北韩说明此一四方会谈的提议细节。我们期待预定本周内在纽约举行的会议能获得我们所希望的积极回应。

我们也持续对北韩的饥荒有所回应，这种悲剧不仅受到联合国官员也受到最近往访的国会议员所证实。虽然饥荒的威胁大部分归咎于北韩失败的政策，我们认为此种苦难属于人道而非政治问题。今年初，美国捐献了一千万美元给世界粮食计画组织。今日，我已经宣布我们将再捐助一千五百万美元。

我于二月间到非军事区访问美国军队。这些人都是我们对南韩安全承诺明显的人证。当我和这些年轻的美国人说话，和他们握手并向他们致谢时，我再次感受到韩国向我们呈现出全面性挑战的迫切性。我们与大韩民国的联盟是该地区稳定的根源，并对自由的防卫是必需的。北韩已经开始在移向，虽然是如此缓慢，与外面的世界作更大的接触与开放。在维持我们坚定的吓阻政策之时，我们也持续表明合作的利益。

朝鲜半岛的未来必须由韩国人自己决定。我们的任务是支持南韩对确保和平所作的努力。我们目前也正是如此做，只要他们需要我们的协助，我们将坚守我们的承诺。

在决定廿一世纪亚洲的方向方面，中国将比其他国家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其巨大的人口及广大的领土，中国成为现代化日益成长的经济军事强国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美国方面，有些人因为恐惧于中国的兴起而主张美国的政策必须围堵中国。事实上，此种政策可能会造成违背美国利益的结果。围堵政策会分化我们的亚洲盟邦，鼓励中国退回到狭窄的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我们的利益取自于一个团结而非分裂的亚洲，也不能有一个威胁别人或被别人威胁的中国。

我们今日所看到的亚洲状况不是文明与文明的冲突，而是对文明的考验。那是要考验我们是否能把握目前已有的互惠合作机会，因为我们有幸处于一个保护安全与繁荣不是零和游戏的时代。许多外交政策期刊已经提到很多我们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对话。但是这些期刊，除了对正发生的官方关系之外，常常忽略了美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各方面的关系正在加深中。

从旧金山到北京，从纽约到上海，我们相互拜访、学习、通商、辩论与研究对方。可以说我们的人民比政府做的更多，把旧时代彼此孤立、沟通不良的情况做了决定性且无法回头的结束。

对美国而言，与中国的正式对话在策略上的利益是现实、清析可见、且逐渐在成长的。我们还未臻理想境界，中国也还未快速发展达到有些人期待的地步，但我们必需走的方向却非常明确：在中国接受国际规范的基础下展开更广泛的互动。

举例来说，中国纳入全球贸易体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我们支持中国在商业上可接受的条件下进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也与中国一起努力研拟一系列开放其市场的具体步骤，并使其贸易行为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在安全方面，一九九三年柯林顿政府就职之时，美国与中国在核武问题上各行其是，中国肆无忌惮的贩卖危险武器与科技。透过对谈我们建立了可观的合作记录，达成协议加强国际核子安全防护，禁止核子试爆，将拥有及生产化学武器视为违法。

我们也乐见中国承诺不再协助防护不周的核子活动，及同意遵守飞弹科技管制规则。但我们仍然关切中国外销管制制度是否妥当。举例来说，中国外销武器与各种敏感性货品及科技给伊朗与巴基斯坦衍生许多难题。透过对谈，我们正与中国努力加强外销管制并扩大在发展核能和平用途及其他领域的合作。

在更大的范围内，我们与中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维持良好的工作关系。我们定时谘商韩国问题；我们正研讨避免发生海上军事意外事件的措施；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对抗国际恐怖主义及犯罪；我们联手对付特殊问题，如制止非法人蛇集团不人道的犯罪行为。

最后，身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最大的生产者，中美两国必须合作解决这种威胁全球环境所造成的战略危机。曾到东亚旅游的人都知道，在某些地方跟随“亚洲奇迹”而来的是寸步难行的街道、无法呼吸的空气、不能喝的水与无法忍受的生活条件。我们都必须关心的是，世界上最强及最大的国家是否能共同合作确保未来不仅要更富庶且更健康。

中美关系是以一九七二年订定的上海公报及后来的两个公报为依据。根据这些文件，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同时，根据一九七九年的台湾关系法我们与台湾人民维持坚强的非官方关系，协助促进台湾欣欣向荣的民主。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的领袖都体认到需要和平解决歧见，这些歧见仍然是不安定的潜在因素。这也是为何我们向北京与台北强调，我们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他们必须尽其所能的建立互信，并避免挑衅的言辞与行动。有鉴于此，我们在太平洋的海军驻防就扮演维持安定的角色。去年年初，当中国军方演习引起台湾海峡紧张时，我们派遣两艘航空母舰的行动有助于降低估算错误的危险。

中美对话的另一重要项目是今后我们在香港的利益。两世纪前，香港是一个不毛之地，岛上只有豹、老虎、猫鼬、蝴蝶及一种被称为“不同凡俗的蝶螈”。今天，该岛是一个重要且让人惊叹的全球商业中心。我不太相信有人能预测未来，但我对一位十二世纪的中国诗人能想像出香港日后的繁华深表尊敬，他这样描述：“深夜海湾内群星闪烁，港内帆影憧憧。”

七月一日，距今不满九十天，全世界将以希望与关切的复杂情绪，注视著香港重回中国的版图。美国支持此一基于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宣言的转变，其条件是香港仍保持高度自治及目前的生活方式与基本自由。一如昨日会见香港最大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柱铭时我向他保证的，美国像对其他地方一样的关切香港的自由民主。再者，有四万美国人住在香港；我们人民对香港的投资达一百三十亿美元；我们在加强执法合作及军舰进港上有利益。增进这些利益有赖于香港的法治与对人民自由的保护。

因此，我已决定应英国与中国政府的邀请，代表美国参加七月的交接典礼。我将借此表达美国支持香港继续维持目前的生活方式与自由。同时，我将强调美国将继续参与护卫我们的权益，且将在香港回归中国后继续支持香港人民。

中美两国的重大歧见之一是人权问题。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人比他们的上一代在日常生活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在修正民法与刑法上，在乡镇选举中准许某种程度的选择上，均已有进步。中国正在改变，但其政府对政治异议人士的压制并没有改变。一如对待其他地区一般，美国将继续对中国过分违反国际公认的人权行为提出警告。世界不能也不会忘记像魏京生与王丹这类的政治异议人士，他们两人均因非暴力支持民主而被判长期徒刑。

我们已对中国表示过，我们特别希望看到那些因平和表达政治、宗教、或社会观点而入狱的人士首先被释放，接著释放那些合乎医疗假释条件的人。我们呼吁他们给国际人权团体探视犯人的机会。同时，为保存中国境内西藏独特的文化、语言及宗教传承，我们也强调重开北京与达赖喇嘛协商的重要性。

今天稍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决定不讨论我们赞成的一项呼吁中国改善人权行为的决议案。我们对此决定深感遗憾。对丹麦政府提出这项决议案及其他国家的连署，我们表示欣慰。

柯林顿政府视人权为我国最根本的价值观之一。我们知道没有任何国家是完美无缺的，也没有任何国家有完整的答案。然而我们还是认为人权是一项可在国际间合法讨论的问题。这一点我们与中国看法不同。但我们也不赞同某种看法，认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方法就是拒绝给予他们跟多数其他国家一视同仁的贸易待遇。多年来，华盛顿一直激烈地辩论著是否要将贸易与人权挂勾。多年来，这个争辩并没有增进美国的利益，也未促进中国的人权。相反的，这种争辩造成我们的分裂，也模糊了我们对中国作为的重心。此种争辩形成一种观念，就是我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及对人权的关切是对立的，但其实它们是一体的两面。经济开放与政治自由化不能一概而论，但他们会彼此互相补强。两者均有助于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身为美国人，我们都乐于参与此一善意的辩论，但我们也应认清在这一辩论中大家的目标一致。此目标即一个有责任感，完全融入国际体系，遵守国际规范，包括如何对待其子民之规范的中国。中美之间的策略对话不是基于任何特别预设的未来。相反的，此一对话旨在以惠泽中美两国、该地区及整个世界为目标去影响未来。

本月下旬，我们将欢迎钱其琛副总理到华盛顿访问。今年稍后，我们期待柯林顿总统与江泽民主席会面。在这段期间，我们将继续努力缩小歧见，扩大合作并建立彼此的了解。我们预期中美两国人民间加强彼此关系的进程将加速并产生深广的正面成果。

经济与政治现代化的一致潮流正横扫整个东亚地区，但该区五花八门的差异仍然保存著。各国以各自的方式去适应成长与改变。但其中两个国家争取民主的过程特别值得在此一提。

一个是柬埔寨，过去赤柬波布政权的恐怖屠杀已逐渐被淡忘且已失势，但转型为民主的前途却由于贪污、侵犯人民自由及政治暴力而受到阻碍。柬埔寨人准备明年举行选举，我们呼吁所有的派系珍惜过去柬埔寨人民的牺牲，同意公开辩论他们的歧见，依照大众的意愿以和平方式解决。

另一个是缅甸，一个军人独裁政权仍继续压制广受赞同与支持的民主运动。我们关切这一斗争的结果，因为缅甸的潜能端赖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才能实现。我们的关切也因为该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洛英来源。我们的政策是反对压制，并支持政府与由诺贝尔奖得主翁山苏姬领导的民主异议人士，以及缅甸许多民族的领袖，举行会谈。

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美国官员已向缅甸军方强调民主开放所代表的机会。不幸的是，缅甸政府的回应却是对政治发言权树立更严格的限制，甚至把和平的示威者关起来。这些决定继续对缅甸政府在国内与国外的处境造成不良的影响；缅甸的领袖们应知道除非排除欺压的乌云，否者他们将会遭受依据美国法律的投资制裁。

有些学者主张民主与尊重人权不完全适合亚洲，而我们著重于这些是企图强加外来的价值观。但对我而言，那种主张自圆其说的成份大于合理的成份。全球人权宣言反映著所有文化及每一洲人民共同的渴望。那些在天安门广场挺身站在坦克车前的人，将菲律宾由窃国政治转变成民主的人，及目前在缅甸高声要求民主的人，是真正的民主人士和真正的亚洲人。他们值得我们及全世界的尊敬。

在结束演讲以前，我想再度强调一个重点。美国的亚洲政策有许多方面，但每一方面都是相互关连，不是单独个别的。如果你是一位有兴趣在亚洲投资的美国人，你会在乎那一国的法律结构是否尊重个人权利，且政治与安全环境是否稳定。如果你是一位军事规划者，你会想要看到各国以政治经济改革迈向进步，因为你知道民主为和平之母。如果你是一位人权斗士，你会想要鼓励外资，扩大贸易，以及民主国家与刚开始实验民主的国家间广泛的对谈。如果你是国务卿，你会决心朝全方位前进，鼓励该区域每个国家完全融入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

五十年前的这个月，杜鲁门总统向仍然未自战争的疲惫中恢复过来，又顾虑战后世界刚开始时的承诺的美国人民发表演说。他说：“让我们适应世界责任的新观念的过程自然有其困难及痛苦。... 但规避义务不是我们的本性。”杜鲁门继续说道：“我们有一个传统，可说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资源，我称之为美国人民的精神与特质。我们 ... 不仅珍视自由并保卫它，必要时不惜牺牲生命，但（我们）也体认到其他（人民）与其他国家分享它的权利。”

二次大战后，只说敌人被打败了，我们反抗的对象已经失败，还不够。战争的祸害太惨重了。打败希特勒及赢得太平洋战争的那一代，决心建立一个能够持久的原则与目的基础。他们一同设计了有一天将战胜共产主义，促进繁荣及强化全世界法治的制度与联盟。

对他们而言，以及对那些曾抛头颅洒热血使我们获得自由的人而言，我们继承了对历史及对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让迈向民主的动力停滞，或避开我们的责任，或把自由的眷顾视为当然，我们将背叛过去及将来的世代，浪费所有对我们真正很珍贵的东西。

新世纪的即将来临并没有任何保证。那将是我们共同的任务，不论是外交官、海军士兵或普通老百姓，一同来塑造未来，使我们的利益获得增进，价值观广为发展，我们的善意得到了解，我们保卫自由的决心及能力绝不会受到怀疑。今晚我看到台下的各位，将来的海军军官及领袖，使我很有信心，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完成这个共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