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新聞記者招待會的演說

在上海新聞記者招待會的演說
1924年11月19日
作者:孫中山
 據《孫中山先生由上海過日本之言論》(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二五年三月出版)中的《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孫中山北上途中,十一月十七日抵達上海,十九日在莫利愛路二十九號招待新聞記者,發表演說。

  諸君:


  兄弟向來是主張和平統一的人,曹錕、吳佩孚都是主張武力統一的人。這回曹吳的武力統一,被國民軍推翻了,兄弟以為到了講和平統一的機會,所以離開西南到上海來。兄弟這次到西南有二年之久,雖然因種種障礙未有成就,但是對於反對曹吳的武力統一,很有計劃,很有籌備。近來籌備將及成功,忽然遇到國民軍推翻曹吳,我在西南所做的兩年工夫可以不用,所籌備反對武力的計劃可以放棄;不但是放棄反對武力的計劃,並且放棄西南的地盤,單騎來上海,再過幾日就往北京。這次單騎到北京,就是以極誠懇的意思,去同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至於要達到這個目的,還要有辦法。這個辦法的頭一步,就要靠報界諸君鼓吹,來指導民眾。


  現在中國號稱民國,要名符其實,必要這個國家真是以人民為主,要人民都能夠講話,的確是有發言權。像這個情形,才是真民國;如果不然,就是假民國。我們中國以前十三年,徒有民國之名,毫無民國之實,實在是一個假民國。這兩三年來,曹吳更想用武力來征服民眾、統一中國,他們這種妄想,到近日便完全失敗。這個失敗事實發生了之後,就是我們人民講話的極好機會。我們人民應該不可錯過這個機會,放棄這種權利;若是我們放棄這種權利,便難怪他們武人講話,霸占這種權利。我這次決心到北方去,就是想不失去這個機會。至於所有的辦法,已經在宣言中發表過了。大概講起來,是要開一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成的團體做基礎,派出代表來共同組織會議,在會議席上公開的來解決全國大事。說到中國人數,向來都是號稱四萬萬,但是真正戶口冊總沒有調查清楚。如果用的確人數做基礎,不是短時間辦得到的事;在短時間內辦不到,便失去了這個機會。我們國民若還要失去這個機會,還不講話,便是放棄主人翁的權利,以後再沒有機會便不能怪別人了。我從前因為沒有這個機會,所以籌謀計劃,反抗武力,來造成這個機會。現在已經得到了這個機會,從前的籌謀都沒有用處,所以拋棄一切,親到上海來同諸君相見。


  今天在這地同諸君講話,是用人民的資格,是處於國民的地位。你們報界諸君,在野指導社會,也是一樣。諸君都是先覺先知,應該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儘自己的能力為國民的嚮導。我主張組織國民會議的團體,已經列入宣言之中的,一共有九種。這九種團體都是現在已經有了的大團體,另外沒有列入的團體還是很多,譬如新聞界的團體便沒有列入。現在各處新聞界的團體,內容、組織是不是完全,還要諸君仔細去調查;如果調查之後,認定是很完全,當然可以參加會議,討論一切大問題。但是不管新聞界是不是參加會議,都負得有指導民眾的責任,都要竭力宣傳,令民眾知道自己的地位,中國現在要和平統一的重要,以儘自己的責任。諸君此刻宣傳國民會議,或者一時未能普遍傳入全國民眾之中,但是可以傳入有知識的各種大團體,好像學會、商會、教育會以及農團、工團一樣。諸君在這個時期內來講和平統一,是十三年以來一個最難得的機會。如果在這個機會還不講話來推倒軍閥,那末,這次北方事變便不能促成和平統一,或者要釀成大亂,也未可知。


  我們在這個時機,要問是全國大亂的終結,還是和平統一的開始,就全靠我們國民。我們國民要想是和平統一,便應該萬眾一心,全國各團體都派出代表來加入國民會議,研究現在時局的弊病,討論補救的方法。所有加入的團體,不論他是有沒有軍隊,不管他是屬於那一界,都要照國民會議所決定的辦法,服從國民會議的主張。


  我所發表的宣言,要能夠完全實行,固然需要種種籌備;但是要民眾贊成國民會議,首先便要民眾明白國民會議的性質和國民會議的力量。如果這個會議可以解決國家的糾紛,諸君在新聞界便應該竭力鼓吹這個會議,俾民眾明白這個會議的性質、實行這個會議的辦法。從前國會之所以沒有用處,是由於根本上選舉議員的方法太草率。當時只要願意做人民代表的人,到各省四鄉去運動,人民因為不知道國會的重大,便不問想做代表人的學問道德如何,便舉他們做議員,成立第一次國會。從前國會因為議員的本體不好,復受外界武力的壓迫,所以在當時總是不能行使職權。後來北方政府毀法,解散國會,國會更是沒有用處。西南政府護法,在廣州、四川召集國會,以維法統而與武力相持。前年曹吳也贊成護法,召集議員到北京開會。但是那些議員總是不組〔顧〕民利,只顧私利,到北京之後,不做別事,只要有錢,便去賣身,造成曹錕的賄選。現在全國國民對於那般議員完全失望,要解決國事,便不能靠那些議員,要靠我們國民自己。所以我才發起這個會議,要人民明白國家現在的地位,知道政治和人民利害的關係,用正派分子來維持中華民國。


  我們現在組織這個團體,普通人或者疑惑有力量的人不贊成,沒有力量的人徒託空言。殊不知我既是發起這個會議,自然要擔負這個責任,對於有力量的人一定要他們贊成這個會議的主張;若是他們不贊成,我就明告於天下,說他們是以暴易暴。現在中國既是定名為民國,總要以人民為主,要讓人民來講話。如果是帝國,才讓他們去講話。假若一天不改國號,他們一天總要聽人民的話。那些有十萬或者二十萬兵的人,我們不能把他當作特別偉人,只可以當作國民守門的巡捕。譬如我的門口,現在有兩個持槍的巡捕來保護我家。上海凡是有錢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過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門。那些守門的巡捕都是有槍階級,那些主人只能在物質上多給錢,決不能夠讓那些巡捕來管家事,反對主人。照道理講,那些有大兵權的人,所有的任務就是和守門的巡捕一樣,不能以為他們是有槍階級,我們主人便放棄權利,連家中大事也讓他們來管。他們這次推翻曹錕、吳佩孚,固然是很有功勞,我們只可以在會議之中特別設法酬謝,不能說會議的經國大事便由他們把持。他們在帶兵的時候,一方面是軍人,但是在不帶兵的時候,一方面還是國民。用國民的資格,在會議席上本來可以講話。如果用軍人的資格,在會議席上專橫,不讓大家公平討論,我便馬上出京,請他們直捷了當去做皇帝。帶兵的人,只可以看作巡捕,不能看作皇帝。若是他們自己真要看作皇帝,這次會議開不成,國事還不能解決,中國還不能和平統一,那末,國家的大事只可以暫時讓他們去胡行亂為。這次推翻曹吳,他們極有功勞,我們國民不講話,他們當然可以講話。不過他們推翻了大武人,還更有小武人發生;大武人要做皇帝,小武人當然可以稱霸。所謂「大者王小者侯」,以後中國的亂事當更沒有止境,國民的痛苦更不能解除。我們要現在解除國民的痛苦,以止中國的亂源,便要大家集合各團體,組織大機關,來對武人講話,求一個和平解決的辦法。若是武人還執迷不悟,我們國民只可以宣布他們的橫暴,等他們武人再互相推翻,或者總有覺悟之一日。這次北方的事變,是武人推翻武人,有大兵權的人也可以打破,足見武人不足恃。有了這回事變,一般野心家看見了,或者可以斂跡。但是要我們力爭,他們才斂跡。如果目前無人力爭,他們便不顧是非,為所欲為,以後的亂事便不知道要到一個什麽地步了!


  有了這次北方事變發生之後,究竟能不能夠收束?以後中國究竟是治或者是亂?究竟是和平的開始,或者是大亂的開始?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決定,只有開國民會議,用大家來解決之一法。若是專由武人去解決,便由他們彼此瓜分防地,爭端沒有止境,好比從前的督軍團會議,各武人分爭巡閱使一樣。至於收束目前的軍事,全國軍隊如何改編、如何遣散、如何化兵為工來開路,那都是將來會議中的條目。現在所應該注重的大綱,一共只有兩點:第一點是國內人民的生活,究竟要用什麽方法可以救濟;第二點是中國受外國的種種壓迫,究竟要用什麽方法可以挽救。


  就第一點說,大家常聽得說中國有四萬萬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國科學家同宗教家對於中國人口精確的調查,前二年只有三萬萬一千萬,去年不足三萬萬。在從前,各國教士同科學家調查中國人口,確有四萬萬。何以從前的人數有四萬萬多,近年便減少到三萬萬一千萬,到去年便更形減少,連三萬萬的數目也是不足呢?何以在這十幾年中便減少了一萬萬,在前年一年之中便減少一千多萬呢?我們人口這樣減少,真是可驚可怕!這樣可驚可怕的事,是受什麽大影響呢?依我看起來,最大的影響是受國內的變亂。以後亂是再不停止,全國人口當更要減少,推到極端,真有亡國滅種之憂。這就是民生主義中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要中國前途不至亡國滅種,便要趕快解決這種民生問題。中國近來人口死亡,不止是在戰爭。在戰場中死亡的人數最多不過十萬,其餘大多數的死亡,都是在戰場附近凍死餓死,或受其他各種兵災的影響,生活不遂而死。我們要和平統一,防止亂源就是救亡的最重要問題。


  就第二點說,是對外問題。中國從和外國通商以來,便立了許多條約,那些條約中所載的極不平等。現在中國已失去國際上的平等自由,已經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一般人都說是一個半殖民地,依我看,中國還趕不上半殖民地!好比高麗是日本的殖民地,菲利賓是美國的殖民地,中國若是半殖民地,照道理上講起來,中國比較高麗、安南和菲利賓所受待遇當然好些。但事實上是怎樣呢?高麗做日本的殖民地,高麗所奉承的主人只有一個日本;日本做高麗的主人,所得到的權利固然是很大,但是所盡的義務也不少。如果高麗有了水旱天災,日本設盡種種方法去賑濟,常常費到幾百萬,日本人都自以為是應該做的事。至於美國之待菲利賓,不但是急時賑濟災害,平時並且費很多的人工、金錢,辦理教育、交通和一切善政。中國平時要改良社會,急時要賑濟水旱天災,有什麽人來盡義務呢?只有幾位傳教的慈善家,本悲天憫人的心理來救濟;如果費了幾十萬,便到處宣傳,視為莫大的功德。而且高麗和菲利賓所奉承的主人都只有一國的人,做奴隸的要得到一國主人的歡心,當然很容易。中國現在所奉承的主人有十幾國,如果專得英國人的歡心,美國、日本和其他各國人便不喜歡;若是專得日本和美國人的歡心,英國和其他各國人便不喜歡。正是俗話所說:「順得姑來失嫂意。」要得到眾主人的歡心,是很艱難的。


  今日《大陸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叫做《條約神聖》。這篇論文所以發表的原因,大概是由於我在吳淞登岸的時候,有一位日本新聞記者見我說:「英國想抵制先生在上海登岸。」我說:「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是這個領土的主人,他們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職權,在這個領土之內,想要怎麽樣便可以怎麽樣。我登岸之後,住在租界之內,只要不犯租界中的普通條例,無論什麽政治運動我都可以做。」那位日本記者昨日發表了我的這言論,所以該報今日便有這篇論文。大家知道,不平等的條約是什麽東西呢?就是我們的賣身契!我這次到北京去,講到對外問題,一定要主張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


  廢除國際間的不平等條約,東亞有兩國已經行過了的,一個是日本,一個是暹羅。東亞只有兩個完全獨立的國家,就是日本、暹羅。日本、暹羅之所以能夠完全獨立,就是由於廢除從前和外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廢除條約,是用兵威;暹羅國小,沒有大武力,廢除條約,是用公理向各國力爭。所以國際間強大國家束縛弱小國家的不平等條約,是可以廢除的,不是不能廢除的,只看我們所用廢除的方法是怎麽樣罷了。我們常常笑高麗、安南是亡國奴,他們都只有一國的主人,做一國的亡國奴;我們和許多國家立了不平等的條約,有十幾個主人,做十幾國的亡國奴。最近新發生了一個俄國,自動的廢除了中俄一切不平等的條約,交回俄國從前在中國所得的特別權利,放棄主人的地位,不認我們是奴隸,認我們是朋友。除了俄國之外,還有德國、奧國也廢除從前在中國所立的不平等條約,交回一切特別權利。德國、奧國都是歐戰打敗了的國家。


  那些歐戰打勝了的國家,見得打敗了的國家還可以放棄中國的特別權利,為什麽打勝了的國家不可放棄呢?他們因為研究到這個問題,自己問良心不過,所以便主張把從前束縛中國的不平等條約,要放鬆一點;因為研究放鬆條約的辦法,所以才有華盛頓會議。但是他們一面會議,主張放鬆條約;又一面說中國常常內亂,不能隨便實行,總是口頭上的主張。外人在口頭上放鬆束縛中國的條約,不是從今日起的。譬如庚子年北京起了義和團之後,各國聯軍打到北京,趕走中國政府,逼成城下之盟,外國人在北京為所欲為,立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當時英國是世界上頭一個強國,國內極文明,有許多人看到各國在中國太野蠻,太對中國不住,便出來講公道話,主張要把英國所占的特別權利送回中國。英國政府在當時也贊成這種主張,但是又附帶了一個條件,必須各國一致退回在中國所占的特別權利,然後英國才可以實行。所以英國一方面贊成那種公道的主張,又一方面使許多小國象西班牙、葡萄牙來反對,弄到結果,彼此推諉,至今不能實行。這還是二十年以前的事。外國人在二十年以前便有了這種動機,我們不爭,他們自己自然是不管。中國一般普通人的心理,以為外國人廢除不平等的條約,必須要中國有力量;如果中國一日沒有力量,那些舊約便一日不能廢除。這個道理,殊不盡然。要問外國能不能廢除舊條約,就問我們有沒有決心去力爭,如果大家決心去力爭,那些條約便可以廢除。好像最近的華盛頓會議,外國人便主張放鬆;從前的凱馬約契,外國人也主張實行,我們中國人都是不爭,都是不要。假若全國國民一致要求,這種目的一定是可以達得到的。


  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民會議席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軍閥的禍害是人人所深知的,至於帝國主義的禍害,在中國更是一言難盡。


  譬如就通商而論,這本是兩利的事,但是中外通商,每年進口貨極多,出口貨極少,進出口貨總是不能抵銷。據最近的海關報告,進口貨要超過出口貨五萬萬,這就是中國損失了五萬萬,換言之,就是中國由於通商,每年對於外國要進貢五萬萬。就我們所住的租界而論,租界是什麽人的主權呢?都是歸外國人管理的。中國人住在租界之內,每日納稅、買貨以及繳種種保護費,又是多少錢呢?再就貨物在中國內地銷行的情形而論,外國貨物入口,先抽百分之五的海關稅,再運入內地,抽百分之二點五的厘金;抽過了百分之七點五之後的外國貨物,無論運到什麽地方去賣,都不必再抽稅,都可以暢銷。如果有中國貨物由上海運到四川重慶去賣,先在上海要抽百分之五的海關稅,以後經過鎮江、南京、蕪湖、安慶、九江、漢口、沙市、宜昌、夔府等處,總有十多處厘金關卡,每經過一個關卡就要抽一次的厘金。總算起來,經過這些關卡,商家該當納多少稅呢?中國商人因為要免除這種重稅,所以許多商人便請一個外國人出面運貨,說是外國的貨物,每批貨物只抽百分之七<點>五的稅便可以了事。中國商人請外國人保護貨物的這種舉動,好比是請保鑣一樣。外國壓迫中國,除利用經濟勢力來直接干涉以外,另外更用種種方法,間接來吸收中國人的錢。不過中國最大批的損失,還是進口貨的五萬萬。我們受這樣大的損失,在外國人美其名說是通商;就事實上論起來,何異強奪豪取!


  更就洋布洋紗而論,當歐戰的時候,本是中國商人最賺錢的生意,當時之所以賺錢,是由於洋貨不能入口,沒有洋貨來競爭。我這次進吳淞口的時候,沿途看見紗廠布廠的煙筒,多是不出煙,我便奇怪起來,問那些由上海來接我的人。他們都說那些工廠在這幾年中極虧本,早已停工。虧本的原因,是由於和洋紗洋布相競爭,在上海所做的布和紗都不能賺錢。當這個時候,假若海關是歸我們中國人管理,我們便可以把進口的洋布洋紗抽重稅;如果在中國所織的布每匹是值五元的,我們加抽洋布的稅,便要弄到他每匹的價錢要高過五元,至少也要和中國布的價錢一樣,然後中國布才可以同洋布相競爭。這種抽稅的方法,是保護稅法,是用來保護本國貨物的。中國現在因為受國外壓迫,不能行這種保護稅法,所以上海紡出來的紗、織出來的布,便不能和洋布洋紗相競爭,便要虧本,紗廠便因此停工。工廠停工,工人自然是失業。當布紗生意極盛的時代,這種工廠在上海之內的工人至少有十萬人,這十萬人現在因為停工失業,謀生無路,總有多少是餓死的。那些餓死的工人,就是間接受了不平等條約和國際經濟壓迫的影響。


  中國當革命之初,外國人不知道內情,以為中國人忽然知道共和,必然是程度很高,不可輕視,所以贊成中國統一。後來查得內情,知道中國的官僚軍閥都是愛錢,不顧國家,所以便幫助軍閥,借錢給軍閥。軍閥有了多錢,於是摧殘民氣,無惡不作。像袁世凱借到了大批外債,便殺革命黨,做皇帝。吳佩孚借到了大批外債,便專用武力,壓服民眾。吳佩孚這次在山海關打敗仗以後,退到天津,本是窮途末路,國民軍本可以一網打盡,戰事本可以結束,但是有某國人對吳佩孚說:「長江是我們的勢力,如果你再退到那裡,我們幫助你,你還是很有希望。」所以吳佩孚才再退回長江。我說這些話,不是空造的,的確是有證據的。大家不信,只看前幾個月某國人在香港的言論,大吹特吹,說「陳廉伯是華盛頓」,「廣州不久便有法西斯蒂的政府發生」。他們總是在新聞紙上挑戰,要商團打政府,說商團如果不打政府,政府便馬上實行共產。最近更助陳廉伯在香港發行兩百萬元的債票,由他們的銀行擔保。像這種種舉動,無非要延長中國內亂,他們才可以從中取利。像這樣的帝國主義還不打倒,不但在北幫助吳佩孚,在南幫助陳廉伯,就是吳佩孚、陳廉伯以外的人都可幫助,中國的禍亂便永遠沒有止境。外國人初次打敗中國、和中國通商以後,以為中國很野蠻,沒有用處,想自己來瓜分中國。及遇義和團之變,中國人竟用肉體和外國相鬥,外國雖用長槍大炮打敗了中國,但是見得中國的民氣還不可侮,以為外國就是一時用武力瓜分了中國,以後還不容易管理中國。所以現在便改變方針,想用中國人來瓜分中國,譬如在南方便利用陳廉伯,在北方便利用吳佩孚。


  我們這次解決中國問題,為求一勞永逸起見,便同時斷絕這兩個禍根。這兩個禍根,一個是軍閥,一個是帝國主義。這兩個東西和我們人民的福利是永遠不能並立的。軍閥現在已經被我們打破了,所殘留的只有帝國主義。要打破的〔這〕帝國主義,便要全國一致,在國民會議中去解決。諸君既是新聞記者,是國民發言的領袖,就一定要提倡國民會議。國民會議開得成,中國的亂事便可以終止;若是開不成,以後還要更亂,大亂便更無窮期。中國每次有大亂,我總是首當其衝。譬如從前的袁世凱,現在的吳佩孚,都是身擁雄兵、氣蓋一時的人,我總是身先國民,與他們對抗。這次推倒了吳佩孚,我也放棄兩年的經營,隻身往北方去,以為和平統一的先導。我這次往北方去,所主張的辦法,一定是和他們的利益相衝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險。但是我為救全國同胞、求和平統一、開國民會議去冒這種危險,大家做國民的人便應該做我的後盾。中國以後之能不能夠統一,能不能夠和平統一,就在這個國民會議能不能夠開成。所以中國前途的一線生機,就在此一舉。如果這個會議能夠開得成,得一個圓滿結果,真是和平統一,全國人民便可以享共和的幸福,我的三民主義便可以實行,中國便可以造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造成了這種國家,就是全國人民子子孫孫萬世的幸福。我因為要擔負這種責任,所以才主張國民會議。我今天招待諸位新聞記者,就是要借這個機會,請諸君分擔這個責任,來贊成國民會議,鼓吹國民會議。


這部作品在1929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1925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區,屬於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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