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 作者:胡適 |
敦煌石室所藏寫本,凡數萬卷,三十餘年來,分散各地:斯坦因氏取去的,現藏倫敦英國博物院;伯希和氏取去的,現藏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清末學部運回北京的一萬件,現藏國立北平圖書館。此三組為最大宗,餘則散在私家。私家所藏,李盛鐸氏所收為最多,去年賣到日本去了。
這幾大組的敦煌寫本,巴黎的目錄最先出,但很簡略;倫敦的目錄開始很早,到最近才有完成的消息。北平的目錄,胡鳴盛先生主編,近年才編完,雖然沒有印行,另有陳垣先生的《敦煌劫餘錄》流行於世,其考訂之詳,檢查之便利,已遠在巴黎倫敦諸目之上了。
湖南許國霖先生是胡鳴盛先生的助手,他曾用他的餘暇,編成兩部關於敦煌寫本的書:一部是《敦煌石室寫經題記》,一部是《敦煌雜錄》。
《敦煌寫經題記》共收四百多條,是一組最有趣味又最有歷史價值的材料。伯希和先生曾對我說,他在敦煌挑選這些寫本,曾定出幾個標準:第一挑有外國文字的卷子,第二挑釋藏以外的材料,第三平常佛經只挑那些有題記可供考訂的卷子。北平所藏,是伯希和挑剩的卷子,居然還有這四百多條題記可錄,這是出於我們意料之外的喜事。將來若有人能將巴黎倫敦以及私家所藏的敦煌卷子的題記全部記錄出來,成為一部《敦煌寫本題記全集》,一定有不少的重要材料或問題可供史家的研究。
就許君抄錄的《題記》看來,這裡面已有許多很值得注意的材料。第一,寫經的年代可考的有四十五卷,最早的是北魏的太安四年七月三日(458),最晚的是宋太平興國二年閏六月五日(977)中間相距五百十九年。(此限於《寫經》的題記。《敦煌雜錄》中有“至道元年(995)僧道猷往西天取經牒”,年代更晚了。)第二,有些題記可以使我們知道當初寫經的情形。有些經是和尚自己寫的,有些是學童(學仕郎)寫作習字課的,有些是施主出錢雇人寫的。一部《大般涅槃經》(潛十五)的題記說請信女令狐阿咒出資財為亡夫敬寫《大般涅槃經》一部,三十吊;《法華經》一部,十吊。《大方廣經》一部,三吊;《藥師經》一部,一吊。這是很有趣的經濟史料,不但表現宗教風氣而已。又如六部《佛說閻羅王授記勸修七齋功德經》的題記,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情形,一部是比丘道真自己受持的(鹹七五),一部是一個患病的比丘尼發心敬寫供養的(字四五),一部是一個“八十老人手書流傳”的(列二六);三部是同一個人為“阿娘馬氏”追福,在“五七”“六七”“收七”三個齋期寫的(岡四四)。這都是有趣味的宗教社會史料。第三,有些題記使我們知道當時寫經的校勘工作。寫經本是宗教的工作,是應該十分鄭重的。如《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題記云:
午年五月八日全光明寺利濟初夏之內,為本寺座主金耀寫些羯磨一卷,莫不研精盡思,庶流教而用之也。至六月三日畢而複記焉。(辰四六)
這最可以表現寫經人的宗教精神。所以我們時時看見“勘了”,“一校竟”,“校定無錯”的題記。還有二校或三校的,如一部《金光明經》(有九十)記“校二遍”,如一部《無量壽宗要經》(劍四二)題著三次校勘者的名字。寫經重在校勘無誤,而敦煌寫經所以有無數錯誤,大概都由於不大識字的學童小和尚的依樣塗鴉,或者由於不大識字的女施主雇的商業化的寫經人的潦草塞責,校勘工夫是不會用到這兩類的寫經上去的。
《敦煌雜錄》是繼續蔣斧、羅振玉、羅福葆、劉複、羽田亨諸先生的工作,專抄敦煌石室所藏非佛教經典的文件,蔣氏之書最早(宣統元年)。三十年來,這類佛教以外的敦煌檔陸續出現,最大的一批是劉複先生從巴黎抄回來的《敦煌掇瑣》。但這些都是外國的敦煌文件。北平所藏的經典以外的文件,除了向達先生抄出的幾件長卷之外,差不多全沒有發表。所以外間的學者只知北平所藏盡是佛經,而不知道這裡面還有許多絕可寶貴的非教典的史料。
許國霖先生抄的這些檔,大約可分為幾類:第一是“藏外”的佛教文學,如變文,佛曲,勸善文,淨土贊之類。第二是一些訓詁及訓蒙的殘卷,如《禮記音義》,《論語音義》,《太公家教》之類。第三是一些俗世應酬文字的範式,如祭文程式之類。第四是許多民間經濟往來的文契,如借麥種牒,雇作兒契,典兒契,賣地契之類。第五是雜件,如藏經點勘帳,如姓氏錄之類。
第一類的佛教通俗文學,近年來早已得著學者的注意。許君所輯之中,最重要的是幾卷《變文》,雖不如巴黎所藏《維摩變文》和我所藏《降魔變文》的完整,但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當時“變文”種類之多,數量之大,所以是很可以寶貴的。這裡面的《佛曲》,如《辭娘贊》,如《涅槃贊》,如《散花樂》,如《歸去來》,都屬於同一種體制,使我明白當時的佛曲是用一種極簡單的流行曲調,來編佛教的俗曲。試舉《辭娘贊》為例:
好住娘,娘娘努力守空房,好住娘。
這是民間流行的曲調。下麵是用這曲調編的佛曲。
如欲入世修道去,好住娘
兄弟努力好看娘,好住娘
兒欲入山坐禪去,好住娘
回頭頂禮五臺山,好住娘
五台山上松柏樹,好住娘
正見松柏共天連,好住娘
這種曲是很惡劣不通的;但我們因此可以知道當時“俗講”的和尚本來大都是沒有學問沒有文學天才的人,他們全靠借這種人人能唱的曲調來引動一般聽眾。《五更調》等,與此同理。
第二與第三類,殘闕訛誤太厲害了,沒有多大用處。
第四類之中,有許多有趣味的經濟史料。此中《借麥種牒》最多,可以推知當僧寺佃農的經濟狀況。最詳細又動人的是《盧貝跛蹄雇作兒契》。我們讀這文契,不能不回想到漢朝王褒的僮約。我們從前總想王褒的僮約是一篇遊戲文字。現在讀了這篇雇作兒契,我們才知道唐朝的雇工生活還是一種牛馬式的奴隸生活,王褒在一千年前寫的僮奴生活,雖是詼諧的作品,離實際的生活並不算很遠的。
雜件之中,我且抄兩首寫書手的怨詩作此序的結束。一個寫書人說:
寫書不飲酒,恒日筆頭幹。
且作隨宜過,即與後人看。
又一個寫書的人說:
寫書今日了,因何不送錢!
誰家無賴漢,回面不相看!
這是兩個“人”的歎聲。可憐我們在一千年後的同情心已不能救濟他們的口渴和貧窮的了!
二十五,七,三
(原載1936年7月23日天津《大公報·圖書副刊》,又載1936年《北平圖書館館刊》第10卷第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