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
作者：胡适

　　敦煌石室所藏写本，凡数万卷，三十馀年来，分散各地：斯坦因氏取去的，现藏伦敦英国博物院；伯希和氏取去的，现藏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清末学部运回北京的一万件，现藏国立北平图书馆。此三组为最大宗，馀则散在私家。私家所藏，李盛铎氏所收为最多，去年卖到日本去了。

　　这几大组的敦煌写本，巴黎的目录最先出，但很简略；伦敦的目录开始很早，到最近才有完成的消息。北平的目录，胡鸣盛先生主编，近年才编完，虽然没有印行，另有陈垣先生的《敦煌劫馀录》流行于世，其考订之详，检查之便利，已远在巴黎伦敦诸目之上了。

　　湖南许国霖先生是胡鸣盛先生的助手，他曾用他的馀暇，编成两部关于敦煌写本的书：一部是《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一部是《敦煌杂录》。

　　《敦煌写经题记》共收四百多条，是一组最有趣味又最有历史价值的材料。伯希和先生曾对我说，他在敦煌挑选这些写本，曾定出几个标准：第一挑有外国文字的卷子，第二挑释藏以外的材料，第三平常佛经只挑那些有题记可供考订的卷子。北平所藏，是伯希和挑剩的卷子，居然还有这四百多条题记可录，这是出于我们意料之外的喜事。将来若有人能将巴黎伦敦以及私家所藏的敦煌卷子的题记全部记录出来，成为一部《敦煌写本题记全集》，一定有不少的重要材料或问题可供史家的研究。

　　就许君抄录的《题记》看来，这里面已有许多很值得注意的材料。第一，写经的年代可考的有四十五卷，最早的是北魏的太安四年七月三日（458），最晚的是宋太平兴国二年闰六月五日（977）中间相距五百十九年。（此限于《写经》的题记。《敦煌杂录》中有“至道元年（995）僧道猷往西天取经牒”，年代更晚了。）第二，有些题记可以使我们知道当初写经的情形。有些经是和尚自己写的，有些是学童（学仕郎）写作习字课的，有些是施主出钱雇人写的。一部《大般涅槃经》（潜十五）的题记说请信女令狐阿咒出资财为亡夫敬写《大般涅槃经》一部，三十吊；《法华经》一部，十吊。《大方广经》一部，三吊；《药师经》一部，一吊。这是很有趣的经济史料，不但表现宗教风气而已。又如六部《佛说阎罗王授记劝修七斋功德经》的题记，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情形，一部是比丘道真自己受持的（咸七五），一部是一个患病的比丘尼发心敬写供养的（字四五），一部是一个“八十老人手书流传”的（列二六）；三部是同一个人为“阿娘马氏”追福，在“五七”“六七”“收七”三个斋期写的（冈四四）。这都是有趣味的宗教社会史料。第三，有些题记使我们知道当时写经的校勘工作。写经本是宗教的工作，是应该十分郑重的。如《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题记云：

　　　　午年五月八日全光明寺利济初夏之内，为本寺座主金耀写些羯磨一卷，莫不研精尽思，庶流教而用之也。至六月三日毕而复记焉。（辰四六）

这最可以表现写经人的宗教精神。所以我们时时看见“勘了”，“一校竟”，“校定无错”的题记。还有二校或三校的，如一部《金光明经》（有九十）记“校二遍”，如一部《无量寿宗要经》（剑四二）题著三次校勘者的名字。写经重在校勘无误，而敦煌写经所以有无数错误，大概都由于不大识字的学童小和尚的依样涂鸦，或者由于不大识字的女施主雇的商业化的写经人的潦草塞责，校勘工夫是不会用到这两类的写经上去的。

　　《敦煌杂录》是继续蒋斧、罗振玉、罗福葆、刘复、羽田亨诸先生的工作，专抄敦煌石室所藏非佛教经典的文件，蒋氏之书最早（宣统元年）。三十年来，这类佛教以外的敦煌档陆续出现，最大的一批是刘复先生从巴黎抄回来的《敦煌掇琐》。但这些都是外国的敦煌文件。北平所藏的经典以外的文件，除了向达先生抄出的几件长卷之外，差不多全没有发表。所以外间的学者只知北平所藏尽是佛经，而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许多绝可宝贵的非教典的史料。

　　许国霖先生抄的这些档，大约可分为几类：第一是“藏外”的佛教文学，如变文，佛曲，劝善文，净土赞之类。第二是一些训诂及训蒙的残卷，如《礼记音义》，《论语音义》，《太公家教》之类。第三是一些俗世应酬文字的范式，如祭文程式之类。第四是许多民间经济往来的文契，如借麦种牒，雇作儿契，典儿契，卖地契之类。第五是杂件，如藏经点勘帐，如姓氏录之类。

　　第一类的佛教通俗文学，近年来早已得著学者的注意。许君所辑之中，最重要的是几卷《变文》，虽不如巴黎所藏《维摩变文》和我所藏《降魔变文》的完整，但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当时“变文”种类之多，数量之大，所以是很可以宝贵的。这里面的《佛曲》，如《辞娘赞》，如《涅槃赞》，如《散花乐》，如《归去来》，都属于同一种体制，使我明白当时的佛曲是用一种极简单的流行曲调，来编佛教的俗曲。试举《辞娘赞》为例：

　　　　好住娘，娘娘努力守空房，好住娘。

这是民间流行的曲调。下面是用这曲调编的佛曲。

　　　　如欲入世修道去，好住娘

　　　　兄弟努力好看娘，好住娘

　　　　儿欲入山坐禅去，好住娘

　　　　回头顶礼五台山，好住娘

　　　　五台山上松柏树，好住娘

　　　　正见松柏共天连，好住娘

　　这种曲是很恶劣不通的；但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当时“俗讲”的和尚本来大都是没有学问没有文学天才的人，他们全靠借这种人人能唱的曲调来引动一般听众。《五更调》等，与此同理。

　　第二与第三类，残阙讹误太厉害了，没有多大用处。

　　第四类之中，有许多有趣味的经济史料。此中《借麦种牒》最多，可以推知当僧寺佃农的经济状况。最详细又动人的是《卢贝跛蹄雇作儿契》。我们读这文契，不能不回想到汉朝王褒的僮约。我们从前总想王褒的僮约是一篇游戏文字。现在读了这篇雇作儿契，我们才知道唐朝的雇工生活还是一种牛马式的奴隶生活，王褒在一千年前写的僮奴生活，虽是诙谐的作品，离实际的生活并不算很远的。

　　杂件之中，我且抄两首写书手的怨诗作此序的结束。一个写书人说：

　　　　写书不饮酒，恒日笔头干。

　　　　且作随宜过，即与后人看。

　　又一个写书的人说：

　　　　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

　　　　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

　　这是两个“人”的叹声。可怜我们在一千年后的同情心已不能救济他们的口渴和贫穷的了！

　　二十五，七，三

　　（原载1936年7月23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又载1936年《北平图书馆馆刊》第10卷第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