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

《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
作者:胡適
1949年4月14日
本作品收錄於《陳獨秀的最後見解

陳獨秀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的,他死在一九四二年八月廿七日。最近我才得讀他的朋友們印行的《陳獨秀的最後論文和書信》一小冊,我覺得他的最後思想——特別是他對於民主自由的見解,是他“沈思熟慮了六七年”的結論,很值得我們大家仔細想想。

獨秀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寫信給他的朋友們說:

“我只註重我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我在此發表的言論,已向人廣泛的聲明主張,自負責任。將來誰是朋友,現在還不知道。我絕對不怕孤立。”(給陳其昌等的信)


在那時候,人們往往還把他看作一個托洛斯基派的共產黨,但他自己在這信裏已明白宣告他“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主使”了。

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戰事爆發之後,中國共產黨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特別譯登列寧反對一九一四大戰的論文,天天宣傳此次戰爭是上次戰爭的重演,同是帝國主義者的戰爭。中國托派的動向月刊也響應這種看法。獨秀很反對這樣抄襲老文章的論調,他堅決主張:

“贊助希特勒,戰反希特勒,事實上,理論上,都不能含糊兩可。反對希特勒,便不應同時打到希特勒的敵人。否則所謂反對希特勒和阻止法西斯勝利,都是一句空話。”(一九四零年三月二日給西流的信)


他更明白的說:

“現在德俄兩國的國社主義(納粹主義)及格柏烏(G.P.U.按即秘密政治警察)政治,是現代的宗教法庭。此時人類若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這個比中世紀的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國社主義與格柏烏的政治。——”(同年四月廿四日給西流的信)


這時候美國還沒有卷入大戰爭,但羅斯福對於英法兩國的同情與援助已很明顯了。獨秀在這個時候毫不遲疑的宣布他盼望世界大戰的勝利屬於英法美。他說:

“此次若是德俄戰勝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同年給西流等的信,約在五六月之間)


他在這裏提出了一個理論:“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眾的民主”,——這個理論在一切共產黨的眼裏真是大逆不道的謬論。因為自從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以來,共產黨為了擁護“無產階級獨裁”的事實,造成了一套理論,說英美西歐的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是資本主義的副產品,不是大眾無產階級需要的民主。他們要打到“資產階級的民主”,要重新建立“無產階級的民主”。這是一切共產黨在那二十多年中記得爛熟的口頭禪。托洛斯基失敗之後雖然高喊著黨要民主,工會要民主,各級蘇維埃要民主,但他是在沒有徹底想過整個政治民主自由的問題,所以“托派”的共產黨都承認了二十年來共產黨攻擊“資產階級民主”的濫調。在這一個重要問題上,列寧與托洛斯基與史大林,希特勒與墨索裏尼,是完全一致的,因為法西斯黨徒與納粹黨徒都抄襲了國際共產主義攻擊“資產階級民主”的老文章。

因此,獨秀要從資產階級民主“走向大眾的民主”的一句話,當時引起了他的朋友們“一致”的懷疑與抗議。這時候(一九四零年七月)獨秀在病中,只能簡單的答復他們。他說:

“你們錯誤的根由,第一是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當這是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是偽善,欺騙,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是:

    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

    無參政權不納稅;

    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征稅權;

    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之自由;

    工人有罷工權;

    農民有耕種土地權;

    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這都是大眾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鬥爭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和資產階級的民主只是實施的範圍廣狹不同,並不是在內容上另有一套無產階級的民主。

十月(革命)以來,拿“無產階級的民主”這一空洞的抽象名詞做武器,來打擊資產階級的實際民主,才至有今天的史大林統治的蘇聯。意、德還是跟著學話。現在你們又拿這一空洞的名詞做武器,來為希特勒攻打資產階級民主的英美。——”(一九四零年七月卅一日給連根的信。分段分行是我分的,為的是要醒目。)


這個簡單的答復,是獨秀自己獨立思想的結論,實在是他大覺大悟的見解。只有他能大膽的指摘“自列寧、托洛斯基以下”均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之真實價值”。只有他敢指出二十年(現在三十年了)共產黨用來打擊民主政治的武器——“無產階級的民主”原來只是一個空洞的抽象名詞!

獨秀的最大覺悟是他承認“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條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權利,——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並不是資產階級所獨有而大眾所不需要的。這個“這個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獨秀在這裏列了七項。在同年九月給西流的長信裏,他兩次討論到這個問題:在第一處他列舉“民主之基本內容,無級和資級是一樣”的:

    法院外無捕人權,

    政府反對黨派公開存在,

    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權利等。

在同一信的後文,他做了一張對照表,如下:

(甲)英美及戰敗前法國的民主制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原註:蘇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師,故可為一類。)
(一)議會選舉由各黨(政府反對黨也在內)——發布競選的政綱及演說以迎合選民的要求,因選民畢竟最後還有投票權。開會時有相當的討論爭辯。 (一)蘇維埃或國會選舉均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有舉手,沒有爭辯。
(二)無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殺人。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三)政府的反對黨甚至共產黨公開存在。 (三)一國一黨,不容許別黨存在。
(四)思想、言論、出版,相當自由。 (四)思想、言論、出版,絕對不自由。
(五)罷工本身非犯罪行為。 (五)絕對不許罷工,罷工是犯罪。

在這張表之後,獨秀說:

“每個康民尼斯特(適按:獨秀似不願用”共產黨“的名詞,故此處用譯音)看了這張表,還有臉咒罵資產階級的民主嗎?宗教式的迷信時代,應當早點過去,大家醒醒吧!今後的革命若仍舊認為“民主已經過時,無級政權只有獨裁,沒有民主”,那只有聽格別鳥蹂躪全人類!......”


這封給西流的長信是獨秀在病中“陸續寫了廿余日才寫好”的,全文五千字,其中有三千多字是討論“民主政治”的。我覺得這封信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獻,所以我要多介紹幾段。

獨秀說:

“關於第二個問題(即民主政治制度問題),我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沈思熟慮了六七年。始決定了今天的意見。”


這是他自己的引論,下文他的意見共分六段,我現在摘引我認為精彩的幾段。他在這幾段裏,反復陳說民主政治的重要,往往用俄國革命以來的政制歷史做例子。他說:

“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即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別鳥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


這是很忠厚的評論。向來“托派”共產黨總要把蘇俄的一切罪惡都歸咎於史大林一個人。獨秀這時候“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了,所以他能透過黨派的成見,指出蘇聯的獨裁政制是一切黑暗與罪惡的原因。獨秀說:

“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制之邏輯的發達。試問史大林一切的罪惡,哪一樣不是憑借著蘇聯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


獨秀自己加註釋道:

“這些違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創自史大林。”


他又說:

“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史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還是一個“專制魔王”。所以把蘇聯的一切壞事都歸罪與史大林,而不推源與蘇聯獨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蘇聯樣樣都是好的, —— 這種迷信個人輕視制度的偏見,公平的政治家是不應該有的。蘇聯二十年的經驗,尤其是史大林,將永遠沒有覺悟。一個史大林倒了,會有無數史大林在俄國及別國產生出來。在十月(革命)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制產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產生獨裁制。”


獨秀所主張應該恢復的民主制度,即是他屢次列舉的“民主政治之基本內容”。他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寫成“我的根本意見”一篇論文,又給這個基本內容作一個更簡括的敘述:

“民主主義是自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與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根本意見第八條)


獨秀在這一年之內,前後四次列舉“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這是最後一次,他看的更透徹了,所以能用一句話綜括起來: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有產的與無產的,政府黨與反對黨)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他更申說一句:

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在這十三個字的短短一句話裏,獨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關頭,近代民主政制與獨裁政制的基本區別就在這裏。承認反對黨派之自由嗎,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獨裁制度就是不容許反對黨派的自由。

因為獨秀“沈思熟慮了六七年”,認識了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所以他能拋棄二十多年來共產黨詆毀民主政治的濫調,大膽的指出:

“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根本意見第九條)


他又指出:

“近代民主制的內容,比希臘羅馬要豐富的多,實施的範圍也廣大到多。因為近代是資產階級當權時代,我們便稱之為資產階級到民主制嗎,其實此制不盡為資產階級所歡迎,而是幾千萬民眾流血鬥爭了五六百年才實現的。”(一九四零年九月給西流的信)


他很感慨的指出,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是歷史上最可惜的一件大不幸。他說:

“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發明,至可寶貴。不幸十月(革命)以來,輕率的把民主制和資產階級統治一同推翻,以獨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內容被推翻了,所謂‘無產階級民主’‘大眾民主’只是一些無實際內容到空洞名詞,一種門面語而已。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有國有大企業,軍隊,警察,法院,蘇維埃選舉法,這些利器在手,足夠鎮壓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用不著拿獨裁來代替民主。獨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之殺別人,明天邊會用之殺自己。列寧當時也會警覺到“民主是對於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認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警察,容許反對黨派公開存在,思想出版罷工選舉自用等。托洛斯基甚至獨裁者把利刃傷害到他自己,才想到黨與工會和各級蘇維埃要民主,要選舉自由,然而太晚了!其余一般布爾什維克黨人,更加把獨裁制擡到天上,把民主罵的比狗屎不如。這種荒謬的觀點,隨著十月革命的權威,征服了全世界。第一個采用這個觀點的便是墨索裏尼,第二個便是希特勒,首倡獨裁制的本土——蘇聯,更是變本加厲,無惡不為。從此崇拜獨裁制的徒子徒孫普遍了全世界。......”(同上)


所以獨秀“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沈思熟慮了六七年”的主要結論是:

“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二十年來的教訓,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大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之下民主制的問題。......‘無產階級民主’的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 ......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制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汙、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我的根本意見第七、八、九條)


以上是我摘抄的我的死友陳獨秀最後關於民主政治的見解。他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有給S和H的一封信,我引幾句作這篇介紹文字的結束:

“弟自來立論,喜根據歷史及現時之事態發展,而不喜空談主義,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為立論之前提。......近作《根本意見》,亦未涉及何種主義。第七條主張從新估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列寧、托洛斯基都包括在內)之價值,乃根據蘇俄二十余年之教訓,非獨以馬克思主義為尺度也。倘蘇俄立國的道理不差。(成敗不必計)即不合乎馬克思主義,又誰得而非之?“圈子”即是教派,“正統”等於中國宋儒所謂“道統”,此等素與弟口胃不合,故而見得孔教道理有不對處,便反對孔教;見得第三國際有不對處,便反對他,對第四國際,第五國際,第——國際,亦然。適之兄說弟是一個“終身反對派”,實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實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因為他是一個“終身反對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對獨裁政治,所以他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最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胡適 一九四九,四,十四夜 在太平洋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