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第1卷
| 1841年版著者序 ◄ | 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 第一卷 1625至1629年 |
► 第2卷 |
查理一世登位——英格兰的情况与倾向——第一次议会开会——议会表示出自由精神——解散议会——初次尝试专制——尝试无效——第二次议会——弹劾白金汉公爵——解散议会——白金汉的不良政治——第三次议会——要求承认民权书——暂停议会——暗杀白金汉——第三次议会第二次会议——公众不满的新的理由——国王不悦——解散第三次议会。
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登位，随即于4月2日召开议会。6月18日，下议院刚刚集会，就有一个高尚人物（前朝当他是反对朝廷的）本杰明·拉迪亚德爵士于6月22日提出了一项议案，说从此以后，切勿忽略维护君民之间的完全和谐：“因为，”他说道，“既然他做了国王，我们对他有什么期望呢；他天生性格和善，没有恶习，他曾经游历外国，他受过议会的教育，因此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全英格兰确实在尽情地欢乐，满怀着希望。一个新的国君登位了，不仅自然而然地产生不分明的希望与乱哄哄的欢乐，这些希望与欢乐还是很严肃认真的，普遍存在的，看来又还是很有根据的。查理做王子时为人严肃，行为端正，公认他奉教诚笃，勤朴好学，毫不放荡，寡言但不难亲近，庄重但并不傲慢。他在家庭中一直彬彬有礼并有条不紊，他的一举一动无不表示他是一个高尚正派的、主张公道的人，他的仪态与风度令廷臣们敬畏，也叫人民喜欢；他的良好品质赢得所有好人的敬重。英国人看够了詹姆斯的卑鄙行为，他的喋喋多言，人所习知的迂腐不化，和他的呆板而优柔寡断的政策。现在英国人受治于一个国人能够尊敬的国王之下，就有了得以享受幸福和自由的希望。
查理与英国人并不知道此时君民之间已经互相敌对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久已存在、力量日见强大的造成敌对的诸多根源，不久就会阻止他们取得互相谅解和一致意见的可能。
在这个时期，正在完成两种革命，一种是可见的，甚至是十分昭著的，一种是内在的，不易察见的，但却是明确存在的。第一种发生在欧洲帝王的权力方面，第二种发生在英国人民的社会情况和风俗习惯方面。
正在这个时候，欧洲大陆的君权摆脱了古时的束缚，到处都在变成近乎绝对的专制。君权在法兰西，在西班牙，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多数小邦里头，已经将封建制的贵族压下去了，而且不再保护平民的自由，因为已经用不着利用他们帮助反对其他仇敌了。高级贵族好象连失败感都没有了，他们麇集在国王的左右，看见征服他们的国王那样华贵的排场，几乎都引以为荣了。分散的、本性胆怯的市民，更乐于在现在开始统治一切的秩序下生活，因为它带来他们一向所不曾享受过的幸福。他们努力致富，并且扩大知识，但是并不抱在政府中取得一官半职的希望。无论在哪一国，宫廷的铺张浪费，政务的迅速处理，以及战争范围日益广阔，发生更见频繁，无不表示君权高过一切。当时天赋君权和人民必须驯服的格言到处盛行。纵使在对此不承认的地区，也只发生很轻微的反抗。一言以蔽之，文化、文学和美术的进步，国内和平和繁荣的增进，都粉饰了纯粹专制制度的胜利，使帝王们产生一种妄自尊大的自信，而使老百姓表现出带有钦佩心情的顺从。
这是欧洲的动向，英国的君权亦不能例外。自从1485年都铎家族登基以来，已不复有骄横的诸侯与之作对，他们的势力太弱，无法独立同国王斗争，从前他们团结起来还能维持他们自己的权利，有时且能联合以武力执行国王之权。如今这些贵族已经四分五裂，经济穷困，又因穷奢极欲，尤其是经过红白玫瑰之战，已经势衰力微，就这样，这些久已不受节制的贵族几乎毫不抗拒地屈服了，起初屈服于亨利八世的骄横霸道，随后屈服于伊丽莎白的巧妙政策。亨利成了教会的首领，又拥有极大的财产，就大手大脚地将产业分给嗣后由于他慷慨提拔到显赫地位的家族，或经他慷慨恢复起来的曾经败落了的家族，贵族就开始转变为善于巴结君主的廷臣了。这种转变是在伊丽莎白时期完成的。她是女人，又是女王，又有了辉煌的宫廷，这些加在一起满足了她的个人爱好和权力欲，并增大了她的权力。贵族们高高兴兴地聚集到宫廷来，却没有激起群众许多怨恨。这是一种千载难逢的诱惑：能向一个深得人心的君主效忠，同时在经常举行的宴会中以计谋来博得一个得民心的女王的欢心。
这样的一个政府，它是既有用于且有光于国家的，因此人们对于它的彻底专制制度的原则、形式、语言，有时乃至实际行动，都不予计较；在朝的廷臣甘作奴隶，与在野的人民的爱戴并行。这个女人的全部危难，也就等于人民大众自己的危难，因此绅士们对于这个女人无限地效忠已成天经地义，而且也被认为是基督教徒和市民的职责所在。
自从都铎王朝以来，英格兰王族所走过的道路，斯图亚特家族也是不会不亦步亦趋的。詹姆斯一世是苏格兰人，有吉斯家族血统，以他的祖传遗教和他的乡土习惯而言，在感情上是倾向于法兰西的，一向惯于在大陆寻求同盟与模范。但是一个英格兰的国王，却通常将大陆上的人只是看作仇敌：所以他不久就表现出，自己所受的当时已成为欧洲绝对君主制基础的那些原则的影响要比伊丽莎白甚至亨利八世本身更加根深蒂固。他以一种神学家的自傲和一个国王的自命不凡，宣告要实行那些原则。一有机会，他就用许多冠冕堂皇的语言，抱怨自己行事不能无畏和权力受到限制。詹姆斯有时不得不使用更为直接与更为简单化的论证，来为他的政府措施、他的任意监禁人或违法征税进行辩护。他到这个时候，就援引法兰西或西班牙君主的榜样。他的大臣们对下议院说道，“英格兰国王的处境不应比和他地位相同的人更坏。”在大陆的君主专制国家里新近发生了革命，即使在英国，革命的影响也使得反对朝廷的人对上述言词感到不知如何应对；他们几乎相信，帝王所本有的尊严要求所有的帝王都享受同样的权利，但是各个帝王之间的权利既必需互相等同，而国人又要求享受自由，他们简直不晓得怎样才能叫这两件事并行不悖。
查理做王子的时候，从孩提时代起，就是在这种看法与准则中长大的，到了成人的时候，更深受这样的信念的薰陶。西班牙把公主许配给了查理：白金汉公爵建议查理最好秘密前往马德里向公主亲自求婚。这个浪漫的计划，正迎合了青年人的幻想。下一步就该征得父王的允许，但詹姆斯不允许，又气又哭，后来与其说他对儿子让步，不如说是对他的宠臣让了步。1623年3月间，马德里隆重盛大地欢迎查理，他在那里眼见马德里的华丽、君主的庄严和至高无上，国王如何受御前廷臣们的崇拜，人民的尊敬，几乎如同行宗教礼仪一般；很少有人反对，纵使有人反对，国王单凭一己的意志就稳可以镇压所有的反对者。然而查理与公主的婚约解除了，查理所娶的不是她，而是法兰西公主亨利埃塔-玛丽亚 ，这是因为他的父王打定主意，只有这两个王朝才配互做亲家，其他都会有失尊严。英吉利王子定了这门亲事，其所受的影响，亦正如他在西班牙所感受的一模一样。巴黎或马德里的君主制，在查理眼中，都是一个君主的天生的与合法的地位的形象。
因此，英格兰的君主政体，至少在国王方面，包括他的谋臣们和他的朝廷，都是与大陆的君主制国家遵循同样的方针的。在其他地区革命已经完成的象征与效果，在这里亦随处可以发现。其中最温和的，也只不过允许臣民的自由作为从属者的权利，作为在君主的宽宏大度下所作的一种让步。
当大陆人民尚不能抗拒这样的革命、甚至趋向于愿意接受这样的革命的时候，在英格兰却发生了反革命，它在社会中秘密酝酿，已经将纯粹的君主制从脚下暗中挖空了，就在专制政体自以为兴旺发展的时候，为它的毁灭作了准备。
在都铎家族登位、高等贵族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节俯首帖耳的时候，英格兰平民还没有作好准备来进行反对君权争取自由的奋斗。他们甚至还不敢企望得到与君权分庭抗礼的荣耀。在十四世纪，人民正是进步很快的时候，他们的雄心壮志也不过限于期望得到君主承认他们最简单而原始的权利，要得到不多的、不完全的以及不可靠的保证。他们的幻想从来不曾飞翔到认识他们自己是有权利的那种高度，他们不敢想象他们有朝一日会被召分享君主的治权，永久地、真正地分掌国家的政治。他们认为只有贵族才配达到这样高的目标。
到了十六世纪，平民与贵族，皆被连年内战所扰所毁，平民尤其喁喁望治，期望休养生息。国王给了他们秩序和休息，尽管是不完全的，但觉得比从前任何时候更安定更有秩序一些了。他们得了这点好处，感激万分。平民现在已经同他们的古老领袖分开了，在国王面前和一度是他们的同盟者的贵族面前，他们几乎完全孤立。他们的说话是很谦下的，他们的举动是很胆小的，国王完全可能相信从此以后，人民将要同大贵族一样地服服贴贴了。
但是英格兰的民众与大陆的民众不同，不是不善联合的市民与农民。大陆民众在摆脱过去的奴役上，进行得极为迟缓，还不曾完全摆脱奴役的枷锁。而英格兰的下议院，早在十四世纪就已经由贵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担任议员。他们全是小地主，其势力与财产，不足以与贵族分享统治，但他们却以与贵族同出一脉自鸣得意，而且久已拥有同样的权利。这些人做了国人的领袖以后，有过几次，他们将他们的力量，特别是他们的勇气输送给国人。平民们专靠本身是不会有这样的力量与勇气的。这些人因为内乱日久，饱尝愁困，与平民同感削弱，同受压制，一到太平年节，很快就恢复他们的重要地位与他们的自豪感。当较高的贵族群集于宫廷企图弥补他们损失的时候，他们被授予虚假的荣誉，既腐败不堪又极不可靠，这既无法恢复他们往日的富贵，反使他们与平民越来越疏远。绅士们、小业主们、市民们却一心专注于改良他们的土地，扩大他们的贸易资本，日见其发财致富，信用亦与日俱增，相互联络得更亲密，他们正在把全体人民吸引到他们的影响之下。他们既不卖弄自己，又无政治野心，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全部的社会力量，这是权力的真正源泉。
商业与工业在城市里发展得很快：伦敦市已经拥有极雄厚的资财。君主、宫廷、几乎全国的大贵族都欠伦敦市的钱，他们既需要钱花，又傲慢无礼。出海的商船（是皇家海军的人才培育所）很多，无处不驶到，海员们似乎也染上了船东们的热情。
农村诸事，也顺着同一方向发展。田产分了又分。封建法律障碍了卖地与分地：亨利七世时代的一套法令间接地废除了这些阻碍的大部分。高等贵族视此为特惠，就急忙加以利用。他们把亨利八世分给他们的大片领地，依样将其中大部分又转让给他人。国王赞成这样卖地，以增加拥有基督教会田产者的人数。廷臣们很乐意能够这样卖地，因为即使他们大量滥用特权，仍不够供他们挥霍需要。随后，伊丽莎白为了避免向议员索取孝敬（即使能得着，也需要大费气力），就把皇家的土地卖了许多。购买这样土地的人，以住在自己产业上的绅士居多，不然就是自己种地的地主，或是由做买卖退休的市民，因为只有他们通过勤劳及节俭，获得钱财，才能买进国王及廷臣们所不能保住的土地。这时候农业很发达，州府和市镇充满了许多富裕的、活跃的、独立的居民，他们拥有大量公众财富的进度是如此之快速，以致到了
1628年开议会的时候，众议院比贵族议院的财富多两倍。
当这样的革命在完成中时，平民再度开始对于苛政感到不安。他们的财产越多，就越需要更大的保障。长时期来，国王享受某种权力，而过去从没有引起争议，也未碰见障碍。可是现在更多的人已经感到它们的重压，就认为这些权力是很近于滥用权力。于是就有人诘问，英吉利国王一向就具有这种权力吗？这种权力是他应该具有的吗？人民逐渐记起他们在旧日所享有的种种自由，回忆从前经过许多努力才取得大宪章的颁布，以及大宪章使之神圣化的各种准则。宫廷说起旧时代时总是带着藐视，说旧时代是粗鄙与野蛮的。人民却不然，说到旧日却露出尊重与留恋，说旧时代是自由和勇敢的时代。他们从前所拥有的光荣的自由，现在已不再有效了，但是还不是没有余迹可寻。议会并没有停止开会，君主看见议会驯服、听话，甚至还常常使用议会做君主权力的工具。当亨利八世、玛丽和伊丽莎白在位的时候，陪审员们表现出他们是肯听话的，甚至是俯首帖耳的，但是陪审制度毕竟存在下来了。市镇保持着国王颁发的允许他们享受某种权利的特许状。地方自治机关还保持着它们的选举权。总之，市民虽然久已不再抗拒国王，却还保持着抗拒的手段；现时所缺乏的并不是保障自由的制度，所缺的只是运用这个制度的力量和决心。但是，革命一起，权力就回到他们手中，转而迅速促进物质上的雄伟成就。若想使精神意志也齐头并进，那只须另来一次革命。这样的革命会激发道德的高尚，叫人们树立雄心壮志，意气风发，敢作敢为，以反抗为己任，把伸张权利看作自己的需要。宗教改革便曾产生这样的效果。
宗教改革，这是一个专制君主在英格兰宣布的，它是在专制暴政中开始的；改革刚刚诞生，它就对自己的党徒和仇敌们一概加以制裁。亨利八世，一只手立起断头台以杀天主教徒，另一只手却堆积柴草，以活烧基督教徒，因为他们不肯接受信条，不肯赞成他对于新教会的统治。
因此，从一开始就存在两个宗教改革——国王的改革与人民的改革。君主的改革，是动摇不定的，是有奴役性的，是联系尘世的利益多于教旨的信仰的，它一看见使宗教改革得以产生的运动就害怕起来。这种改革虽然要与天主教义分离，但在分离过程中却要从天主教的教义里，保留其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而人民的宗教改革却不然，它是自发的，热烈的，藐视尘世利益，接受改革原则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一句话，人民的宗教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道德上的革命，是以信仰的名义和热忱从事的改革。
这两种宗教改革，当玛丽在位的时候，因共同的苦难联合了一个时期，而当伊丽莎白登位时，又在共同的欢乐中联合了一个时期——但是不久未能避免分裂，转而互相仇视。他们所处的情况是这样：他们的论争必然牵涉到政治。英国国教会一旦与天主教会的独立领袖分离，就丧失自己的全部力量，也不复具有自己的权利和权力，而只能享有国君赋与的权利与权力。这么一来，它就和政治专制体制打成了一片，它不能不承认其准则，以便使国教会自己的起源合法化，又要为政治专制的利益效劳，以便能保持国教自己的利益。至于不奉国教的新教徒，当他们攻击他们的宗教对头时，就看出自己不得不同时攻击世俗的君主；要完成教会改革，同时就不得不提倡人民的自由。国王继承了天主教皇之位；英国国教教士则继承了天主教士的事业，但是他们只能用国王名义行事：无论是在宗教信条里，或在仪式中，或在祷文之中，或在建造一个神坛的问题上，或在教士圣袍的图样设计上，只好将国王的与教会主教的意旨交融在一起，将政府的意图和宗教纪律和信仰交融在一起。
新教徒处在反对国王和反对国教的双重斗争、以及需要对宗教和国家体制同时改革的危险困境中，因此他们在开头有点游移。在他们眼中，教皇制及凡与教皇制类似的事物，都是臭不可闻和非法的；但是皇权制尽管专制，当时他们尚不是臭不可闻和非法的。发起宗教改革的是亨利八世，拯救宗教改革的是伊丽莎白。即使最大胆的清教徒，也因为受惠于这个政权很多，而不敢贸然和君权较量，不敢对之施加限制；倘然有时居然有人向这一神圣对象前进一步，惊诧的国人，尽管内心默默地感谢他们，却不会跟在他们后面走。
但是必须有所行动，若使改革不致退步，就得动手改革政府，因为只有政府阻碍了宗教改革的进展。人心逐渐在变得更加勇敢，道德的力量在给理想与计划以勇气；宗教信仰要求有政治权利；人民开始自问，他们为什么不能享受这些权利？是谁夺走了这些权利？而且凭什么权利将它们剥夺走？有什么方法可以恢复这被夺走的权利？默默无名的市民，不久以前还是一听到伊丽莎白的名字就低头表示恐惧敬畏；当主教们施行暴虐的时候，假使他不曾看出这就是女主的暴虐，很可能绝不敢大胆地看女王一眼。而现在却不然啦，他们为了保卫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得不严厉地诘问主教和女王，追究他们是从哪里得来的权力。这种在政治和宗教上的询问与反抗的情绪，散播于民间绅士、地主、市民与平民中间，因为宗教改革，原是他们所酝酿与推动的。宫廷与下级贵族，对亨利八世与他的继位者们的维新感到满意，就不甚关心宗教信仰，他们支持英国国教会，或出于信念，或出于漠不关心，或出于自私自利，或出于忠君。英国平民与这些利益很少关连，但受到有权的人的暴行之苦却很多，从此以后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对于君主的态度与思想。日复一日，他们的怯懦减少了，他们的雄心增长了。市民们的眼界，地主们的眼界，甚至于村农的眼界，都提高了，高过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了。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他自己家里，在朋友群中，大胆地探查天赋权力的秘密。究竟有什么尘世的权力，是高超到不容许探查的呢？他在他的《圣经》里头读上帝的法律；他因为要服从上帝的法律，就必须违抗其他法律；因此，他必得确定别的法律所应该止步的地方。一个人要晓得一个主人的权利的限度何在，不久就得要追寻君权的起源：现在整个英格兰所探讨与谈论的，就是要追寻君权的性质以及一切权力的性质，这些权力在古代的限度，新近是怎样掠夺他人的权利的，如何才能认它为合法，以及合法性的来源：这种探查开始时是战战兢兢的，并非出于爱好而是出于需要才这样做的。他们的谈论，在长时期中，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不敢谈论得太深透。但是这些谈论给了他们更大的自由和勇气，这是从前所没有的。虽然伊丽莎白受到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但她也已感觉到这种日益增长的倾向的影响，而竭力加以抗拒，但是以不产生真正危险为限度。等到詹姆斯在位的时候，情况变得更不妙了。他这个人素来是懦弱而且被人轻视的，他却要求大家当他是一个专制君主；他一意孤行地要显示自己的不起任何作用的虚荣，这恰恰激使人们更为大胆。对于这些，他只是恼怒而不能对人民加以抑压。群众的思想越来越提高，越来越无拘无束——因为不复有任何制约了。君主变成人们嘲笑对象，他的宠臣们也更犯众怒，变成了众矢之的。在宝座上的人，在宫廷里的人，尽管骄纵无礼，却既无权力，甚至也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的下流无耻，贿赂公行，激发了有思想的人们的深刻憎厌，使位居极峰的人不能免遭广大平民的唾骂。同贵族平起平坐，对他们加以冷静的衡量，这个权利不再为位高望重的人们所专有了，现在即使是最普通的市民，也平等地声称拥有这种权利了。反对者不久就显露出同当权的贵族一般的骄傲，而且比他们更充满自信。此时居于反对者地位的并不是大贵族，也不是贵族院，却是下议院，他们决心在国家里取得他们过去从来未曾占有过的地位，在政府里发生从来未曾有过的影响。他们对于国王的虚张声势的威吓漠然视之，他们口中的傲慢态度，虽然言词方面还不算失礼，但却表示一切已完全变更，表示他们在思想上也是自视甚高的，且表示他们决心要采取权威的行动。这种道德革命的秘密印象，已经广为散播，以致在1621年间，当詹姆斯等待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来觐见他的时候（他们是来向他提出严厉抗议的），詹姆斯吩咐道：“你们摆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国王呢。”假使他能够预见到后来的事态的话，也许会使他的讽刺中少带一点儿痛苦味道呢。
等到查理一世召开议会的时候，事实上就几乎无异于一个绝对君主召集许多位国王来开会一样。君主和人民，尤其是人民，都还不曾明确地弄清他们自己的意旨所在，也还没有量过他们口称要做的事情的幅度，他们两相走近，确有团结的意愿，而且真诚地希望能够团结，却不知骨子里他们双方已完全格格不相入了，因为两方面思想上都是以统治者自居。
议会一开，下议院就开始精密地检查政府的各部院，所要检查的包括外交和内政，谈判，联盟，既往的和将来的财政补助是怎样用法，宗教情况，以及压制教皇制的问题。他们认为无事不可过问。他们对于皇家海军表示不满（1625年8月11日），抱怨它对英格兰的商业没有提供充分的保护，对于国王的牧师蒙塔古博士亦不满意（7月7日），认为他竟为天主教会辩护，且劝人消极地服从命令。他们只期望由国王来为他们伸雪所有的怨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表示他们决心干预各个方面，对各事都要进行调查、申诉并发表意见。
查理不过是刚刚开始施政，他们还只是轻微地责备他的政府。但是他们检查政事，所涉范围是如此之广，态度又是如此地咄咄逼人，国王感到他们已象侵犯了他的权限了：他们的直率言论，又令他很不高兴。有一个宫廷人士叫做爱德华·克拉克，为了此点在议会发言，说他们“用了不得体和辛辣的语言”。众人大哗，要求传他来向议会解释，但他还是坚持这句话，因此议会几乎驱逐他（8月6日）。他们的发言，虽然语气是谦下的，却是够大胆的。“⋯⋯ 我们不过是尽我们的忠责，说出我们的卑见，既然国王陛下业经在经过仔细考虑的判断的基础上选出这样明智、虔敬和高尚的臣仆们伺奉他办理大政，我们请他率领他们共同商量出一个方案除掉国家的许多弊端，那是太平日久所带来的弊端。我们也希望他不要轻听青年人及头脑简单的人的意见。这是罗伯特·科顿爵士于8月6日所说的话，他是一个有学问、善辞令，为人温和的人。众议员们一面同他一道声称他们无意仿效过去的议会那样大胆，但又因如今回忆起旧议会而感到欣幸。
国王大怒，但未公开表示不满。这样的语言虽然听得不大入耳，他觉得还算不上危险。况且他需要得到补助款项。上一届议会曾迫切要求同西班牙打仗，新议会当然不能拒绝支持战争。查理说，议会应该给钱资助他进行战争，一刻也不容延缓，他答允消除确确实实的疾苦。
但是议会不再相信诺言了，甚至是对于这位迄今还未曾背弃过任何诺言、而且是为他们所敬重的国王，亦复如此。帝王们继承了他们的先辈的王位，同时也继承了他们先辈的过错。查理认为人民不应该害怕他把事情做坏，因为他没有做过坏事。人民却认为，必须将以往弊端的根源，加以全部拔除，这样才不必为将来担忧。起初，下议院不过供给小额款项，只议决拨给关税一年。后一项议案好象是一个侮辱，而上议院还不肯批准。宫廷的人们质问道，下议员给予当今国王的信任，为什么反而不及他们给予以前国王的多？对于从前的几个国王，都是议决将关税供他们在位之日长期使用的。然而现在国王陛下仍是用罕见的诚意，充分地公开财政状况，凡是要求提供检查的，不管是什么文件、单据、说明，都从未加以拒绝。公家需要迫切，这是明显的事实；因此贵族们认为不应该这么早就无缘无故地激怒一位年轻的国王，认为这是有欠明智，须知国王已经表示愿意同议会友好相处了呀。
下议院并没有说过他们不肯供给更多的款项；但是他们开始着手调查人民的各种疾苦；尽管他们没有明白说出他们的意图，但他们的决心是要首先解决这些问题。国王则为他们敢于如此对他发号施令而气愤，居然敢假定他会在压力下让步，或容许他们对他置之不理。君权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的，众议院已经侵犯了他的君权，他是绝对不会容忍他们向君权问鼎的。8月12日他解散了议会。
如此，尽管议员与国王彼此之间不乏善意，然而他们一见面就发生意见分歧；他们分途的时候，双方任何一方都不认为自己脆弱，亦不相信自己做错了，双方同样地相信各自所主张的权利是合法的，彼此都决计毅然加以坚持。下议院抗称，他们是效忠于国王的，但决不愿意放弃他们的自由权。国王说他尊重他的臣民的自由，但是他立意要由自己来治理国家，议员们不得横加干预。他就立即照此办理了。内阁发出命令，叫各郡长官用借款的方式，筹措国王所要求的款项。郡官们计划向各郡富户借钱，万一有不肯借贷，或交得迟缓的，即准备将其姓名报告朝廷。他们这样做是指靠着富户对国王的爱戴或畏惧。同时，派了舰队出征西班牙的加的斯。这个海湾聚集了许多装满高价货物的船舶。与此同时，为了讨好人民，就命教士们反对天主教徒，命令他们除非事先得到准许不许离住处远出超过五英里，并要求他们把送往大陆读书的子女召回，又下令解除他们的武装。平民们要求给他们以自由；而得到的却是君主加在他们的敌人头上的一点点苛政。
国王这种令人讨厌的权宜措施，并没有叫人民满意：况且这种制裁，即使对象是天主教徒，也原是一宗含糊其词的办法，又是一件可疑的事：国王亲自卖给他们免罪票，或颁予赦宥。借款一事并没有为财库借到什么钱；进攻加的斯失败了；公众将这次失败归咎于海军将领的无能，以及军队的贪酒，他们抨击政府既不能知人善用，挑选将才，又不能节制军人的行动。不到六个月，国王就考虑到有召开第二次议会的必要了（1625年2月6日）。其时仇怨还不曾深深植根于青年国王的灵魂之中；他的专制，既是出于过分自信，也是出于怯懦。他内心认为下议院这样快就被召开会，必定感觉很高兴，他甚至还希望他表现的坚决，也许会使议员们更易于就范。况且他已采取措施使最能言善辩的几个议员不能出席议会。布里士托尔伯爵是白金汉公爵的对头，他就没有得到入议会之召。爱德华·科克爵士，罗伯特·菲利普斯爵士，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弗朗西斯·西摩爵士等人 ，都奉命充任各州郡的行政官，因而就不能被选为代表各州郡的议员了。毫无疑问，由于这几个人的缺席，下议员们就会奉命唯谨啦。因为据有人说，人民是爱戴国王的，而领他们走邪路的只不过是几个喜好犯上作乱的人罢了。
但是下议员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说国王自己倒是被人领着走入邪路，如果要领他回到他的人民这边，那么只需要把他从他的一些宠臣手中拉出来就行了。第一次议会，只限于通过延付款项办法的运用，来迫使国王解除民间疾苦。现在这个议会却决心攻击国王座前最宠信的人，此人也就是民间疾苦的制造者。2月21日，议员们提出对白金汉公爵的弹劾。
这位公爵正是一个天生擅长于在朝廷里大出风头、可是却遭到通国人士谦恶的角色。他风采奕奕，自命不凡，华贵而轻佻，但胆大过人。他对朋友真诚热烈，但对敌人却是盛气凌人，不加掩饰。他无美德可言，连伪善也不装一下。他治国而无政治谋划，他既不以国家利益为念，甚至也不为个人权力烦心。他心目中别无他事，只有他自己的伟大，而且表现出令人眩目地要与君主并驾齐驱。有一次他曾竭力收买人心，而且居然成功了，查理本来想娶西班牙公主，后来断绝了关系，此事就是公爵干的。但是，对于他，取得公众的爱戴只是用来凌驾于国王之上的一种手段，因此即使到失去人民的赞许的时候，他也并不感到有所损失，因为他过去骄横地挟制过前王詹姆斯，现在又依样地保持着对查理的挟制，他正为此而十分洋洋得意。他虽然野心勃勃，但是缺乏实现它的天才。他的许多计谋，都是以轻佻的色情为目的的，为了引诱一个女性，毁坏一个情敌，他能够悍然不顾一切，甚至不恤祸害国王和国家。这样一个人的专权霸道，从人民看来是一天一天更严重，对人民构成侮辱，对国家成为大祸。而公爵则继续盘踞国中最崇高的地位，但从人民眼中看来，他不过是一个绝不光采的暴发户——一个有胆无才的幸臣。
下议院攻击得很凶；但要证明白金汉犯了什么违法的罪行却是困难的；
4月22日，议会作出决议说，只要有公众的报告就足以成为起诉的根据，于是搜集一般流言作为全部主要指控。公爵轻易地拒绝了大多数的控诉，但这对他自己却没有多大好处。下议院所要改革的是政府的治理失策。白金汉虽然不偷，不杀，又不叛国，但他为害仍然不小。下议员的大胆鼓起了宫廷里的对头们的勇气。1626年3月间，布列斯托尔伯爵发牢骚说，他竟未奉召赴议会。白金汉害怕他，因此想拒他于议会门外。贵族既承认伯爵的出席权利，查理只好用公文召他到院，但却伴以一道命令，要他仍留在他的庄园。伯爵第二次向贵族院陈诉，要求他们核查一下，全国所有贵族的特权中是否没有规定他应该前来出席议院。国王立刻于5月1日以大逆不道罪名弹劾伯爵。为自卫起见，布列斯托尔反过来弹劾白金汉。查理看到了他的幸臣被人民的代表与一个宫廷老臣同时追逼的情景。
这个步骤，不但危及他的权力，而且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们未能给白金汉定下任何罪名：这次打击，显然是针对国王的朋友和大臣的。查理对众议院说道：“我要你们知道，我不许你们讯问我的任何臣下，更不用说不许你们讯问这样居于显要地位以及在我左右的人物。那个古老的问题是：
‘应该如何对待王所尊荣的人呢？’ 而现在，竟有人想尽方法来反对国王认为应该予以尊荣的人。我看出你们专门以白金汉公爵为靶子；我却不明白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你们对他的好感。我清楚地记得，在上届议会里，当我父王在位的时候，原是依仗他取消那些条约的，你们全数（但我还不能说全数，因为我晓得你们有几个已经改变了，但是众议院总是与以前一样的）都敬重他，你们曾认为你们奖给他的荣誉太少了，我不晓得他此后作了什么事，使你们改变了心肠，但是我却能向你们保证，他不曾干预公众事务以及与国家有关的事，他若是办过什么公事，那都是他以我的臣仆的资格奉我的特别命令办的；他不独不曾因此而对他的财产有所增加，我相信他倒是有所损失。我要你们赶快拨款供给我，不然于你们将有不利，因为若有祸害发生，我将是最后感受这样祸害的人。”同时查理禁止法官们答复上议院关于布列斯托尔伯爵一案中某一点所问的话，惟恐答复有利于伯爵。
法官们缄默不言，但众议院不肯罢手。八个下议员奉派与上议院一起开会，支持对白金汉的弹劾（5月3日）。 他们会议一结束，国王就命人拘捕委员中的二人，即达德利·迪格斯和约翰·埃利奥特 两个爵士，送往伦敦塔监禁起来，因为他们说话太无礼，这是5月11日的事。被激怒的下议员们宣告说，他们要停止办公，一直到这两个议员恢复自由为止。宫廷的朋友们枉然地用话恐吓他们，说这将危及议会本身的命运，议员认这种威吓为侮辱。廷臣们愿意向议会道歉，因为他们曾隐约暗示说国王很可能不要议会，而由自己单独一人秉政，同大陆的帝王们一样。两个被囚的议员很快被放出了伦敦塔。
贵族院亦要求释放阿伦德尔勋爵，他是当贵族院开会的时候由国王下令拘捕的，查理也让了步（7月8日）。
议员们原是国王召集的，又是国王有权予以解散的，现在反而做了他的对头，屡次被他们所败，这使国人感到很不耐烦。尽管查理努力向他们作出各种有礼貌的表示，他们也很高兴地接受这样的好意，但这都毫无任何意义，也未能阻止任何事态的发生，他又听说众议员们正在筹备一篇全面的谏书，查理还是决计要摆脱他这种令欧洲认为是屈辱、他自己亦觉得是难堪的处境。外间谣传将要解散议会。这时候贵族院开始讨好群众，就赶快上书国王，劝他切勿解散议会；全体贵族议员，都陪伴委员团前去递送这份请愿书。查理大声说道：“不能，一分钟也不能耽搁。”遂于6月15日宣布立即解散议会，还有一道谕旨，说明理由，于是当众烧了下议院所拟议的谏书。无论何人，凡藏有这份谏书的，必须遵命立刻将它烧了。阿伦德尔勋爵被软禁在自己家里，布列斯托尔伯爵关在伦敦塔；白金汉公爵以为自己保住了，查理觉得他自己真正是一国之君了。
他的快乐真个和他的眼光一样的短：专制君主也有他所必需的东西。他还在同西班牙和奥地利进行一场劳民伤财的战争，而查理并未拥有足够的军队，使他能够同时既征服敌军于外，又征服臣民于内。他的兵为数不多，又缺乏训练，花费惊人；在海军内部是清教徒占优势；但他又不敢信任民团，因为民团多数是深受市民及乡绅影响，而不大愿受国王的节制。他把他的对头挪走了，但是使他麻烦和障碍依然存在；而白金汉的如疯似狂的骄傲，又在给他造成新的麻烦。白金汉与奥地利的安妮公主 的大胆的爱情得手，要回到巴黎与她相见，黎歇留大主教却阻止他到巴黎。白金汉为了泄愤，劝他的主子查理同法兰西打仗。其借口是基督教的利益。当时，罗歇尔正在被包围，如英格兰不派兵救援，法兰西的基督教徒就会失败。查理希望人民因为这个理由，就会很热情地武装赴援；不然的话，至少也会受他的压制，而不会进行抗拒。
于是下令进行大借款，其数目一如议会所曾应允却不曾作为议案通过的。他派了几个委员前往诘问议员中的倔强分子，问为什么拒绝借款，还要了解是谁劝说他们抗拒的，使用什么理由，存在什么阴谋。这样的做法，就构成了对财产的侵犯，以及对私人意见的审查。于是在几个郡内分驻了大批军队，他们就住在老百姓家里。海口与近海各区，奉命提供有武装和装备的船只，这是初次尝试征收海军捐税。又下令要求伦敦市筹备二十条船，伦敦市政会回答说，从前为了驱逐菲利普二世的舰队，女王伊丽莎白用的船也还没有用到二十条：国王的回答是：“从前的先例，是顺从听命，不是指手划脚。”
为了替这样的话进行辩护，国王就命令教士们各处宣讲要求人民俯首顺从君主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艾博特是个群众所爱戴的人，他拒绝发给准许教士在他所管辖的教区内出卖西布索普博士的拥护绝对权力的一篇布道集的执照，国王于是下令停止这个大主教行使职权，并将他交坎特伯雷处理。
不久就见了分明，对人民的感情估计过头了。人民并未因为宗教信仰就接受劝说，而忘却他们的自由。况且他们对于这种新的热情是否出于真诚是不相信的。如果让他们自由，重新召开议会，他们必定会给大陆上的进行宗教改革的弟兄们以更扎实的支援。许多市民拒绝付出借款；有些无名之辈与无权力的人，被强拉到陆军或海军中服役，也有些人被监禁，有些人奉命出差远方，他们因无法抗拒，也只得遵命。人民的不满虽然尚未到公然暴动的地步，却已不限于敢怒不敢言了。有五个绅士被内阁的一道命令拘留了，他们知道凡是英格兰人都有本来的权利可以取保释放，就向高等法院声明行使这个权利。 一个专横的国王与愤怒的国民都逼着法院作出判决。国王坚持要法官们宣布，作为一个原则，凡是国王下令拘捕的人，一律不许取保：而人民却要求知道，是否所有保卫自己自由的人，今后都没有一切保障了？法院不允所请（1627年11月28日），将他们发回监狱去；但是法院也不肯确定国王所要求确定的总的原则：法官们被双重的恐惧所打击，他们既不敢作国王的奴隶，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判案；他们竭尽所能地来躲闪这种左右为难的局面。对于专制，他们不表示同意；对于自由，他们又不给予助力。
在人民热情专注地维护他们的全部权利的同时，连作为专制暴政的工具的军人，也在人民保护之列。四面八方都有人控诉军人横行不法，于是宣布戒严令，以压制他们。人民又不以为然，以未经议会的批准，不可行使这样独断的权力，而且认为英吉利人，无论是军人与否，亦无论这种人是用以压制或保护他们的同胞的都不应该剥夺其法律的保障。在国内的这种骚乱不安中，人民虽然尚无大力量，却日益采取攻势，忽然消息传来，白金汉亲自率领军队去援救在罗歇尔的军队（10月28日）。失败是由于统帅指挥无能，他既未能取得雷岛，在登舟回国的时候，又损失了最精锐的官兵。英格兰已有好久不曾为这么一件丢脸的事付出这么高的代价了。许多为人民所敬爱的家族，不论住在城市或住在乡下的，都在悲悼举哀。国人的愤怒是普遍的。农工离开田野，工匠离开店铺，去看他们的东家
（乡绅或市民），是否阵亡了一个兄弟或儿子；回来的时候就咒骂白金汉，谴责国王，并对邻居们讲述他们听到的人们描绘的灾祸，以及他们亲眼看到的普遍忧愁。另外一种损失也使人民痛恨在心，那就是敌人的海军骚扰与阻止英格兰的对外贸易；商船停泊在港口不敢出口，失业的水手们大谈皇家海军的失败与他们无事可做的根由。乡绅、市民、群众，也披共同的怨愤联合得日益紧密了。
白金汉回来的时候，虽然仍是那么不可一世，却也已觉出人民对他恨入骨髓，亟需设法拯救自己。况且总要想出紧急的办法来扫除这些障碍，来筹得款项。凡是专制暴力的手段，能做到的全做了，能想出的全想了。民党中以罗伯特·柯顿爵士为最为温和，他被请去同国王磋商。他说话明智而坦白，向国王力陈人民的不满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必须解除他们的疾苦，然后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他引用了从前伯利勋爵对女王伊丽莎白所说的话，“陛下若赢得他们的心，就可以赢得他们的双手与他们的钱袋了。”他劝告国王重新召集议会，并使白金汉公爵与人民言归于好，于是两方同意，应由内阁正式通过这个议案，但议案却应由公爵提出。国王听从了罗伯特爵士的建议。
于是大开牢门， 凡是抗拒苛政而被监禁的人，忽然全行释放，昨天受辱，今天有权。群众欢天喜地地迎他们出狱，其中有二十七人被选举为议员。
1628年3月17日，议会开会。当开会的时候，国王说道，“现在人人都得凭着他的良心办事，由于现在国家有许多需要，如果你们不肯各尽其责（这是上帝所不允许的），贡献国家所需，我为对得起良心起见，只好采用另外的方法（这是上帝交与我的），以弥补可能被某些人的愚蠢所造成的损失。你们不要把我这几句话当作恐吓（我从不恐吓任何人，除了与我平等的人以外），而只当作是一种劝告，因为我从本性与责任出发，都是以你们的安全与繁荣为己任的。”掌玺大臣跟着说道：“国王陛下已经告诉你们，他选择这样的供应国库的方法并不认为这是唯一方法，而是最合适的方法；并不认为别无他法可想，而是认为这既是最符合于他的恩情德义、又切合人民的愿望和福利。你们若耽延不予供应，国家的急需和敌人的刀剑将逼使国王使用其他的方法。记取陛下的劝告吧。我说，记住吧。”
查理就是这样地企图用他的语言来掩饰他的处境。明明是有求于人，却反而盛气凌人。他已经被一切沉重的错误与失败压得一蹶不振了，却仍在虚张声势，卖弄他的独立的君主的威严，自以为是绝对的，超然于一切错误及失败之上的。他沉醉在这种想法之中，一点也没想到他的国家可能会遭受损伤；他真心地自豪，以为他的荣耀与位分都应该使他保留他的权利，即使正在求助于自由的时候，他也舍不得抛弃专制暴君所使用的语言。
下议员们听了国王这番恐吓话以后，完全不为所动；他们的出自衷心的自傲决不下于国王；他们也同样地不肯作寸步的退让。他们决心要庄严地声明他们的自由权利，要迫使有权的人承认人民的权利是天生的，独立的，不再允许任何权利变成一种让步，也不允许别人的枉法变成权利。现在要实行这个伟大计划，并不缺乏领袖与战士。全国都紧靠在议会的周围。在议会内部，有才智与胆识的人们都在为国家利益而商讨。议员中有爱德华·科克爵士 ，是司法界的明星，不独以学问见称，而且以坚忍知名；有托玛斯·温特渥斯爵士 ，后来成为司特拉福德伯爵，他是一个青年热忱的人，善于辞令，天生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人，他当时却是以得到国人称赞为满足；有登齐尔·霍利斯 ，他是克莱尔勋爵的小儿子，与孩提时代的查理是朋友，他却是自由的真正朋友，他的自尊心使他不肯在一个宠幸手下做事；有皮姆 ，他是一个有学问的律师，尤其熟悉议会的权利与习惯，他是一个冷静而大胆的人，最适宜做代表群众热情的谨慎的领袖。此外还有很多人员，注定要在将来在他们所不能逆睹的各个方面作出不同的事业，他们也将依附于截然相反的不同政党，而现在却在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希望下联合起来。面对这样可怕的联合，宫廷只会使用习惯的力量、白金汉的反复无常的卤莽以及国王的傲慢执拗。
国王与议员们打交道，最初是很友好的。虽然查理的态度仍带威吓，但觉得有让步的必要，下议员们一面决心要恢复他们的全部权利，一面还是全心愿意表示忠于国王。查理并不介意他们的言所欲言，因为他们的言论虽然自由，却不失为忠君的。B·拉迪亚德爵士说道，“我很谦卑地请求议会要特别警惕与小心，避免一切的抗争，无论是个人的抑或是真实的抗争。国王们的胸襟是广阔的，正如他们的财富那样广大。我们向他们让步，国王自然会向我们让步。要做到让国君们面上光彩，臣民们甘拜下风，这才不失体面和体统。让我们给一条路与国王走，以便他好做国王。因为我十分相信他是盼望我们给他这个机会的。我们若要表示我们是明智的议员，我们就该走足以达到我们的目的的正确道路，我认为可以用下列的方法取得成功，我们信任国王，这样就可以使国王也对我们产生信任。”这番和平的想法，并没有激起所有议员们同样的想法。其中有一些较为严峻的人，他们预料再度分裂不一定会产生什么可怕的害处，而且更能了解专制君主的不可救药的本性。但是，所有议员都表现出已被同样的愿望所激动；议会一面考虑到解除人民的疾苦，一面也考虑到国王的财政需要，两者并重，无所轩轾。开会两星期后，遂在4月14日一致作出决议，供给国王以一笔可观的款项，却并不曾将此决议案变成法律。
查理是极其高兴；他于是召集内阁会议，把议会决议案告诉会议，他说道，“我初时原是喜欢议会的，后来不晓得怎样，我变作不喜欢议会了，但是现在我又喜欢啦，我爱议员们，我将以常常同我的人民相见为乐。今天我在基督教世界内赢得的名声，要超过我打过多次胜仗。”枢密院也表示同样的快乐，白金汉以为他和查理都有必要着重地表示他们的满意，他庆幸国王与议会的协同一致，他说道，“这不仅仅是供应五笔款项，这是打开了供应的矿藏，那是藏在他们心里的矿藏。现在要敞开我的心怀，宽舒我的愁苦，我请你让我再说一句话：我必须坦白承认我过了许久的痛苦日子，睡眠不安——恩宠与富贵也未能使我满足，这就是我的诸多难以告人的烦恼：仇人们把我看作一个离间上下、使国主与人民隔阂、使人民与国王异心的人；但是我希望将来有人明白他们忖度错了，误以为我是一个兴风作浪的人，使一个贤君和良民乖离的人，其实陛下若许我，我将永远努力证实我是一个好人，除全心全意为他们出力外并无二心。”
4月7日，大臣库克向议会报告国王的满意心情，又传达说国王将在一切问题上向议院广施恩泽。下议院对此很为庆幸；但是库克也以一个廷臣的目光短浅的恶意，提到白金汉公爵在内阁会议席上所说的一番话：这就开罪了下议院。约翰·埃利奥特爵士说道，“是否有人会认为，只要提到几个人，不问他们的品质如何，就能够鼓励我们为陛下更加尽忠尽职？就能够给他们更大幅度的自由——比他们固有自由的幅度更为广阔？就能够假定任何人的权力和利益可使国王陛下更愿意施恩于我们？我殊不敢如此相信。今有一人，努力办事以期有利于公众，我将会毫不犹豫地赞扬并且感谢这个人；但是这样的作法与我们祖先时代的习惯相反，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荣誉相反，因为我若考虑这样做，就不能不损失名誉，所以我不能让这件事得到通过，我也不要有人居间调解。我们不如讨论关于为陛下效劳的事；我相信，他将终于由此看到我们是真心为了陛下的，我们用不着别人帮忙来使我们沐受他的抚爱和恩宠。”
这番颇为合理的自豪，在查理看来则是傲慢无礼，在白金汉看来则简直是新的危险信号，但是他们两个人谁也不提这件事。议会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下议院与上议院会商，共同决定人民应得的正当权利，要求国王予以新的庄严的批准（4月3日）。下议院的委员团在会议中透露他们的计划，就有人告知查理，他就不大高兴。他派人力劝下议院赶快投票议决财政供应问题，他的一个大臣说道（4月12日）。“我不能不遗憾地告诉你们，我已经察觉到，下议院好象不但要限制君权的滥用，而且要限制到君权的本身：这就侵犯了国王，而且侵犯君权所支持的大臣们。让国王听取关于任何权力滥用的话，国王会乐意听我们的。但我们千万不要反对君权的扩大；如果我们只干预权力的压制和它的滥用，而将我们的活动局限在这个范围以内，那么我们将要享受国王从未给过的最大满意。”
在贵族方面，不论是奴隶成性或胆小怕事的，都力劝下议院满足于仅仅要求国王发表一项宣告，申明大宪章以及确认这篇大宪章的各法令现时仍充分地实行，申明英国人民所享受的自由权利亦如往昔一样，正在有效实行，说国王行使其君权所固有的权力，仅仅为了有利于人民（4月23日）。
国王召集两院，很郑重地开会。他宣称，大宪章是不能违反的，古时的法令也是不能违背的。为了维持他们的权力，他要求他们信赖他的话，他并且说，他的话将能向他们提供比任何新的法律所能提供的更大的保障。
下议院既不让自己被吓倒也不让自己上当受骗：国王新近滥用君权，是向权力挑战，这是远远超过旧时法律所能预见的程度。因此，现在必须要有新的、明确无误的、得到整个议会的批准的保障。空泛的新承诺是无济于事的，况且已屡次食言，年深日久，很多法律早已被人遗忘了。下议院关于这件事未浪费多少言词，只是毕恭毕敬地，毫不通融地撰好那篇有名的“民权请愿书”，在本院通过后，便交付上议院要求同意（5月8日）。
这个议案尊重向来所承认的权利，也抑制受到普遍谴责的滥用君权，上议院自然无话反对。但国王却又重提旧的指示，坚持他说过的话是可依赖的，愿意用一个新议案来肯定大宪章及旧时法令的效力；国王一再劝说贵族院，对下议院也送去了好几次信息。国王很为气恼，但说话却是小心的，温和的，他宣布他坚决地拒绝限制他的任何权利，同时声言不滥用他所享受的权利。
贵族们十分惶惑不解。他们弄不明白，怎样才能保障人民的权利，而又不剥夺国王的绝对权力呢？他们尝试采用修正的办法，议案是通过了，却附加一条：“我们向陛下谦卑地呈上这份请愿书，不仅关心保持我们自己的权利，而且适当注意君权的完好无缺，陛下受托拥有这种权力，是为了便于陛下给予人民以保护、安全和幸福。”（5月17日）
当这一条带着修正条文的议案到达下议院的时候，奥尔福德先生说道，
“我们来看看案卷，那里面有些什么：看看什么是‘君权’。博丁说过，君权是没有条件束缚的。我们就根据这一点来认定国王（regal）与法律（lega1）的权力吧；法律给国王多少权力，我们就给国王多少权力，再不能多给。”皮姆说道：“我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发表意见，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请愿，是为了求得英国的法律：而这种权力好象是有别于法律的另外一种独特的权力。我晓得怎样将‘无上的’字眼加于国王的身分上，却不晓得怎样将‘无上的’加在他的权力上，因为我们自己手里从来没有这个东西。”托玛斯·温特沃思爵士说道，“如果我们承认这个附加上去的东西，我们就会置人民于更坏的处境。我们的法律是不知道的‘无上的权力’的。”（5月17日）
下议员们坚持他们的立场毫不让步，公众的压力更与日俱增，贵族们既没有足够胆量公开要求自由，又没有足够胆量公然批准专制。为顾全下议院的面子，他们取消了修正条款，而代以一句无意义可言的话，于是上下两院都通过了民权议案，并郑重地呈与国王，他却终于以很大的自我克制，答应将它接受下来（5月28日）。
他的答复（6月2日）既空洞又闪烁其词。他没有批准议案，只是重述了议院对之拒绝表示满意的那些话。
下议院初时好象胜利在望，而现在又似乎渺茫了。翌日（6月3日）开会重新攻击。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很愤激地把所有民间疾苦扼要申说一番，纠察员奉命守门，不让议员离开，如违抗就送入伦敦塔监禁。于是议决送一通总抗议书给国王，指定由管理供应款项的委员会起草。
正在这时，有些议员害怕起来了，这是眼见将有惊天动地的变化时所产生的害怕，那时不问谁是谁非，亦不问将要做些什么。当议员们怀着急躁情绪，开始向前猛冲的时候，他们叫他们停下脚步。他们责备约翰·埃利奥特爵士，说他被私怨所激动；他们责备托马斯·温特沃思爵士行动欠审慎；他们责备爱德华·库克爵士，说他老是固执而又不受驾驭。国王以为这种情况也许可以给他一个喘息的机会，如果不是可以乘此全盘恢复他的威信的话。他严禁下议院从此以后干预政事（6月5日）。
全体议员动了公愤，这是再也不能容忍的了，即使最温和的议员们也认为这是对议会的侮辱。全院寂然无声：后来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终于发言道，“我们的罪孽太重啦，因此除非我们赶快归向上帝，上帝就要离开我们更远，虽是这样说，你们须知过去我们是多么披肝沥胆，至诚至信地想赢得陛下的心呀！陛下对我们表示这样不欢，我怀疑一定有人使他误会我们。又有人说，我们好象败坏了陛下的大臣们的信誉，我却不相信，一个大臣无论怎样亲爱，能够⋯⋯”
议长听他说到这里，忽然站起来，含泪说道，“我奉了命令，阻拦无论什么人说毁坏大臣名誉的话。”埃利奥特听到这里就坐下了。
达德利·迪格斯爵士说道，“除非我们能在议会里对这些问题言所欲言，否则，就不如站起来离开吧，再不然，就坐着什么也不做。”全院于是寂然无声。
后来还是纳撒利尔·里奇爵士打破了沉寂。他说，“现在我们必须讲话。不然，就永远不开口吧。当国王与国家处于祸患之中的时候，我们还默不作声，这是很不恰当的。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闭口不言，我们能得到安全吗？得到还是得不到呢？我晓得不说话对我们自己是较为安全的，但是我们所服务的人们却不安全了。我们应该为他们设想一下：有些施政工具应予改革，我们所担心的是陛下的安全，国家的安全。难道我们就坐着不动，不做事，然后就各自分手么？让我们到上议院去，说明我们的危险处境，以便我们带着我们的请求，一同去见国王。
下议院突然从目瞪口呆变成一片狂怒。议员们全部站了起来，秩序混乱到极点，大家同时发言。柯顿先生说道，“国王原是个再好不过的国王，是国家的公敌弄得他对他们言听计从；让我们现在打定主意将这些仇敌找出来；我相信上帝将送给我们以灵心巧手和利剑，杀尽他与我们的全部仇敌。”年老的科克回答道，“我们不许你们干预国政，亦不许你们干预大臣们，这句话不是国王说的，是公爵说的。（全场听了这句话，都大声喊道，“是他，是他。”）议长离了位，秩序大乱起来，无人想叫众人安静下来，因为最谨慎小心的人们也无话可说：即使那些毕生不曾动过气的人，有时也认为真该发火。
当沸腾的议院正在要议决最激烈的议案时，议长偷偷走出去，赶快将国王危险临头的情况告知他。恐怖从议会到了宫廷。翌日，有人来议会传达温和一些的信息，以解释昨天激怒议员们的那番话；但是空言不足以平息众怒。众议员们仍然是很激动，他们讨论白金汉召募日耳曼兵的问题，说公爵不久就要登舟出发了；有一个议员证实前天晚上有十二个日耳曼军官到达伦敦，又说还有两条英国船奉命运兵。国王要的款项仍然无着。查理与他的幸臣们害怕再激怒势力日见高涨的反对派。他们深信完全批准民权请愿书足以平息一切。国王到了贵族院，下议员们也聚集在那里（6月7日）。国王说，他们猜想他的第一次答复含有别的意思，他们猜错了；他现在愿意提供一个排除一切怀疑的答复。于是重新宣读民权请愿书，查理用向来用惯的形式答道——“愿如所愿地定此为法律。”
下议员们得胜回院，他们终于取得了国王对英吉利人民权利的庄严承认。这件事一定要付诸公布，于是决定，将民权请愿书连同国王最后的答复刊印出来，散发全国。不仅在上下两院备案，还要在威斯敏斯特诸法庭备案。于是供给款项的议案也明确地通过了。查理以为他所受的苦难已经过去了；他说，“我已经尽了我本分；这个议会若是得不出好的结果，那是你们的罪过，与我无干。”
但是老毛病不是这么快就能治好的，一个惹怒了的民族的雄心壮志，也不是得了第一次胜仗就会安抚下来的。通过权利法案显然是不够的。只有改革的原则算是完成了；但是若不同时进行实际的改革，有了改革的原则也是无用的；要保证进行实际的改革，非改革国王的内阁（或枢密院）不可。现在白金汉仍然保持着他的地位，国王接二连三地不经议会认可就抽取关税。众议员们经历过拖延的危险，现在明白啦。他们为激情所蔽，一时看不见过于骤然以及过于猛烈的要求的危险，加上傲气和仇怨同满足需要的本能交织在一起，议员们就决定毫不耽延地作最后的一击。他们在一个星期之内，起草两篇抗议书，一篇反对公爵，一篇声明吨税和磅税与其他捐税一样，只有依照法律，才许实行征收（6月13日，21日）。
国王很不耐烦了，他决定至少要使自己得到一点休息时间。他走到上议院，传下议员们来，并叫议会休会。
两个月后，白金汉被人暗杀了（8月23日）。刺客名叫费尔顿，在刺客的帽子里，缝进了一张纸片，上面提及上议院最近的抗议。费尔顿既不逃走，又不为自己辩护，他只说他认为公爵是王国的敌人，问他有无同谋，他只是摇头。死的时候神色泰然自若，不过供认他做错了事。
查理见公爵被刺，大为震动，并为群众由于此事而表现的欢乐而大发雷霆。在议会闭幕的时候，他曾努力博取公众的欢心，其办法是约束宣传消极服从的教士们，尤其是严厉对待天主教徒，国王与国民之间的每一次和解，天主教徒总是被当做替罪羊的。刺杀白金汉公爵，人民方面认为得了解救，却使国王重新采取暴虐手段。他又重新宠幸议会的对头们：议会所控告的蒙塔古博士，反被提升为奇切斯特主教，贵族院曾经谴责过的梅因沃林博士反而得了一个肥缺。劳德主教 久已以狂热崇拜君权至上及教权至上闻名，现在升任了伦敦主教。国王办理国事，其行为大都与当时朝廷的下列利益相符合：雷厉风行地征收吨税和磅税；不合法的法庭继续使法律脱离正轨。查理不动声色地回到暴政的老路上去，现在又比从前多了一些成功的希望：他从民党里分离出了他们最杰出的领袖，最超群的雄辩家。托玛斯·温特沃思爵士不顾他从前的朋友们责备甚至威吓，受封男爵，参加了枢密院；皮姆与他最后一次以友谊相见同他话别的时候，说道，“我将和你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相见！”但是温特沃思雄心勃勃，趾高气扬，却拚命向上爬，追求荣耀，他万万没有料到，后来有一天，他会变作遗臭万年的戕害民权自由的大罪人。其他变节的人也继他而起； 查理现在有一班新的顾问环绕在他左右，这些人比白金汉更为稳重，又更有才干，却不象白金汉那样被人鄙视，他眼见议会第二次开会在即（1629年1月20日），毫不担忧。
下议员们一开会就进行查证权利法案发生什么效果（1月21日）。他们这才晓得，附加于权利法案后面的，并不是国王的第二次答复，而是那条规避问题因而被议员们拒绝的第一次答复。国王的印刷官诺顿承认，就在国会体会的第二天，他就奉命如此改换法案的文字，其载有真正答复的印件，全数压下不发。查理对于这个真正答复曾夸口说，“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别的我就不管啦。”
下议院索取印刷的文稿，证实果真是发生了偷换事件。他们不再说什么了，好似觉得若把这样严重背信弃义的事公布于天下，实在太难为情了；但是他们不声不响，却并不预示一切已经销声匿迹。
于是对政府太过容忍天主教徒的攻击又起，也反对纵容错误的教义，反对道德沦丧，反对用人与授勋不公，反对非正规法庭的枉法行为，以及反对对人民权利的藐视。
下议院情绪十分激动。有一天，他们却很安静地并颇表好感地听取一个新人物演说，这个人衣冠欠整，仪容普通，也是第一次对他们讲话，他用很愤慨而满不在乎的语调痛斥一个主教过于纵容一个无名的教士，他称之为一个臭不可闻的天主教徒。这个新人物就是克伦威尔。
查理尝试从下议院手中夺取吨税及磅税的让步，但毫无效果，他召集下议院原是专门以此为目的的。他就运用新的威吓、新的劝说，他承认他把所有这样的捐税，就象所有其他捐税一样，都看作是人民对他的纯粹惠赐。他还承认只有议会才有权规定合法征收，不过同时他再三坚持说，这几种捐税应该给他终身享用，就如同给过在他以前的大多数前辈国王一样。但下议院议员们寸步不让，他们手里只剩下这一项武器来自卫，以抵抗专制权力了。他们说了许多话，一再以种种借口拖延，每天必申诉民间疾苦，但也无确切目的，不象从前开会，一定提出清楚确切的议案。因为这个时候他们都被一种激烈的与无名的惊惶所扰，好似觉得将有大祸临头，却又无法防治，心神不定。国王不耐烦了。他们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却无求于国王。他们并不要求他做什么，若是要求的话，他还可以拒绝或照准嘛，他觉得议会里的气氛是一片恶意，存心要阻挠政府的工作。有人提到他想使议会休会。约翰·埃利奥特爵士立刻提议（3月2日）作出一项抗议，反对抽收吨税及磅税。议长借口奉国王命令，对提案不交付议决，而议会力主交付表决：议长离了席。议员霍利斯、瓦伦丁等人强迫议长回到主席位子上，尽管宫廷人士竭力来帮助他。霍利斯说道，“你得坐下，等到本院几时喜欢叫你走，你才能走。”议长喊道，“我不想说我不肯坐下。但是我不敢坐下。”但是现在议员们怒不可遏，他们逼他再坐到位子上。国王听说议院喧闹，下令弹压官将权杖由议院取出，按照习惯，这就会令全体停止讨论；议员们逼弹压官坐在椅上不动，如同逼议长一般，把会议厅的钥匙也取来，交与一个议员迈尔斯·霍巴特爵士掌管。国王第二次派人去宣布解散议会，这个人看见几处的门全锁了，是在内面上锁的，他因此不得入内。查理暴跳如雷，立即传侍卫出来，命他们去攻门。但是当时下议员们已经离开，而且在离开以前作出决定，宣布吨税及磅税是违法的，无论征收者甚至交纳者都将以叛国论罪。
无论什么妥协都已成为不可能的了：4月10日，国王到达贵族院。他说道，“我多次到这里来，以这次为最不愉快，我今天来这里为的是解散议会，下议院不听话，这就是解散的唯一原因。他们若以为我是一律地归罪于下议院的所有议员，那却又大错了，因为，我知道在平民代表中间确实有许多再忠义不过的人，只不过是受了几个阴险的人的迷惑，以致引起不和。正如那些受邪恶影响的人难逃应得之罪一样，公道也要求我对上议院的人们予以保护与优待，一个好国王是应该这样对待他的忠诚贵族的。”于是宣布解散议会。其后立刻发布一篇宣言书，内称：“国王屡次与人民相见，这就表示国王喜欢应用议会办事；尽管如此，近因在再开议会的过程中，议会权力的滥用，暴露了几个不良目的，最近的这种权力滥用，已逼使国王不得不解散议会，因此无论什么人胆敢限国王以召集议会日期，就将以擅权论处。”查理果然说话算数，现在他要实行独裁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