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〇年英國革命史/第1卷
| 1841年版著者序 ◄ | 一六四〇年英國革命史 第一卷 1625至1629年 |
► 第2卷 |
查理一世登位——英格蘭的情況與傾向——第一次議會開會——議會表示出自由精神——解散議會——初次嘗試專制——嘗試無效——第二次議會——彈劾白金漢公爵——解散議會——白金漢的不良政治——第三次議會——要求承認民權書——暫停議會——暗殺白金漢——第三次議會第二次會議——公眾不滿的新的理由——國王不悅——解散第三次議會。
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登位，隨即於4月2日召開議會。6月18日，下議院剛剛集會，就有一個高尚人物（前朝當他是反對朝廷的）本傑明·拉迪亞德爵士於6月22日提出了一項議案，說從此以後，切勿忽略維護君民之間的完全和諧：「因為，」他說道，「既然他做了國王，我們對他有什麼期望呢；他天生性格和善，沒有惡習，他曾經遊歷外國，他受過議會的教育，因此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全英格蘭確實在盡情地歡樂，滿懷着希望。一個新的國君登位了，不僅自然而然地產生不分明的希望與亂鬨鬨的歡樂，這些希望與歡樂還是很嚴肅認真的，普遍存在的，看來又還是很有根據的。查理做王子時為人嚴肅，行為端正，公認他奉教誠篤，勤樸好學，毫不放蕩，寡言但不難親近，莊重但並不傲慢。他在家庭中一直彬彬有禮並有條不紊，他的一舉一動無不表示他是一個高尚正派的、主張公道的人，他的儀態與風度令廷臣們敬畏，也叫人民喜歡；他的良好品質贏得所有好人的敬重。英國人看夠了詹姆斯的卑鄙行為，他的喋喋多言，人所習知的迂腐不化，和他的呆板而優柔寡斷的政策。現在英國人受治於一個國人能夠尊敬的國王之下，就有了得以享受幸福和自由的希望。
查理與英國人並不知道此時君民之間已經互相敵對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久已存在、力量日見強大的造成敵對的諸多根源，不久就會阻止他們取得互相諒解和一致意見的可能。
在這個時期，正在完成兩種革命，一種是可見的，甚至是十分昭著的，一種是內在的，不易察見的，但卻是明確存在的。第一種發生在歐洲帝王的權力方面，第二種發生在英國人民的社會情況和風俗習慣方面。
正在這個時候，歐洲大陸的君權擺脫了古時的束縛，到處都在變成近乎絕對的專制。君權在法蘭西，在西班牙，在德意志帝國的大多數小邦裡頭，已經將封建制的貴族壓下去了，而且不再保護平民的自由，因為已經用不着利用他們幫助反對其他仇敵了。高級貴族好象連失敗感都沒有了，他們麇集在國王的左右，看見征服他們的國王那樣華貴的排場，幾乎都引以為榮了。分散的、本性膽怯的市民，更樂於在現在開始統治一切的秩序下生活，因為它帶來他們一向所不曾享受過的幸福。他們努力致富，並且擴大知識，但是並不抱在政府中取得一官半職的希望。無論在哪一國，宮廷的鋪張浪費，政務的迅速處理，以及戰爭範圍日益廣闊，發生更見頻繁，無不表示君權高過一切。當時天賦君權和人民必須馴服的格言到處盛行。縱使在對此不承認的地區，也只發生很輕微的反抗。一言以蔽之，文化、文學和美術的進步，國內和平和繁榮的增進，都粉飾了純粹專制制度的勝利，使帝王們產生一種妄自尊大的自信，而使老百姓表現出帶有欽佩心情的順從。
這是歐洲的動向，英國的君權亦不能例外。自從1485年都鐸家族登基以來，已不復有驕橫的諸侯與之作對，他們的勢力太弱，無法獨立同國王鬥爭，從前他們團結起來還能維持他們自己的權利，有時且能聯合以武力執行國王之權。如今這些貴族已經四分五裂，經濟窮困，又因窮奢極欲，尤其是經過紅白玫瑰之戰，已經勢衰力微，就這樣，這些久已不受節制的貴族幾乎毫不抗拒地屈服了，起初屈服於亨利八世的驕橫霸道，隨後屈服於伊麗莎白的巧妙政策。亨利成了教會的首領，又擁有極大的財產，就大手大腳地將產業分給嗣後由於他慷慨提拔到顯赫地位的家族，或經他慷慨恢復起來的曾經敗落了的家族，貴族就開始轉變為善於巴結君主的廷臣了。這種轉變是在伊麗莎白時期完成的。她是女人，又是女王，又有了輝煌的宮廷，這些加在一起滿足了她的個人愛好和權力欲，並增大了她的權力。貴族們高高興興地聚集到宮廷來，卻沒有激起群眾許多怨恨。這是一種千載難逢的誘惑：能向一個深得人心的君主效忠，同時在經常舉行的宴會中以計謀來博得一個得民心的女王的歡心。
這樣的一個政府，它是既有用於且有光於國家的，因此人們對於它的徹底專制制度的原則、形式、語言，有時乃至實際行動，都不予計較；在朝的廷臣甘作奴隸，與在野的人民的愛戴並行。這個女人的全部危難，也就等於人民大眾自己的危難，因此紳士們對於這個女人無限地效忠已成天經地義，而且也被認為是基督教徒和市民的職責所在。
自從都鐸王朝以來，英格蘭王族所走過的道路，斯圖亞特家族也是不會不亦步亦趨的。詹姆斯一世是蘇格蘭人，有吉斯家族血統，以他的祖傳遺教和他的鄉土習慣而言，在感情上是傾向於法蘭西的，一向慣於在大陸尋求同盟與模範。但是一個英格蘭的國王，卻通常將大陸上的人只是看作仇敵：所以他不久就表現出，自己所受的當時已成為歐洲絕對君主制基礎的那些原則的影響要比伊麗莎白甚至亨利八世本身更加根深蒂固。他以一種神學家的自傲和一個國王的自命不凡，宣告要實行那些原則。一有機會，他就用許多冠冕堂皇的語言，抱怨自己行事不能無畏和權力受到限制。詹姆斯有時不得不使用更為直接與更為簡單化的論證，來為他的政府措施、他的任意監禁人或違法徵稅進行辯護。他到這個時候，就援引法蘭西或西班牙君主的榜樣。他的大臣們對下議院說道，「英格蘭國王的處境不應比和他地位相同的人更壞。」在大陸的君主專制國家裡新近發生了革命，即使在英國，革命的影響也使得反對朝廷的人對上述言詞感到不知如何應對；他們幾乎相信，帝王所本有的尊嚴要求所有的帝王都享受同樣的權利，但是各個帝王之間的權利既必需互相等同，而國人又要求享受自由，他們簡直不曉得怎樣才能叫這兩件事並行不悖。
查理做王子的時候，從孩提時代起，就是在這種看法與準則中長大的，到了成人的時候，更深受這樣的信念的薰陶。西班牙把公主許配給了查理：白金漢公爵建議查理最好秘密前往馬德里向公主親自求婚。這個浪漫的計劃，正迎合了青年人的幻想。下一步就該徵得父王的允許，但詹姆斯不允許，又氣又哭，後來與其說他對兒子讓步，不如說是對他的寵臣讓了步。1623年3月間，馬德里隆重盛大地歡迎查理，他在那裡眼見馬德里的華麗、君主的莊嚴和至高無上，國王如何受御前廷臣們的崇拜，人民的尊敬，幾乎如同行宗教禮儀一般；很少有人反對，縱使有人反對，國王單憑一己的意志就穩可以鎮壓所有的反對者。然而查理與公主的婚約解除了，查理所娶的不是她，而是法蘭西公主亨利埃塔-瑪麗亞 ，這是因為他的父王打定主意，只有這兩個王朝才配互做親家，其他都會有失尊嚴。英吉利王子定了這門親事，其所受的影響，亦正如他在西班牙所感受的一模一樣。巴黎或馬德里的君主制，在查理眼中，都是一個君主的天生的與合法的地位的形象。
因此，英格蘭的君主政體，至少在國王方面，包括他的謀臣們和他的朝廷，都是與大陸的君主制國家遵循同樣的方針的。在其他地區革命已經完成的象徵與效果，在這裡亦隨處可以發現。其中最溫和的，也只不過允許臣民的自由作為從屬者的權利，作為在君主的寬宏大度下所作的一種讓步。
當大陸人民尚不能抗拒這樣的革命、甚至趨向於願意接受這樣的革命的時候，在英格蘭卻發生了反革命，它在社會中秘密醞釀，已經將純粹的君主制從腳下暗中挖空了，就在專制政體自以為興旺發展的時候，為它的毀滅作了準備。
在都鐸家族登位、高等貴族在君主面前卑躬屈節俯首帖耳的時候，英格蘭平民還沒有作好準備來進行反對君權爭取自由的奮鬥。他們甚至還不敢企望得到與君權分庭抗禮的榮耀。在十四世紀，人民正是進步很快的時候，他們的雄心壯志也不過限於期望得到君主承認他們最簡單而原始的權利，要得到不多的、不完全的以及不可靠的保證。他們的幻想從來不曾飛翔到認識他們自己是有權利的那種高度，他們不敢想象他們有朝一日會被召分享君主的治權，永久地、真正地分掌國家的政治。他們認為只有貴族才配達到這樣高的目標。
到了十六世紀，平民與貴族，皆被連年內戰所擾所毀，平民尤其喁喁望治，期望休養生息。國王給了他們秩序和休息，儘管是不完全的，但覺得比從前任何時候更安定更有秩序一些了。他們得了這點好處，感激萬分。平民現在已經同他們的古老領袖分開了，在國王面前和一度是他們的同盟者的貴族面前，他們幾乎完全孤立。他們的說話是很謙下的，他們的舉動是很膽小的，國王完全可能相信從此以後，人民將要同大貴族一樣地服服貼貼了。
但是英格蘭的民眾與大陸的民眾不同，不是不善聯合的市民與農民。大陸民眾在擺脫過去的奴役上，進行得極為遲緩，還不曾完全擺脫奴役的枷鎖。而英格蘭的下議院，早在十四世紀就已經由貴族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層擔任議員。他們全是小地主，其勢力與財產，不足以與貴族分享統治，但他們卻以與貴族同出一脈自鳴得意，而且久已擁有同樣的權利。這些人做了國人的領袖以後，有過幾次，他們將他們的力量，特別是他們的勇氣輸送給國人。平民們專靠本身是不會有這樣的力量與勇氣的。這些人因為內亂日久，飽嘗愁困，與平民同感削弱，同受壓制，一到太平年節，很快就恢復他們的重要地位與他們的自豪感。當較高的貴族群集於宮廷企圖彌補他們損失的時候，他們被授予虛假的榮譽，既腐敗不堪又極不可靠，這既無法恢復他們往日的富貴，反使他們與平民越來越疏遠。紳士們、小業主們、市民們卻一心專注於改良他們的土地，擴大他們的貿易資本，日見其發財致富，信用亦與日俱增，相互聯絡得更親密，他們正在把全體人民吸引到他們的影響之下。他們既不賣弄自己，又無政治野心，幾乎在不知不覺中掌握了全部的社會力量，這是權力的真正源泉。
商業與工業在城市裡發展得很快：倫敦市已經擁有極雄厚的資財。君主、宮廷、幾乎全國的大貴族都欠倫敦市的錢，他們既需要錢花，又傲慢無禮。出海的商船（是皇家海軍的人才培育所）很多，無處不駛到，海員們似乎也染上了船東們的熱情。
農村諸事，也順着同一方向發展。田產分了又分。封建法律障礙了賣地與分地：亨利七世時代的一套法令間接地廢除了這些阻礙的大部分。高等貴族視此為特惠，就急忙加以利用。他們把亨利八世分給他們的大片領地，依樣將其中大部分又轉讓給他人。國王贊成這樣賣地，以增加擁有基督教會田產者的人數。廷臣們很樂意能夠這樣賣地，因為即使他們大量濫用特權，仍不夠供他們揮霍需要。隨後，伊麗莎白為了避免向議員索取孝敬（即使能得着，也需要大費氣力），就把皇家的土地賣了許多。購買這樣土地的人，以住在自己產業上的紳士居多，不然就是自己種地的地主，或是由做買賣退休的市民，因為只有他們通過勤勞及節儉，獲得錢財，才能買進國王及廷臣們所不能保住的土地。這時候農業很發達，州府和市鎮充滿了許多富裕的、活躍的、獨立的居民，他們擁有大量公眾財富的進度是如此之快速，以致到了
1628年開議會的時候，眾議院比貴族議院的財富多兩倍。
當這樣的革命在完成中時，平民再度開始對於苛政感到不安。他們的財產越多，就越需要更大的保障。長時期來，國王享受某種權力，而過去從沒有引起爭議，也未碰見障礙。可是現在更多的人已經感到它們的重壓，就認為這些權力是很近於濫用權力。於是就有人詰問，英吉利國王一向就具有這種權力嗎？這種權力是他應該具有的嗎？人民逐漸記起他們在舊日所享有的種種自由，回憶從前經過許多努力才取得大憲章的頒布，以及大憲章使之神聖化的各種準則。宮廷說起舊時代時總是帶着藐視，說舊時代是粗鄙與野蠻的。人民卻不然，說到舊日卻露出尊重與留戀，說舊時代是自由和勇敢的時代。他們從前所擁有的光榮的自由，現在已不再有效了，但是還不是沒有餘跡可尋。議會並沒有停止開會，君主看見議會馴服、聽話，甚至還常常使用議會做君主權力的工具。當亨利八世、瑪麗和伊麗莎白在位的時候，陪審員們表現出他們是肯聽話的，甚至是俯首帖耳的，但是陪審制度畢竟存在下來了。市鎮保持着國王頒發的允許他們享受某種權利的特許狀。地方自治機關還保持着它們的選舉權。總之，市民雖然久已不再抗拒國王，卻還保持着抗拒的手段；現時所缺乏的並不是保障自由的制度，所缺的只是運用這個制度的力量和決心。但是，革命一起，權力就回到他們手中，轉而迅速促進物質上的雄偉成就。若想使精神意志也齊頭並進，那只須另來一次革命。這樣的革命會激發道德的高尚，叫人們樹立雄心壯志，意氣風發，敢作敢為，以反抗為己任，把伸張權利看作自己的需要。宗教改革便曾產生這樣的效果。
宗教改革，這是一個專制君主在英格蘭宣布的，它是在專制暴政中開始的；改革剛剛誕生，它就對自己的黨徒和仇敵們一概加以制裁。亨利八世，一隻手立起斷頭台以殺天主教徒，另一隻手卻堆積柴草，以活燒基督教徒，因為他們不肯接受信條，不肯贊成他對於新教會的統治。
因此，從一開始就存在兩個宗教改革——國王的改革與人民的改革。君主的改革，是動搖不定的，是有奴役性的，是聯繫塵世的利益多於教旨的信仰的，它一看見使宗教改革得以產生的運動就害怕起來。這種改革雖然要與天主教義分離，但在分離過程中卻要從天主教的教義里，保留其一切可以保留的東西。而人民的宗教改革卻不然，它是自發的，熱烈的，藐視塵世利益，接受改革原則所帶來的全部後果——一句話，人民的宗教改革，是一場真正的道德上的革命，是以信仰的名義和熱忱從事的改革。
這兩種宗教改革，當瑪麗在位的時候，因共同的苦難聯合了一個時期，而當伊麗莎白登位時，又在共同的歡樂中聯合了一個時期——但是不久未能避免分裂，轉而互相仇視。他們所處的情況是這樣：他們的論爭必然牽涉到政治。英國國教會一旦與天主教會的獨立領袖分離，就喪失自己的全部力量，也不復具有自己的權利和權力，而只能享有國君賦與的權利與權力。這麼一來，它就和政治專制體制打成了一片，它不能不承認其準則，以便使國教會自己的起源合法化，又要為政治專制的利益效勞，以便能保持國教自己的利益。至於不奉國教的新教徒，當他們攻擊他們的宗教對頭時，就看出自己不得不同時攻擊世俗的君主；要完成教會改革，同時就不得不提倡人民的自由。國王繼承了天主教皇之位；英國國教教士則繼承了天主教士的事業，但是他們只能用國王名義行事：無論是在宗教信條里，或在儀式中，或在禱文之中，或在建造一個神壇的問題上，或在教士聖袍的圖樣設計上，只好將國王的與教會主教的意旨交融在一起，將政府的意圖和宗教紀律和信仰交融在一起。
新教徒處在反對國王和反對國教的雙重鬥爭、以及需要對宗教和國家體制同時改革的危險困境中，因此他們在開頭有點游移。在他們眼中，教皇制及凡與教皇制類似的事物，都是臭不可聞和非法的；但是皇權制儘管專制，當時他們尚不是臭不可聞和非法的。發起宗教改革的是亨利八世，拯救宗教改革的是伊麗莎白。即使最大膽的清教徒，也因為受惠於這個政權很多，而不敢貿然和君權較量，不敢對之施加限制；倘然有時居然有人向這一神聖對象前進一步，驚詫的國人，儘管內心默默地感謝他們，卻不會跟在他們後面走。
但是必須有所行動，若使改革不致退步，就得動手改革政府，因為只有政府阻礙了宗教改革的進展。人心逐漸在變得更加勇敢，道德的力量在給理想與計劃以勇氣；宗教信仰要求有政治權利；人民開始自問，他們為什麼不能享受這些權利？是誰奪走了這些權利？而且憑什麼權利將它們剝奪走？有什麼方法可以恢復這被奪走的權利？默默無名的市民，不久以前還是一聽到伊麗莎白的名字就低頭表示恐懼敬畏；當主教們施行暴虐的時候，假使他不曾看出這就是女主的暴虐，很可能絕不敢大膽地看女王一眼。而現在卻不然啦，他們為了保衛他們的宗教信仰，不得不嚴厲地詰問主教和女王，追究他們是從哪裡得來的權力。這種在政治和宗教上的詢問與反抗的情緒，散播於民間紳士、地主、市民與平民中間，因為宗教改革，原是他們所醞釀與推動的。宮廷與下級貴族，對亨利八世與他的繼位者們的維新感到滿意，就不甚關心宗教信仰，他們支持英國國教會，或出於信念，或出於漠不關心，或出於自私自利，或出於忠君。英國平民與這些利益很少關連，但受到有權的人的暴行之苦卻很多，從此以後就完全改變了他們對於君主的態度與思想。日復一日，他們的怯懦減少了，他們的雄心增長了。市民們的眼界，地主們的眼界，甚至於村農的眼界，都提高了，高過他們所處的社會地位了。他是一個基督徒；他在他自己家裡，在朋友群中，大膽地探查天賦權力的秘密。究竟有什麼塵世的權力，是高超到不容許探查的呢？他在他的《聖經》裡頭讀上帝的法律；他因為要服從上帝的法律，就必須違抗其他法律；因此，他必得確定別的法律所應該止步的地方。一個人要曉得一個主人的權利的限度何在，不久就得要追尋君權的起源：現在整個英格蘭所探討與談論的，就是要追尋君權的性質以及一切權力的性質，這些權力在古代的限度，新近是怎樣掠奪他人的權利的，如何才能認它為合法，以及合法性的來源：這種探查開始時是戰戰兢兢的，並非出於愛好而是出於需要才這樣做的。他們的談論，在長時期中，都是秘密進行的，而且不敢談論得太深透。但是這些談論給了他們更大的自由和勇氣，這是從前所沒有的。雖然伊麗莎白受到人民的愛戴和尊敬，但她也已感覺到這種日益增長的傾向的影響，而竭力加以抗拒，但是以不產生真正危險為限度。等到詹姆斯在位的時候，情況變得更不妙了。他這個人素來是懦弱而且被人輕視的，他卻要求大家當他是一個專制君主；他一意孤行地要顯示自己的不起任何作用的虛榮，這恰恰激使人們更為大膽。對於這些，他只是惱怒而不能對人民加以抑壓。群眾的思想越來越提高，越來越無拘無束——因為不復有任何制約了。君主變成人們嘲笑對象，他的寵臣們也更犯眾怒，變成了眾矢之的。在寶座上的人，在宮廷里的人，儘管驕縱無禮，卻既無權力，甚至也不起任何作用，他們的下流無恥，賄賂公行，激發了有思想的人們的深刻憎厭，使位居極峰的人不能免遭廣大平民的唾罵。同貴族平起平坐，對他們加以冷靜的衡量，這個權利不再為位高望重的人們所專有了，現在即使是最普通的市民，也平等地聲稱擁有這種權利了。反對者不久就顯露出同當權的貴族一般的驕傲，而且比他們更充滿自信。此時居於反對者地位的並不是大貴族，也不是貴族院，卻是下議院，他們決心在國家裡取得他們過去從來未曾占有過的地位，在政府里發生從來未曾有過的影響。他們對於國王的虛張聲勢的威嚇漠然視之，他們口中的傲慢態度，雖然言詞方面還不算失禮，但卻表示一切已完全變更，表示他們在思想上也是自視甚高的，且表示他們決心要採取權威的行動。這種道德革命的秘密印象，已經廣為散播，以致在1621年間，當詹姆斯等待下議院的一個委員會來覲見他的時候（他們是來向他提出嚴厲抗議的），詹姆斯吩咐道：「你們擺好十二把交椅吧，我要接待十二位國王呢。」假使他能夠預見到後來的事態的話，也許會使他的諷刺中少帶一點兒痛苦味道呢。
等到查理一世召開議會的時候，事實上就幾乎無異於一個絕對君主召集許多位國王來開會一樣。君主和人民，尤其是人民，都還不曾明確地弄清他們自己的意旨所在，也還沒有量過他們口稱要做的事情的幅度，他們兩相走近，確有團結的意願，而且真誠地希望能夠團結，卻不知骨子裡他們雙方已完全格格不相入了，因為兩方面思想上都是以統治者自居。
議會一開，下議院就開始精密地檢查政府的各部院，所要檢查的包括外交和內政，談判，聯盟，既往的和將來的財政補助是怎樣用法，宗教情況，以及壓制教皇制的問題。他們認為無事不可過問。他們對於皇家海軍表示不滿（1625年8月11日），抱怨它對英格蘭的商業沒有提供充分的保護，對於國王的牧師蒙塔古博士亦不滿意（7月7日），認為他竟為天主教會辯護，且勸人消極地服從命令。他們只期望由國王來為他們伸雪所有的怨恨。但是，與此同時，他們又表示他們決心干預各個方面，對各事都要進行調查、申訴並發表意見。
查理不過是剛剛開始施政，他們還只是輕微地責備他的政府。但是他們檢查政事，所涉範圍是如此之廣，態度又是如此地咄咄逼人，國王感到他們已象侵犯了他的權限了：他們的直率言論，又令他很不高興。有一個宮廷人士叫做愛德華·克拉克，為了此點在議會發言，說他們「用了不得體和辛辣的語言」。眾人大嘩，要求傳他來向議會解釋，但他還是堅持這句話，因此議會幾乎驅逐他（8月6日）。他們的發言，雖然語氣是謙下的，卻是夠大膽的。「⋯⋯ 我們不過是盡我們的忠責，說出我們的卑見，既然國王陛下業經在經過仔細考慮的判斷的基礎上選出這樣明智、虔敬和高尚的臣僕們伺奉他辦理大政，我們請他率領他們共同商量出一個方案除掉國家的許多弊端，那是太平日久所帶來的弊端。我們也希望他不要輕聽青年人及頭腦簡單的人的意見。這是羅伯特·科頓爵士於8月6日所說的話，他是一個有學問、善辭令，為人溫和的人。眾議員們一面同他一道聲稱他們無意仿效過去的議會那樣大膽，但又因如今回憶起舊議會而感到欣幸。
國王大怒，但未公開表示不滿。這樣的語言雖然聽得不大入耳，他覺得還算不上危險。況且他需要得到補助款項。上一屆議會曾迫切要求同西班牙打仗，新議會當然不能拒絕支持戰爭。查理說，議會應該給錢資助他進行戰爭，一刻也不容延緩，他答允消除確確實實的疾苦。
但是議會不再相信諾言了，甚至是對於這位迄今還未曾背棄過任何諾言、而且是為他們所敬重的國王，亦復如此。帝王們繼承了他們的先輩的王位，同時也繼承了他們先輩的過錯。查理認為人民不應該害怕他把事情做壞，因為他沒有做過壞事。人民卻認為，必須將以往弊端的根源，加以全部拔除，這樣才不必為將來擔憂。起初，下議院不過供給小額款項，只議決撥給關稅一年。後一項議案好象是一個侮辱，而上議院還不肯批准。宮廷的人們質問道，下議員給予當今國王的信任，為什麼反而不及他們給予以前國王的多？對於從前的幾個國王，都是議決將關稅供他們在位之日長期使用的。然而現在國王陛下仍是用罕見的誠意，充分地公開財政狀況，凡是要求提供檢查的，不管是什麼文件、單據、說明，都從未加以拒絕。公家需要迫切，這是明顯的事實；因此貴族們認為不應該這麼早就無緣無故地激怒一位年輕的國王，認為這是有欠明智，須知國王已經表示願意同議會友好相處了呀。
下議院並沒有說過他們不肯供給更多的款項；但是他們開始着手調查人民的各種疾苦；儘管他們沒有明白說出他們的意圖，但他們的決心是要首先解決這些問題。國王則為他們敢於如此對他發號施令而氣憤，居然敢假定他會在壓力下讓步，或容許他們對他置之不理。君權是僅僅屬於他一個人的，眾議院已經侵犯了他的君權，他是絕對不會容忍他們向君權問鼎的。8月12日他解散了議會。
如此，儘管議員與國王彼此之間不乏善意，然而他們一見面就發生意見分歧；他們分途的時候，雙方任何一方都不認為自己脆弱，亦不相信自己做錯了，雙方同樣地相信各自所主張的權利是合法的，彼此都決計毅然加以堅持。下議院抗稱，他們是效忠於國王的，但決不願意放棄他們的自由權。國王說他尊重他的臣民的自由，但是他立意要由自己來治理國家，議員們不得橫加干預。他就立即照此辦理了。內閣發出命令，叫各郡長官用借款的方式，籌措國王所要求的款項。郡官們計劃向各郡富戶借錢，萬一有不肯借貸，或交得遲緩的，即準備將其姓名報告朝廷。他們這樣做是指靠着富戶對國王的愛戴或畏懼。同時，派了艦隊出征西班牙的加的斯。這個海灣聚集了許多裝滿高價貨物的船舶。與此同時，為了討好人民，就命教士們反對天主教徒，命令他們除非事先得到准許不許離住處遠出超過五英里，並要求他們把送往大陸讀書的子女召回，又下令解除他們的武裝。平民們要求給他們以自由；而得到的卻是君主加在他們的敵人頭上的一點點苛政。
國王這種令人討厭的權宜措施，並沒有叫人民滿意：況且這種制裁，即使對象是天主教徒，也原是一宗含糊其詞的辦法，又是一件可疑的事：國王親自賣給他們免罪票，或頒予赦宥。借款一事並沒有為財庫借到什麼錢；進攻加的斯失敗了；公眾將這次失敗歸咎於海軍將領的無能，以及軍隊的貪酒，他們抨擊政府既不能知人善用，挑選將才，又不能節制軍人的行動。不到六個月，國王就考慮到有召開第二次議會的必要了（1625年2月6日）。其時仇怨還不曾深深植根於青年國王的靈魂之中；他的專制，既是出於過分自信，也是出於怯懦。他內心認為下議院這樣快就被召開會，必定感覺很高興，他甚至還希望他表現的堅決，也許會使議員們更易於就範。況且他已採取措施使最能言善辯的幾個議員不能出席議會。布里士托爾伯爵是白金漢公爵的對頭，他就沒有得到入議會之召。愛德華·科克爵士，羅伯特·菲利普斯爵士，托馬斯·溫特沃思爵士，弗朗西斯·西摩爵士等人 ，都奉命充任各州郡的行政官，因而就不能被選為代表各州郡的議員了。毫無疑問，由於這幾個人的缺席，下議員們就會奉命唯謹啦。因為據有人說，人民是愛戴國王的，而領他們走邪路的只不過是幾個喜好犯上作亂的人罷了。
但是下議員們也有他們自己的看法，他們說國王自己倒是被人領着走入邪路，如果要領他回到他的人民這邊，那麼只需要把他從他的一些寵臣手中拉出來就行了。第一次議會，只限於通過延付款項辦法的運用，來迫使國王解除民間疾苦。現在這個議會卻決心攻擊國王座前最寵信的人，此人也就是民間疾苦的製造者。2月21日，議員們提出對白金漢公爵的彈劾。
這位公爵正是一個天生擅長於在朝廷里大出風頭、可是卻遭到通國人士謙惡的角色。他風采奕奕，自命不凡，華貴而輕佻，但膽大過人。他對朋友真誠熱烈，但對敵人卻是盛氣凌人，不加掩飾。他無美德可言，連偽善也不裝一下。他治國而無政治謀劃，他既不以國家利益為念，甚至也不為個人權力煩心。他心目中別無他事，只有他自己的偉大，而且表現出令人眩目地要與君主並駕齊驅。有一次他曾竭力收買人心，而且居然成功了，查理本來想娶西班牙公主，後來斷絕了關係，此事就是公爵干的。但是，對於他，取得公眾的愛戴只是用來凌駕於國王之上的一種手段，因此即使到失去人民的讚許的時候，他也並不感到有所損失，因為他過去驕橫地挾制過前王詹姆斯，現在又依樣地保持着對查理的挾制，他正為此而十分洋洋得意。他雖然野心勃勃，但是缺乏實現它的天才。他的許多計謀，都是以輕佻的色情為目的的，為了引誘一個女性，毀壞一個情敵，他能夠悍然不顧一切，甚至不恤禍害國王和國家。這樣一個人的專權霸道，從人民看來是一天一天更嚴重，對人民構成侮辱，對國家成為大禍。而公爵則繼續盤踞國中最崇高的地位，但從人民眼中看來，他不過是一個絕不光采的暴發戶——一個有膽無才的幸臣。
下議院攻擊得很兇；但要證明白金漢犯了什麼違法的罪行卻是困難的；
4月22日，議會作出決議說，只要有公眾的報告就足以成為起訴的根據，於是搜集一般流言作為全部主要指控。公爵輕易地拒絕了大多數的控訴，但這對他自己卻沒有多大好處。下議院所要改革的是政府的治理失策。白金漢雖然不偷，不殺，又不叛國，但他為害仍然不小。下議員的大膽鼓起了宮廷里的對頭們的勇氣。1626年3月間，布列斯托爾伯爵發牢騷說，他竟未奉召赴議會。白金漢害怕他，因此想拒他於議會門外。貴族既承認伯爵的出席權利，查理只好用公文召他到院，但卻伴以一道命令，要他仍留在他的莊園。伯爵第二次向貴族院陳訴，要求他們核查一下，全國所有貴族的特權中是否沒有規定他應該前來出席議院。國王立刻於5月1日以大逆不道罪名彈劾伯爵。為自衛起見，布列斯托爾反過來彈劾白金漢。查理看到了他的幸臣被人民的代表與一個宮廷老臣同時追逼的情景。
這個步驟，不但危及他的權力，而且深深傷害了他的自尊心。他們未能給白金漢定下任何罪名：這次打擊，顯然是針對國王的朋友和大臣的。查理對眾議院說道：「我要你們知道，我不許你們訊問我的任何臣下，更不用說不許你們訊問這樣居於顯要地位以及在我左右的人物。那個古老的問題是：
『應該如何對待王所尊榮的人呢？』 而現在，竟有人想盡方法來反對國王認為應該予以尊榮的人。我看出你們專門以白金漢公爵為靶子；我卻不明白究竟是什麼改變了你們對他的好感。我清楚地記得，在上屆議會裡，當我父王在位的時候，原是依仗他取消那些條約的，你們全數（但我還不能說全數，因為我曉得你們有幾個已經改變了，但是眾議院總是與以前一樣的）都敬重他，你們曾認為你們獎給他的榮譽太少了，我不曉得他此後作了什麼事，使你們改變了心腸，但是我卻能向你們保證，他不曾干預公眾事務以及與國家有關的事，他若是辦過什麼公事，那都是他以我的臣僕的資格奉我的特別命令辦的；他不獨不曾因此而對他的財產有所增加，我相信他倒是有所損失。我要你們趕快撥款供給我，不然於你們將有不利，因為若有禍害發生，我將是最後感受這樣禍害的人。」同時查理禁止法官們答覆上議院關於布列斯托爾伯爵一案中某一點所問的話，惟恐答覆有利於伯爵。
法官們緘默不言，但眾議院不肯罷手。八個下議員奉派與上議院一起開會，支持對白金漢的彈劾（5月3日）。 他們會議一結束，國王就命人拘捕委員中的二人，即達德利·迪格斯和約翰·埃利奧特 兩個爵士，送往倫敦塔監禁起來，因為他們說話太無禮，這是5月11日的事。被激怒的下議員們宣告說，他們要停止辦公，一直到這兩個議員恢復自由為止。宮廷的朋友們枉然地用話恐嚇他們，說這將危及議會本身的命運，議員認這種威嚇為侮辱。廷臣們願意向議會道歉，因為他們曾隱約暗示說國王很可能不要議會，而由自己單獨一人秉政，同大陸的帝王們一樣。兩個被囚的議員很快被放出了倫敦塔。
貴族院亦要求釋放阿倫德爾勳爵，他是當貴族院開會的時候由國王下令拘捕的，查理也讓了步（7月8日）。
議員們原是國王召集的，又是國王有權予以解散的，現在反而做了他的對頭，屢次被他們所敗，這使國人感到很不耐煩。儘管查理努力向他們作出各種有禮貌的表示，他們也很高興地接受這樣的好意，但這都毫無任何意義，也未能阻止任何事態的發生，他又聽說眾議員們正在籌備一篇全面的諫書，查理還是決計要擺脫他這種令歐洲認為是屈辱、他自己亦覺得是難堪的處境。外間謠傳將要解散議會。這時候貴族院開始討好群眾，就趕快上書國王，勸他切勿解散議會；全體貴族議員，都陪伴委員團前去遞送這份請願書。查理大聲說道：「不能，一分鐘也不能耽擱。」遂於6月15日宣布立即解散議會，還有一道諭旨，說明理由，於是當眾燒了下議院所擬議的諫書。無論何人，凡藏有這份諫書的，必須遵命立刻將它燒了。阿倫德爾勳爵被軟禁在自己家裡，布列斯托爾伯爵關在倫敦塔；白金漢公爵以為自己保住了，查理覺得他自己真正是一國之君了。
他的快樂真箇和他的眼光一樣的短：專制君主也有他所必需的東西。他還在同西班牙和奧地利進行一場勞民傷財的戰爭，而查理並未擁有足夠的軍隊，使他能夠同時既征服敵軍於外，又征服臣民於內。他的兵為數不多，又缺乏訓練，花費驚人；在海軍內部是清教徒占優勢；但他又不敢信任民團，因為民團多數是深受市民及鄉紳影響，而不大願受國王的節制。他把他的對頭挪走了，但是使他麻煩和障礙依然存在；而白金漢的如瘋似狂的驕傲，又在給他造成新的麻煩。白金漢與奧地利的安妮公主 的大膽的愛情得手，要回到巴黎與她相見，黎歇留大主教卻阻止他到巴黎。白金漢為了泄憤，勸他的主子查理同法蘭西打仗。其藉口是基督教的利益。當時，羅歇爾正在被包圍，如英格蘭不派兵救援，法蘭西的基督教徒就會失敗。查理希望人民因為這個理由，就會很熱情地武裝赴援；不然的話，至少也會受他的壓制，而不會進行抗拒。
於是下令進行大借款，其數目一如議會所曾應允卻不曾作為議案通過的。他派了幾個委員前往詰問議員中的倔強分子，問為什麼拒絕借款，還要了解是誰勸說他們抗拒的，使用什麼理由，存在什麼陰謀。這樣的做法，就構成了對財產的侵犯，以及對私人意見的審查。於是在幾個郡內分駐了大批軍隊，他們就住在老百姓家裡。海口與近海各區，奉命提供有武裝和裝備的船隻，這是初次嘗試徵收海軍捐稅。又下令要求倫敦市籌備二十條船，倫敦市政會回答說，從前為了驅逐菲利普二世的艦隊，女王伊麗莎白用的船也還沒有用到二十條：國王的回答是：「從前的先例，是順從聽命，不是指手劃腳。」
為了替這樣的話進行辯護，國王就命令教士們各處宣講要求人民俯首順從君主命令。坎特伯雷大主教喬治·艾博特是個群眾所愛戴的人，他拒絕發給准許教士在他所管轄的教區內出賣西布索普博士的擁護絕對權力的一篇布道集的執照，國王於是下令停止這個大主教行使職權，並將他交坎特伯雷處理。
不久就見了分明，對人民的感情估計過頭了。人民並未因為宗教信仰就接受勸說，而忘卻他們的自由。況且他們對於這種新的熱情是否出於真誠是不相信的。如果讓他們自由，重新召開議會，他們必定會給大陸上的進行宗教改革的弟兄們以更紮實的支援。許多市民拒絕付出借款；有些無名之輩與無權力的人，被強拉到陸軍或海軍中服役，也有些人被監禁，有些人奉命出差遠方，他們因無法抗拒，也只得遵命。人民的不滿雖然尚未到公然暴動的地步，卻已不限於敢怒不敢言了。有五個紳士被內閣的一道命令拘留了，他們知道凡是英格蘭人都有本來的權利可以取保釋放，就向高等法院聲明行使這個權利。 一個專橫的國王與憤怒的國民都逼着法院作出判決。國王堅持要法官們宣布，作為一個原則，凡是國王下令拘捕的人，一律不許取保：而人民卻要求知道，是否所有保衛自己自由的人，今後都沒有一切保障了？法院不允所請（1627年11月28日），將他們發回監獄去；但是法院也不肯確定國王所要求確定的總的原則：法官們被雙重的恐懼所打擊，他們既不敢作國王的奴隸，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判案；他們竭盡所能地來躲閃這種左右為難的局面。對於專制，他們不表示同意；對於自由，他們又不給予助力。
在人民熱情專注地維護他們的全部權利的同時，連作為專制暴政的工具的軍人，也在人民保護之列。四面八方都有人控訴軍人橫行不法，於是宣布戒嚴令，以壓制他們。人民又不以為然，以未經議會的批准，不可行使這樣獨斷的權力，而且認為英吉利人，無論是軍人與否，亦無論這種人是用以壓制或保護他們的同胞的都不應該剝奪其法律的保障。在國內的這種騷亂不安中，人民雖然尚無大力量，卻日益採取攻勢，忽然消息傳來，白金漢親自率領軍隊去援救在羅歇爾的軍隊（10月28日）。失敗是由於統帥指揮無能，他既未能取得雷島，在登舟回國的時候，又損失了最精銳的官兵。英格蘭已有好久不曾為這麼一件丟臉的事付出這麼高的代價了。許多為人民所敬愛的家族，不論住在城市或住在鄉下的，都在悲悼舉哀。國人的憤怒是普遍的。農工離開田野，工匠離開店鋪，去看他們的東家
（鄉紳或市民），是否陣亡了一個兄弟或兒子；回來的時候就咒罵白金漢，譴責國王，並對鄰居們講述他們聽到的人們描繪的災禍，以及他們親眼看到的普遍憂愁。另外一種損失也使人民痛恨在心，那就是敵人的海軍騷擾與阻止英格蘭的對外貿易；商船停泊在港口不敢出口，失業的水手們大談皇家海軍的失敗與他們無事可做的根由。鄉紳、市民、群眾，也披共同的怨憤聯合得日益緊密了。
白金漢回來的時候，雖然仍是那麼不可一世，卻也已覺出人民對他恨入骨髓，亟需設法拯救自己。況且總要想出緊急的辦法來掃除這些障礙，來籌得款項。凡是專制暴力的手段，能做到的全做了，能想出的全想了。民黨中以羅伯特·柯頓爵士為最為溫和，他被請去同國王磋商。他說話明智而坦白，向國王力陳人民的不滿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必須解除他們的疾苦，然後才能取得他們的支持。他引用了從前伯利勳爵對女王伊麗莎白所說的話，「陛下若贏得他們的心，就可以贏得他們的雙手與他們的錢袋了。」他勸告國王重新召集議會，並使白金漢公爵與人民言歸於好，於是兩方同意，應由內閣正式通過這個議案，但議案卻應由公爵提出。國王聽從了羅伯特爵士的建議。
於是大開牢門， 凡是抗拒苛政而被監禁的人，忽然全行釋放，昨天受辱，今天有權。群眾歡天喜地地迎他們出獄，其中有二十七人被選舉為議員。
1628年3月17日，議會開會。當開會的時候，國王說道，「現在人人都得憑着他的良心辦事，由於現在國家有許多需要，如果你們不肯各盡其責（這是上帝所不允許的），貢獻國家所需，我為對得起良心起見，只好採用另外的方法（這是上帝交與我的），以彌補可能被某些人的愚蠢所造成的損失。你們不要把我這幾句話當作恐嚇（我從不恐嚇任何人，除了與我平等的人以外），而只當作是一種勸告，因為我從本性與責任出發，都是以你們的安全與繁榮為己任的。」掌璽大臣跟着說道：「國王陛下已經告訴你們，他選擇這樣的供應國庫的方法並不認為這是唯一方法，而是最合適的方法；並不認為別無他法可想，而是認為這既是最符合於他的恩情德義、又切合人民的願望和福利。你們若耽延不予供應，國家的急需和敵人的刀劍將逼使國王使用其他的方法。記取陛下的勸告吧。我說，記住吧。」
查理就是這樣地企圖用他的語言來掩飾他的處境。明明是有求於人，卻反而盛氣凌人。他已經被一切沉重的錯誤與失敗壓得一蹶不振了，卻仍在虛張聲勢，賣弄他的獨立的君主的威嚴，自以為是絕對的，超然於一切錯誤及失敗之上的。他沉醉在這種想法之中，一點也沒想到他的國家可能會遭受損傷；他真心地自豪，以為他的榮耀與位分都應該使他保留他的權利，即使正在求助於自由的時候，他也捨不得拋棄專制暴君所使用的語言。
下議員們聽了國王這番恐嚇話以後，完全不為所動；他們的出自衷心的自傲決不下於國王；他們也同樣地不肯作寸步的退讓。他們決心要莊嚴地聲明他們的自由權利，要迫使有權的人承認人民的權利是天生的，獨立的，不再允許任何權利變成一種讓步，也不允許別人的枉法變成權利。現在要實行這個偉大計劃，並不缺乏領袖與戰士。全國都緊靠在議會的周圍。在議會內部，有才智與膽識的人們都在為國家利益而商討。議員中有愛德華·科克爵士 ，是司法界的明星，不獨以學問見稱，而且以堅忍知名；有托瑪斯·溫特渥斯爵士 ，後來成為司特拉福德伯爵，他是一個青年熱忱的人，善於辭令，天生是一個發號施令的人，他當時卻是以得到國人稱讚為滿足；有登齊爾·霍利斯 ，他是克萊爾勳爵的小兒子，與孩提時代的查理是朋友，他卻是自由的真正朋友，他的自尊心使他不肯在一個寵幸手下做事；有皮姆 ，他是一個有學問的律師，尤其熟悉議會的權利與習慣，他是一個冷靜而大膽的人，最適宜做代表群眾熱情的謹慎的領袖。此外還有很多人員，註定要在將來在他們所不能逆睹的各個方面作出不同的事業，他們也將依附於截然相反的不同政黨，而現在卻在共同的原則和共同的希望下聯合起來。面對這樣可怕的聯合，宮廷只會使用習慣的力量、白金漢的反覆無常的鹵莽以及國王的傲慢執拗。
國王與議員們打交道，最初是很友好的。雖然查理的態度仍帶威嚇，但覺得有讓步的必要，下議員們一面決心要恢復他們的全部權利，一面還是全心願意表示忠於國王。查理並不介意他們的言所欲言，因為他們的言論雖然自由，卻不失為忠君的。B·拉迪亞德爵士說道，「我很謙卑地請求議會要特別警惕與小心，避免一切的抗爭，無論是個人的抑或是真實的抗爭。國王們的胸襟是廣闊的，正如他們的財富那樣廣大。我們向他們讓步，國王自然會向我們讓步。要做到讓國君們面上光彩，臣民們甘拜下風，這才不失體面和體統。讓我們給一條路與國王走，以便他好做國王。因為我十分相信他是盼望我們給他這個機會的。我們若要表示我們是明智的議員，我們就該走足以達到我們的目的的正確道路，我認為可以用下列的方法取得成功，我們信任國王，這樣就可以使國王也對我們產生信任。」這番和平的想法，並沒有激起所有議員們同樣的想法。其中有一些較為嚴峻的人，他們預料再度分裂不一定會產生什麼可怕的害處，而且更能了解專制君主的不可救藥的本性。但是，所有議員都表現出已被同樣的願望所激動；議會一面考慮到解除人民的疾苦，一面也考慮到國王的財政需要，兩者並重，無所軒輊。開會兩星期後，遂在4月14日一致作出決議，供給國王以一筆可觀的款項，卻並不曾將此決議案變成法律。
查理是極其高興；他於是召集內閣會議，把議會決議案告訴會議，他說道，「我初時原是喜歡議會的，後來不曉得怎樣，我變作不喜歡議會了，但是現在我又喜歡啦，我愛議員們，我將以常常同我的人民相見為樂。今天我在基督教世界內贏得的名聲，要超過我打過多次勝仗。」樞密院也表示同樣的快樂，白金漢以為他和查理都有必要着重地表示他們的滿意，他慶幸國王與議會的協同一致，他說道，「這不僅僅是供應五筆款項，這是打開了供應的礦藏，那是藏在他們心裡的礦藏。現在要敞開我的心懷，寬舒我的愁苦，我請你讓我再說一句話：我必須坦白承認我過了許久的痛苦日子，睡眠不安——恩寵與富貴也未能使我滿足，這就是我的諸多難以告人的煩惱：仇人們把我看作一個離間上下、使國主與人民隔閡、使人民與國王異心的人；但是我希望將來有人明白他們忖度錯了，誤以為我是一個興風作浪的人，使一個賢君和良民乖離的人，其實陛下若許我，我將永遠努力證實我是一個好人，除全心全意為他們出力外並無二心。」
4月7日，大臣庫克向議會報告國王的滿意心情，又傳達說國王將在一切問題上向議院廣施恩澤。下議院對此很為慶幸；但是庫克也以一個廷臣的目光短淺的惡意，提到白金漢公爵在內閣會議席上所說的一番話：這就開罪了下議院。約翰·埃利奧特爵士說道，「是否有人會認為，只要提到幾個人，不問他們的品質如何，就能夠鼓勵我們為陛下更加盡忠盡職？就能夠給他們更大幅度的自由——比他們固有自由的幅度更為廣闊？就能夠假定任何人的權力和利益可使國王陛下更願意施恩於我們？我殊不敢如此相信。今有一人，努力辦事以期有利於公眾，我將會毫不猶豫地讚揚並且感謝這個人；但是這樣的作法與我們祖先時代的習慣相反，與我們這個時代的榮譽相反，因為我若考慮這樣做，就不能不損失名譽，所以我不能讓這件事得到通過，我也不要有人居間調解。我們不如討論關於為陛下效勞的事；我相信，他將終於由此看到我們是真心為了陛下的，我們用不着別人幫忙來使我們沐受他的撫愛和恩寵。」
這番頗為合理的自豪，在查理看來則是傲慢無禮，在白金漢看來則簡直是新的危險信號，但是他們兩個人誰也不提這件事。議會繼續進行自己的工作。
下議院與上議院會商，共同決定人民應得的正當權利，要求國王予以新的莊嚴的批准（4月3日）。下議院的委員團在會議中透露他們的計劃，就有人告知查理，他就不大高興。他派人力勸下議院趕快投票議決財政供應問題，他的一個大臣說道（4月12日）。「我不能不遺憾地告訴你們，我已經察覺到，下議院好象不但要限制君權的濫用，而且要限制到君權的本身：這就侵犯了國王，而且侵犯君權所支持的大臣們。讓國王聽取關於任何權力濫用的話，國王會樂意聽我們的。但我們千萬不要反對君權的擴大；如果我們只干預權力的壓制和它的濫用，而將我們的活動局限在這個範圍以內，那麼我們將要享受國王從未給過的最大滿意。」
在貴族方面，不論是奴隸成性或膽小怕事的，都力勸下議院滿足於僅僅要求國王發表一項宣告，申明大憲章以及確認這篇大憲章的各法令現時仍充分地實行，申明英國人民所享受的自由權利亦如往昔一樣，正在有效實行，說國王行使其君權所固有的權力，僅僅為了有利於人民（4月23日）。
國王召集兩院，很鄭重地開會。他宣稱，大憲章是不能違反的，古時的法令也是不能違背的。為了維持他們的權力，他要求他們信賴他的話，他並且說，他的話將能向他們提供比任何新的法律所能提供的更大的保障。
下議院既不讓自己被嚇倒也不讓自己上當受騙：國王新近濫用君權，是向權力挑戰，這是遠遠超過舊時法律所能預見的程度。因此，現在必須要有新的、明確無誤的、得到整個議會的批准的保障。空泛的新承諾是無濟於事的，況且已屢次食言，年深日久，很多法律早已被人遺忘了。下議院關於這件事未浪費多少言詞，只是畢恭畢敬地，毫不通融地撰好那篇有名的「民權請願書」，在本院通過後，便交付上議院要求同意（5月8日）。
這個議案尊重向來所承認的權利，也抑制受到普遍譴責的濫用君權，上議院自然無話反對。但國王卻又重提舊的指示，堅持他說過的話是可依賴的，願意用一個新議案來肯定大憲章及舊時法令的效力；國王一再勸說貴族院，對下議院也送去了好幾次信息。國王很為氣惱，但說話卻是小心的，溫和的，他宣布他堅決地拒絕限制他的任何權利，同時聲言不濫用他所享受的權利。
貴族們十分惶惑不解。他們弄不明白，怎樣才能保障人民的權利，而又不剝奪國王的絕對權力呢？他們嘗試採用修正的辦法，議案是通過了，卻附加一條：「我們向陛下謙卑地呈上這份請願書，不僅關心保持我們自己的權利，而且適當注意君權的完好無缺，陛下受託擁有這種權力，是為了便於陛下給予人民以保護、安全和幸福。」（5月17日）
當這一條帶着修正條文的議案到達下議院的時候，奧爾福德先生說道，
「我們來看看案卷，那裡面有些什麼：看看什麼是『君權』。博丁說過，君權是沒有條件束縛的。我們就根據這一點來認定國王（regal）與法律（lega1）的權力吧；法律給國王多少權力，我們就給國王多少權力，再不能多給。」皮姆說道：「我對於這個問題不能發表意見，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什麼。我們請願，是為了求得英國的法律：而這種權力好象是有別於法律的另外一種獨特的權力。我曉得怎樣將『無上的』字眼加於國王的身分上，卻不曉得怎樣將『無上的』加在他的權力上，因為我們自己手裡從來沒有這個東西。」托瑪斯·溫特沃思爵士說道，「如果我們承認這個附加上去的東西，我們就會置人民於更壞的處境。我們的法律是不知道的『無上的權力』的。」（5月17日）
下議員們堅持他們的立場毫不讓步，公眾的壓力更與日俱增，貴族們既沒有足夠膽量公開要求自由，又沒有足夠膽量公然批准專制。為顧全下議院的面子，他們取消了修正條款，而代以一句無意義可言的話，於是上下兩院都通過了民權議案，並鄭重地呈與國王，他卻終於以很大的自我克制，答應將它接受下來（5月28日）。
他的答覆（6月2日）既空洞又閃爍其詞。他沒有批准議案，只是重述了議院對之拒絕表示滿意的那些話。
下議院初時好象勝利在望，而現在又似乎渺茫了。翌日（6月3日）開會重新攻擊。約翰·埃利奧特爵士很憤激地把所有民間疾苦扼要申說一番，糾察員奉命守門，不讓議員離開，如違抗就送入倫敦塔監禁。於是議決送一通總抗議書給國王，指定由管理供應款項的委員會起草。
正在這時，有些議員害怕起來了，這是眼見將有驚天動地的變化時所產生的害怕，那時不問誰是誰非，亦不問將要做些什麼。當議員們懷着急躁情緒，開始向前猛衝的時候，他們叫他們停下腳步。他們責備約翰·埃利奧特爵士，說他被私怨所激動；他們責備托馬斯·溫特沃思爵士行動欠審慎；他們責備愛德華·庫克爵士，說他老是固執而又不受駕馭。國王以為這種情況也許可以給他一個喘息的機會，如果不是可以乘此全盤恢復他的威信的話。他嚴禁下議院從此以後干預政事（6月5日）。
全體議員動了公憤，這是再也不能容忍的了，即使最溫和的議員們也認為這是對議會的侮辱。全院寂然無聲：後來約翰·埃利奧特爵士終於發言道，「我們的罪孽太重啦，因此除非我們趕快歸向上帝，上帝就要離開我們更遠，雖是這樣說，你們須知過去我們是多麼披肝瀝膽，至誠至信地想贏得陛下的心呀！陛下對我們表示這樣不歡，我懷疑一定有人使他誤會我們。又有人說，我們好象敗壞了陛下的大臣們的信譽，我卻不相信，一個大臣無論怎樣親愛，能夠⋯⋯」
議長聽他說到這裡，忽然站起來，含淚說道，「我奉了命令，阻攔無論什麼人說毀壞大臣名譽的話。」埃利奧特聽到這裡就坐下了。
達德利·迪格斯爵士說道，「除非我們能在議會裡對這些問題言所欲言，否則，就不如站起來離開吧，再不然，就坐着什麼也不做。」全院於是寂然無聲。
後來還是納撒利爾·里奇爵士打破了沉寂。他說，「現在我們必須講話。不然，就永遠不開口吧。當國王與國家處於禍患之中的時候，我們還默不作聲，這是很不恰當的。現在的問題是，即使我們閉口不言，我們能得到安全嗎？得到還是得不到呢？我曉得不說話對我們自己是較為安全的，但是我們所服務的人們卻不安全了。我們應該為他們設想一下：有些施政工具應予改革，我們所擔心的是陛下的安全，國家的安全。難道我們就坐着不動，不做事，然後就各自分手麼？讓我們到上議院去，說明我們的危險處境，以便我們帶着我們的請求，一同去見國王。
下議院突然從目瞪口呆變成一片狂怒。議員們全部站了起來，秩序混亂到極點，大家同時發言。柯頓先生說道，「國王原是個再好不過的國王，是國家的公敵弄得他對他們言聽計從；讓我們現在打定主意將這些仇敵找出來；我相信上帝將送給我們以靈心巧手和利劍，殺盡他與我們的全部仇敵。」年老的科克回答道，「我們不許你們干預國政，亦不許你們干預大臣們，這句話不是國王說的，是公爵說的。（全場聽了這句話，都大聲喊道，「是他，是他。」）議長離了位，秩序大亂起來，無人想叫眾人安靜下來，因為最謹慎小心的人們也無話可說：即使那些畢生不曾動過氣的人，有時也認為真該發火。
當沸騰的議院正在要議決最激烈的議案時，議長偷偷走出去，趕快將國王危險臨頭的情況告知他。恐怖從議會到了宮廷。翌日，有人來議會傳達溫和一些的信息，以解釋昨天激怒議員們的那番話；但是空言不足以平息眾怒。眾議員們仍然是很激動，他們討論白金漢召募日耳曼兵的問題，說公爵不久就要登舟出發了；有一個議員證實前天晚上有十二個日耳曼軍官到達倫敦，又說還有兩條英國船奉命運兵。國王要的款項仍然無着。查理與他的幸臣們害怕再激怒勢力日見高漲的反對派。他們深信完全批准民權請願書足以平息一切。國王到了貴族院，下議員們也聚集在那裡（6月7日）。國王說，他們猜想他的第一次答覆含有別的意思，他們猜錯了；他現在願意提供一個排除一切懷疑的答覆。於是重新宣讀民權請願書，查理用向來用慣的形式答道——「願如所願地定此為法律。」
下議員們得勝回院，他們終於取得了國王對英吉利人民權利的莊嚴承認。這件事一定要付諸公布，於是決定，將民權請願書連同國王最後的答覆刊印出來，散發全國。不僅在上下兩院備案，還要在威斯敏斯特諸法庭備案。於是供給款項的議案也明確地通過了。查理以為他所受的苦難已經過去了；他說，「我已經盡了我本分；這個議會若是得不出好的結果，那是你們的罪過，與我無干。」
但是老毛病不是這麼快就能治好的，一個惹怒了的民族的雄心壯志，也不是得了第一次勝仗就會安撫下來的。通過權利法案顯然是不夠的。只有改革的原則算是完成了；但是若不同時進行實際的改革，有了改革的原則也是無用的；要保證進行實際的改革，非改革國王的內閣（或樞密院）不可。現在白金漢仍然保持着他的地位，國王接二連三地不經議會認可就抽取關稅。眾議員們經歷過拖延的危險，現在明白啦。他們為激情所蔽，一時看不見過於驟然以及過於猛烈的要求的危險，加上傲氣和仇怨同滿足需要的本能交織在一起，議員們就決定毫不耽延地作最後的一擊。他們在一個星期之內，起草兩篇抗議書，一篇反對公爵，一篇聲明噸稅和磅稅與其他捐稅一樣，只有依照法律，才許實行徵收（6月13日，21日）。
國王很不耐煩了，他決定至少要使自己得到一點休息時間。他走到上議院，傳下議員們來，並叫議會休會。
兩個月後，白金漢被人暗殺了（8月23日）。刺客名叫費爾頓，在刺客的帽子裡，縫進了一張紙片，上面提及上議院最近的抗議。費爾頓既不逃走，又不為自己辯護，他只說他認為公爵是王國的敵人，問他有無同謀，他只是搖頭。死的時候神色泰然自若，不過供認他做錯了事。
查理見公爵被刺，大為震動，並為群眾由於此事而表現的歡樂而大發雷霆。在議會閉幕的時候，他曾努力博取公眾的歡心，其辦法是約束宣傳消極服從的教士們，尤其是嚴厲對待天主教徒，國王與國民之間的每一次和解，天主教徒總是被當做替罪羊的。刺殺白金漢公爵，人民方面認為得了解救，卻使國王重新採取暴虐手段。他又重新寵幸議會的對頭們：議會所控告的蒙塔古博士，反被提升為奇切斯特主教，貴族院曾經譴責過的梅因沃林博士反而得了一個肥缺。勞德主教 久已以狂熱崇拜君權至上及教權至上聞名，現在升任了倫敦主教。國王辦理國事，其行為大都與當時朝廷的下列利益相符合：雷厲風行地徵收噸稅和磅稅；不合法的法庭繼續使法律脫離正軌。查理不動聲色地回到暴政的老路上去，現在又比從前多了一些成功的希望：他從民黨里分離出了他們最傑出的領袖，最超群的雄辯家。托瑪斯·溫特沃思爵士不顧他從前的朋友們責備甚至威嚇，受封男爵，參加了樞密院；皮姆與他最後一次以友誼相見同他話別的時候，說道，「我將和你在威斯敏斯特大廳相見！」但是溫特沃思雄心勃勃，趾高氣揚，卻拚命向上爬，追求榮耀，他萬萬沒有料到，後來有一天，他會變作遺臭萬年的戕害民權自由的大罪人。其他變節的人也繼他而起； 查理現在有一班新的顧問環繞在他左右，這些人比白金漢更為穩重，又更有才幹，卻不象白金漢那樣被人鄙視，他眼見議會第二次開會在即（1629年1月20日），毫不擔憂。
下議員們一開會就進行查證權利法案發生什麼效果（1月21日）。他們這才曉得，附加於權利法案後面的，並不是國王的第二次答覆，而是那條規避問題因而被議員們拒絕的第一次答覆。國王的印刷官諾頓承認，就在國會體會的第二天，他就奉命如此改換法案的文字，其載有真正答覆的印件，全數壓下不發。查理對於這個真正答覆曾誇口說，「我已盡了我的責任，別的我就不管啦。」
下議院索取印刷的文稿，證實果真是發生了偷換事件。他們不再說什麼了，好似覺得若把這樣嚴重背信棄義的事公布於天下，實在太難為情了；但是他們不聲不響，卻並不預示一切已經銷聲匿跡。
於是對政府太過容忍天主教徒的攻擊又起，也反對縱容錯誤的教義，反對道德淪喪，反對用人與授勳不公，反對非正規法庭的枉法行為，以及反對對人民權利的藐視。
下議院情緒十分激動。有一天，他們卻很安靜地並頗表好感地聽取一個新人物演說，這個人衣冠欠整，儀容普通，也是第一次對他們講話，他用很憤慨而滿不在乎的語調痛斥一個主教過於縱容一個無名的教士，他稱之為一個臭不可聞的天主教徒。這個新人物就是克倫威爾。
查理嘗試從下議院手中奪取噸稅及磅稅的讓步，但毫無效果，他召集下議院原是專門以此為目的的。他就運用新的威嚇、新的勸說，他承認他把所有這樣的捐稅，就象所有其他捐稅一樣，都看作是人民對他的純粹惠賜。他還承認只有議會才有權規定合法徵收，不過同時他再三堅持說，這幾種捐稅應該給他終身享用，就如同給過在他以前的大多數前輩國王一樣。但下議院議員們寸步不讓，他們手裡只剩下這一項武器來自衛，以抵抗專制權力了。他們說了許多話，一再以種種藉口拖延，每天必申訴民間疾苦，但也無確切目的，不象從前開會，一定提出清楚確切的議案。因為這個時候他們都被一種激烈的與無名的驚惶所擾，好似覺得將有大禍臨頭，卻又無法防治，心神不定。國王不耐煩了。他們拒絕了國王的要求，卻無求於國王。他們並不要求他做什麼，若是要求的話，他還可以拒絕或照准嘛，他覺得議會裡的氣氛是一片惡意，存心要阻撓政府的工作。有人提到他想使議會休會。約翰·埃利奧特爵士立刻提議（3月2日）作出一項抗議，反對抽收噸稅及磅稅。議長藉口奉國王命令，對提案不交付議決，而議會力主交付表決：議長離了席。議員霍利斯、瓦倫丁等人強迫議長回到主席位子上，儘管宮廷人士竭力來幫助他。霍利斯說道，「你得坐下，等到本院幾時喜歡叫你走，你才能走。」議長喊道，「我不想說我不肯坐下。但是我不敢坐下。」但是現在議員們怒不可遏，他們逼他再坐到位子上。國王聽說議院喧鬧，下令彈壓官將權杖由議院取出，按照習慣，這就會令全體停止討論；議員們逼彈壓官坐在椅上不動，如同逼議長一般，把會議廳的鑰匙也取來，交與一個議員邁爾斯·霍巴特爵士掌管。國王第二次派人去宣布解散議會，這個人看見幾處的門全鎖了，是在內面上鎖的，他因此不得入內。查理暴跳如雷，立即傳侍衛出來，命他們去攻門。但是當時下議員們已經離開，而且在離開以前作出決定，宣布噸稅及磅稅是違法的，無論徵收者甚至交納者都將以叛國論罪。
無論什麼妥協都已成為不可能的了：4月10日，國王到達貴族院。他說道，「我多次到這裡來，以這次為最不愉快，我今天來這裡為的是解散議會，下議院不聽話，這就是解散的唯一原因。他們若以為我是一律地歸罪於下議院的所有議員，那卻又大錯了，因為，我知道在平民代表中間確實有許多再忠義不過的人，只不過是受了幾個陰險的人的迷惑，以致引起不和。正如那些受邪惡影響的人難逃應得之罪一樣，公道也要求我對上議院的人們予以保護與優待，一個好國王是應該這樣對待他的忠誠貴族的。」於是宣布解散議會。其後立刻發布一篇宣言書，內稱：「國王屢次與人民相見，這就表示國王喜歡應用議會辦事；儘管如此，近因在再開議會的過程中，議會權力的濫用，暴露了幾個不良目的，最近的這種權力濫用，已逼使國王不得不解散議會，因此無論什麼人膽敢限國王以召集議會日期，就將以擅權論處。」查理果然說話算數，現在他要實行獨裁制了。